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东 2022.02.05

高景德先生是我的博士后导师，我是他的首位博士后，从88年回国拜访先生，一转眼34年过去了！值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思绪万千，无限感慨！先生于1996年12月24日匆匆地离我们而去了，当时我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电力电子实验室做访问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震惊。记得7月份去美国之前到协和医院看望高先生，就发现先生伟岸的身躯瘦削了不少，当他看到我和李崇坚博士来了，并看到我和先生一块在《电工技术学报》发表的文章时，分外的高兴和健谈，关切地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甚至还对我即将赴美国进行的科研工作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对他自己的病情却很少提及，且充满了乐观精神。先生在这种情况下还对我们如此关心，除了难以形容的感激之外，我更有说不出的难受，为什么死神的阴影会如此不公地笼罩在高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功业彪炳和宅心仁厚的科学大师身上？我虽然想更多地聆听先生的教诲，但终究还是要离去，想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就再也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了！听到他驾鹤归去的消息，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原本准备在美国呆一年的访问行程，奔回国内，但还是没赶上先生的追悼会，成为终身的遗憾！但他为发展科教事业而奋斗不息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他的高尚品德成了我一生工作和生活的楷模！从他离开我们到现在又过去2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每每想起，历久弥新，不能忘却！

知道高先生的大名还是从那本著名的《电机过渡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开始的。我从小在母亲工作的化工厂摸爬滚打，对化学一直比较感兴趣，文革恢复高考后化学考的成绩比较好，报的志愿都是高分子化工等专业，但却被阴差阳错地录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记得那时电机系大家普遍头痛的一门课就是《电机学》，章铭涛老先生的《电机学》都看得似懂非懂，更不用说研究生课程内容《电机过渡过程》了。幸好大三那年我为了弥补数学基础较差的问题又自学了一遍高等数学，之后突然对《电机学》、《电力电子》和《自控原理》等几门较难的专业基础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举获得那学期全班唯一的一个四门主课（还有一门政治哲学课）全优的成绩！在其后的专业课和研究生全国统考中均取得较好的成绩，还以全系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电机专业的公派出国留学名额。因为要去法国，大学里学的英语和日语都得暂时放下，经过八个月的法语强化训练，我们教育部公派的一百多名留法学子于1983年7月来到巴黎！开学后我又去了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国家理工学院电力电子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因为要搞交流电机控制，才发现最重要的课程除了《现代电力电子学》和《线性控制理论》以外，就是《交流电机过渡过程》了！偶尔在留学生联谊会发现一本高先生的经典著作《电机过渡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如获至宝，虽然数学推导复杂，却成了我课程考试和科研工作最好的参考书！

后来渐渐了解到高先生在电机工程领域是一位功底深厚而又多有建树的科学家。1951年作为国家选派的首批赴苏留学生，他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电机系攻读副博士学位，1956年以“应用于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的凸极同步电机的研究”的论文，被越级授予技术科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万名留学生中第一位在前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大家都知道，前苏联博士学位相当于法国的国家博士，一般是获得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多年后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才能申请正博士，正博士毕业后可直接升教授。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苏联博士制度改革前，我国在前苏联只有五人获得过正博士学位！

高先生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工作和生活了整整40年

高先生于1956年回国后，即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授，是清华大学唯一的跨电机与电力系统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几年后写出了著名的《同步电机理论及其运行方式的分析（复数分量法）》和《交流电机过渡历程及运行方式的分析》两本专著，被誉为电机和电力系统领域的开山之作。他还曾先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科学生产处处长，忘我地为学校和电机系工作了十年，被树为全校又红又专的典型。然而，十年动乱期间，先生成为“白专典型”，受到打击迫害，下放农场劳动，甚至被劝退出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的逆境下，先生只要在学校就每天稳坐在西主楼2区308门口的桌子前，雷打不动的苦心钻研，写出了40多万字的《串联电容引起电动机自激》的手稿，并在文革后很快出版。1978年先生重新担任清华大学的领导工作，任副校长、校党委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同时兼任校科研处处长、研究生处处长等职。1983年至1988 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及第一、二、三届学科评议组电工学科组召集人，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技术科学部常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四届常委及荣誉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三、四、五届副理事长，《现代电力系统丛书》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工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副主编，《电工技术学报》及《电工技术杂志》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攀登计划“现代电能系统运行与控制的新理论与新技术”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等职。他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先生在电机工程领域是一位功底深厚而又多有建树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他为电工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止。“文革”结束后，先生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领导研究集体在学术和科技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硕果累累。他开拓并系统发展了电机复数分量理论和电机动态过程理论；创造性地研究了串联电容引起的交流电动机自激的课题；开辟了电力系统线性与非线性最优控制的研究领域，从而发展了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及其应用技术；提出了电机多回路理论，发展了电机参数辨识及测算的新方法；发展了电力系统过渡过程数字仿真的新方法并建立和不断完善电力系统物理模型实验室，对我国同类实验室的发展起了带头作用。80年代末，他又领导了“电力系统及大型发电设备安全控制和仿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还具有预见性地开拓并推动了电力电子新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他在理论上的创见，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开拓，不仅为清华大学电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而且推动了我国电工学科的发展。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正副理事长高景德和江泽民同志在学术会议上（1981年）

清华大学电机教研组自50年代初以来经过多年的教学、科研的实践，在全国的电机工程学界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如何保持优势、拓宽专业面、发展出新的生长点来，这是电机教研组在80年代继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高先生是电机专业改造的倡导者和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专业内容要随着国民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电机专业要跳出电机的框框。要将传统的电机学科与新发展的电力电子技术、控制理论及计算机技术等相结合，从单纯研究电机内部物理过程扩展到电机的运行控制。为此他多次提出建议，身体力行。早在1984年，他已担任繁重的学校领导工作时，还专门抽出时间在他家中招集系及教研组有关教师，讨论电机专业的改造问题，引导大家积极讨论、统一思想，希望教研组在专业改造方面尽快行动，尽量将电力电子技术引入教学科研工作。他还专门找了科技报上登载的一篇谈论电力电子技术发展前景的文章交给教研组。在高先生的参与指导下，电机专业的发展模式概括为CCCP，即将计算机应用技术(Computer)、电机控制(Control)、通讯技术(Communication)和强电的能源技术(Power )相结合。由于这一发展模式CCCP与前苏联的俄文缩写CCCP相同，高先生又是从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的，因此高先生和教研组有关教师所规划的电机专业改造方向十分生动、明了、简洁。明确了发展方向，电机教研组在随后几年的教学及科研进展过程中，在电机分析与控制、电机电磁场、电机电子系统、特殊电机运行及控制、新能源的开发及节能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扶持电机和电力电子学科方向的发展，高先生招收了电机博士点第一个研究电力电子技术与电机相结合为研究课题的博士生。并且，他鼓励年轻一些的教授、副教授在他指导下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从而扩大了电机专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规模。电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郑逢时、李发海、朱东起、王祥珩等老师都是先和高先生共同指导博士生，之后再独立指导博士生。同时，高先生大力支持中青年教师参与新的学科方向的科研，并以在职方式指导一批中青年教师如黄立培、邱阿瑞和苏鹏生等同志完成硕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在高先生的带领下，电机专业在专业改造后有了一支能适应新学科方向的骨干教师队伍。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力系统和大型发电设备安全控制和仿真”的建设过程中，他力主并坚持设立“电力电子与电机控制”分室，为电机系发展电力电子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我1987年底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前考虑回国时，面临几个选择，一个是追随我们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大师兄宋健（也曾在前苏联获得正博士，时任国家科委主任）从政，还有就是到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先去高校做两年博士后再说，因为当时国家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刚刚建立，待遇方面有些优惠政策，出站后还可以自由流动，于是就开始和清华大学电工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联系。此时清华大学电机教研组在高先生的指导下刚刚把电机专业改为电机及其控制教研组，正好需要电机控制方面的人才。于是，在1988年4月初的一天，我回国后来到清华大学西主楼，拜见了电机系电机教研组主任朱东起老师。朱老师带我参观了西主楼 1区106的两个试验台，一个是曹立宇博士的博士课题试验台，可控硅电流型变流器带双三相同步电机调速系统，采用Intel 8051 CPU做控制器，导师是高景德教授和李发海老师；一个是梁寒韧硕士的课题实验台，可控硅电压型逆变器带异步电机矢量控制，采用Z80 CPU做控制器，修改程序用录音机的磁带，导师是周明宝和瞿文龙老师。朱老师尴尬的微笑着说，我们就这样的条件，所以收到你联系博士后的信件后，大家经过共同讨论，并向高景德校长作了汇报，一致认为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帮助我们把实验室搞起来，高先生也同意你做他的首个博士后。当时听得我顿时热血沸腾，从此就认定清华了。因为，自从1987年12月底博士答辩后，我从巴黎到伦敦，又到香港，再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工学院）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北京清华大学，虽然感觉他们的实验室条件都比清华强，华中工学院甚至答应不管婚否，两室一厅的房子马上就给，但我还是认准了清华大学，除了这里离家较近以外，高先生和教研组朱老师诚恳的态度着实令我感动。

1988年5月，成立了李永东博士后工作指导小组，成员包括高景德先生，原系主任杨秉寿先生，李发海老师，还有朱东起，周明宝和黄立培老师。因为高先生当时是清华大学校长，不可能经常来系里，所以就由杨秉寿先生牵头组织开会和讨论，他同时也是当时教研组电机控制和调速小组的组长，所以见面多些。杨老师虽然从系主任和系党委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了，但是每天早上九点必来实验室转一圈，看看有什么事情和需求，同时帮助我们联系高先生。有一件事儿，现在想起来还很好玩。当时博士后按讲师待遇，国家另外每月补助150元的资料，书报和住房津贴，加在一块250多元了，属于当时绝对的高工资，超过一些教授了。所以每月领工资需要杨老师签字时，他会自言自语道，你挣得比我还多！杨老师是解放前的北京大学地下党小组的成员，据说和胡启立一个小组的。每次听他这样说，搞得我很尴尬，更加感觉到国家当时为了建立博士后制度还是下了大本钱的，不干出点名堂来，真是不好意思。甚至我还在想，博士后工资一直在涨，让其他老师如何安心工作，没想到几年后，教师的工资也涨了，但还是赶不上研究生毕业以后的待遇。当时教研组在职教授有三名，高景德，陈丕章，郑逢时先生，其他老师都是副教授和讲师，杨秉寿老师算退休教授，但每天还来一趟，学生答辩或有事需要讨论时就参加。

1988年5月底，在我写了一个交流电机调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报告后，高先生希望能见面谈一谈。于是在杨秉寿老师的带领下，李发海，朱东起老师和我在某天晚饭后一块来到高先生的家。见高先生之前，我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心想老先生是我国留学苏联万名学子中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苏联博士学位比较难，大部分留学生都是获得副博士学位，文革前只有四人获得博士学位），又是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一定非常严肃和正式吧！没想到先生是那样随和及和蔼可亲，说话非常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高先生还答应支持我申请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并亲自帮助修改申请书。当大家听说从下届开始他就不再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多少都表达了很大的遗憾时，先生坦然一笑说：“再当几年校长，我连电机都不认识了”。当时真是惊奇先生的谦虚和幽默，以及对学术的执着！

高景德先生和他的首位博士后李永东在实验室（1988年）

在随后的八年中，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电力电子与电机控制课题组开启了一个又一个的对外合作项目。从电力电子硕士点的申报，到一个个项目的鉴定，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和成立，到攀登B计划的实施和博士点的批准，每一步都倾注了先生的远见和心血！在先生和各位前辈的培养和帮助下，我也从一个25岁多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名清华大学的教授，我们电力电子和电机控制实验室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怎能忘，回国之初实验室连数字示波器都没有，我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模拟示波器干项目，抓一个实验波形还得用照相机拍下来，冲洗后的效果不一定能用，实验做起来是何等的费时和痛苦！先生听说了之后立即把学校研究生院的领导叫到我们实验室现场办公，大家纷纷表示“高先生的两条腿不能一条粗，一条细呀！”，于是给我们特批了一台进口的数字示波器的经费，那时的五万元是相当大的一笔巨款！为我们实验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怎能忘，在我博士后出站的报告会上，先生请来了校系的各级领导和学术前辈，对我留校工作给了巨大的鼓励和支持！在1990年1月的人民大会堂首都高校和科技界春节团拜会上，我还幸运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怎能忘，我第一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竟然没有获批准，当时是相当的苦恼，先生作为评审专家组组长也只能尊重大家的意见。他回来后告诉我不要气馁，明年继续申请，并且帮我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把关，甚至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一一帮我修改，终于在第二年拿到我的第一个国家基金项目！其后的霍英东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也都顺利的获批！这对当时课题组的科研工作是一个莫大的支持！

怎能忘，留校后，在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时候，先生又请来国内知名专家帮我们把关鉴定，后来就有了《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的报道，吸引来了众多的企业单位慕名而来谈合作！后来，先生还为我的职称问题的解决操碎了心！

怎能忘，每次博士生开题和答辩时，先生都非常重视，总是准时来到实验室，“研究生要发挥更大作用！”他谆谆告诫我们。而在先生70大寿，大家纷纷不约而同地来到先生家里的时候，却发现先生完全不记得这个事！

......这个单子还可以很长很长。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和体会到的先生的关怀和帮助，实际上先生对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和我国电工学科的贡献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

高景德同志与朱镕基同志在电机系(1992年)

     由于在科学技术领域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先生于1980 年即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会士(Fellow)，并被载入国外出版的国际名人录中。他先后获得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一百周年奖(1985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199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荣誉证书(199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84年,1995年)、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中国)第二届“孺 子牛金球奖”中的最高奖一杰出奖(1996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1996年)、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997年)。

高先生的著作都成为电机和电力系统领域的经典

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恳耕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学位制度的建立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回国伊始，高景德教授即担任清华大学科研处第一任处长，主持科研、生产、研究生、设备实验室等方面的工作。由他主持制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不仅使清华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而且对我国研究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生本人在我国电机和电力系统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他直接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有的成为中科院院士。80年代以来，他先后培养出电机和电力系统两个专业近30名博士。1978年后，先生在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和校长的10年中，与学校其他领导一起，明确提出了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目标。他提出了“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办学方针，进行了涉及本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制度等旨在提高教学质量的系统性改革，初步建成了以工科为主体的包括工科、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培养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在教学上形成了专科-本科一研究生和继续教育等一套比较完整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的科研基地。特别是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在国内高校首批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并在研究生招生、培养、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使在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在短短几年内，由五六百人增加到近三千人，培养规模大幅度提高。同时逐步探索并积累了一套多模式培养研究生的途径，使学校进入成批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阶段。先生高瞻远瞩的办学方针和他主持下卓有成效的各项改革，为后来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并建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教学科研型大学奠定了基础。

先生淡泊名利，孜孜不倦，从教50年，把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1988年，他离任清华大学校长岗位后，依然为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止，继续进行着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他始终关注着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指导完善研究生管理制度。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常委，他对我国的改革与建设，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和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向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递交了旨在办好一百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有若干所达到国际较高水平的大学的“211工程”实施提案。这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影响。

先生在学术界教育界享有崇高威望。他学识渊博而诲人不倦，身居要位而从不居高临下。他营造的教学和科研氛围使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都深受教益，他的谆谆教诲对青年们的成长更是有着深远影响。他教育青年学生从入学之日起，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教育他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在学业和思想品德上皆堪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生和祖国需要的优良人才。先生功勋卓著，但从不居功自傲，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真实坦诚，尤其是他作为一代科学大师所具有的伯乐精神无不为人称道。由于他善于团结和组织他人一起工作，并提倡不同学科、不同学术流派和风格的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切磋，因此，在学术上赢得了众多合作者。他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工卷》就是几百名专家教授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结晶，也是电工学术界的一部代表作。在他的倡导下，科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联手出版《现代电力系统丛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他为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又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热爱科学、尊重同行、关心青年、团结合作的精神受到了科技界和教育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先生对国内的同行和人才的提携也不遗余力！海军工程大学的张盖凡教授是1956年认识高先生的。那年秋天，他和东北工学院的高宝贤同志一块来清华进修，师从高先生学习电机过渡过程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当时先生正在写那本《交流电机过渡历程及运行方式的分析》的专著，同时给学生讲授这门课。高先生的这本专著，理论很深，包含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大家在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就经常去请教他。他视学生为该书的第一批读者，对大家提出的疑难问题很重视，除了耐心指导外，还要求大家多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提出怎样讲法更好懂的意见。为了使著作更加完善，先生以油印讲义的形式作为教材发给学生，经过多次教学试用和反复修改后，才于1963年正式出版。高先生对这本书精益求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终于写成了我国在电机过渡过程理论方面的第一本经典著作，物理概念清晰，读起来津津有味、引人入胜，其学术权威性至今不减。张盖凡教授后来又把自己的学生马伟明送到清华大学电机系高先生门下读博士，那时先生年事已高，就推荐了自己的同事郑逢时教授做导师，先生在病中还审阅了马伟明的博士论文，并写好了评审意见，但不能主持论文答辩了。马伟明96年毕业后成为我国海军现代化装备研发的带头人，在41岁便荣获我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先生还发现了冶金部自动化院的李崇坚是一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主动吸收他为论文博士，并针对他的特点，要求在理论上要有较大的提高。该同志担负的工程项目很重，工作非常繁忙，但先生指定他阅读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与参考书，写综述报告，一遍一遍地修改，直至满意为止。在读期间，他除了圆满地完成学习任务，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还结合工程项目在理论上提出一项控制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并将该方法用于工程实际中，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轧钢设备的国产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生对自己要求是很严的，到过他办公室和家里的同志，对他简朴的作风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学校考虑他作为清华的校长，校外活动又较多，和过去几任校长一样，准备给他相对固定一辆小车，他得知后坚决予以拒绝。他说：“用车时能从车队要到办公车就可以，千万不要为我配专车。” 先生患病后，依然乐观坦荡，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已卧床不起、病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把科教事业搞得更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关心着科教兴国大业。正如他的继任者，清华大学前校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孝文同志所说，高景德先生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的那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现在每当我坐在办公室，望着主楼前面一幢幢现代雄伟的建筑，就想到正是在先生的力主下，当年这一片菜地和村庄被购入清华大学，为我校新世纪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想到这些，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实现高先生的遗愿，为贯彻科教兴国方针，为把我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高景德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