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

1947年春，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整整一年零五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驻留陕北与敌人角力、周旋，曾多次遇险，几度与敌人擦肩而过，都未曾渡过黄河，离开陕北。最终兑现了毛泽东当初“不打败胡宗南，不过黄河”的豪迈誓言。那么，党中央和毛泽东当初为什么要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又是那些因素让转战陕北取得最终的胜利？

避敌锋芒，放弃延安，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的战略抉择

1946年6月，蒋介石依仗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挑起全面内战，妄图用3至6个月时间解决中共问题。然而，战事并没有像蒋介石预料的发展。到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虽然占据105座城市，却平均付出7000人的代价，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投诚、起义明显增多。且因固守占领城市，大量兵力被牢牢钉住无法调动，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被迫收缩兵力向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

蒋介石认为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拿下这三个地方是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关键。而在这个三个地方中，延安是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核心。首先，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其决策和指挥中枢。中国自古就有“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的古训，攻占延安可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同时也能振奋一下国军低落的士气，扭转日渐不利战局。其次，延安是享誉世界的红色圣城，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攻占延安可以打击中共的国际地位，使其更加孤立。再次，进攻延安，即便不能消灭中共中央机关，如果可以将陕北的中共首脑机关和武装力量驱赶过黄河，则可以实现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目的。基于上述考虑，蒋介石早在1947年2月上旬，便将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基本设想。2月底又亲自飞到西安，进行作战部署。3月13日，他命令部队发起对延安的重点进攻。为了一举拿下延安，蒋介石调集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围攻陕甘宁解放区。延安更是首当其冲，面对国民党正面攻击的部队就达8万之众，同时蒋介石还在西安集中100架飞机，这是国民党空军力量的3/5。而此时，解放军在西北的部队大都分散在陇东、山西等地作战，能用于正面阻击的只有一个教导旅加两个团共5000多人，需要防御正面阵地东西一百多里、纵深七八十里的地区。情况紧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由彭德怀、习仲勋统一指挥。然而即便集中所有兵力，也同国民党存在巨大兵力悬殊。况且敌人装备优良，来势汹猛，志在必得，如果死守延安必将给我军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

鉴于延安不是一座普通城镇，它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在猎猎寒风中高举着的一面旗帜。这里曾是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向往的地方，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延安的得失，事关重大，处理不当必定会在政治上、部队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情感上产生连锁反映。为此，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军队干部：“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时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展，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并动员大家向战士们做解释工作。经过一系列的说服教育，最终解开了大家思想上的结，化解了情感上的困扰。

由此可见，放弃延安既是形势所迫，亦是赢得最终胜利的战略需要。

在一年多的转战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坚守陕北，不过黄河，有着政治和军事上的诸多考量。

在政治方面来讲，一是，从敌我力量对比看，当时各个解放区都是敌强我弱。临近陕北的晋绥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全国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况且，蒋介石将陕北作为进攻的重点，就是针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即便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转移到其他解放区，也照样是会变成敌人进攻的重点。既然如此，就没必要舍近求远。二是从行政辖区上看，黄河以东已经超出了陕甘宁边区的辖区。如果渡黄而去，很容易给外界造成一种畏惧敌人，狼狈逃亡的假象，是放弃整个边区的轻率之举。极易造成百姓精神上沮丧和情感上的失望，会削弱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动摇其必胜的信念。三是，爱国统一战线会受到影响，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因此而遭受挫折，怀疑、失望等不良情绪会蔓延，一些中间势力可能要倒向国民党一边。四是，中共的国际影响会雪上加霜。美英援蒋信心倍增，苏联的态度更加模凌两可。所以离开陕北一定会造成国际、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

相反，只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留在陕北，即便蒋介石攻占了延安，也是一场华而不实的胜利。其进攻延安的“掏心”战术，除了收获阿Q式的自我安慰。只能进一步暴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坐实蒋介石破坏和平的恶名。胡宗南二十多万的军队在狭小的陕北高原打转一年，损兵折将却徒劳无获，得到的只能是世界人民的嘲讽。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面旗帜，却始终迎风飘扬在陕北的山峁沟壑，扎根在百姓的心中。可见，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对于中共而言，仅仅从政治上就已实现一石二鸟的效果。

从军事角度上来讲，转战陕北也是必要而科学的抉择。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和中共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面对众人的劝阻，他举出两个理由：

“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其二，我不能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多，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的多，敌我力量对比不那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

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转战陕北，不过黄河，有政治上争取主动，有情感上的难以割舍，更有军事上的考量。

转战陕北，可以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特长，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曾预言：“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倒霉的开始！”后来战争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于撤离延安后的45天内，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000多人，很快稳定了陕北战局。

胡宗南部在寻找西野主力决战的过程中，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疲惫不堪，又屡受打击，粮草困难，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几十万兵力牢牢困在陕北。这为党中央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部署创造了条件。7月，中共中央在小河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原突破”的十二字方针。之后，西北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围攻榆林，牵着胡宗南的“牛鼻子”一路北上，有力配合了刘邓、陈谢、陈粟兵团挺进中原战略计划的实施。刘邓大军更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的心脏地带，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就在这一过程中，西北野战军在米脂沙家店设伏，杀了一个“回马枪”，全歼骄傲冒进的钟松整编三十六师6000余人，一举扭转了陕北战局，陕北战场从此开始由内线防御转向内线反攻。

三、地理环境和民众拥护是转战陕北化险为夷，克敌制胜的根本基础。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准确来讲是转战于延安北部和榆林中南部地区。这里地广人稀，山峁连绵，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对于深谙游击战精髓的毛泽东来说，这里正是与敌人周旋的最好场所。当新四旅干部要求增派部队保护党中央时，毛泽东自信满满地说：“这个你们不用担心，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完全有保障”。

三委分工后，留在陕北的前委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及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在陕北的山峁沟壑之间，这支小部队很容易隐蔽和转移。况且胡宗南一直认为，中共中央机关的行动，必定要有主力部队的掩护。他万万没有想到，保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区区几百人的警卫部队。为了隐蔽，他们往往昼伏夜行。所以即便敌人有飞机侦察也很难发现。

一年零五天的转战路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遇险，却总是逢凶化吉。从安塞—靖边，面对刘堪的4个半旅的追击，险象环生。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在佳县，刘戡、钟松10万兵马南北扑来，大雨连绵，河水猛涨，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脱离险境。这些惊心动魄的传奇事迹，被陕北百姓讲述的颇具神秘色彩。仔细推究，应该与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

相反，国民党是大部队推进。在当年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陕北地区。机械化的部队无法展开，许多重型武器派不上用场。小米加步枪的西北野战军反而变的灵活主动，有利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此外，陕北干旱缺水。每日行军驻扎，水源是关键。了解哪里有水源，就可以基本掌握敌人的行军路线。这为中共中央与敌人周旋提供了重要参照。

然而，仅仅是地理环境的优势，远远不足以保障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用毛泽东的话讲：人民才是铜墙铁壁。

陕北是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发展最好的地方。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良好。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基本上一路平安，与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息息相关。首先，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封锁消息，防止敌特渗透。中共中央在转战过程中，为了安全起见，领导人都用了化名。中央机关也先后改用不同的番号。但是这些障眼法根本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据阎长林回忆，当时老百姓虽然不知道这支队伍是中央机关，但均认为这不是一支普通队伍。并总结出这支部队的“六有”特点，即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多（电台报务员），手电多，驮骡多。可见老百姓心里是透亮的，但没有一个人向战士们打听，更不会有通敌分子。王家湾的薛老汉被刘戡抓走之后，遭毒打折磨，却不肯透露中央机关的去向。而国民党军队走到哪里都是聋子、瞎子，始终无法确定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位置。就在敌人费尽心机寻找党中央和毛泽东踪迹的时候，毛泽东等在靖边王家湾（今属安塞）停留了56天，在小河村停留了46天，直到1948年3月23日，从容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一路都是有惊无险。这充分说明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保卫工作做的相当成功。其次，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在历次战争中，陕北地方党组织积极活动，动员百姓筹措粮草，赶制军鞋、军服等物资送到前线，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护组、侦查组等各类支前队伍，为主力部队提供了高效的后勤服务。而地方民兵组织、游击队又为西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成兵源。因此每一场胜仗的背后，都有无数个陕北百姓的牺牲和付出。在沙家店战役中，米脂婆姨的后勤工作十分出色，赶制军鞋、照顾伤员样样在行。附近县区大量男子支前，许多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国民党部队所到之处，面对的都是百姓的坚壁清野，地方武装的袭扰。由于部队庞大，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在西野和地方部队的打击下，减员日增。正如彭德怀所说：“没有陕北群众的支持，没有干部战士的前赴后继，2.5万人怎能打败25万强敌呢？”

四、及时准确的情报来源是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成功要素。

转战陕北期间，情报的来源渠道十分广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来源于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二是来源于驻扎晋西北的后委。三是来源于陕北地方各级党组织、侦查人员及人民群众。

首先被誉为“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在情报战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毛泽东称其“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抗战中期，熊向晖以学生身份考入胡宗南的第一军。按照周恩来指示，潜伏近10年基本没有任何行动。却在紧要关头两次挽救了党中央。第一次是在1943年夏，蒋介石密秘布置胡中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下达了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情报就被熊向晖报送延安。在中共的抗议声讨下，蒋介石迫于舆论和美英苏的压力，被迫叫停进攻。第二次是在1947年春，蒋介石调整作战部署，制定重点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熊向晖冒着极大风险通过西安地下情报系将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兵力部署、行动路线以及空军配合等细节报送延安。当胡宗南的高级将领尚不知情的时候，其计划就已经在毛泽东的案头。

其次，驻扎在晋西北的后委在通信保障和情报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中央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没有固定的驻地，为避开敌人的电台侦查，只能凭借几个小电台同少数地区保持联系。有时为了安全起见，还要保持电台静默。因此，中央各项指示、命令的传达与接收各地的来电，均由后委在三交镇设立大电台负责，这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通信安全保障。此外，后委还进行全国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重点加强对国民党重要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查，注意收集战略情况。叶剑英还要求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将所获情报，三天或五天向总部汇报一次。要求前线部队将缴获的敌方无线测向机器、电台人员送至中央后委，以便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之后再将搜集的情报加以分析总结并上报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性的建议。

再次，陕北的地方党组织健全而严密，群众基础良好，为情报的收集提供了便利。各地组织、民兵、游击队、老百姓人人都充当着哨兵，获知的情报均能及时上报。刘堪在王家湾丢掉的作战命令，就被群众拾到马上送给中央。加上部队特侦人员的侦查，从而确保了中共中央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态。

相反，国民党获取情报就十分困难。中统、军统之间，甚至其各自内部矛盾重重。业务交叉，特务头子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甚至彼此残杀。其情报侦查能力严重不足，何况处在陕北，敌特渗透十分困难。国民党在退居台湾之后，对陕北战场失利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1959年，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作出这样的表述：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进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系流窜……不行主力决战。”“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多年后的评论，进一步印证了情报战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未雨绸缪，策动起义为转战陕北拓展了广阔空间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指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统战工作，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一指示，是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为后来转战陕北赢得了先机和安全空间。

当时边区已经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洛川以南有胡宗南大军盘踞；北部榆横地区的二十二军和保安部队，虽然力量薄弱，但如果配合行动，也可对我后方造成威胁，尤其是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武镇等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边区腹地，不仅平时阻碍边区交通，到战时更会让我军缺少战略机动的空间。

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派精干力量，重点做驻防横山的胡景铎部的统战工作。10月，横山起义爆发，在北线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一举解放了无定河以南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2余万人口。拔除了国民党榆林南部各个据点，使榆林失去横山等地屏障，直接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国民党在榆林周边的部队被迫全线收缩，边区后方威胁基本解除。此外胡景铎部5000余人起义，有2100余人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壮大了解放军的力量，而榆林国民党军损失近7000多人，军事力量被大大削弱。同时，起义带来的心理冲击，对榆林国军产生不小影响。故而转战陕北期间，榆林国民党部队基本上处在观望状态，没有对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形成过实质性的威胁。这为党中央和毛泽东集中精力应付胡宗南部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横山起义的一个重要成果，直接催生了榆横特区的建立和特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诞生。特区各级组织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摧毁了国民党的各级保甲制度，开展了减租减息、土改、地方武装建设、备战支前等工作，巩固了这一地区。内战初期，榆横特区许多地方被国民党军队一度攻占，但是党的各级组织并没有被彻底摧毁，群众基础依然牢固。这为日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创造了更大的回旋余地。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和中央前委机关，之所以能在王家湾、小河等地长时间安全居住，能够从容不迫地经过横山石湾、肖崖则、火石山等地，毫无疑问是得益于横山起义拓展出的战略安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