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金义

江南震泽贡生吴其琰康熙初年在清涧任了6年知县，他眼中的清涧人是“尚气概，先勇力，厚重质直。”这是他主编《清涧县志》时写下的话，对清涧人的精神世界分析的颇为到位。明末直臣惠世扬家族就是这种精神气质的的代表。

在明王朝中晚期，清涧县出了一户惠姓官宦人家，他们先居王家湾，后迁居惠家岔村（当今的小岔子村），嘉靖三十四年（1555）登上政治舞台，至明亡90年间，四代5人为官，文3武2，最大的为2品大员。文官清正廉洁，武官忠勇节概，忠于大明，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这个家族核心人物是2品官惠世扬。世扬字抑我，号元儒，生卒不详，约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在世。明末直臣、著名的东林党人，曾任給事中，大理寺少卿、卿，刑部左侍郎，崇祯十五年五月（1642），被推为阁臣，尊称为惠阁老，其实入阁只有半年，又被罢了官。明史无传，他的事迹散在明史他人传记和其他文献中。在清涧县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民间把他“神化”了，有着童年夜间行走“肩悬天灯”与“城隍爷礼让”“土地爷畏命”的传说。（见《惠姓春秋.惠阁老的传说故事》）。

惠世扬出身官宦之家，祖父为通判、父亲为为户部主事，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三十五年（1607）与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钱龙锡为同榜进士。初授华阳（治所在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知县。因政绩显著，擢升刑部给事中。给事中是谏官，虽然官仅七品，却是“品卑而权特重”，一方面在皇帝左右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一方面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还要参与大事的廷议，大臣的廷推，大狱的廷申。他忠于职守，直言进谏，刚正不阿，名满海内。党争炽烈时，曾“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阉党所侧目。“党争”，是指万历后期朋党之间的互相攻击。何为“朋党”，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为：“为争夺权势，排除异己，而纠结在一起的宗派、集团”，明朝晚期，万历怠政，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东林书院的师生们讲学联系实际，讽议朝政，评论官僚。要求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贪赃枉法，反对矿税。这些针贬时政的主张影响很大，前来演讲的听讲的名士越来越多，朝中的一些官员也与之呼应，到了惠世扬步入政坛时，东林书院已成为社会舆论中心。反对他们观点的官员也大有人在，蔑称他们为东林党。这些官员也没闲着，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邦派，出现了齐党、楚党、浙党、宣党（安徽）等小党，浙党势力最大。这些朋党联合起来，政治上依附宦官势力，以攻击东林为首务。东林党人抓住对方的弊端进行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党争。两大政治集团以争国本（太子为国本）为主线、围绕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展开争斗，各有胜负，总体看东林势弱。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皇帝驾崩，太子朱长洛八月一日继位，是为明光宗，改年号为昌泰。九月初一，执政刚满一月的光宗涉嫌红丸所害驾崩，太子朱由校年龄小，光宗的宠姬李选侍僭拟母后挟持，勾结宦官，图谋专权。东林党人展开斗争，勇敢加智谋取得了胜利，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九月初六朱由校顺利登上了皇位，即熹宗，改年号为天启。在这场拥立太子和移宫的斗争中惠世扬一直站在前列。“晚明股肱重臣—张泼”一文中说，惠世扬、张泼赶往东宫门为杨涟鼓劲。还有的野史中说，惠世扬更大胆斥责：“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同她勾结。百度网惠世扬词条中说：“1620年九月初五，张泼与惠世扬赶往东宫遇到杨涟等人，商议李选侍必须移宫一事。后世扬只身入大内，与太监王安确定了抢夺当时还是太子的天启皇帝（熹宗）的行动，为东林党赢得了拥立之功。”（明史杨涟传说这是杨涟干的）。

由于东林党人拥立朱长洛登基有功，熹宗大量提拔任用东林党人，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但好景不长，魏忠贤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熹宗爱做木活、贪玩、不识字的弊病，投其所好，很快讨得熹宗的喜欢，当上了秉笔太监，形成宦官专权，对东林党人展开疯狂逼害，进入明王朝最黑暗时期。

在东林党与朝中邪恶势力斗争中，惠世扬始终站在前列，弹劾的常常是大人物。首相方从哲是浙党的代表人物，在朝中积怨甚多，天启元年（1621），世扬上疏朝廷，列其十大罪状，三可杀。疏曰：“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弊壅耳目，罪六。陷城失侓，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祸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李选侍乃郑妃私人，抗凌圣母，饮恨而没。从哲受刘逊、李进中所盗美珠，欲封选侍为贵妃，又听其久居乾清，当诛者二。崔文升用泻药伤损先帝，诸臣论之，从哲拟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从哲拟赏赉，当诛者三。”东林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拥立的皇帝是个昏君，疏入，熹宗对方极力庇护，世扬反被指责为诬陷。接着其他东林党人，相继劾之，从哲再三提出辞呈，熹宗才批准，最终体面归里。天启二年二月（1622），世扬与周朝瑞、左光斗等上疏弹劾魏党大学士沈凗，熹宗不理。又犯颜直谏，复奏《论宰辅沈凗交通客魏状》，矛头直指客氏、魏忠贤，魏党切齿，“夺疏首世扬俸”。天启五年（1625）世扬不顾个人安危，陈辞为被诬陷入狱的中书舍人汪文言辩解，又被诬为同汪一起受贿，再度牵引。魏党欲置之死地，将其编入《东林点将录》，列为东林五虎将，冠以《水浒》中权阉所憎恶的义军将领绰号霹雳火，罗织罪名，狱中备受酷刑，几濒于死，始终不屈。天启七年（1627）某晚，世扬获悉将被弃市处决，同难友方震孺慷慨悲歌，以示抗议。天明，忽传熹宗生子，世扬等获释。

第二年（1628）毅宗即位，铲除了阉党，世扬被昭雪，任大理寺卿，右中允黄道周崇祯五年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曰：“所闻习者有惠世扬、李邦华......，皆卓荦骏伟，使当一面，必有可观。”继升刑部左侍郎。崇祯十五年五月（1642），被推为阁臣。至时他威望甚高，人称延安夫子。九月，未入阁的大僚肆意造谣廷推不公，皇帝偏听流言，令捕主持廷推的吏部尚书李日宣。世扬“拟于轻比”，崇祯大怒，遂被革职还乡，一度寓居陕西宜川，诗酒自慰。十六年（1643），以副都御使复起，因战乱道阻，逾期未赴，又被削籍为民。阁臣黄京昉等据理力争，皇帝不听，终未赴任。明亡，清顺治年间隐居山西交城惠家庄。之后再未发现他的行迹。他一生奏疏不少，遗存搜集到的只有《两朝实录疏》一篇，为皇帝绸缪，忠心可鉴。他像宋代士人一样，“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离开北京，寓居陕西宜川期间，人生到了谷底。就在这种艰难境况下他仍然牵挂着朝廷，担心着大明江山的安危。自嘲自己是“杞人”，写下了“杞人何事独忧天”的诗句。有诗作存世，他咏黄河壶口诗：“源出昆仑衍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的名句，至今无人超过。

惠世扬的“直”是有“基因”的，继承了祖父父亲的正直品格。祖父惠之翰，字伯召，兄弟三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举人，任山西大同通判。在任不辞劳怨，敢于处理复杂事件。当获悉雁门粮饷多为狐鼠辈所贪，他重锤出击，以法惩处了贪官，使“诸奸胆落”。同时提倡廉洁，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自己身体力行，作出样子。吃的粗茶淡饭，拒收礼物，有古“悬鱼”风。深得民心，离去，“人竟肖像而尸祝之”。致仕后，将老宅让于两个弟弟，自己修缮破旧的窑洞，居住仅能蔽风雨，而宗闾有困难者，捐俸厚助，得利者几数十家。性恬淡潇洒，去世后40余载，还被乡人怀念，崇祀乡贤祠。墓在清涧县城北7里王山。之翰两个弟弟，一个名不祥，一个叫惠之毗，字伯辅，号宾吾，子四：惠懋芳、惠继芳、惠蔚芳、惠延芳。惠懋芳，字德培，为隐士。“少慷慨负志，多直言无隐，初习举子业，补博士弟子员。试不受，遂隐居山庄，蔬圃莳花，课子读书，箪瓢自乐，泊如也。闾里重之。”

父亲惠承芳，号静所，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授署河北曲周县教谕，日讲周程之学，言笑不苟，动作中仪，人称关西夫子。在任有显姓起，策侵学宫旧址，承芳集诸生声其事，立毁屋垣。教育备至，士咸感悦，特建生祠。继升南京工部主事。管理城垣，旧规岁有修理之费，不肖吏胥隐以铁棒，挖其城，上下为利。芳上疏：“城不修，则不圮”，得旨，吏胥无所施其奸，数年间节省缮司金钱数十万。期间还捐俸银修葺方景二公祠，榜曰：“表忠”，有联题于柱，人谓为二公知己。升北京户部主事，不拜归里。捐余俸创立社仓，以瞻族人。道光《清涧县志》赞言：“幼负大志，端严和易，人畏而爱之”，师其型范，与父之翰均入乡贤祠。墓在清涧县城北王家湾。

这个家族还出了两位武将，是惠世扬的小弟显扬与次子渐。康熙十二年修的《延绥镇志》中在介绍惠显扬时说：“父承芳，有五子，而显其季也。”可见惠世扬兄弟五人，而显扬最小。又道光八年《清涧县志》记载：“惠宏扬，字纯仪，承芳仲子”、“弟振扬”。仲子，即次子，是对兄弟排行中第2的尊称。这样就可确定惠世扬兄弟以次为：世扬、宏扬、振扬、显扬。另一名不详。弟显扬与世扬次子惠渐都是延绥镇的将领。显扬，字晦我，以成长不依赖兄世扬的声望，去扬字自异，称惠显。少为诸生却厌薄举子业，白衣从军，思效命疆场。由步卒起，积功至延绥镇中协副将。御军严而有恩，得士卒心。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攻占西安后，遣部将李锦连克三边、延安、绥德等地。十一月十二日自成拜辩士舒君睿携白银5万两招降榆林诸将，同时命李锦、刘芳亮率部7万随后进发，劝降不成即行强攻。榆林总兵王定惧，借口调兵河套，弃城而逃。时巡抚张凤翼未至，城内“士马单弱，人心汹汹”。惠显同布政司都任、参将刘廷杰和卸任总兵王世钦、尤世威及侄子抚夷守备惠渐等议策，推世威为主帅，歃血誓师，简卒乘，缮甲仗，出私财，佐军守。具未备，义军已抵城下，劝降不果，遂于十五日（阳历25）发起猛攻。惠显、世威、渐率众全力阻击。义军起飞楼逼城中，失石交至，显等战益历，坚守7昼夜。义军乃穴城，置大炮轰之，城遂破。显等犹率众巷战，妇人竖子亦发屋瓦击之。既而力不支，惠显与渐俱被俘。义军惜其勇，慰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则以权将军相授。”显破口大骂，义军犹不忍杀，系至神木，服毒自尽。葬清涧县城东80里惠家园则村。惠渐，原名同宽，面对义军诱降，曰：“吾为明朝忠臣，宁从贼沾家声耶！”不降遇难。葬清涧县城南一里西滩峪。两人明史皆无传，事迹散记在明史尤世威、都任传中，康熙、道光《清涧县志》均为其叔侄立传。康熙初年清涧县知县吴其琰钦佩叔侄二将视死如归、忠于大明的壮举，请祀忠孝祠。

惠世扬的二弟惠宏扬也很坚强，勇于担当，《续陕西通志稿》有传，说惠宏扬，字纯仪，对他的评价是“子学不倦，正直谦和”，记载了他机智勇敢、挺身坐牢、备受折磨，掩护弟、侄脱险的事迹。道光《清涧县志》笃行一栏里对此事记载更详：“惠宏扬，幼习举子业。长随父任游南雍，广交南国士，学益进。居乡正直谦和，里人都敬之。弟振扬，素豪放，多仇家，国朝初年，追捕余寇，仇家借端中伤之。宏扬嘱弟、侄，藏匿宜川山中，自己挺身就系，逻卒械至，拷掠甚苦，终不告弟侄所在。坐牢三年，大案方销，始释归。晚年善导引术。一日，忽木浴，具衣冠，与家人诀命。童子颂《孝经》于侧，阐述大义，溘然长逝。年八十有八。”

世扬家族女性也是格守儒家礼教。清涧县志记载，之翰之妹嫁生员鲍玺为妻，鲍任陵县教谕，20岁而亡，守节60载。世扬孙女惠氏年15嫁生员郝熺，郝熺去世，氏年19，遗孤周岁。时屡遭兵燹又逢大灾，日与陪嫁过来的卑女掘草根而食。子长大娶妻生两子又早逝，媳改嫁。氏扶其孙，皆成立。既而蒙孙又卒，孙妇亦再醮，氏又扶其曾孙。艰难困苦，不可甚言。乡人高其节，欲于请旌，氏不许，谓其孙曰：“吾所以为此者，为延血嗣，非博虚名也，……。”年68卒，噫！鼎革之际，子孙相继调零，而一女子抚三世孤，守四十余年，苦节且安平，自晦如此，即须眉丈夫亦所难及，不谓于国中见之。知县温为旌其闾，且褒之以联合云：“始抚子，继扶孙，又抚曾孙，存三世之遗孤，有功宗祠；既遭荒，复遭疫，兼遭兵燹，持一身之苦节，不愧良人。”至乾隆年，题准崇祀。

大明亡了，惠世扬家族彰显出的忠贞、正直、勇敢、廉洁、气节的美德，却激励着后人，至今仍然是陕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附：“给谏改节”考辨 

惠世扬，明末直臣，著名的东林党人，又是明末涉及皇权斗争“三案”的参与者，积极与魏党斗争，显示了他对大明王朝的忠。在全国影响很大，三秦市民敬畏他，“称为延安夫子”。他的这种“忠、直”品格，不可能谄媚于清廷。他又被崇贞皇帝削籍为民，在清初统治者眼里是“废神”，对他十分冷淡，因而清人修的明史没有给他立传。但要写明末的大事，又是绕不过他的，于是他的事迹屡屡出现在他的同僚们的传记中，这些事迹都是正面形象。但在被称为野史的清代笔记中对世扬有另类传言的记载，主要说他晚节不保，接受了李自成授的伪官。这种传言是否有事实根据，有必要作一番考证。

这种传言最早出现在清顺治年间谈迁的《北游录》里，书里有“惠世扬”条，全文不到170个字，曰：“米脂惠世扬元儒。万历甲辰进士。历刑部右侍郎。李自成故牧卒。尝给事世扬之门。及僭位。思世扬。语人曰。得惠先生来。则幸甚。因致书世扬。即至。拜右平章事。时左平章是牛金星也。世扬拥大轿。扬扬出入。亡何。自成败走。世扬从北兵入燕。三年不见用。或闵其困。奏世扬先朝夙望。今年老。如未用。当放归。毋令索米长安也。摄政王从之。世扬还里。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流掠富平。败于米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

到了康熙年间董含的《莼乡赘笔》里，就被上升为“给谏改节”，进行了演议，增加了些情节。这样写道“相传惠给谏世扬，为闯贼所得，慕其名，甚尊礼之。世扬有天赐老臣，以佐陛下之语。给谏先朝直臣，三秦市民不敢呼姓名，称为延安夫子，竟匍匐受伪官。”在之后道光年间成书的《甲申朝事小记》《流寇长编》也进行了发挥。可见，《北游录》是源头，这就要弄清《北游录》是部什么书，他记载的是否是事实。

谈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人，明末秀才，一生贫困，靠给官僚当幕僚为生。对明史有浓厚的兴趣。根据明代历朝的实录与100多人的著作，历千辛万苦，编出了明朝的编年史《国榷》，被吴晗称为爱国的史学家。清顺治10年（1653）义乌名士朱之锡进京任弘文院编修，聘他作记室，他有机会在北京生活了4年。在这4年中，他到过北京不少地方、访问了许多人，有闻必录。受访人群成分复杂，有明朝的降官、二臣、官僚贵族、贵族子孙、还有太监、门客和城乡居民。离京后他将四年的日记、诗作、替慕主写的应酬文字与见闻汇集成册，名为《北游录》。《北游录》纪录得都是明末清初的事，其中一部分是传言，他又不可能核实，遗老遗少们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难免有不实之词。书中上述对惠世扬的纪录，就错误不少。

错误之一，把惠世扬说成是米脂县人。第一句话“米脂惠世扬元儒”就错了，大家知道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为了把惠世扬与李自成扯在一起，把惠世扬也说成是米脂县人。惠世扬祖祖辈辈是清涧县人，不仅清涧惠氏族谱上有世系记载，清乾隆、道光年间的《清涧县志》对惠世扬祖父惠之翰、父惠承芳、弟显、子渐以及他本人立有传。惠世扬家族与米脂县毫无瓜葛。

错误之二，世杨中进士的年代也写的不对。第二句说惠世扬是“万历甲辰进士”，错。实际世扬是万历丁末（三十五）进士，与杨涟、左光斗等同榜。

错误之三，惠世扬的职务也不准确。第三句说惠世扬“历刑部右侍郎”，明代文献都记为“刑部左侍郎”。

错误之四，把李自成说成是惠世扬的门徒。第四五句说：“李自成故牧卒。尝给事世扬之门。”这重是胡猜。从地理位置来看，米脂县在清涧县之北，两县城相距200华里，清涧县城距李继迁寨更远，中间隔着绥德县，他们不可能相识。从惠世扬的经历来看，惠世扬不可能与李自成有交往。惠世扬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进士，已步入士徒，先任华阳令，几年后入京任給事中。李自成出生年龄明史李自成传中没有记载，而康熙十二年成书的“延绥镇志”有明确记载，为“万历二十五年八月”。那就是惠世扬中举的时候，李自成只是7岁的娃娃，中进士的时候，李自成也不过10岁。延绥镇志载李自成“十余岁与回回婆家牧马”、“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惠世扬已在外做官了，怎么会成为门徒。网上的资料不知根据那家文献都说李自成出生于1606年（万历34年），那就更不可能是惠世扬的门徒了。

错误之五，谬说李自成给惠世扬受“右平章”，世扬“拥大轿，扬扬出入”。如有此事，明史、地方志会有记载。而现在看到的正史、地方志都没有对李自成给惠世扬受官的记载。明史把李自成称为“流贼”，传记中对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受官的事写的很详细，对李自成给惠世扬受官的传言，一字未提，说明传记的作者不相信那些传言，根本就没有发生受官的事。延安府城堡同知谭吉璁承延绥镇总兵许占魁令，于康熙十二年修成的《延绥镇志》有“伪顺”一节，对李自成起义到失败纪录甚详，也没有受于惠世扬官职一说。而且还在惠显的评语中称世扬为“东林之巨擘”。巨擘一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为“首屈一指的人物”。李自成及其部下对忠于明朝的臣与将都有敬畏之心，被俘后先是劝降，不从才杀之。对惠世扬也可能有仰慕之心，清涧县民间有惠世扬不喝李自成的酸枣汤的传说。明崇贞十六年冬李自成的义军攻占延安，谋士听说惠世扬被罢官隐居宜川，向闯王建言，世扬是明廷重臣，有安邦治国之才，被崇贞罢了官，肯定对朝廷不满，如能为我所用，是闯王的福分。闯王听了，命立即去请。谋士传言“闯王熬下一锅酸枣汤，恭请阁老来品赏。”是隐喻，你不来也得来。世扬听了，断然拒绝。闯王听了大怒，扬言要杀绝清涧惠姓人。我在惠姓春秋一书中写了这个故事（见再版《惠姓春秋》367页）。即使李自成给惠世扬封官，阁老也不可能接受，没有接受的思想基础。阁老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与明廷是一致的，镇压与安抚相结合，以镇压为主，他被罢官后隐居宜川写的诗篇里也能反映出来。还说阁老坐着轿子得意洋洋的出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任命官吏是崇贞17年1月的事，一个多月之前（崇贞16年的11月）他的儿子惠渐与弟弟惠显坚守榆林城，城破遭害，他精神上受到多大打击，可以说与义军有深仇大恨，他怎会卑躬屈膝匍匐接受李自成的任命，还有“天赐老臣”之语。这些情节话语，很可能是北京不满惠阁老的遗老遗少们编出来的。从“亡何。自成败走。世扬从北兵入燕。”的记载，也可佐证阁老不是大顺政权里的高官，如果是，他一定要跟着李自成进北京，而他没有。这个记载说李自成败出北京后，他才跟着北兵（清军）进京的。民间传说他被罢官、削籍后，压根儿就再没有回京。

错误之六，暗示阁老参加过反清活动。谈文最后说“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流掠富平。败于米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这段记述，意思是阁老被劫持，被迫从事过反清活动。这个记载可信度不大，因延绥参将王永强与高有才反清是顺治六年的事，响应者众，声势浩大。一个多月就占领了陕北19个县城，向关中挺进。但时间也短，很快就被吴三桂镇压于富平美原镇与蒲城石浦川。陕北诸县与富平、蒲城县志在记载此事中都没有提到“劫世扬从军”的事。明亡后，阁老像山西的傅山一样，不与清政府合作，但也没有反清的表现。为避免家乡政府的干扰，他隐居山西交城大山深处的惠家庄。惠家庄村民与清涧惠姓同宗，顺治五年也响应过大同总兵的反清活动。直到康熙初年还不接受清政府的领导。康熙十年交城知县赵吉士带领400名清军进行了血腥镇压。镇压后他支使幕僚夏驷写出详细“平寇”报告，向康熙皇帝邀功。在这篇报告中提到惠世扬。这样写道：“独惠氏、钟氏犹族繁人众，而惠优甚。惠氏籍本陕西，即故明兵科给事惠世扬族也，徙居交山已数世。顺治十年（1653）间世扬以废神避难至交山，寄居惠家庄。诸贼以世扬故显官有名望，敬之。世扬顾不善众所为，屡劝诫之，歧山、艾安佯听受，唯重德颇悔过。”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时的阁老不但自己不反清，还劝诫族人不要再与清政府对抗了。阁老在惠家庄隐居着，谈迁才北游到京，阁老的行踪、思想北京的遗老遗少们这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能捕风捉影的想象。

综上所析，北京那些关于惠世扬的传言尽是些不实之词。可见《北游录》里的记述，道听途说的材料不可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