张 芳

漫步在榆林市上盐湾和党岔的山水之间，为的是重温94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寻找一个名叫“永乐”的地方。无定河款款流过，这位历史的见证者，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启示呢？

永乐之战

北宋元丰四年（1081），西夏国内政局混乱，宋神宗乘机调兵遣将，发动五路伐夏战争，意在一举歼灭西夏政权。结果败多胜少，所取得的成果只是收复了银州、石州、夏州、宥州等西夏所占州郡，使疆土稍得向北拓展，边防形势有所好转。为了巩固已有战绩，进一步控制横山（白于山）防线，鄜延路主帅沈括和名将种谔基于长期屯驻的实战经验，提出“筑城迫城，移寨攻寨”的长远战略，建议朝廷分期修筑银州（今横山党岔）、夏州（今靖边统万城）、盐州（今陕西定边及宁夏盐池县之间）、乌延（今靖边镇靖堡）诸城垒，迁宥州（今靖边县西北内蒙古城川）至乌延，形成鼎足之势，以借地利“镇压山界，屏蔽鄜延”。元丰五年（1082）夏，宋廷派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等前往鄜延边防视察，审定筑垒之事。衔皇命的“承议郎”徐禧，到银州一带考察后，否定了沈括、种谔控扼横山的战略构想，拟定在无定河川永乐埭上修筑城寨的实施方案。这个看似简单快捷、可以“一蹴而就”的想法，迎合了宋神宗得胜心切、急于求成的心理，随即得到恩准。徐禧与同行者率8万步骑和16万役夫，于这年八月下旬，在无定河川的永乐埭盛势开工，历时14天，用版筑夯实突击建成土垣新城，奏请皇帝赐名“银川寨”。这个地方正当银州要冲，为夏人必争之地，筑城期间，夏兵就曾多次袭扰，被分别击退。九月初，新城主体刚一竣工、城垛堞墙尚未完备时，西夏即调集30万兵力长途奔袭而来，漫山遍野，集聚于新筑的永乐城周围。徐禧未作及时反击，致使西夏铁骑渡河，抢得胜战先机。夏人步骑围城攻袭十数日，于九月二十日暴雨夜破城而入，拿下这个“在喉鲠骨”般的军事据点。当晚双方血战，场景惨烈，徐禧、李舜举等死于乱军，宋军将校死亡数百人，士卒、役夫损失20余万，钱谷银绢损失更不计其数。轰轰烈烈高调上演的永乐之役一战败绩，震动朝野，宋神宗临朝痛悼，“涕泣悲愤”，三年后饮恨身亡，留下千年遗憾。

永乐之城

这场从兴工建造到城毁烟灭仅一个多月的铁血劫难，发生的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那个名叫“永乐”的城堡位于哪里？因为缺乏具体文字记载，也没有明显的地表、地下文物见证，一直众说纷纭，成为历史谜团。

史志笼统记载，永乐城位于米脂寨和罗兀城之北，西距银州城25里，东距米脂寨50里，在无定河川的“永乐埭上”。从地表径流看，无定河西来，经银州古城北部流向米脂、绥德、清涧，渐呈西北——东南走向。以地面距离计算，银州城东南25里、米脂寨西北50里的地方，正是今天的榆阳区上盐湾及河对岸横山区的党岔王家坬一带，但“永乐埭”指什么地方？无法找到任何历史记载。专家学者和众多文史爱好者曾对永乐城的具体位置作过多种考察判断，比较集中的观点是：榆阳区上盐湾镇上盐湾村古城遗址和横山区党岔镇王家坬村龙泉寨遗址两种。

横山党岔镇王家坬村位于无定河西岸。这个村的石峁山上，有一处宋代营建的龙泉寨。那里残存着西城、东城和腰城高低不等断续存在的城垣，和几处墩台烽燧之类建筑遗迹；城西侧有三眼旺泉涌出的龙眼沟，应是龙泉寨取水源地。此处山岭峻拔，寨城居高临下，可远眺百里大漠群山，俯瞰无定河上下川原；寨城背后有峰峦屏障，东南处有通往罗兀城的间道，在军事防御工程中属于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只是寨城东西狭长而南北逼仄，面积不广，难以容纳大规模驻军及物资储备。尽管多人相信，如此壁垒森严的军事工程应该就是永乐城，但是，城中虽然有大量宋代瓦砾残存，却缺乏与永乐城有关的文字和实物见证，甚至除了方志上有龙泉寨属于宋代建筑的简单记述外，城周围与“永乐”相关的小地名或传说都难以找到，更没有“永乐川”“永乐埭”等名称的踪影，所以判断它是永乐城，目前证据还不够充分。也有说龙泉寨系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所筑，尚待考证。

榆阳区上盐湾一带，历来以产小盐而著称。此地北接鱼河堡，南与镇川相比邻，属汉代独乐县境。上盐湾村中台地（埭）有一个古城遗址，人们称“盐湾古城”。虽然地面遗存损毁殆尽，只有林草和庄稼，但仍然可以看出城址规模不小，轮廓分明，大体呈南北向不规则长方形。从西面一处残存的墙体断层中可以看出，系夯土筑成，层厚约13厘米左右，无砖包石砌痕迹。城里也偶见宋代瓦砾瓷片，说明是宋代遗存不假。城的西北面是因为有古寨而得名的“寨坬”小村，据说山头遗留的古寨门上曾嵌有“永乐仓”石刻匾额（唯一出现“永乐”二字的地方），五十多年前村里修公路时被损毁；村庄的半山腰还有一个土堡遗迹，面积不大，但残垣仍在，旧形宛然；从那里的断壁间向北望去，村人指识不远处是一个叫“铁炉峁”的地方。史志记载，沈括、种谔曾计划在银、夏等州设置盐监、铁冶、钱监、牧马场等，假若铁炉峁就是昔日宋军锻造兵器之处，那么，《榆林市（榆阳区）志》记载的熙宁四年（1071）宋夏罗兀之战中，“种谔率兵攻银州，在铁冶沟（上盐湾一带）被夏兵包围”一事，“铁冶沟”是否就在这个铁炉峁旁边？还有，古城南侧有一条直通佳县的山沟，当地人叫它为“小川沟”。这个小川沟是否当年那个“永乐小川”呢？如果是，那么凭《宋史·地理志》：“（元丰）五年，即永乐小川筑新城，距故银州二十五里，前据银州大川，赐名银川寨”的记载，连同前面所说的“永乐仓”牌匾，还有村人指点古城东北面的大山叫“永乐山”的说法（可靠与否，尚待考证），综合推断，这个“盐湾古城”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永乐城；“前据银州大川”，神宗皇帝赐名“银川寨”，也是有所依据的。

不过，这一判断也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先是徐禧等言，已定永乐下埭作寨，地形险固，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新城去永乐上埭八里”，其中所述显然与现实地形地貌不符。“埭”指坝地或台地，盐湾古城北面是与河川台地相接连，但没有明显的层级落差；其它三面与周围平地高差也不大，仅1—2米左右，谈不上“阻崖”“雄壮”；距离“永乐上埭”（冲击平原山麓的三级台地）远小于八里，甚至直抵山根也不足八里。这就令人难以解释：即使自然界沧桑变迁，也不至于在不足千年的时段中，地表竟失去“雄壮”而变得如此和缓平坦！所以，“盐湾古城”就是“永乐城”，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论证，搜罗更多依据。

永乐之地

仔细说来，永乐之战是由宋夏双方四五十万将士兵丁参加的一场大战役。要将这样规模宏大的军事力量铺排开来，进行为期半月二十天的连续战斗，不是一城一地可以容纳得下，也不是一堡一寨的得失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此可以推断，“永乐城”应是一个中心城堡，它可以是上盐湾的永乐下埭古城，也可以是党岔王家坬山上的龙泉寨或其它地方。但从其仓促建成和低规格配置，以及现有遗址面积，可以断定，它不会有银州古城、或者镇靖堡那样的城建规模和防卫档次，它只是一个草创急就的战时司令部、权宜的部队大本营和供徐禧在城头挥动黄旗调动城外兵马的指挥中心。而要满足这场大战需要的硬件工程，仅有这样一座质量不高、面积有限的城堡远远不够，还得有周围众多卫星式堡寨、工事与之相配合相呼应，以分布兵力，发挥拱卫、策应、后勤保障等诸多功能；而且，16万役夫要同时全部投入工程建设，仅一个城堡工地是难以容纳下来、铺排开来的，必然需要多处排布人力、同时进行施工。所以，整个永乐战场或“银川寨”应该是包括作为主城的永乐城和作为配套性建筑的周围一些堡寨、据点组成的系统性军事工程（包括上盐湾寨坬村“永乐仓”等两三处堡寨遗址等）。2006版《榆林市军事志》载：“在永乐川（今榆阳区上盐湾、镇川无定河川）险要地兴修城池堡寨。筑成永乐城及其附近12个堡寨（结阵堡寨，分布在今上盐湾、镇川及米脂马湖峪、横山孙园则一带）”。内中提到的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以永乐城为中心的结阵堡寨；二是这些堡寨分布的大致范围在今上盐湾、镇川及米脂马湖峪、横山孙园则（王家坬等）一带。这种提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一是因为堡寨群的大致分布符合史志记载的“银州大川”范围，而且这一带当时就有好几处军事要塞存在，现在还留有遗迹，至于是否12个堡寨，另当别论；二是只有这样的堡寨群体，才有可能容纳下双方几十万兵力和体量庞杂的军用物资，也才能铺开那么大的战场，形成那么声势浩大的一场战役。所以，永乐之战的战场应该是以主城为核心、向银州大川上下辐射的大范围地区，所发生的战斗也是以主城为重点、多处交战多次争锋的，其中永乐城的陷落只是战役的最后收场。史料记载的一些细节，如西夏大军的行军路线、“鹞子军”抢渡无定河的方向、夏兵从寨城后山迂回阻击援军等，应该是多个战斗侧面的反映，如果都归纳到攻取主城永乐城的战斗中，势必会有互相矛盾、与史实不相吻合的问题。

永乐之殇

今日的无定河川古战场，风中已没有昔日的悲吟，土里也不见曾经的洇红。县名独乐，川名永乐，城名永乐，战役也名“永乐”，可心中就是乐不起来，因为感觉到沉重。这是历史之殇，民族之殇，也是昨日之痛，以至今日之痛。

一是国策政纲之殇：

宋太祖赵匡胤以殿前都检点的权势，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周主宗训小儿手里夺得皇位，开辟了大宋江山。自身实践使他深知武将权力过重会导致皇权削弱以至龙廷易主，因此登基后十分警惕别人效尤，制定了严格的守内虚外、以文制武的治国纲领，加强中央集权，剪除武将势力，要害部门长官大都由文官担任，就是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长官也基本由文官担任；在边防前线，也以提高偏裨将佐的地位牵制统兵将帅，削弱其独立决策指挥权力；又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屯换驻，频繁调动任免将帅，形成“将无常兵”“兵无常将”，消除了军阀割据、尾大不掉之患，但也导致了驻军之间军令不畅、各自为政、互不联助的局面。这样的国策使宋朝成为文治成风而武备不足、屡受外侮侵凌而软弱无能、最终亡身灭国的一个特殊朝代。元丰四年（1081）五路进攻灵州的行动，就因为各路将领关系不协、相互牵制而作罢；第二年的永乐之战中，给事中徐禧的骄横独断，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屡获胜战的名将种谔、冲锋陷阵的副总管曲珍等人遭排斥被屈从也是例证。假如徐禧能听取沈括、种谔、曲珍以至高永能等老帅宿将战略、战术上的部分意见，参与他的决策指挥行动，整个战役绝不会输得如此一败涂地。事情总是这样，矫枉过正往往适得其反，皇室惧怕武人跋扈觊觎政权，百般压抑牵制之，又委重任于儒臣、内侍，致使国士捐躯，生民涂炭，国运兴衰顷刻异势。皇族哀，国人苦之；宋人痛，后人伤之。

二是权臣显贵之殇。

宋廷重文轻武的国策得以彻底执行，很多重要职务都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朝廷对士大夫恩宠有加，礼遇空前，士大夫们位高权重，待遇优厚，连处罚都罪减一等，因此也惯起了文臣显贵们骄横跋扈的毛病。给事中徐禧是靠科举进士步上高位的儒生，文韬可以，武略缺失，没有领兵实战的经验。宋神宗派其去鄜延前线考察筑城防御事宜，他竟刚愎自用，否定了长期主政陕北前线的沈括、久经沙场的种谔所提出的长远战略，草率拟定筑城永乐的大计；又独断专权主持筑城、指挥战斗，以睥睨一切的骄横态度、立功取富贵的投机心理、“王师不鼓不成列”的腐儒观念和两脚书柜式的教条法则，与灵活机动、骁勇善战的西夏军对垒，终致兵败城毁，千万人陪着肝脑涂地。这是当事者的不幸，更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一个人的狂妄自大，令万千人为其买单，悲哀！

三是开边兴战之殇。

神宗上位以来，宋朝统治已逾百年，诸多政策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辽、夏威胁尚未解除，百姓生活逾加艰难。宋神宗励志革新，有意开边，在财政危机未得根本缓解、国家实力不足于兴兵耀武的情况下，一改以往对西夏防御为主、稳步推进的治边战略，转而采取厉兵秣马、主动进击的政策。元丰四年，集中五路兵力伐夏，剑指西夏灵州、兴庆府，结果遭遇西夏奇兵突袭，惨败于灵州城下；元丰五年的永乐城之战又以城毁帅亡失败告终，消耗了国力，损伤了军队元气。从此宋军由进攻转为守势，几年后双方息兵，宋廷将已经收复的银、夏等州重要军事堡寨送还西夏，换取双方的暂时安定。本来北宋就因为一直抑兵太过，任贤不专，导致外乏良将，内乏良臣，人才寥落，偏偏神宗听任谀臣附和，宠吏幸功，连年暴兴甲兵，大穷侵讨，结果力不胜任，反被夷狄所制。永乐之战中，拒忠谏而弃良才，任用寡谋轻敌的徐禧，临阵指挥一错再错，致使一子不慎满盘皆输；又在战后贬谪沈括、种谔、曲珍等，有苛责下属诿过他人之嫌，也显得幽明不辨，赏罚有失公允，使忠勇之士心寒，大德高才者疏离远遁。也许神宗皇帝于永乐战败后临朝“涕泣”，在悼亡悲叹的同时，也有些许悔悟愧疚之心。可惜一切晚了，不仅死者不能复生，存者也不见得有多幸运，三年后，这位皇帝也郁郁而终。没有足够的实力，轻言战伐，往往自取其辱，不仅损害国家与平民利益，也要自食苦果的

无定河悠悠流淌，从历史的深处走向邈远的未来。永乐战场就在人们脚下，它用大地的缄默和流水的细语警示人们，历史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胜败得失苦乐悲欢，总在不断循环上演。大道沧桑，且行且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