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紫垣

    胡景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人，是西北革命先烈胡景翼的六弟。他童年跟随长兄过着军营生活，十三岁远离北方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投入了学生抗日运动，参加了到南京请愿的壮阔行列。不久后，回到陕西组织抗日义勇军。当他的活动被当局阻止后，他率领一批青年学生到古北口正在进行抗日斗争的关麟征部队，那时他才十八岁。

卖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这群热血爱国青年发愤地从那里走开。抗战开始，他从国民党军官学校训练回来。1938年夏，任高桂滋部十七军野战补充营营长，带兵途经富平时，中共富平县工委书记邵武轩将四十多名义勇军青年交给他，同时派师源，刘茂坤进入该部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在前线坚持抗战，因此被上级调离。他对地下党员刘茂坤友谊深厚，亲如手足，采纳刘的建议，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办图书馆，教唱革命歌曲，实行三民主义，不打骂士兵。在与共军接触中，不搞磨擦，还常联欢，互派干部参观学习，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热情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起了重大作用。

    1944年春，他任十七军二五二团团长，率部驻防甘肃固原，因对其师长任子勋忠实蒋介石和封锁边区的政策不满，谒见军长高桂滋，劝其与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遭高拒绝，告假还乡，在关中一带重新组织军队。1945年初到陕北，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宫。  （指挥宫兼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是他的五哥），驻防横山波罗一带。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行动，准备进攻解放区，对内削除异己，缩减杂牌，扩充嫡系，并向杂牌部队大量派遣特务，进行监视，企图最后取代他们的权力。这些行动引起了以胡景铎为首的驻陕北国民党官兵强烈不满。他们逐渐认识到跟着蒋介石不是被蒋吃掉，就是充当蒋的炮灰，或被解放军消灭。要想生存，只有起义，向人民靠拢，跟共产党走，坚决起义，把部队拉向解放区。适有久别好友师源同志由绥德来波罗相会，交谈后，让师源向习仲勋首长汇报，向党汇报，要求党派人进来，协助作好起义准备工作，确定联络人员及联络办法。师源返回汇报，习仲勋首长和绥德地委共同研究，根据胡的要求，西北局先后给胡部派进去三十多名同志，并提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这些同志陆续进入胡部，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兵，有的当班长、排长，从不同角度，向士兵和连排军官作工作，联络起义，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党又根据派去的同志送出的情报，及时掌握部队的情况，使起义的准备工作，按党的意图发展。

    胡景铎按照党的指示，首先分析了大队（营）以上军官对革命的倾向，确定了依靠的对象和可以争取的人物，并严防顽固分子，采取多种方法向依靠的对象交底，由他们再联络起义力量，争取中间人物，封锁迷惑顽固分子；其次举办训练班，以保安指挥部参谋姚绍文和党派去的同志为主，把思想比较倾向革命的战士、班长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民主和反对内战的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战术动作，训练结束时，胡景铎找每个人谈话，使他们在思想上都有一个准备；再其次是建立联络网，了解各点的情况和榆林方面的动态，并将情况随时向绥德地委反映，取得党的支持。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7月1日，

  中共西北局调派教导旅、新四旅、警三旅等部队配合起义部队

  部署战役，乘势夺取榆林。

    胡景铎办训练班和解放军的行动，引起榆林特务机关的注

  意。8月初，胡景通把驻横山的中层军官逐个召到榆林谈话。

  10月初，邓宝珊总司令接到情报“胡景铎准备异动”，邓即召

  回胡景铎到榆林劝说一番，胡景铎听后急忙返回波罗，对部属

  们说：  “事情已被泄露，指挥官（指胡景通）命我们赶快举

  事。”遂于10月13日，以骑六师名义，率领张志亚、张伟如、

  王永清等团在横山波罗起义。

    胡景铎起义，发出通电，震惊国民党军政，榆林邓宝珊、左世允（二十二军军长）尤为忧虑，立即派遣胡景通带兵四个营到响水堡招抚起义部队，胡景通到响水，未进堡城，驻在响水对岸的自家垃，夜晚突被解放军新四旅配合起义军包围起来，激战半夜，乌云密布，互不见人，胡景通乘机突围奔出，逃回榆林。经过这一战斗，波罗起义一些军官，才明白起义不是胡景通同意的，因此，王永清、张伟如复又叛逃回榆，还将赵通儒等虏回榆林。

    起义成功后，乘胜扩大战果，攻克镇川堡、武镇、万佛洞、鱼河堡，消灭榆林援兵两个营，榆林外围各据点，全部被解放军占领，榆林孤城处于被围困之中。

    起义部队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任命胡景铎为师长，于12月初调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热烈欢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颖超、康克清、习仲勋、王世泰等各级领导的接见，毛泽东主席出席大会并讲话，起义官兵感受无比荣幸。

    这次起义，壮大了解放军，分化瓦解了敌军，打击了反动派气焰，起了积极作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选自《榆林文史资料》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