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晶 徐娜

阎揆要，陕西佳县人（1904—1994）。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军事理论研究工作领导者。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回首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榆林地方史，一批杰出人物闪耀其中。他们大多在青年时期怀抱崇高理想，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不止，开国中将阎揆要就是其中之一。

他奋勇报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弃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投身革命；他忠贞爱国，在“西安事变”中守住阵地；他如履薄冰，在国民党部队中做了12年地下工作，发展保护了一大批中共党员；他足智多谋，是彭德怀不肯放走的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他淡泊名利，共和国将帅授衔时他不争不辩，留下“不要三星要两星”的佳话；他甘冒风险，为国家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

今年7月，正值暑热从陕北大地蒸腾起来，蜿蜒的黄河水从佳临黄河大桥下奔腾流过，两岸一片葱茏景象，阎揆要将军的家人一行来到黄河岸边的小城佳县，从这片土地开始寻觅前辈的足迹。

阎揆要的女儿阎玲、外孙女闫红齐、外孙阎高战、外孙女婿黄国桂一行此番回到阎揆要的老家佳县阎家峁，除了寻找阎揆要的足迹外，还为了捐赠，将老家的窑洞捐给佳县以做革命遗址之用。那里，既是阎揆要的故居，又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毛主席的居所。

借50块大洋上黄埔军校

1904年，阎揆要出生在佳县刘家山乡阎家峁村的一个耕读世家。父亲阎宝贤是乡里的读书人，在村里、县里兴办教育，是葭县县立乙种农业学校首任校长。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了阎揆要勤奋好学、纯朴坚毅的性格。
当时清朝腐败，阎揆要的父亲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给阎揆要脑海里种下了要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要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念头。

17岁时，阎揆要考入榆林中学。当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了振兴教育事业，竭力聘请名师讲学，魏野畴、李子洲等一批年轻的大学生先后来到榆林中学任教。阎揆要和刘志丹等人在这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新思想的启蒙驱使着这批年轻人成为中国西北革命的先行者。

阎玲是阎揆要的四女儿，说起父亲的成长之路，点点滴滴都铭记于心。“那时候孙中山开始实行三民主义，1924年，我父亲从榆中毕业后就想去北平，去追随进步的思想，但是因为我爷爷出资办学，家里的经济条件已无法支撑他去北平求学，甚至连路费都凑不齐。后来就向现在神泉堡高景德的上辈借了50块大洋，去了北平。”
阎揆要当时来到北平后，打听到孙中山正在广州筹办黄埔军校。通过于右任的引荐，他与杜聿明等11位陕西籍青年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生。

“我父亲当了一辈子军人，始终保持军人风度，从青年至暮年，他的穿着从来都是整整齐齐，连风纪扣都系着。坐站行走，腰板笔直。我父亲在榆中读书时就很注意锻炼，他告诉我，他把沙袋绑在腿上锻炼走路，就是提前为革命做准备，所以到了黄埔军校以后，父亲很快就养成了军人的生活作风。”

抗击蒋军7天不得进西安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阎揆要先后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1926年，阎揆要经谢子长、杨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第二年10月与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一起，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立了陕北工农革命军第一游击支队。

“我父亲入党以后，前期主要是搞兵运工作，即把一些原来陕北的武装力量争取到革命队伍里来，成为游击队的力量。所以他经常跟土匪打交道，在工作中他也要保持高度警觉。有一次父亲到了土匪窝里，睡到半夜发现不对劲，他叫醒大家连夜逃跑。如若不跑，当晚就成为土匪的刀下亡魂。父亲后来说起这件事，都感觉心有余悸。”阎玲说。

1928年初，清涧起义失败以后，阎揆要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杨虎城听说阎揆要毕业于黄埔军校，就安排他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负责训练士兵。该团后来扩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阎揆要任团长。

据榆林党史专家马航讲述，“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亲日派派兵“讨逆”，西安周围重兵压境，阎揆要遵照周恩来的亲笔指示“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亲自率领部队在赤水、蓝田一线，阻击蒋军的进攻，守住了西安东大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突出贡献。

14个昼夜血战忻口

阎揆要根据上级的指示，在他的团里秘密建立了中共组织，营、连都成立了党支部，排建立了党小组，并很注重吸收爱国青年入党。全团党员发展到近300人，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在带兵过程中，阎揆要除了训练士兵以外，还抓他们的学习，队伍里的气氛非常好。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揆要临危受命，在山西忻口保卫战中，率部与日军血战14个昼夜，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所守阵地无一丧失，受到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嘉奖。

忻口战役中，阎揆要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威风，但也让他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部队的本质。1938年秋，根据党组织指示，阎揆要退出了国民党军队，直接参加了八路军。

马航讲道，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得知阎揆要辞职，派说客登门劝他留下，并表示如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则可做大事做大官，但阎揆要义无反顾地回到革命队伍。

此后，阎揆要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参谋处处长、军政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等职，在艰苦险恶的敌后斗争中，坚持平原抗战，粉碎日寇的多次“扫荡”和“清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要三星要两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阎揆要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48年6月，他出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他先后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和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兰州等著名战役。

马航说，那时候，毛主席向彭德怀提出调阎揆要到中央军委工作，彭总不太乐意，因为这个人对他非常重要，一是阎揆要是陕西人，熟悉陕西的地形地貌；二是阎揆要与胡宗南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同班同学，对付当时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部队更有把握。
1949年九十月间，在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的整个行动中，阎揆要负责协助彭德怀指挥，以及对军委、各兵团及各军的协调联系和具体的组织工作。

据说，彭德怀对这次7万大军进疆的组织工作很满意，叶剑英称阎揆要是“参谋工作的楷模”。

1955年9月，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按阎揆要的职务、资历和功绩，本应该授上将军衔，由于干部部门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按他1938年回到八路军的时间计算，所以只评为中将，同时也未授予他“八一勋章”。

“后来组织上来给他补授上将，我父亲拒绝了。他说他没有参加长征，没有走过草地，也没有参加五次反围剿。”阎玲回忆道。

阎揆要于1957年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先后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派科学家“出差”免遭迫害

新中国成立后，阎揆要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

在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的领导下，阎揆要带领全院逐步形成一切为科研服务的良好风气，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

“说起我伯父，不能不提‘文化大革命’那一段。”阎揆要的侄子阎成有回忆道，“他为国家保护了一批科技人才，意义重大！”

1966年“文革”开始，军事科学院也卷入了这场灾难。阎揆要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坚持原则，积极协助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粟裕，尽力保持全院的稳定。“造反派”把矛头对着院领导，硬说他们是“三反分子”，并准备将“材料”上报军委和中央。阎揆要坚决支持粟裕的意见，以情况没有核实清楚不能上报为理由，保护了院领导。

1967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召见阎揆要，介绍国防工业系统面临的严重局势，指示阎揆要带队进驻第七机械工业部，那里有一大批航空航天科学家，要尽快稳定该部的局势。阎揆要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排除“造反派”的阻力，亲自带队进驻七机部执行军管任务。

刚进驻七机部时，派性斗争很激烈，时常发生流血事件。当两派逼迫要他表态时，阎揆要任凭他们怎么围攻，就是不表态，并耐心做工作，制止武斗。

当时，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大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经常挨斗，有的甚至遭迫害致死。阎揆要不怕背黑锅，不怕引火烧身，向周恩来呈上紧急报告，要求采取断然措施保护科学家。后经周恩来批准，将科学家们分别以出差的名义派往试验基地，使他们免遭迫害。

对此，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阎揆要不是支左，而是和稀泥、包庇坏人，并反映到周恩来那里。阎揆要向周恩来汇报时说：“我就是‘和稀泥’，至于包庇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将来再说。”周恩来点点头，紧紧地握住阎揆要的手。
让家人扎根农村荒原

在军事科学院，阎揆要一家人住在家属院的一套50年代盖的旧房子里，按标准面积也差一半，营房部门多次提出要调换，都被他谢绝了。这套旧房子年久失修，墙皮都掉了，管营房的人看到后说这个房子该修一下了。“我父亲住进来的时候，公家配有沙发，后来时间久了，沙发套着的布罩都破旧掉色了，还有两个藤椅，藤条都裸露破旧了。我父亲只同意换了两个藤椅。他这套房子一直住到去世。”阎玲说。

在旁人眼里，阎揆要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许多人找上门，求他办事，批条子。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的公事，阎揆要都一口答应，为之奔波忙碌；为了私事和个人利益，阎揆要都好言相劝，一律拒绝。

阎揆要的另一侄子阎守新说：“1969年，我从学校毕业后，一时间工作没着落，于是我去北京找伯父安排工作。但他对我说，‘你在农村很好，农村文化人少，你要好好利用你的文化知识，把家乡建设好。’伯父送了我一提包干部必读的精装书，乡政府文书问我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我高兴地说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阎玲在北京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原子城的核武器研究基地，地处西北荒凉之地，条件异常艰苦。“玲儿，艰难困苦、复杂多变的环境，对青年人来说，是很难得的锻炼场所，一个青年，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场所锻炼，并战而胜之，是得不到真正的知识的。”阎揆要给女儿的信一直鼓励着阎玲在艰苦环境中开展研究工作，她40多岁时才根据组织安排调回北京的研究所。

促进佳临黄河大桥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阎揆要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

1984年后，他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顾问，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他还是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的召集人之一、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我军的战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支持。
阎揆要晚年依然坚持每天早晚锻炼身体，回到书房便伏案工作、答复信件，凡是给他写信的，无论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群众，他都一一认真回复。对战友后代家属需要的证明材料等，能帮助的他竭尽全力，绝不推脱。

对于中央的指示，阎揆要总是以身作则。1982年，邓小平要求党政机关精简整编、整顿作风，阎揆要一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恳请免去他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邓小平拒绝了他。1987年，他再次打报告申请退休，才得以批准。
1984年，阎揆要考察西北建设，一路西行，走过山西、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回到老家佳县阎家峁的时候，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离乡数十载，少年已成暮年，但阎揆要对家乡的情感始终深厚。佳县与山西临县就隔着一条黄河，交通不便，当时佳临黄河大桥正在筹建，阎揆要听到了这一消息，积极打报告，写信说明情况，极力促成了“天堑变通途”的大事。

假如将军能看到家乡巨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阎揆要的后人们踏上陕北这片热土，忆及将军一生戎马、一生忠诚，数次落泪。阎玲说：“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革命遗址留下来保护好，让后代人能继承革命遗志。我们这次回来，就是要捐出父亲的故居，让后代都能知道革命先辈多不容易。”

看着佳县、榆林一派欣欣向荣之势，阎玲激动地说：“1984年，我跟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就知道陕北又穷又落后，完全是靠天吃饭。这次一看，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真是特别激动，我父亲要是能活到现在，不知会有多高兴，他对故乡的热爱是无比赤诚的。”

1994年，阎揆要在北京病逝。在他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和高风亮节。
在他去世的挽联上，这样概括着他的一生功绩：

“黄埔平叛显君义，清涧首义显君勇，冀豫抗日显君忠，西北解放显君智，北京治学显君才。征战八千里，功居人先，利居人后，其生也荣。

“临危奉命曰公节，高位让贤曰公让，功高不傲曰公廉，淡泊明志曰公俭，同袍同泽曰公仁。革命七十载，喜为民乐，悲为民忧，其逝也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