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文史
明代清涧直臣惠世扬家族
惠金义
江南震泽贡生吴其琰康熙初年在清涧任了6年知县,他眼中的清涧人是“尚气概,先勇力,厚重质直。”这是他主编《清涧县志》时写下的话,对清涧人的精神世界分析的颇为到位。明末直臣惠世扬家族就是这种精神气质的的代表。
在明王朝中晚期,清涧县出了一户惠姓官宦人家,他们先居王家湾,后迁居惠家岔村(当今的小岔子村),嘉靖三十四年(1555)登上政治舞台,至明亡90年间,四代5人为官,文3武2,最大的为2品大员。文官清正廉洁,武官忠勇节概,忠于大明,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这个家族核心人物是2品官惠世扬。世扬字抑我,号元儒,生卒不详,约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在世。明末直臣、著名的东林党人,曾任給事中,大理寺少卿、卿,刑部左侍郎,崇祯十五年五月(1642),被推为阁臣,尊称为惠阁老,其实入阁只有半年,又被罢了官。明史无传,他的事迹散在明史他人传记和其他文献中。在清涧县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民间把他“神化”了,有着童年夜间行走“肩悬天灯”与“城隍爷礼让”“土地爷畏命”的传说。(见《惠姓春秋.惠阁老的传说故事》)。
惠世扬出身官宦之家,祖父为通判、父亲为为户部主事,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三十五年(1607)与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钱龙锡为同榜进士。初授华阳(治所在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知县。因政绩显著,擢升刑部给事中。给事中是谏官,虽然官仅七品,却是“品卑而权特重”,一方面在皇帝左右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一方面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还要参与大事的廷议,大臣的廷推,大狱的廷申。他忠于职守,直言进谏,刚正不阿,名满海内。党争炽烈时,曾“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阉党所侧目。“党争”,是指万历后期朋党之间的互相攻击。何为“朋党”,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为:“为争夺权势,排除异己,而纠结在一起的宗派、集团”,明朝晚期,万历怠政,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东林书院的师生们讲学联系实际,讽议朝政,评论官僚。要求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贪赃枉法,反对矿税。这些针贬时政的主张影响很大,前来演讲的听讲的名士越来越多,朝中的一些官员也与之呼应,到了惠世扬步入政坛时,东林书院已成为社会舆论中心。反对他们观点的官员也大有人在,蔑称他们为东林党。这些官员也没闲着,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邦派,出现了齐党、楚党、浙党、宣党(安徽)等小党,浙党势力最大。这些朋党联合起来,政治上依附宦官势力,以攻击东林为首务。东林党人抓住对方的弊端进行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党争。两大政治集团以争国本(太子为国本)为主线、围绕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展开争斗,各有胜负,总体看东林势弱。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皇帝驾崩,太子朱长洛八月一日继位,是为明光宗,改年号为昌泰。九月初一,执政刚满一月的光宗涉嫌红丸所害驾崩,太子朱由校年龄小,光宗的宠姬李选侍僭拟母后挟持,勾结宦官,图谋专权。东林党人展开斗争,勇敢加智谋取得了胜利,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九月初六朱由校顺利登上了皇位,即熹宗,改年号为天启。在这场拥立太子和移宫的斗争中惠世扬一直站在前列。“晚明股肱重臣—张泼”一文中说,惠世扬、张泼赶往东宫门为杨涟鼓劲。还有的野史中说,惠世扬更大胆斥责:“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同她勾结。百度网惠世扬词条中说:“1620年九月初五,张泼与惠世扬赶往东宫遇到杨涟等人,商议李选侍必须移宫一事。后世扬只身入大内,与太监王安确定了抢夺当时还是太子的天启皇帝(熹宗)的行动,为东林党赢得了拥立之功。”(明史杨涟传说这是杨涟干的)。
由于东林党人拥立朱长洛登基有功,熹宗大量提拔任用东林党人,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但好景不长,魏忠贤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熹宗爱做木活、贪玩、不识字的弊病,投其所好,很快讨得熹宗的喜欢,当上了秉笔太监,形成宦官专权,对东林党人展开疯狂逼害,进入明王朝最黑暗时期。
在东林党与朝中邪恶势力斗争中,惠世扬始终站在前列,弹劾的常常是大人物。首相方从哲是浙党的代表人物,在朝中积怨甚多,天启元年(1621),世扬上疏朝廷,列其十大罪状,三可杀。疏曰:“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弊壅耳目,罪六。陷城失侓,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祸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李选侍乃郑妃私人,抗凌圣母,饮恨而没。从哲受刘逊、李进中所盗美珠,欲封选侍为贵妃,又听其久居乾清,当诛者二。崔文升用泻药伤损先帝,诸臣论之,从哲拟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从哲拟赏赉,当诛者三。”东林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拥立的皇帝是个昏君,疏入,熹宗对方极力庇护,世扬反被指责为诬陷。接着其他东林党人,相继劾之,从哲再三提出辞呈,熹宗才批准,最终体面归里。天启二年二月(1622),世扬与周朝瑞、左光斗等上疏弹劾魏党大学士沈凗,熹宗不理。又犯颜直谏,复奏《论宰辅沈凗交通客魏状》,矛头直指客氏、魏忠贤,魏党切齿,“夺疏首世扬俸”。天启五年(1625)世扬不顾个人安危,陈辞为被诬陷入狱的中书舍人汪文言辩解,又被诬为同汪一起受贿,再度牵引。魏党欲置之死地,将其编入《东林点将录》,列为东林五虎将,冠以《水浒》中权阉所憎恶的义军将领绰号霹雳火,罗织罪名,狱中备受酷刑,几濒于死,始终不屈。天启七年(1627)某晚,世扬获悉将被弃市处决,同难友方震孺慷慨悲歌,以示抗议。天明,忽传熹宗生子,世扬等获释。
第二年(1628)毅宗即位,铲除了阉党,世扬被昭雪,任大理寺卿,右中允黄道周崇祯五年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曰:“所闻习者有惠世扬、李邦华......,皆卓荦骏伟,使当一面,必有可观。”继升刑部左侍郎。崇祯十五年五月(1642),被推为阁臣。至时他威望甚高,人称延安夫子。九月,未入阁的大僚肆意造谣廷推不公,皇帝偏听流言,令捕主持廷推的吏部尚书李日宣。世扬“拟于轻比”,崇祯大怒,遂被革职还乡,一度寓居陕西宜川,诗酒自慰。十六年(1643),以副都御使复起,因战乱道阻,逾期未赴,又被削籍为民。阁臣黄京昉等据理力争,皇帝不听,终未赴任。明亡,清顺治年间隐居山西交城惠家庄。之后再未发现他的行迹。他一生奏疏不少,遗存搜集到的只有《两朝实录疏》一篇,为皇帝绸缪,忠心可鉴。他像宋代士人一样,“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离开北京,寓居陕西宜川期间,人生到了谷底。就在这种艰难境况下他仍然牵挂着朝廷,担心着大明江山的安危。自嘲自己是“杞人”,写下了“杞人何事独忧天”的诗句。有诗作存世,他咏黄河壶口诗:“源出昆仑衍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的名句,至今无人超过。
惠世扬的“直”是有“基因”的,继承了祖父父亲的正直品格。祖父惠之翰,字伯召,兄弟三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举人,任山西大同通判。在任不辞劳怨,敢于处理复杂事件。当获悉雁门粮饷多为狐鼠辈所贪,他重锤出击,以法惩处了贪官,使“诸奸胆落”。同时提倡廉洁,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自己身体力行,作出样子。吃的粗茶淡饭,拒收礼物,有古“悬鱼”风。深得民心,离去,“人竟肖像而尸祝之”。致仕后,将老宅让于两个弟弟,自己修缮破旧的窑洞,居住仅能蔽风雨,而宗闾有困难者,捐俸厚助,得利者几数十家。性恬淡潇洒,去世后40余载,还被乡人怀念,崇祀乡贤祠。墓在清涧县城北7里王山。之翰两个弟弟,一个名不祥,一个叫惠之毗,字伯辅,号宾吾,子四:惠懋芳、惠继芳、惠蔚芳、惠延芳。惠懋芳,字德培,为隐士。“少慷慨负志,多直言无隐,初习举子业,补博士弟子员。试不受,遂隐居山庄,蔬圃莳花,课子读书,箪瓢自乐,泊如也。闾里重之。”
父亲惠承芳,号静所,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授署河北曲周县教谕,日讲周程之学,言笑不苟,动作中仪,人称关西夫子。在任有显姓起,策侵学宫旧址,承芳集诸生声其事,立毁屋垣。教育备至,士咸感悦,特建生祠。继升南京工部主事。管理城垣,旧规岁有修理之费,不肖吏胥隐以铁棒,挖其城,上下为利。芳上疏:“城不修,则不圮”,得旨,吏胥无所施其奸,数年间节省缮司金钱数十万。期间还捐俸银修葺方景二公祠,榜曰:“表忠”,有联题于柱,人谓为二公知己。升北京户部主事,不拜归里。捐余俸创立社仓,以瞻族人。道光《清涧县志》赞言:“幼负大志,端严和易,人畏而爱之”,师其型范,与父之翰均入乡贤祠。墓在清涧县城北王家湾。
这个家族还出了两位武将,是惠世扬的小弟显扬与次子渐。康熙十二年修的《延绥镇志》中在介绍惠显扬时说:“父承芳,有五子,而显其季也。”可见惠世扬兄弟五人,而显扬最小。又道光八年《清涧县志》记载:“惠宏扬,字纯仪,承芳仲子”、“弟振扬”。仲子,即次子,是对兄弟排行中第2的尊称。这样就可确定惠世扬兄弟以次为:世扬、宏扬、振扬、显扬。另一名不详。弟显扬与世扬次子惠渐都是延绥镇的将领。显扬,字晦我,以成长不依赖兄世扬的声望,去扬字自异,称惠显。少为诸生却厌薄举子业,白衣从军,思效命疆场。由步卒起,积功至延绥镇中协副将。御军严而有恩,得士卒心。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攻占西安后,遣部将李锦连克三边、延安、绥德等地。十一月十二日自成拜辩士舒君睿携白银5万两招降榆林诸将,同时命李锦、刘芳亮率部7万随后进发,劝降不成即行强攻。榆林总兵王定惧,借口调兵河套,弃城而逃。时巡抚张凤翼未至,城内“士马单弱,人心汹汹”。惠显同布政司都任、参将刘廷杰和卸任总兵王世钦、尤世威及侄子抚夷守备惠渐等议策,推世威为主帅,歃血誓师,简卒乘,缮甲仗,出私财,佐军守。具未备,义军已抵城下,劝降不果,遂于十五日(阳历25)发起猛攻。惠显、世威、渐率众全力阻击。义军起飞楼逼城中,失石交至,显等战益历,坚守7昼夜。义军乃穴城,置大炮轰之,城遂破。显等犹率众巷战,妇人竖子亦发屋瓦击之。既而力不支,惠显与渐俱被俘。义军惜其勇,慰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则以权将军相授。”显破口大骂,义军犹不忍杀,系至神木,服毒自尽。葬清涧县城东80里惠家园则村。惠渐,原名同宽,面对义军诱降,曰:“吾为明朝忠臣,宁从贼沾家声耶!”不降遇难。葬清涧县城南一里西滩峪。两人明史皆无传,事迹散记在明史尤世威、都任传中,康熙、道光《清涧县志》均为其叔侄立传。康熙初年清涧县知县吴其琰钦佩叔侄二将视死如归、忠于大明的壮举,请祀忠孝祠。
惠世扬的二弟惠宏扬也很坚强,勇于担当,《续陕西通志稿》有传,说惠宏扬,字纯仪,对他的评价是“子学不倦,正直谦和”,记载了他机智勇敢、挺身坐牢、备受折磨,掩护弟、侄脱险的事迹。道光《清涧县志》笃行一栏里对此事记载更详:“惠宏扬,幼习举子业。长随父任游南雍,广交南国士,学益进。居乡正直谦和,里人都敬之。弟振扬,素豪放,多仇家,国朝初年,追捕余寇,仇家借端中伤之。宏扬嘱弟、侄,藏匿宜川山中,自己挺身就系,逻卒械至,拷掠甚苦,终不告弟侄所在。坐牢三年,大案方销,始释归。晚年善导引术。一日,忽木浴,具衣冠,与家人诀命。童子颂《孝经》于侧,阐述大义,溘然长逝。年八十有八。”
世扬家族女性也是格守儒家礼教。清涧县志记载,之翰之妹嫁生员鲍玺为妻,鲍任陵县教谕,20岁而亡,守节60载。世扬孙女惠氏年15嫁生员郝熺,郝熺去世,氏年19,遗孤周岁。时屡遭兵燹又逢大灾,日与陪嫁过来的卑女掘草根而食。子长大娶妻生两子又早逝,媳改嫁。氏扶其孙,皆成立。既而蒙孙又卒,孙妇亦再醮,氏又扶其曾孙。艰难困苦,不可甚言。乡人高其节,欲于请旌,氏不许,谓其孙曰:“吾所以为此者,为延血嗣,非博虚名也,……。”年68卒,噫!鼎革之际,子孙相继调零,而一女子抚三世孤,守四十余年,苦节且安平,自晦如此,即须眉丈夫亦所难及,不谓于国中见之。知县温为旌其闾,且褒之以联合云:“始抚子,继扶孙,又抚曾孙,存三世之遗孤,有功宗祠;既遭荒,复遭疫,兼遭兵燹,持一身之苦节,不愧良人。”至乾隆年,题准崇祀。
大明亡了,惠世扬家族彰显出的忠贞、正直、勇敢、廉洁、气节的美德,却激励着后人,至今仍然是陕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附:“给谏改节”考辨
惠世扬,明末直臣,著名的东林党人,又是明末涉及皇权斗争“三案”的参与者,积极与魏党斗争,显示了他对大明王朝的忠。在全国影响很大,三秦市民敬畏他,“称为延安夫子”。他的这种“忠、直”品格,不可能谄媚于清廷。他又被崇贞皇帝削籍为民,在清初统治者眼里是“废神”,对他十分冷淡,因而清人修的明史没有给他立传。但要写明末的大事,又是绕不过他的,于是他的事迹屡屡出现在他的同僚们的传记中,这些事迹都是正面形象。但在被称为野史的清代笔记中对世扬有另类传言的记载,主要说他晚节不保,接受了李自成授的伪官。这种传言是否有事实根据,有必要作一番考证。
这种传言最早出现在清顺治年间谈迁的《北游录》里,书里有“惠世扬”条,全文不到170个字,曰:“米脂惠世扬元儒。万历甲辰进士。历刑部右侍郎。李自成故牧卒。尝给事世扬之门。及僭位。思世扬。语人曰。得惠先生来。则幸甚。因致书世扬。即至。拜右平章事。时左平章是牛金星也。世扬拥大轿。扬扬出入。亡何。自成败走。世扬从北兵入燕。三年不见用。或闵其困。奏世扬先朝夙望。今年老。如未用。当放归。毋令索米长安也。摄政王从之。世扬还里。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流掠富平。败于米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
到了康熙年间董含的《莼乡赘笔》里,就被上升为“给谏改节”,进行了演议,增加了些情节。这样写道“相传惠给谏世扬,为闯贼所得,慕其名,甚尊礼之。世扬有天赐老臣,以佐陛下之语。给谏先朝直臣,三秦市民不敢呼姓名,称为延安夫子,竟匍匐受伪官。”在之后道光年间成书的《甲申朝事小记》《流寇长编》也进行了发挥。可见,《北游录》是源头,这就要弄清《北游录》是部什么书,他记载的是否是事实。
谈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人,明末秀才,一生贫困,靠给官僚当幕僚为生。对明史有浓厚的兴趣。根据明代历朝的实录与100多人的著作,历千辛万苦,编出了明朝的编年史《国榷》,被吴晗称为爱国的史学家。清顺治10年(1653)义乌名士朱之锡进京任弘文院编修,聘他作记室,他有机会在北京生活了4年。在这4年中,他到过北京不少地方、访问了许多人,有闻必录。受访人群成分复杂,有明朝的降官、二臣、官僚贵族、贵族子孙、还有太监、门客和城乡居民。离京后他将四年的日记、诗作、替慕主写的应酬文字与见闻汇集成册,名为《北游录》。《北游录》纪录得都是明末清初的事,其中一部分是传言,他又不可能核实,遗老遗少们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难免有不实之词。书中上述对惠世扬的纪录,就错误不少。
错误之一,把惠世扬说成是米脂县人。第一句话“米脂惠世扬元儒”就错了,大家知道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为了把惠世扬与李自成扯在一起,把惠世扬也说成是米脂县人。惠世扬祖祖辈辈是清涧县人,不仅清涧惠氏族谱上有世系记载,清乾隆、道光年间的《清涧县志》对惠世扬祖父惠之翰、父惠承芳、弟显、子渐以及他本人立有传。惠世扬家族与米脂县毫无瓜葛。
错误之二,世杨中进士的年代也写的不对。第二句说惠世扬是“万历甲辰进士”,错。实际世扬是万历丁末(三十五)进士,与杨涟、左光斗等同榜。
错误之三,惠世扬的职务也不准确。第三句说惠世扬“历刑部右侍郎”,明代文献都记为“刑部左侍郎”。
错误之四,把李自成说成是惠世扬的门徒。第四五句说:“李自成故牧卒。尝给事世扬之门。”这重是胡猜。从地理位置来看,米脂县在清涧县之北,两县城相距200华里,清涧县城距李继迁寨更远,中间隔着绥德县,他们不可能相识。从惠世扬的经历来看,惠世扬不可能与李自成有交往。惠世扬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进士,已步入士徒,先任华阳令,几年后入京任給事中。李自成出生年龄明史李自成传中没有记载,而康熙十二年成书的“延绥镇志”有明确记载,为“万历二十五年八月”。那就是惠世扬中举的时候,李自成只是7岁的娃娃,中进士的时候,李自成也不过10岁。延绥镇志载李自成“十余岁与回回婆家牧马”、“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惠世扬已在外做官了,怎么会成为门徒。网上的资料不知根据那家文献都说李自成出生于1606年(万历34年),那就更不可能是惠世扬的门徒了。
错误之五,谬说李自成给惠世扬受“右平章”,世扬“拥大轿,扬扬出入”。如有此事,明史、地方志会有记载。而现在看到的正史、地方志都没有对李自成给惠世扬受官的记载。明史把李自成称为“流贼”,传记中对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受官的事写的很详细,对李自成给惠世扬受官的传言,一字未提,说明传记的作者不相信那些传言,根本就没有发生受官的事。延安府城堡同知谭吉璁承延绥镇总兵许占魁令,于康熙十二年修成的《延绥镇志》有“伪顺”一节,对李自成起义到失败纪录甚详,也没有受于惠世扬官职一说。而且还在惠显的评语中称世扬为“东林之巨擘”。巨擘一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为“首屈一指的人物”。李自成及其部下对忠于明朝的臣与将都有敬畏之心,被俘后先是劝降,不从才杀之。对惠世扬也可能有仰慕之心,清涧县民间有惠世扬不喝李自成的酸枣汤的传说。明崇贞十六年冬李自成的义军攻占延安,谋士听说惠世扬被罢官隐居宜川,向闯王建言,世扬是明廷重臣,有安邦治国之才,被崇贞罢了官,肯定对朝廷不满,如能为我所用,是闯王的福分。闯王听了,命立即去请。谋士传言“闯王熬下一锅酸枣汤,恭请阁老来品赏。”是隐喻,你不来也得来。世扬听了,断然拒绝。闯王听了大怒,扬言要杀绝清涧惠姓人。我在惠姓春秋一书中写了这个故事(见再版《惠姓春秋》367页)。即使李自成给惠世扬封官,阁老也不可能接受,没有接受的思想基础。阁老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与明廷是一致的,镇压与安抚相结合,以镇压为主,他被罢官后隐居宜川写的诗篇里也能反映出来。还说阁老坐着轿子得意洋洋的出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任命官吏是崇贞17年1月的事,一个多月之前(崇贞16年的11月)他的儿子惠渐与弟弟惠显坚守榆林城,城破遭害,他精神上受到多大打击,可以说与义军有深仇大恨,他怎会卑躬屈膝匍匐接受李自成的任命,还有“天赐老臣”之语。这些情节话语,很可能是北京不满惠阁老的遗老遗少们编出来的。从“亡何。自成败走。世扬从北兵入燕。”的记载,也可佐证阁老不是大顺政权里的高官,如果是,他一定要跟着李自成进北京,而他没有。这个记载说李自成败出北京后,他才跟着北兵(清军)进京的。民间传说他被罢官、削籍后,压根儿就再没有回京。
错误之六,暗示阁老参加过反清活动。谈文最后说“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流掠富平。败于米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这段记述,意思是阁老被劫持,被迫从事过反清活动。这个记载可信度不大,因延绥参将王永强与高有才反清是顺治六年的事,响应者众,声势浩大。一个多月就占领了陕北19个县城,向关中挺进。但时间也短,很快就被吴三桂镇压于富平美原镇与蒲城石浦川。陕北诸县与富平、蒲城县志在记载此事中都没有提到“劫世扬从军”的事。明亡后,阁老像山西的傅山一样,不与清政府合作,但也没有反清的表现。为避免家乡政府的干扰,他隐居山西交城大山深处的惠家庄。惠家庄村民与清涧惠姓同宗,顺治五年也响应过大同总兵的反清活动。直到康熙初年还不接受清政府的领导。康熙十年交城知县赵吉士带领400名清军进行了血腥镇压。镇压后他支使幕僚夏驷写出详细“平寇”报告,向康熙皇帝邀功。在这篇报告中提到惠世扬。这样写道:“独惠氏、钟氏犹族繁人众,而惠优甚。惠氏籍本陕西,即故明兵科给事惠世扬族也,徙居交山已数世。顺治十年(1653)间世扬以废神避难至交山,寄居惠家庄。诸贼以世扬故显官有名望,敬之。世扬顾不善众所为,屡劝诫之,歧山、艾安佯听受,唯重德颇悔过。”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时的阁老不但自己不反清,还劝诫族人不要再与清政府对抗了。阁老在惠家庄隐居着,谈迁才北游到京,阁老的行踪、思想北京的遗老遗少们这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能捕风捉影的想象。
综上所析,北京那些关于惠世扬的传言尽是些不实之词。可见《北游录》里的记述,道听途说的材料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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