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刚

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被毛泽东称为“好同志，老实人”。邓小平对他的评价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张德生乳名天才，学名世德，曾用名张博五、老关等，1936年西安事变后以“张德生”通称。1909年10月20日（清宣统元年九月初七）出生于陕西榆林城内一个贫苦市民家中。

张德生父名凤山，继承家传手艺，从小学制革、做靴子，出师后无钱作本，靠出卖劳力维持一家人生计，并抽时间肩挑卖水，犹难温饱。其母张氏，除帮其父干活外，还为人拆洗缝补，弥补家用开支。张德生只有一个妹妹，从小缺吃少穿，在街头卖过纸烟、糖果，也在舅父的小铺学过生意，所以他自幼就知道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激起对为富不仁者的仇恨和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

在社会底层的张凤山夫妇虽然生活艰难，也要让儿子上学。1916年张德生入私塾读书，继而又进入榆林县第一初小。时过不久，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大力提倡民主科学，共产党人魏野畴等宣传马列主义。张德生于1923年上了县高级小学，课余时间读了当时榆林传播的《新青年》、  《向导》等革命书刊，讨论新思潮，演新剧，他的思想开始觉醒，受到了新文化的启蒙教育。

1925年冬，张德生高小毕业。1926年春考入在绥德设立的陕西第四师范（后称绥师）。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之际，共产党人李子洲任校长，学校建立了中共党团支部，师生中有不少党团员，学校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在绥师，教师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师生共同走出校门，宣传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张德生在此学习两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ABC》和《社会科学概论》等书籍，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宣传活动，发动农民反土豪、斗劣绅。他还同榆林旅绥学生组织了“榆光社”，并公开印发《榆光》小刊物。榆光社组织社员利用假期在榆林城出墙报，下乡宣讲革命，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经过学习和斗争锻炼，张德生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革命人生观。

在1927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7月陕西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了。8月4日陕北军阀井岳秀驱散了绥师假期留校进步师生，查禁了革命活动和群众组织，白色恐怖笼罩着陕北23县。但在这样的逆境中，张德生义无返顾，立场坚定，暑期在榆林加入了共青团。这年秋，绥师开学较晚，开学不久井岳秀又强行以思想反动的柳砚琛取代张汉三任校长，遂在师生中爆发了“反柳”斗争，张德生是这一斗争的积极分子。

1928年春，张德生转学到设在榆林的省第六中学（即榆中），插人毕业班，年底毕业。其后在组织安排下，他在榆林第一初小任教，分任榆林第三女师（即榆师）的团支书。他的家又是党团特委的秘密机关之一，团特委代理书记贾拓夫等多次留住。他的父母妻子多方掩护，保证了秘密机关的安全。

1929年5月，榆林职业中学校长寻找藉口开除一批进步学生，激起学生罢课。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榆林六中、第三女师的学生响应罢课，声援职中学生，迫使校方收回成命。11月初，榆林各校进步学生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印发歌颂社会主义、揭露军阀统治的传单，广为散发，使榆林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和震怒。张德生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放寒假前他被榆林一小校方借故解聘。

1930年春节过后，共青团陕北特委派张德生去府谷团县委工作。由于府谷的政治环境较好，他一到府谷即被聘为该县高小教员。不久他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积极发展党团员。暑期府谷教育局办小教训练所，他任国文教员，借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抽空巡视了府谷县木瓜等地的农村党支部。

1930年8月，中共北方局派孔祥祯等人来到陕北，向陕北特委召开的会议传达了立三路线。10月初，又由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主持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特委会议，传达立三路线和省五次扩大会精神。会议决定党团特委合并，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和刘志丹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张德生以府谷县委代表身份出席了这两次陕北特委召开的会议。不料风云突变，在合龙山会议前夕，国民党绥德县党部获悉中共陕西省委已派人赴陕北组织暴动，密探又在街头发现了刘志丹，于是立即派军警四处搜捕。合龙山会议亦立即中止，紧急疏散。张德生打算取道榆林返回府谷，刘澜涛（陕北特委秘书长）急欲赴榆林筹备特委新的秘书机关。两人决定同行北上榆林，谁知刚出绥德城北门即被国民党逮捕了。中共陕北特委遂指令共青团特委代理书记常黎夫负责营救工作，做通从榆师转学到绥师的进步女生杜芳铭的思想工作，以张德生未婚妻的名义去探监。这就使张德生到绥德“看望女友”有了“实据”，否则他在府谷任教，非寒暑假期，到绥德不能不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在西安一方是杜斌丞从中斡旋，另一方是我党在国民党省教育厅的地下同志从中活动，以张德生是府谷教员、刘澜涛是绥师职员为由，把案子调到教育厅。教育厅又就近调横山县教育局长曹亚华去绥德查处。曹亚华是我地下党员，当然所谓“查处”即以合法理由，开脱他们无“罪”，营救他们于1931年2月16日（腊月二十九）出了狱。

张德生在狱中已经得知，因他的被捕母亲大病一场，卧床数月，双目几近失明。他一出狱便急速北归，2月22日（正月初六）回到榆林。奄奄一息的母亲总算在临终前看到了日夜悬念的儿子，不禁悲喜交集。3月4日（正月十六）这位才40岁出头的中年妇女便与世长辞了。因为家贫，依靠亲友的资助，张德生才将母亲简单安葬。这时榆林城很紧张，国民党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军警以搜捕榆中进步学生为由，到他家查找“潜藏者”。他遂与特委指定的联系人胡希贤商量，向老父、妻子说明在榆林难以立足。1931年4月的一天，他离开榆林时黄沙漫舞，他穿一身孝服，手里提着烧纸、祭品、装作上坟的样子，由其三伯父陪着出了城。出城后脱去孝服，戴上眼镜，骑上当脚户的表兄预先备好的骆驼，绕道伊克昭盟大沙漠，然后西去宁夏，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张德生这次背井离乡一走就是20多年，其间他的老父贫病交加，担惊受怕，思儿成疾，精神失常，上过一次吊幸被得救。1937年10月6日，老人乘家中无人投水缸自尽，年仅52岁，也就在这一年，他家仅有的几间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成一堆瓦砾，妻子儿女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张德生离开榆林后，奔波于陕西、宁夏、甘肃、四川边界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初春，因国民党宁夏当局通缉他，他便到定边活动，曾谋得在三边高小代课的临时职业。其后，他与陕北特委派到定边的梁德元接上组织关系。数月后重回宁夏。1935年10月间，他和贾拓夫为党中央提供了陕、甘、宁的不少情况，为陕甘支队到达根据地吴起镇做出了积极贡献。1936的10月，中共三边特委重建，张德生任书记。1947年8月上旬，西北局决定设榆林分区，任命他为中共榆林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为西野攻打榆林做准备。在8月6日至12日和10月27日至11月16日两次攻榆战役中，他的胃病时常发作，但仍坚持白天行军打仗，晚上找地方干部商谈支前工作，做了极大的努力。是年秋天，榆横新区进行土改，榆横特委书记王恩惠对土改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持有异议，结果被上级派的土改工作团批判。后张德生到此检查工作，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据实向西北局提出建议，肯定王恩惠的意见是正确的，恢复了王的职务和工作。张德生对榆横土改中有争论的原则问题的正确处理，在干部群众中产生良好影响，既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也保护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使土改运动健康开展。

1953年春夏之交，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军区政委的张德生随同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马明方，由西安经绥德、米脂，回到榆林。这是他离榆22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榆林。这次回榆主要是探望他重病的伯父。他还以“回乡学生”身份拜访了榆林农校、榆林师范和榆林中学生的教师，向他的老师姬伯勋等鞠躬行礼，表示敬意，并邀请在榆林的同学聚会。另外应邀给地县干部作了一次形势报告，讲得生动活泼。报告会临结束时，他请到会干部代他向家乡的父老致以问候和敬意。1954年西北局第三书记马明芳曾说：  “年前他同张德生去过一次榆林”，他看张德生“素质好，杂质少，纯朴忠厚,一个面孔，一个心眼，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管一方面，德生是接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1963年日，是绥师建校40周年，张德生一贯重视教育事业，并未自己是绥师学生。他在百忙中影印了毛泽东给佳县县委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表示祝贺，并写了一情洋溢的信。

1964年8月，他因积劳成疾到北京治疗，因确诊系胆囊疗效不显，遂于9月初回到西安。1965年3月4日这位年仅56无产阶级革命家英年早逝！在北京治疗期间中共中央总书小平曾到医院探望。他去世后西北局发出了《关于各省区追悼张德生大会的通知》。3月6日西安各界两干人集会公张德生，毛、刘、周、邓等敬献了花圈。刘澜涛、杨尚昆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德生功高不傲，清廉奉公的永远定格在家乡榆林人民的心中：他唯一的一个妹妹和大一直在榆林，妹妹是一普通居民，大儿子直到退休还是毛的普通工人。这与今天一些官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鲜明对照，相形之下愈显得他人格的高大和非凡！榆林世场将雕塑一批对榆林人民有杰出贡献者的形象，张德生的竖立其中当之无愧。他的雕像是一座巍巍丰碑，榆林父老会将他的风范世代传扬！

选自《榆阳文史》第2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