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铨

    大革命失败后，陕北中共组织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把革命斗争的中心由学运转向兵运和农运方面，使“枪头”和“锄头”结合起来，建立武装进行革命斗争。高岗在西安参加声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罪行而被列为逮捕对象后，他脱险辗转回到横山，和马明方一起领导横山党组织。1928年陕北遭特大旱灾，饿殍塞道，尸横遍野，倒卖人口成市。高岗在横山组织几千农民暴动，抗粮抗捐抗税，清算贪官侵吞救灾粮款账，动员饥民吃大户粮。从而激怒了县衙和地方富豪。官豪串通一起，给高岗罗织罪名，图谋报复。高岗离开横山，到神木发动兵变失败。为避国民党捉拿，陕北特委决定派高岗以特别党员到肤施（今延安）搞兵运。高岗到肤旋利用关系打进国民党驻肤施高双成旅部，任旅部司书（副官衔）。他和焦维炽等中共地下党员，将国民党肤施县临时党部改组为正式县党部，高任党部委员兼录事。县党部挂的“中国国民党肤施县党部”牌子，实际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因为县党部由共产党人统揽，党部书记焦维炽，委员除高岗外，陈俞廷、易厚庵等均为中共党员，他们又都是中共延安区党委组成人员。对高双成来说，他们实质成了“打国民党的旗，吃高双成的粮，背高双成的枪，挖高双成的墙，拉高双成的武装”的一股“危险”力量。

    县党部设会议室、游艺室、阅览室，他们利用这个“合法”机构和公开身份，每逢节日、纪念日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贪官土豪，动员灾民吃大户粮、度灾荒的内容寓于其中。时有“挂狗头，卖羊肉”之说。高岗、冯世光当幕后指挥，安塞高善祥、闰树华等带领几千农民暴动抗苛捐，将县衙围的水泄不通，县长被迫办起舍粮、舍饭站，给饥民放粮发饭几个月。

    好搞五湖四海的高岗，对三教九流也插手，能言善讲，敢作敢为，办事干练。他为投高双成所好，表面上对高双成很尊敬，对军务文秘和党务工作，兢兢业业，有条不紊，出谋划策很有见地，高出别人一筹，博得高双成赏识、信任、器重，放手让他工作。从而成了高双成的大“红”人，说话有分量，不少人巴结他，自然成了替一些人在高双成面前的说客。与此同时，他以副官身份，广交友，拉关系，结识了一些高旅和驻榆的井岳秀部来往的中下级军官。对该旅部队地下党的活动和统战工作亦有很大加强，进而秘密组织策动兵变准备。

    此时，安塞西河口、镰刀湾等地哥老会很活跃，以此为同盟的地下游击队开始活动，打富济贫，被高双成视为“土匪”，是他管辖范围的心腹之“患”。高岗借机向高双成建议并且得到同意，派部队（内有些人本来就是准备哗变的）前去剿“灭”，他们以剿“灭”所谓“土匪”为名，里应外合，以失败、被俘为实，故意扔掉武器、弹药，轻装逃跑，给地下游击队胡立亭、薛应昌（后叛变）输送了一些武器和兵员。剿“匪”失败后，气的高双成拍桌跺足。高岗又假意劝慰高双成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不失利的。

    1929年春夏，刘志丹到延安视察，传达了榆林红石峡会议精神，在区党委会上决定集中精力抓兵变，并决定成立了高双成部军事组，由高岗、李含芳（时任高旅营长）负责，成员有王志环、王子显（即李妙斋）等，组织哗变，拉出武装和安塞游击队一并开展游击战争。至秋冬，兵变工作业已成熟，并和西河口、高桥、化子坪、镰刀湾的哥老会和小股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接应兵变，拉出队伍，夺取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兵变的关键时刻，军事组出了叛徒，并供出了高岗是共产党延安区委委员，准备发动部队哗变等机密。

    高双成一听，如梦初醒，大惊失色，气愤的连话也说不出来，遂严令依叛徒提供的名单，迅速逮捕高岗等共产党员。顿时延安城乡乌云翻滚，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城内如}海大敌，三道城门紧闭，戒备森严，辨认出城行人，搜查兵变的组织者“高麻子”。至此，延安兵变计划彻底告败，延安党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

    高岗藏在城北角刘胜华（中共党员）家里，闭门不出，大小便由刘胜华父母倒出。高岗托刘找到延安四中地下党员姚安吉（是高岗单线联络员），设法将高岗从污水洞送出去，脱离虎口。据当时担任高双成旅连长张采芹回忆说，高岗和中下层军官以及高双成相处的关系好，实际没有认真严查，否则他根本跑不了。

    从此，高岗和高双成由上呼下应、下呈上听的上下级关系，卒然变为势不两立、兵戈相见、不共戴天的仇敌，在腥风血雨中经历了七个春秋，多次在血与铁中交战。两高如火如荼交战中各有胜负，高岗胜多败少，高双成败多胜少。高岗的败北有三四次。最狼狈的是在安条岭一战，被高双成一个营后边追击，保安民团前面设伏，打散了高岗的游击队，他成了光杆司令，并受重伤，拉着一拐一瘸的腿拄树杆挪到一个哥老会大爷家养伤，然后到华池发动兵变，东山再起。还有一次洛川组织游击队，被高双成派出“围剿”游击队的部队困在一家小店的粮囤里藏了几天几夜，没吃没喝，避免了厄运。这是1934年的事。

    1935年，高岗的翅膀硬了起来，在陕北反“围剿”战争中，高双成步步走向败北。刘志丹、高岗率红军连克六座县城，打通陕甘与陕北根据地联系，其中有的是高双成部驻守的县城和据点，损兵失地，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西安事变后，国共二次合作，把高岗和高双成又拉到一起，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了合作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由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转变为朋友，握手言和，共同抗日。1937年，日军气势汹汹向绥、蒙、晋西北推进，陈兵黄河东岸，觊觎伊盟和榆林，作为侵占西北的桥头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企图渡河西犯，打开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进而攻下西安，占领大西北。1938年1月，高岗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委派，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身份从延安出发到榆林，和他的原来老上级又是对头八十六师高双成师长（井岳秀死后接任）及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协商共同抗日、河防御敌和边区在榆林设立办事处等有关问题。毛泽东对高岗去榆林寄于厚望，遂电告彭德怀、贺龙等高级将领，“榆林方面的问题，由高岗同志前去负责……”

    高岗到榆林后，受到高双成不冷不热的接待，但在礼节上的需要，还是到高岗下榻的住所看望、接待，双方见面一笑泯恩仇，摒弃前嫌。他俩以抗日救国大局为重，认真讨论研究了黄河沿岸防务和设办事处有关事项，气氛热烈，意气相投并达成一致协议，高双成满口同意边区在榆林设立办事处，便于沟通双方关系。高双成先前还设宴招待高岗一行，并一起欢度春节。高岗借春节机会，走访亲友和支持抗日的人士，广泛交谈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边区有关共同抗日的政策，使所接触的人士很受鼓舞和教育，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了解。高岗返延安时，带榆师教师张明远（后为东北局副书记）等到延安工作。高岗榆林之行，和高双成、邓宝珊晤谈，收获很大，互相沟通思想认识，了解了情况，为共同河防御敌和榆林与边区合作友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岗回延安汇报后，党中央根据高岗意见，决定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原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高调到边区保安司令部，民族工委下放归属三边特委）改为驻榆林办事处，迁往榆林。白坚、高增培奉命带领民委机关20多名工作人员，从定边出发经靖边、横山到达榆林。高双成反悔变卦，说上峰不同意共产党的机关在榆林驻扎。经反复磋商无效，白坚留下继续争取，民委机关人员由高增培带领返回靖边张家畔，曹动之、高增培两人到延安汇报。

5月，国民党军八十六师奉命扩编为二十二军，高双成任军长。其间，千里河防吃紧，危在旦夕，高岗二次到榆林，同高双成、邓宝珊进一步协商河防御敌等问题。高岗二次到榆林受到邓宝珊、高双成热烈欢迎和接待，比上次热情得多。一到下榻地方，高、邓及时看望并设宴为高岗洗尘。第二天共同分析了日军进攻态势，认真具体地讨论了共同防御日军入侵陕北的措施，双方开诚布公，统一认识，并达成一致协议，分段负责，死守河防。高双成邀请高岗向驻榆官兵讲一次话，高岗欣然答应。二十二军驻榆林城及郊外临近的几千官兵，整装集合在小操场，高双成握着高岗的手并肩缓步走进会场，会场官兵全体鼓掌欢迎。高双成用他那一口关中腔宣布说：“这就是同我们打过几年仗，现在和我们是朋友的高岗先生，我们团结合作，一致抗日御侮，现在请高岗先生讲话。”高双成带头鼓掌欢迎。

    高岗首先分析了全国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后大步西犯危险态势。他强调说中国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抗击日军，枪口对外，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一致御敌，把狗日的帝国主义倭寇赶出中国去。他讲了抗战的有利条件，中国人不可侮，人心齐，泰山移，全国人民奋起反抗，最后胜利属于我们，帝国主义者亡我之心最终要失败的。他指出，当前我们要借黄河屏障御敌西犯，我们要团结一致，坚决抵抗，不让日倭践踏陕北一寸土地。高岗的讲话鼓动性很大，使驻榆林官兵受到一次深刻的抗战救国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官兵对日军侵略者的仇恨，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高岗二到榆林和高双成、邓宝珊协商谈判，取得重大成果，为抗战时期边区与榆林和睦相处、共同御侮拆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陕甘宁边区和二十二军领导来往频繁，文电信使不断联系，在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没有发生大的摩擦，未发生军事冲突。还出兵到晋西打击日军，组织人畜力东渡黄河支援我军作战。更重要的是千数里河防圆若金汤。

    1945年元月，高双成将军病逝榆林，陕甘宁边区领导高岗、林伯渠等发唁电，送挽联挽幛悼念。边区政府还派曹力如、刘文蔚到榆林吊唁。高双成灵枢运往蒲城故里安葬时，边区派高双成的老战友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专程到米脂迎灵，陪高双成的儿子高凌云扶枢送到富县的茶坊出边区境。灵柩沿途晚间到达县城停灵，均搭灵棚，设公祭，地县党政军领导亲临致祭。灵枢到延安停灵三天，各界举行大会公祭，高岗亲自到灵前致祭缅怀。

    邓宝珊将军与高岗的友谊关系也非同一般。邓宝珊的女儿邓友梅在陕北公学上学期间，高岗曾亲自召见，并托友梅向她父传递信息和文件。高岗两次到榆林和邓宝珊司令接谈外，邓曾三次到延安，高岗都亲自到住房看望、接待，交谈国内外形势和防止日军西进等问题。他俩没有互相打仗的芥蒂，谈起来畅所欲言，各陈己见，开诚布公。1938年夏，邓宝珊去武汉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返榆时，他选择了途经延安的路线。为不打扰边区领导，他到延安住在南关一家骡马店里，准备翌日就动身回榆。恰好当晚公安人员查店时得知，立即向上汇报。延安交际处领导前去请邓到交际处下榻，被副官挡驾，以邓总已休息为由谢绝。高岗即用电话请示毛主席，回答：“你已和他打过交道，一定要设法留他多住几天。”高岗第二天一打早前去看望邓宝珊并请到交际处住，和毛泽东、肖劲光等一块吃午饭。在高岗的挽留下，邓宝珊在延安住了七八天。期间，高岗等陪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见到公学上学的女儿邓友梅，出席边区文艺晚会和群众会。

    1943年夏，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妄图分九路闪击边区。国民党中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研究要事。电报特别指定要邓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看电报后生气地说：“不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高岗根据毛主席“要大张旗鼓地热情欢迎接待”的指示，直接给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布置：派杨拯民（因邓和杨虎城是老战友）前往边区过境米脂迎接邓宝珊入境，到绥德召开欢迎大会，地委和警备区领导主持讲话，并要注意安全保卫工作。

  邓宝珊到绥德时，习仲勋等领导前去看望，设宴招待。习仲勋主持召开欢迎大会，警备司令徐向前致欢迎辞。6月17日，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边区组织数千名战士列队郊外夹道欢迎。在八年抗战中，延安这样隆重礼迎国民党将领尚属第一次。

    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设宴为邓洗尘，高岗到邓下榻地方迎接，陪同前去参加宴请，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作陪。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几天中，毛泽东、高岗和邓交谈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前途和国内形势的看法，取得共识。高岗、林伯渠以西北局、边区政府的名义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高岗即席讲话，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国共合作以来，延安和榆林和睦相处，实施防务，共同抗敌，保卫了陕北，保卫了西北，打败日军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他介绍了边区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形势和做好反攻的准备。他希望蒋介石应该放弃独裁，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中华民族的前途所在，强盛的保证。假如孙中山先生在世的话，他会看到他的三民主义在边区落实的事实。邓宝珊表示他自己一定按照孙中山总理遗嘱，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

    11月，邓宝珊从西安返回榆林途经延安。此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大会和工农业展览会。高岗邀请邓宝珊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高岗还陪同参观了工农业展览和工厂、农村、军垦地区，邓热情赞扬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就。他说在短短几年，你们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建设的欣欣向荣，真是了不起！

    其闻，邓宝珊患重感冒病，高岗前去看望，并派医生及时诊治，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也前去诊断开药治疗。高岗电话请示毛主席同意，叫交际处金城给邓赠送10张数九天的狐皮做大衣御寒。这件狐皮大衣他穿了好多年，成了与毛泽东、高岗友好的见证纪念品。

    （作者系横山县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