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横山五十年

张宪文

1938年农历12月16日，我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齐镇一个农民家庭。1951年春考入陕西省农林职业技术学校，先学农作3年，后因国家建设需要改学造林专业3年，1957年7月毕业。分配工作时，我满怀热情，响应党和国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志愿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经受锻炼，实现绿色梦想。8月初，经组织批准，我与其他12名同级同学，先后长途跋涉，经过山西的柳林，坐小船渡过黄河，7天后才到达横山。从此，我开始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由以学为主的青年学生步入社会，从事喜爱和选择的林业事业，一干就是40年，直到1998年60岁退休。

由于热爱自己的专业，加之长时间已养成“闲不住”的习惯，退休后，仍然从事林园工作。

扎根横山，实现梦想

我在校6年期间，任5年班长，坚持勤奋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取得好的学业成绩。每学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受到校方的表扬和奖励。195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联班的团支部委员。1957年毕业考试（系国家考试）荣获“优等”毕业证书，在当时也算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1957年毕业前，按照国家规定，学校组织我们毕业班学生，在风沙区的原榆林县和丘陵沟壑区的米脂县进行生产实习一个月，亲身体验了两个不同区域的缺林少草，急需进行林业治理。这就是我志愿申请来这里工作、扎根榆林、实现绿色梦想的原因。

1957年7月23日来到横山县林业站报到后，由于我的档案记载较好，受到组织和领导的器重，把我和同班同学王运先分在县林站，其他11位同学分在两个林场和苗圃。

横山县是革命老区，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还是一个贫瘠闭塞的农业县。全县5300平方公里，计795万亩土地。无定河以北芦河以西为风沙区，占全县总面积三分之一多，这里黄沙连片，草木不生，其余则为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水土流失严重。当地气候恶劣，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群众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我到横山后，适逢县城由原来的殿市向新县城搬迁。新县城建在一片沙滩上，当时有县委、政府、横山中学、县联社、百货公司、银行、邮电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单位，大部分住在砖石窑洞和平房。其它单位以后陆续搬迁过来，林业站修建在县政府南边，只有7孔窑洞和3间会议室，院子全是沙梁，若遇刮风，白天室内还要点煤油灯。

到横山县林站工作，一开始参加机关整风反右。9月底，县林站分配我去距县城40华里的赵石畔区下乡搞造林，还要带动全区其它沙区大队的林业工作。特别是杜羊圈大队，它是五十年代榆林地区和横山县共同抓的一个综合治理典型。打坝修梯田等工程治理，由黄委会绥德水土保持试验站长年派驻5名工程技术人员承担。生物治理则由当时的陕北防沙造林局（榆林市林业局前身，以下简称市林局）牵头，横山县林业站派员实施。县林站指派我承担这项工作，这是组织领导对我这个青年“新兵”的信任，也是本人学习和锻炼的极好机会。市林局秦之明局长是位专家型领导，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他常带领市林局张书岐等同志前来杜羊圈大队检查指导工作，亲自安排柠条地的套种糜、谷、豆类、洋芋等试验研究项目。当时的杜羊圈大队，九沟十八道峁，土地资源丰富。总面积30.75平方公里计4.6万亩，耕地5500余亩。31个自然村175户，943人，发展林业潜力很大。大队党支部和支委会带领群众在山峁沟洼大种柠条，在五官沙大栽杨（包括河北杨）、柳、沙柳、紫穗槐等，使荒沙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集体。1958年底，大队书记杜振贵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杜羊圈大队被授予全国植树造林先进集体，并领到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奖状。

1959年春，经同志们介绍，我和赵石畔地段医院工作的榆林籍黄春英认识，并在年底结婚。从此我安家乐业，扎根横山，渡过漫长人生。

1960年2月，县上决定让我去省农林水牧干部学校进修，在半年的进修中，通过政策理论、科技成果、经营管理等新知识的学习，使自身的素质有所提高。干校结业后，我被调到榆林广播站搞编辑、总编工作。年底，榆横分县，我分在横山县广播站并负责全盘工作。我和全站同志抓紧时间，修复柴油发电机，增设广播线路，扩大广播宣传。同时，为县上主要机关供电照明，结束了县城无电照明的历史。

1961年2月，组织调我归队到县林站工作，并在横山县机关农场劳动锻炼一年，以解决困难时期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口粮不足问题。1972年调新成立的林业局工作。由于对党负责，工作认真，1976年6月10日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1979年1月县上调我任殿市林业分站站长。全站7人，负责殿市、韩岔、五龙山公社林业工作。在此期间，殿市公社领导重视，春季开展大面积、高标准的反坡梯田整地造林，社队林场采取育苗和联防护林等措施，成绩显著。县委、县革委会决定：全县林业工作会议和造林育苗现场会议在殿市召开，分管林业工作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折宏礼参加并主持了会议。这是建国以来横山县每年一次的林业工作会议首次搬到基层召开。殿市公社、殿市林站、殿市大队和我个人在大会上汇报工作，介绍经验，受到表彰奖励。

从1979年10月开始我先后在雷龙湾林场、县林业局、城关林业分站任职，特别是在城关林业分站任职时，承担着城关镇、波罗镇、雷龙湾乡的林业工作，是全县林业工作六大重点乡（镇）中的三个乡镇。每年承担全县三分之一的造林任务，同时，还承担着县城街道和机关单位绿化美化工作与管护任务。16年来，我亲临第一线和全站同志协助乡镇采取集团承包等方式，组织群众从事集中连片造林和管护，每年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造林任务，受到地、县党和政府的表扬和奖励。

坚持蹲点　求真务实

1964年春，县林站委派我去波罗公社沙河大队业务行政蹲点。这一年，在县、社的安排和支持下，在搞好生产救灾等行政工作的同时，自力更生创办全县第一个大队林场。我们以场员为骨干，带动群众育苗、造林、抚育管理。首先解决了集体造林种苗不足的问题，加快了林业生产的发展。沙河大队办林场的经验，经过地、县调查总结，在全县宣传推广，其后社队林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大办起来，推动了全县治沙、治山造林的快速发展。

1965年春，县委分配我到塔湾公社的芦沟大队蹲点。年初，根据需要，抽调15人办起大队林场，抢抓时间，从事育苗、造林和抚育。之后，我们组织了30人的农田基建专业队，先在中崖窑筑起一座拦洪坝，接着又在古沟、下榆地沟两地长年流水沟里建起蓄水坝。坝筑成后，提高水位，开挖水渠，引水拉沙，平整水地250亩。古沟蓄水坝在芦河川畔，有400多亩川地是盐碱地。我们开挖水渠，把沟口两边川畔积沙通过引水拉沙，压住了盐碱，使400多亩盐碱滩变成自流灌溉的农耕地，另扩展水地150亩。同时，取得公社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后，我去榆林鱼种场买回鱼苗2万尾（其中一万尾为支持赠送），投放到蓄水坝中，开创了我县库坝淡水养鱼的先例。其后有水的库坝先后开始养鱼，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年，我们还组织群众集体养蜂、个户增量养猪养鸡、沙质地试种花生、下湿沟滩栽芦苇、向阳坡地建果园。建立柠条播种基地，并动员群众间种糜、谷、豆类和洋芋，大灾之年增收了粮食。同时，全大队采售柠条籽3.3万斤，在增加收益的同时，国家还奖售玉米3.3万斤，使群众平稳渡过大灾之年。这年，芦沟大队农林牧副得到全面快速发展，在全县榜上无名的大队，一年跃居全县第四名。大队书记王永贵同志出席了县、地、省先进代表会议，受到表彰奖励。我作为蹲点干部，也在县委召开的抗旱救灾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受到表扬和奖励。

1972年，我和袁福柱、赵甫章两位老同志在赵石畔公社杜羊圈大队蹲点。我们经过调研，加高杜羊圈蓄水坝，又在程家沟筑成一座中型蓄水坝，使下游200余亩野人沟坝地变成旱涝保湿的自流灌溉水地，并在两处蓄水坝内投放鱼苗。同时，还在杜羊圈和善马塌两处建立高抽站，新增抽灌水地105亩。为了更好地治沙造林，我们及时地办起大队林场，长年固定15人，带动群众造林1727亩，新建果园408亩，桑园240亩，育苗33亩。1973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达752040斤，为1972年的348%，取得农林牧协调发展，受到省、地、县表彰奖励。当年国庆节，大队书记张泽义同志在北京参加会议，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刻苦学习　充实提高

边干边学，不断“充电”，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的人生信条。在工作中，我认真学习新知识，拓展知识面，使自己不断充实提高，为人民服好务。

1980年2月，我在榆林地区林业局主办的林业试验研究班参加学习；1985年5月，在榆林行署主办的科技管理和专利学习班学习；1986年11月，在榆林地区科委主办的“应用数学”学习班学习。在工作期间，我不断地学习、实践，业务长进很快，可独当一面。1981年11月5日，横山县科委批准我为林业助理工程师,1983年9月30日，榆林地区职改领导小组批准我为林业工程师,1997年3月14日，陕西省人事厅批准我为林业高级工程师。

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组织上却给了很高的荣誉。1983年8月1日，被接收为榆林地区林学会、沙漠学会会员，并选任横山县沙漠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兼秘书长。1984年4月13日，获陕西省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绿化老职工荣誉证书”和奖章；6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颁发的林业科技推广者“劲松奖”证书和奖章,1984年春，参加横山县农业资源调查与规划，在综合组工作，翌年1月30日，我与安景涵（主笔）、张智房合写的《横山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参加省评，获优秀成果三等奖。1984年12月，我撰写的《横山北部毛乌素沙地立地条件和林业区划治理》论文，参加榆林地区首届优秀论文评奖获三等奖，并载入横山县林业优秀论文第一集。1994年7月，获榆林行政公署颁发“建设榆林”荣誉证书。

退而不休　奉献余热

1998年8月退休后，按照常规应该休息，保养好身体，安享天伦之乐，但是长期以来，我已经养成“闲不住”的习惯。于是，对自己一生选择的林业事业，仍爱不释手，便下定决心，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机会，自由安排时间，继续作自己喜爱的事情。首先在城关苗圃租了一亩地，从杨陵、榆林等地选择买回葡萄、银杏、秦王桃、凯特杏等15个新品种，进行引种试验和无核白葡萄制干试验，取得成功后就地推广。1999年底受靖边县北牧公司王治华经理邀请，同马三彪、谢克诗、白思成等6人自筹资金12万元，在靖边县杨桥畔北牧公司租上好水地59亩，从杨陵、榆林等地引进户太8号、美国红提黑提葡萄、梨枣、俊枣、银杏、国槐等13个新品种，进行引种育苗和栽植，并兼任北牧公司等5个单位的技术顾局。

早在1991年10月，我受榆靖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招聘，在榆靖高速公路绿化四标任监理总工。绿化四标全长20公里，是最长的标段。1992年贾治邦省长视察时就在四标段召开现场会。1993年底竣工验收时绿化四标省评二等奖。1994年任榆靖高速公路横山服务区绿化美化监理总工；1996年由榆林聘任中石化华北分公司总部绿化总工；1999年在榆林开发区景园新世纪任绿化置景甲、乙双方监理总工。

1994年8月，日本专家参与榆林黄土高原国际民间绿色文化网络第一届年会，我参加了此会，并选任理事，负责横山协会两个社区、55个重点寺庙的绿化美化义务植树工作。从此，每年春、秋两季由榆林网络和横山县林业局提供种苗，从规划设计、调苗栽植到检查验收管护，自己都要亲自参加。2011年春季，我除承担横山网络12个重点寺庙的验苗调苗外，还亲自完成永兴寺卧龙广场绿化美化的规划设计、栽植管理和山上200亩地的侧柏造林任务。今年春季，我又先后在永兴寺、兴隆寺、石佛寺等三寺庙搞规划，并栽上了树。网络工作没有报酬，只尽义务，网络绿化还要继续，不断扩大。我将做到：生命不息，奉献不止,无怨无悔，愿把自己的一生奉献陕西大地。

 

献身科技展宏图

雷　声

陈善好，1935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1952年5月参加工作，1953年6月组织派他到陕西省林业干部训练班学习一年（经过考试被选录上）。毕业时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横山县林站工作。

当时的横山条件比较差，境内没有一条公路，都靠步行、驴驮、人背。1954年农历正月下旬，站上派陈善好去横山县赵石畔区海则沟乡帮助工作和搞植树造林。从波罗（当时县林站驻在波罗）出发，背上背包，上山下坡步行了60多里路到了城关区政府（驻在旧县城的南关，即今柴兴梁村。当时横山县政府驻在殿市镇），住了一宿。第二天又走了50多里路才到了赵石畔林站。林站就在很简陋的3间土房子里，一盘大土炕就是办公、吃饭、住宿的地方。第三天，他继续行程，赶往距离赵石畔林业站有二、三十里路远的海则沟乡去，头两天三人结伴而行，说说笑笑也不觉得累，今天只剩下陈善好孤单一人，路上看不见行人，听说这里经常有野狼出没，有时狼跑到老乡的羊圈里去叼羊，还伤人。他心里很害怕，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鼓起勇气往前走。三天来，从无定河畔走到芦河岸边，一眼望去都是冰天雪地，河面已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着，让他第一次欣赏到了美丽的北国风光。走到杨小川时，河边的小路被崖畔挡住了，没办法，他只好脱了鞋袜赤脚过河，河面的冰层上有7-8寸深的印水。正月的河水寒冷刺骨，一脚踏下去，冰层破了，陈善好的腿脚被冰块扎破流血了。过了河他坐在沙地上把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就继续赶路。到了乡政府已是黄昏了。乡政府驻在沟畔上的两孔土窑洞里，乡上只有指导员、乡长、文书3个干部，他们的工作、生活都很艰苦。乡上正忙着开干部会。指导员胡润山把陈善好安排在乡政府的邻居、行政村主任李生兴的家里。李主任是一位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夫妇热情接待了他。

乡政府很重视植树造林工作，在“两干”会上作了具体安排。到了植树造林的那天，家家户户都赶上牲畜，驮着柳树栽子，有些妇女像走亲戚一样骑着毛驴、骡子来到全乡集中植树造林的窑湾沙上。造林工地像赶集会那样热闹，有一百几十人。陈善好和行政村主任一边点验柳树栽子（国家付给种苗费），一边安排到各个沙湾里植树。造完林后还要在沙梁的迎风面搭上带状或网状的障蔽（国家付给柴草费和工钱），以阻缓沙丘的移动，这样植树造林的成活才有保证。群众植树造林的热情很高，经过几天的风吹日晒，这片上千亩的沙漠第一次栽上了树。就这样，陈善好在海则沟乡、爱家窑则乡（即今塔湾镇）一干就是几年，把西沟沙、榆地沟沙、瓦窑沟沙、闫渠沙等几片沙漠都栽上了树，以后陆续成了林。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1957年6月县委从县级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下乡驻社。陈善好被分配到石湾区王家梁乡（即今双城乡）安渠村驻社（即当时的安渠农业社），这也是在南部丘陵沟壑地区开展植树造林的好时机，陈善好在安渠搞了百亩林粮间作试点获得了成功。1958年元月在榆林农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上受到了中共榆林地委、专员公署的表彰奖励。在山地上又种粮又植树，林粮间作，这个经验在南部丘陵地区得到了推广。

1958年冬，组织上调陈善好到石湾公社（当时包括石湾、双城、魏家楼三个乡镇）当文书、党委秘书。石湾是一个大公社，有一万七千多人口，工作很忙，每天晚上办公都要到十一点钟。有一次县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央一个重要文件，陈善好一手拿着电话耳机听，一手拿着钢笔做记录，点着一盏煤油灯，从晚上十点开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才结束，整整开了一个通宵。石湾公社党委一班人，真抓实干，积极负责，一心扑在农业生产上。在大理河川两岸建起二十多个“百亩”、“千亩”、“万亩”丰产田，集中连片，科学种田，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每年都超额完成了县上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和提高，顺利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时期。几年的乡镇工作，磨练了陈善好的革命意志。在基层工作时，他曾为《榆林报》、《陕西日报》写过120多篇新闻报道，反映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精神风貌和发展农林牧业、兴修农田水利的好人好事，百分之八十的稿件付诸见报。他还被《榆林报》社聘为特约记者。由于陈善好工作突出，1959年11月被县委、县人委授予“模范工作者”称号，奖励工资一级。1962年7月组织调陈善好到县委宣传部工作。这段时间，他参与组织县级机关干部职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进行“反修”教育，分阶段学习，组织考试，公布个人考试成绩。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文化知识、思想道德整体素质都有极大的提高，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和先进模范人物。1965年，风向突然变了，因为家庭成分（地主成分）的牵连，把陈善好调离宣传部到农林局工作。当时他的心情很沉重，想这一生的政治生涯算是划上句号了。有几位热心的领导找他谈话，安慰他、鼓励他、教育他继续为党好好工作。宣传部部长还组织宣传、文化教育等单位领导开了个欢送他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对陈善好评价很好，表示了依依不舍的友好情谊。事后有人讽刺地说，宣传部在县委背后踢了一脚。虽然离开了宣传部，但县委领导还很关心陈善好，有时还叫陈善好以县委常委、农林局长的名义列席县委常委会，弄的他很不好意思，县上有些重要的材料仍派他去写。几年间，陈善好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了杜羊圈、芦沟、红石峁、石窑沟、石碧则等村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典型经验，有两篇文章被选入《榆林治山治水先进典型》一书中。

“文革”中，陈善好受到了很大冲击，因他出身不好，那几位关心过他的领导也受到牵连，给戴上“走地主路线”的帽子，遭到“批斗”，有的还遭到“毒打”，身体上受到一定的摧残，想到这些他心里难受极了。从1962年到1979年，陈善好先后在宣传部、农林局、县革委会生产组、农工部、农办工作，十八年中，曾为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在县委扩大会、工作会、三干会和其他各种会议上写的工作报告、讲话稿有一百五十多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领导把陈善好提拔到领导岗位，要他担当更多的责任。他先后在林业局、农业局、科委（即今科技局）供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央提出在东北、华北、西北建设一条防风防沙林带的“绿色长城”，途径横山境内100多公里。陈善好参加了从立项、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在西北部风沙区展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历史上一项阻滞风沙南移、造福子孙后代的宏伟工程，国家投入了很大的财力，横山人民和林业科技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林地面积已初具规模，生态效益显著。1984年6月林业部授予陈善好一枚“推广林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奖章。

在开展科技创新、推广应用科技新成果、新技术上，陈善好充分发挥了一个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他积极协助高级农艺师、县农技站站长梁兴民同志工作，承担了大明绿豆项目的引种、试验、推广工作。集中连片、地膜覆盖种植也获得成功，逐年扩大规模种植，总面积达到三十多万亩。大明绿豆在1985年“广交会”上获得好评，创出了“横山大明绿豆”品牌，成为横山的一个拳头产品，每年创汇几千万元。横山的科技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县科委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1992年6月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

横山人杰地灵，山川秀美，特产丰富。大开发、大建设正逐步改变着贫穷落后的面貌，使横山向着富裕、绿色、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迈进。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横山人淳朴、善良、热情、豪爽的本性。无论穷与富，横山人不排外，不欺生、不怕官、不笑贫，胸襟博大、心怀广阔。这是陈善好在横山工作、生活、居住了五十八年的深刻体会。从他踏上这块土地那天起，就把根扎在了横山，娶妻生子，现在儿孙满堂，过着充实、幸福的生活。

 

情系陕北   扎根黄土

李宏世

我是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人，一九五五年毕业于汉中农校兽医专业，同年七月分配到原绥德专区畜牧兽医中心站。先后在绥德县畜牧兽医站、县农委、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县委农工部、县农牧局和县畜牧局等单位工作。一九七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四年任绥德县农牧局副局长，一九八八年改任绥德县畜牧局局长。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那个年代年青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怀着雄心壮志和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理想。在毕业分配动员会上，我当时作为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带头向党表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老少边区去”，用所学专业技术实现自己的抱负。后来如愿以偿，离别了可爱的故土和生育我的双亲，带领四名同学，跋涉两千多里，历时十二天（途中下雨），到达目的地——绥德。一看，不是想象中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区风光，而是“山是秃山头，沟里浑水流，自然灾害多，农年难丰收”的状况。面对气候干燥，一日两三顿的杂粮，我也有过感慨。但又扪心自问，我来干啥来了？是享福来了还是干事业来了？当初的一腔热血哪去了？陕北虽艰苦，更需要我们去创业改变面貌，在白纸上能更好地书写我的人生。面对现实，首先思想不能退缩。在农村与乡亲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在炕头上与农民促膝交谈中，我亲身感到了绥德农民那憨厚朴实、待人热情厚道的优秀品质。这里的本地干部不但不排外，而且处处关怀外地干部，大环境使我感到温暖，很快溶入到干群之中，使我坚定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信念决心，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贡献终生。生活艰苦是暂时的，条件差正需要我们、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去改变。此后，我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工作上兢兢业业，事业上不追求名利，生活中朴朴实实，同志间以诚相待，以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我的思想意志，提高了为人处事的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成了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尽职尽责　发挥专长

在岗四十二年，我先后在七个部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都抱着一颗真诚的心，任务再重也不推托，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干出个样子，让领导放心。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农业生产责任制转型的关键时刻，经常深入农村搞调研，多次撰写工作报告、动员报告，为领导指导全县农业生产出谋献策。曾被评为“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一九八六年在田家岔乡田家岔村蹲点期间，动员村民搞农田基建运动时，多次开会总是行动不起来，通过走访农民，了解到是前几年农田基建款未如期兑现，村民怕再受骗不愿出工。找到原因后，我即时回城，取出自己积蓄并向亲朋好友借到了两万多元钱回村。与村干部研究后采取当天验收当天付现金的办法，农田基建运动迅速掀起，真是热火朝天。村民起早贪黑上工，提前超额完成乡上分配的任务，公家满意村民高兴，县、乡都在该村召开了现场会。蹲点一年回县城时，乡、村干部及村民依依不舍。

我是学兽医的，在地、县畜牧兽医站工作期间，干过十多年门诊工作，除了向老同志学习外，在实际诊疗中，把学习、思考、实践结合起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根据不同病情，采用正方、验方、偏方及针炙等办法提高治愈率，尽量减轻农民负担。时刻注重医德，把畜主当兄弟，把牲畜当己有，急群众之所急，病畜随到随诊，出诊随叫随到，从不摆架子拖时间耽误病情。一九六五年秋季，吉镇公社兽医站站长丁亮云同志打来电话说：“前郑家沟生产队一头母驴难产危急，要求紧急协处”。我立即准备好药械，推自行车出站时，天空已乌云密布，走到四十里铺时已开始落雨点，一路雨点越来越大，正上主天山时，雷声隆隆，大雨飘泼，泥泞的土路，单人行走也显困难，何况身背药箱又推车上山，只能用尽全力一步一步上山，半步半步下坡，天将黑时终于行程80里路到了目的地。走进队窑全身衣服鞋袜已经湿透，说话牙打颤，发音不连贯，但我顾不上休息，诊断清病情后，马上动手术，取出了死驹，保证了母畜安全，在场村干部和农民无不感动，赞不绝口。自己虽受了一点劳累，但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为集体减轻了损失，自己的身体苦换来农民心里甜，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一个公仆应该做的事。我深刻体会到，为群众每办一件实事，群众就会对党增加一份感情，为群众解决一个难题，群众就会对党增加一份信任。

在农牧局工作时分管畜牧工作，在畜牧局工作期间，作为部门的领导，又是内行的我，更是有条件常抓不懈，在自己任内畜牧兽医工作有了长足进步，省、地多次检查绥德县的畜牧兽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各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与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事共同努力，经过多年工作，为全县畜牧兽医工作搞了三个体系建设：

第一、建立家畜家禽良种繁育体系。县上建立了种猪场，分片建立了佳米驴、秦川牛及种马配种站。先后从西安奶牛场、山西种牛场、关中等地引进了荷兰奶牛、秦川牛；从省种猪场、黑龙江等地引进了巴克夏、苏白、约克、长白、杜洛克良种猪；从新疆引进细毛羊；从山东、宁夏引进白绒山羊、小尾寒羊；从西安、山西引进莱航、罗斯、白洛克、罗曼等良种鸡。这些优良品种的引进改良，对提高全县畜禽品质和产量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各种专业户的兴起，猪、羊、鸡的品种改良更是遍布农村。笼养鸡是现代养鸡的一项先进技术，一九八六年我们请来专家办学习班，培训技术干部和专业养殖户，又派干部出去考察学习舍饲牧业，优质、高产、高效生产新模式及笼养鸡经验。此项养鸡技术，专业户已全面掌握并迅速普及，成为绥德县养鸡大发展的转折点，全县笼养鸡已达到40多万只。牛、猪、羊、鸡实现或基本实现良种化。

第二，建立健全畜疫防治体系。疫病防治工作要有机构来管，要有人来抓才能得到系统的防治。为此，我和我的同事，通过多年的争取、协调建立并完善了乡（镇）畜牧兽医站。又通过办兽医员、防疫员培训班，配备了乡（镇）站兽医员及村级防疫点的防疫员，使人员相对固定，责任落到实处，畜禽疫病防治步入正轨，做到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考核。在防疫工作实施上，采取了三结合的方法：即全面防和重点防结合、一般防和特殊防结合、平时防和搞春秋季运动结合。历年的防疫密度都在90%以上，保障了畜禽安全，没有重大疫情发生。一九九0年在县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不怕磨嘴，不怕跑腿，向领导反映基层兽医人员的困难，终于得到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将基层兽医站人员生活予以补助并从此列入财政预算。使他们生活稳定，再无后顾之忧，从而全身心地投入本职工作。

第三，抓住饲料基地建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饲草充足与否是发展畜牧业的基础。在各级党政的重视和支持下，我们抓了以紫花苜蓿和草木樨为主的饲草生产。通过培养种草典型乡、村和召开现场会的办法，扩大“山区要致富种草抓畜牧”的影响，以定仙墕乡为重点，开展“一人种一亩草”活动。全县种草面积最高达26万多亩。结合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落实，种草养畜的热情在农村广泛兴起。饲草多了，养羊、猪、鸡、牛、兔专业户应运而生，畜牧业的产值在农业生产的比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16%提高到35%。

回顾在陕北生活的三万多个日日夜夜，是党的正确领导、广大干部的齐心努力以及老区人民的勤奋劳作，使绥德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裕。我作为征途中的一员，感到无比欣慰。是党的召唤使我走进了陕北，是我的决心使我扎根黄土，溶入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党和人民赋予了我光荣的使命，我应该为使命而奋斗、而献身。

 

我在绥德工作的十六年

周解围

我叫周解围，男，陕西省咸阳市双照镇人，1939年7月出生。1956年从咸阳市第二中学毕业，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原西北医学院）医疗系五年制本科，1961年9月毕业，分配到绥德县医院外科工作。

绥德县为革命老区，自然条件差，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际，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但从县医院的条件看，在榆林地区还算较好的医院。当时在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全国各高等学校都把众多的优秀毕业生，分配到农村，特别是革命老区工作。

在县卫生行政部门及医院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县医院逐渐完善了医院管理体系和操作规程。包括病历书写、处方规范，均按照当时省卫生厅的要求逐步完善。绥德县医院外科团队包括宋士铎、郝丰厚、霍锦明、慕世成等同志，我们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到1963年之后，绥德县医院的外科团队已进入鼎盛时期。由于我当时年富力强、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业务，在医疗实践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获得广大患者认可的外科骨干。从1961年到1978年在绥德县工作的16年中，作为一名普通的外科医师，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在上级领导及外科团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从易到难，从小到大，做了上千例手术，见证了绥德县外科、妇产科的发展。我初到县医院时妇产科和外科是一个科室，外科医师也要参与妇产科手术。因基层卫生院及地段医院条件较差，做不了手术，城里只有县医院一家医院，所以县医院手术很多，有时12小时内要做8例肠梗阻手术，工作十分辛苦。当时山区交通条件差，外伤病人较多，外伤性颅脑损伤、肝脾破裂、骨折等均为常见病和多发病，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使绥德县医院外科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县医院的优势科室。当时榆林地区确定绥德县医院为南六县的会诊指导医院。我也多次到吴堡、子洲县医院和地段医院会诊、指导和参与手术。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60年代初，我们在外地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了下腹部手术，如胃癌的胃大部分切除、胃肠吻合术、胆囊切除术、脾功能亢进的脾切除术等。骨科开展了小儿麻痹后遗症三关节固定跟腱延长术、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针固定术等。妇产科开展了子宫切除术等较大的手术。上世纪70年代初，宝鸡“二康”医院搬迁至绥德后，县医院依靠“二康”（后改榆林地区中心医院、榆林市第一医院）的协助指导，外科的手术水平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以后绥德县医院外科事业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卫生工作始终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计划生育工作已作为我国的重大国策。作为一名普通外科医师，我几乎每年都要参加计划生育手术工作队和农村卫生工作队，走遍了绥德县23个乡镇，做了上千例计划生育手术。在参加农村卫生工作队期间，始终把解除广大群众的疾苦，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县医院举办的到永坪农场蹲点的一年期间，除了参加劳动外，经常出诊为当地群众上门看病，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在当时卫生局委派到枣林坪地段医院蹲点的一年多时间里，和该院院长常兴满、县医院郭树枝同志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建设医院，购置设备、成立手术室，并开展了多例手术，当时的业务范围，已辐射到河底及定仙墕等乡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三个乡镇几乎所有的村庄，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好评。一次正值黄河发大水，枣林坪黄河对岸的山西省石楼县贫困山区一产妇难产，家属慕名驾小船请求出诊。我和县医院护士郭树枝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去出诊，使产妇平安生产。在当地又为一名急性乳腺炎的产妇做了切开引流手术，受到群众的称赞。为当地群众治疗大小疾病六、七天后，才西渡黄河回到枣林坪。

在省卫生厅派医疗队赴绥德县巡回医疗期间，县医院派我和省医疗队一起下乡巡回医疗。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分别在枣林坪、崔家湾、义合、吉镇、四十里铺等乡镇开展了外科、妇产科多例手术。为基层医疗单位后来妇外科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在绥德卫校教师不足期间兼做绥德卫校外科教学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原西安医学院）在绥德开门办学期间，我作为医学院外聘教师，给该校工农兵学员带普外课程。在县卫生局的组织下，在义合地段医院举办了绥德县第一期外科医师培训班。我和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蔡澄教授结合理论与实践教学，使该班有四名外科医师以后成为绥德县基层外科的骨干，为在绥德县各地段医院开展外科手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0年代，绥德县卫生局对农村基层卫生工作十分重视。1977年5月份，市卫生局调我去“赤脚医生大学”任教，当时学校由马宏雄、李生祥同志负责。在该校工作的一年里，领导、教师、全体同学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团结奋斗，保证了教学质量，为绥德县最基层的农村培养了一批合格的村医队伍。同学们以及县卫生部门的领导对“赤脚医生大学”的办学，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在绥德县工作的十六年，虽然我也遭遇过挫折、艰辛和痛苦，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劫难，但也深深地感受到老区人民民风淳朴、忠厚善良。作为一个普通的外科医师，只要你解除了他们的病痛，他们就会给你正确的评价，使你感受到自信、尊严和成就感。由于在绥德的工作与锻炼，造就了自己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努力钻研业务的思想和作风，为我调回咸阳后，为党和人民更好地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78年以后，我调到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当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得到全面落实。1979年到1980年，我在交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修了一年神经外科。1981年，在咸阳市率先开展了神经外科手术，1982年担任外科主任，并在咸阳第一个成立了神经外科专科医院。1984年以后，我担任咸阳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地改市后，医院升级，我继续担任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92年晋升为外科主任医师，并被聘为西安交大医学院外科教授。

由于自己在业务方面的努力，并抓住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机遇，使自己在学术上和医院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学术方面发表了论文30余篇，开展的业务三次获咸阳市科技进步奖。参与编写了1999年11月出版的“中国医院院长手册”，并担任副主编。该书共180万字，由卫生部牵头全国50余名专家编写，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医院管理的典范手册。

90年代初咸阳市二院从北京购进的二代CT机运行一年后，医院决定购置一台四代新CT机。当时咸阳市各县级医院都还没有CT设备。咸阳市几家县医院前来联系准备以半价，即40万元购置我院二代CT机。出于对绥德的感激之情，我提出将二代CT机以合作的方法安装到我曾经工作过的革命老区绥德县，医院领导班子研究后认为可行。我和绥德县医院当时院长马占同志联系后，马院长即来咸考察。在绥德县卫生局的支持下，很快签订合作协议，由绥德县医院提供安装条件，咸阳市二院负责人员培训，安装调试，并定期派操作员去绥德指导操作。在两院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该仪器很快在绥德县医院运行，获得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三年合作期咸阳二院多次派人去绥德协助工作，虽然仅得7万元分成。但全院职工无怨无悔，为能对绥德老区尽一份医疗支援的义务而感到无比欣慰。

我在咸阳市二院工作期间，有多个绥德县的干部和群众前来就医，我都精心安排，有些老乡在我院做检查之后因手术需要转院的，我就亲自联系到交大医学院一附院及四军大西京医院就医。在咸阳工作的绥德老乡很多，他们常常以绥德乡党的身份找我看病，我都热情的给予安排，时间长了一些绥德乡党给我捎来红枣、绿豆、粉条等土特产，把我当成了真正的绥德人。

回顾在绥德县工作的16年和咸阳工作的20余年中个人的进步和成长，无不渗透着两地党政领导的培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始终把绥德县看成我的第二故乡，也忘不了在绥德工作、生活了16年的那些往事。

 

畜牧战线的楷模杨世成

杨世成供稿　田庆珍整理

在绥德城乡提起县畜牧站原书记、站长、高级兽医师杨世成的名字，都夸他是踏踏实实工作、清清白白做人的好领导、好同志。他热爱本职工作，孜孜追求业务知识，硕果累累。远离家乡汉中市南郑县近六十载，终身奋战在陕北，可谓畜牧战线上的楷模。

执着的追求

“人生最可贵的精神，就是对党和人民分配给你的事业，能矢志不渝地干出名堂”，世成同志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1964年7月毕业于汉中农校，同年8月由省农林厅分配到绥德专区畜牧兽医中心站工作。初到陕北，气候不适应，生活不习惯，但他仍谈笑风生，从不叫苦叫累。有些好心人劝他说：“干畜牧工作早出晚归，风尘仆仆，不是防疫就是治病，整天和牲畜家禽打交道，没出息，不如干两三年早点改行算了！”他总是婉言相谢说：“不管有出息，没出息，我学的是兽医专业，如果在畜牧战线上干不出一番事业，那改行才是真正的没出息。我干畜牧事业的追求和志向永远不会改变！”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世成同志即将到了退休的年龄，有人又一再劝他：干脆向组织申请调回汉中故乡，安度晚年。他却说：“绥德是红色的土地、贫瘠的土地，也是充满希望的土地。我在这块热土上一辈子没有调换过工作单位，终身干的是畜牧事业，与这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干好这项有益于人民的事业。”

光辉的业绩

细微之处见精神，平平凡凡才是真。世成同志在这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整整干了57个春秋，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给绥德人民留下的光辉业绩。

他在担任业务站长期间，于1956年至1962年先后6、7年独立主持门诊，治疗牲畜各种疾病。1957年至1979年先后参与绥米驴和佳米驴的调查，1959年省《畜牧兽医》双月刊登载了《绥米驴的调查报告》。1972年学习外地经验，参与并主持本站自制猪血清工作，1957年至1962年参与本站自制猪瘟疫化弱毒疫苗，在全县开展猪瘟的预防工作，1974年底基本控制了猪瘟。1975年参加全县牲畜寄生虫的普查工作，1980年调查总结了“关于草木犀在畜牧业生产中利用情况的报告”，1983年6月至1987年推广了肉兔科学饲养管理技术，并与县外贸开展了横向联系，把肉兔生产作为乡镇兽医综合办站的主要内容来抓。畜牧部门从防治到收购、冷冻加工、销售实行“一条龙”的经营，使肉兔生产得到了持续稳步的发展，全县共收购肉兔34万只，为群众增加收入126万多元，有一部分养兔户确实靠养兔脱贫致富了。给乡镇提成现金10万多元，每年可解决乡镇兽医站纯收入的50%以上。因此，各乡镇站加上业务收入，基本可以解决职工工资和正常工作经费所需，同时还给县站提取管理费2万余元。为此，连续几年得到了国家、省、地、县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表彰奖励。198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给他颁发了“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荣誉证书。1985年10月，省农林厅畜牧局、省粮油进出口公司给他颁发“发展肉兔生产支援出口作出贡献”锦旗一面，并发了奖金。1986年10月，出席省养兔工作会议，以“肉兔生产成绩显著”受到了个人物质奖。会后，县畜牧站被县委、政府评为肉兔科学饲管技术推广工作先进单位，并发了奖金。1979年，地区畜牧局在绥德召开全区黄牛改良现场会，同年又受到了榆林地区农业科技代表大会的奖励。1989年2月，在榆林地区三级干部会议上，地委、行署给他颁发了“在八八年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夺取农业全面丰收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锦旗一面。

在开展畜牧工作中，世成同志主要抓了引进畜禽良种，改良本地畜禽品种和科学饲养管理。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抓了组织管理工作，从全县畜牧兽医两个体系的建立和经营管理，以及基层兽医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上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全县良种繁育体系基本健全，达到社社有大家畜配种站。当时有20名配种员，经营各种良种公畜23头（包括国营配种站在内）。在畜禽品种改良上，先后引进了秦川牛、新疆细毛羊、白绒山羊、盘克猪、内江猪、莱航鸡、星杂288蛋鸡、罗斯鸡父母代、北京鸭等畜禽优良品种，进一步加快了畜禽品种杂交改良和良种化的步伐。先后孵化推广了良种鸡50余万只，使良种鸡遍及全县，基本上实现了鸡的良种化。生猪生产基本上实现了“母猪本地良种化（巴眉母猪），公猪良种化，肉猪杂交一代化”，使出栏率提高到50%以上。

在黄牛改良方面，使本地黄牛基本上达到杂交改良化。在兽医防治体系上，社社建立了兽医站。当时乡镇兽医站仅有老中兽医30余人，后又逐步把社来社去具有大专文凭的10多名同志充实到乡站，加上县站还有近30余名大专毕业的畜牧兽医人员，全县就有兽医人员70余人，大队还有兽医防疫员，并推行了牲畜合作医疗制度，认真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每年春秋两季开展防疫工作，县、乡两级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划片包村，层层落实任务，定期检查评比，从而提高了防疫工作的质量，使猪瘟、“布病”等一些传染病得到了控制。

1980年，全区各县猪病年死亡率都在1500头左右，占饲养量的3%，由于绥德县年年把住了防疫质量关，提高了防疫密度，所以，1982年11月经省、地联合考核验收1980年至1982年三年的防疫和死亡情况，其防疫密度为97.14%，三年的死亡率平均为0.88%（死亡猪440头）。1982年生猪仅死亡353头，占饲养量的0.77%，使死亡率下降了2.33%，即每年少死亡1147头，达到了省颁控制标准并颁发了控制猪瘟的证书。在经济效益上可使群众每年多增收17万余元。从1980年至1988年的8年间，就可为群众增收137万余元，同时，也保证了全县生猪的健康发展。根据省农业厅1987年11月文件精神，经县、地推荐，绥德县站被评为控制猪瘟的先进集体，世成同志为先进个人，此项成果获县委、县政府一等奖。

在防控人畜共患的“布氏病”方面，县站每年坚持用布氏猪型二号疫苗对羊进行饮水和灌服免疫。1984年经省、地联合考核验收，在四个乡、两个大队、12个小队共采羊血879份（只），只检出病羊3只，阳性率为0.34%。其中羔羊428份（只），经血清凝集试验仅检出病羊一只，阳性率为0.23%，人无此病发生，已达省颁控制标准，并颁发了控制“布病”证书，获县委、县政府二等奖。

1989年10月，邀请省肉兔基地开发建设协作服务组，来绥举办了肉兔饲养技术骨干学习班，对县、乡两级畜牧兽医人员进行了培训。同时，也邀请了一些养兔专业户参加，共培训了县、乡站人员和养兔户90余人，提高了与会人员科学饲管肉兔的技术和疫病防治水平，对进一步发展养兔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1992年4月，邀请高陵县畜牧中心的养鸡专家吴光旭同志，来绥举办了笼养鸡学习班，县、乡两级兽医人员和笼养鸡户共110多人参加。吴老师既介绍了高陵县笼养鸡经验和经济效益，又系统地讲解了罗斯蛋鸡的科学饲养、小鸡孵化、育雏、配合饲料、产蛋、防疫和鸡病治疗技术。此外，还介绍了鸡的免疫程序：就是从小鸡出蛋壳的第一天到140天，临开产期，先后根据不同日龄分别预防各种鸡病11次，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小鸡的成活率，使鸡群健壮成长。辛店乡呜咽泉村笼养鸡户常加良学习后，就采取这种办法进行预防，使小鸡的成活率达到90%以上。办学习班前全县仅有五、六个笼养鸡户，养鸡8000余只。办学习班后。笼养鸡户逐年扩大，到1994年全县就有笼养鸡户20多户，养鸡数量增至5万余只，户均2000多只。养鸡户利用“配合饲料”实行科学饲养和管理，并逐步积累了经验，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实惠，因此，全县的笼养鸡户越来越多。为了保证笼养鸡能得到稳步发展，县站又派了热爱本职工作、业务技术水平较高的马鹏革等二同志（大学五年制兽医本科生），去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专门学习鸡病诊断和疫病防治技术，他俩回站后经常深入养鸡专业户巡回指导，帮助专业户搞好鸡的各个阶段的科学饲养和疫病防治工作，解除了养鸡户怕死鸡的后顾之忧，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笼养鸡的快速发展，在增加养鸡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的蛋品供应，解决了群众吃蛋难的问题。

晚年的奉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世成同志退休之后，仍发挥自己人熟、地熟、业务熟的特长，不甘寂寞，孜孜不倦，倾注心血，全心全意为绥德人民服务。俗话说：“人活个名望，树活个荫凉”。世成同志为民造福的崇高威望在全县城乡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所以，老百姓的畜禽一旦发生了毛病，不是众多的老乡登门拜访，便是电话询问治病的良方，他家的住宅电话、手机的信息声经常频频响起，他退而不休照样忙碌。

2003年，张家砭乡清水沟村有一户村民，家中养了三只狼狗，其中一只因偷吃了拌有灭鼠药的诱饵中毒，口吐白沫，命在旦夕。晚上12点，这个村民连夜到县畜牧站家属院敲开大门，求医问药。世成同志给其拿了两天的解氟灵注射液，挽救了狼狗的性命。

2007年，薛家峁镇元条村有一户靠办粮食加工起家的养猪户，家中饲养50多头猪。一天，有7、8头猪患了传染病，这个村民连夜雇了出租车，进城请兽医为猪看病。世成同志毫不推辞地到他家出诊，首先将好猪和病猪隔离饲养，然后给病猪打针服药。几天后，传染病得到了控制，没有造成一点经济损失。

县委组织部为了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专门举办了农村党员实用技术培训班，邀请他到四十里铺、赵家砭、义合、中角、崔家湾、张家砭等六个乡镇巡回讲课。76岁的他毅然接受了组织的召唤，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生命诚可贵，奉献价更高。世成同志忠诚党的畜牧事业的模范事迹，早在2000年9月，就被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收集，载入《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

 

我的“水利人生”

梁新民

1964年7月，我从陕西省水利学校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毅然离开了在西安工作的父亲，分配到绥德县水利队工作，开始了我为水利事业奋斗一生的第一步。

上世纪60年代，全县以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为中心，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基础，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省、地都下达了“水、坝、梯”任务指标。为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水利工作者责无旁贷，要用科学技术实地勘察，因地制宜地合理规划设计农田水利工程。任务完成的好坏，可以看出一个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程度、水利技术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和群众的积极性。

水利队领导非常关心和照顾我这个外地人，专门为我配备了一辆自行车，我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单车独骑带着仪器，纵横奔跑在满堂川、土地岔、义合等乡镇上，为一个个拦河坝工程技术服务。坝打成后，拦洪蓄水，实现了自流灌溉，变旱地为水地，当年就见效，深受群众欢迎。我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在实践中首次得到应用，我亲手设计、亲自施工，既巩固和提高了我的专业知识，更懂得了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去搞好并投入到火热的农业水利建设。自流水浇地，改变了群众肩挑、手提浇水的落后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群众吃菜难的问题。每遇干旱天气就更有明显对照，水浇地上的庄稼绿油油、黑压压，与旱地上枯黄、萎蔫的庄稼形成显明对照。看到自己的辛苦换来丰厚的回报，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70年代初，县水利队队长、老红军马晋芳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拿出十几张图纸和库房堆积的部分机械配件，让我去完成筹建水泥制品厂前的试制工作。起初我还不想搞这项工作，因为专业不对口，但是领导口气十分强硬，说水泥制品试制成功，县上将成立个工厂，这是项政治任务，务必于当年7月1日完成，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明白这些道理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当时指派一个电工、一个柴油机工、三个妇女工（均为临时工）协助我完成试制工作。厂址先选在县体育场的空隙地上。这是一项全新工作，谁也没有经验，我在学校更没有学过，“老虎吃天，没法下手”。怎么办？只有出去考查、学习，看人家怎么搞。回来后加班加点、反复试验，终于在7月1日前制出了六根钢丝网砼管，有直径20厘米、15厘米、10厘米三个型号各2根。经县上检查验收，全部合格，绥德县水泥制品厂随后成立，正式厂址迁入辛店龙湾村，后来发展到会制水泥电杆等产品，当时临时工也都转成了正式工。通过这次的试制工作，使我懂得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只要付出了，终究会有回报。

1984年县上正式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成立了很多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如乳酸厂、淀粉厂、卷烟厂等，聚集在十里铺一带。这些厂为争水、抢水用，时有矛盾发生。县上为解决企业用水矛盾问题，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把十里铺川地上的几口大井加深，以增加出水量，保证供水。我在1982年搞过绥德县综合农业区划，主要搞水资源及其利用区划。从所掌握的资料上看，绥德县地下水资源赋存只有在一级阶地及无定河冲洪基层上相对比较丰富。于是我大胆的向领导提出：沿无定河冲洪基层即川地与河漫滩地段上，采用平行岸边法结构形式采用集水廊道取水较为科学。于是县上决定就采用此法在无定河与川地交界段开挖取水。也可能是我的运气好，开挖中出现一股地下泉水，以每昼夜2400吨的流量排出，既解决了企业的用水问题，还富余大量的水可向绥德城区供应，解决了城区吃盐碱水的问题，至今这些水井仍在运用，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大事。

1979年，我调到绥德县水电局工作。当时修建“水、坝、梯”任务重，加之多年来容易的水利建设工程大部分都搞过了，然而在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的村庄还大有开发挖掘潜力。靠县上的技术干部去寻找，力量远远不够，而且时间也不允许。而乡镇上专门配备的水利员却对此了如指掌，只是技术业务水平不高。为此我向局领导建议，对各乡镇技术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发给测量仪器、工具等，这样就可以对本乡镇的水利工程进行技术服务了。当时县上采取了“乡镇水利员没有签字的水利工程一律不批”等措施，大大提高了乡镇水利员的威信，大一些的工程县上专派技术人员共同搞，小一些的工程交给水利员去搞，促进了水利水保工作紧张有序、各有侧重地向前发展。

1983年我调到水利队担任领导工作。在任期间，注重搞了技术资料整理利用，干部业务培训提高，关心离退休老同志等项工作，均获得较好成果。先是将历年来所搞的工程设计等整编成册登记入档，供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参考使用，为此被县上评为科技档案管理先进单位。每搞一次规划、工程设计，对参加人员进行培训、交流，大大提高了水利队科技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激励了他们热爱水利事业，为水利事业奉献一生的信心。这项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我被县上推荐为基层单位科学技术推广先进个人，先进事迹曾在陕西日报、榆林报、科技报上登载。当时我们水利队的老革命、老红军比较多，我上任时，他们虽然离休、退休了，但我们水利队没有让他们感到寂寞和失落。我首先解决了他们在职时未解决的生活待遇遗留问题，真正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每当过年、过节时把他们请回单位，和同志们见见面，一块吃一顿饭，嘘寒问暖，啦啦家常等等。虽然他们离休、退休了，也同样享受在职职工的福利待遇，比如说每年给职工拉半车不出运费的煤炭等，队上分些盐、粮，也同样有他们一份，他们都很满意。为此我单位也被评为省、地、县老干部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我是水利战线上普通的一员，一生学历不高（中专），只是将我在学校所学知识在实践中认真加以应用，搞出了一些成绩，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认可，我为此深感欣慰。组织上提拔我担任水利队队长、水利队党支部书记，授予我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我不会忘记党组织和水利队老一辈、老红军对我的关怀。

2005年7月，60岁的我卸下了工作重担，光荣地退休了。然而，我是个耐不住清闲的人，发挥我的业务技术专长，又投身到一个个火热的建设中去。先后参与了榆溪河治理工程、靖边县猪头山水库补修加固工程、榆溪河橡皮坝建设工程、绥德县四十里铺物流园区河堤工程、绥德县污水处理工程等，继续演绎着我的“水利人生”。

 

蓝田美玉米脂情

李　波

2003年5月4日，贺永谦老师溘然辞世。噩耗传来，他深爱着的第二故乡的生前好友和同事，他的学生，以及所有知道他大名的人们都不禁潸然泪下。

贺永谦老师走了，带着他的爱，带着他的满腹经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所有关于他的一切仍仿佛昨日般清晰。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幽默风趣的语言让人喜爱；他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的道德风范，吃苦耐劳、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让人敬仰；他生动活泼、循循善诱的亲切姿态让人铭记；他深厚独到的国学底子，精湛的中医技术，高超的书法艺术让人赞叹。

1936年12月19日，贺永谦老师出生于陕西蓝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多，忍饥挨饿、少穿没戴是常有的事。在那个年代里，农村的生活都很艰苦，很多和他同龄的人由于受不了饥饿，而半路辍学。他虽因身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半身肌肉轻微萎缩，但却始终没有放弃过求学。他从小聪明过人，爱好广泛，勤奋刻苦，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天道酬勤，1959年贺老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正当这块璞玉熠熠闪光时，一场人生的灾难猝不及防地降临。秉性耿直而又才华横溢的他，因几首感言小诗，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并送进校农场劳动改造。

1964年秋，贺老师由于“自觉改造”，被摘掉了那顶压碎了自己锦绣年华和美好前程的帽子，分配到米脂城东20公里的桃镇中学任教。从此他在那偏僻的山沟小镇，一人一笔一书箱，一卷铺盖一斗室，伴着一盏煤油孤灯，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苦旅。

可是，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他还不能直接走上讲台，他被告知，要参加为期一年的“社教运动”。名为锻炼，实为考验，久经风雕雨琢的这块美玉，以一脸的苦笑强忍下自己内心的委屈和刚强。不久，他被抽派到当时的沙家店公社“锻炼”。此间，年近而立的他同一位农家女子结成终身伴侣。

一年后，在他返回桃镇中学上课不久，一场更大的“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全国各个角落。但事情却出人意料，贺老师在这样巨大的风暴中竟然安然无恙，不仅出入自由，还经常被几个公社请去书写毛主席语录，甚至被学生请到讲台上去，在“停课闹革命”的那个非常时期，为学生讲授当时公开发行的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究其个中原因，还在于人们对他人格魅力、横溢才华和精彩书法的景仰。

1977年恢复高考后，贺老师被调到米脂中学。凭着出众的才华，独特的教学方法及管理能力，他在米中一直任语文教师、班主任工作，后来又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

教学上他本着“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的宗旨，注重对学生能力培养，不仅教授他们知识，而且让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学会自学，学会做人。他根据不同学生的自身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努力营造一种平等和谐、活跃有序的课堂气氛，同时充分培养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力求让每个学生都能有最大的收获。担任教研组长期间，他把这个组当作一个小家，空闲时他带头交流读书心得、生活经验，探讨教材教法，也讨论一些家事国事，为教师营造一个轻松自由的教学环境。工作时，他刻苦钻研教育理论知识，分析教学大纲，琢磨学科教材，博览教研资料，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探讨如何转变教学方法，在组内形成老教师带动中青教师的良好氛围，使语文教学工作有了新的改观，学校语文成绩连年提高，受到校领导、教职工和学生家长的好评。

面对班主任千头万绪辛苦琐碎的工作，贺老师更是几十年如一日耐心细致地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位学生，对症下药，不断总结经验，探索班级管理新措施。当时，高八四届八班的班主任无人愿意担任。这个班是由几个班学生并成的文科班，情况复杂，纪律松散，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所有教师为之头痛不已。可有多年教学和管理经验的贺老师却很自信，主动要求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接过班后，贺老师首先从班级制度建设入手。俗话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家有家规，班也要有班规。他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自由散漫的行为。其次，他从班干部和团支部成员入手，选取学习好、有组织能力的学生担当班干部，以先进带动后进，形成良好的学习环境。再次，他多次找班里的几名捣蛋学生谈心并为他们补课，让他们的成绩有了很大进步，班风迅速好转。同时，他视学生为自己的子女，生活中事无巨细，关爱每一位学生，并且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体验他们的内心感受，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不定时地和学生谈心，走访宿舍、家访。他的努力付出和工作成效得到了学校和社会的肯定。1983年，他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县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

贺老师热爱自己的工作，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力求做到完美。同时也不忘在工作之余“独善其身”，潜心研究自己喜爱的古典文学。他喜欢沉浸在远古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里，体味那自由的想象和纯美的情感；喜欢徜徉在诗歌的海洋里，感受那淡雅的情怀和空灵的意境；喜欢漫步于动人心魂的历史故事里，去咀嚼那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以及壮志未酬的悲愤；喜欢流连于婉约优美的小说里，聆听那永不凋谢的爱情故事。他经常建议他的同事们多读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之类的书籍，他说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根，是我们文化修养最基础的内容。我们应该将古典文学发扬光大，彰显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的独特魅力。

除了古典文学，贺老师对书法也是挺有研究的。他擅长行书，其书法广采众长，自成一体，笔势端劲有骨，沉着稳健，刚毅奇雄，舒张大气，既有规矩又有放纵。他的板书、教案端正整洁，一丝不苟，常常是学校教师的范本。字如其人，字迹是他性格和修养的一个侧面体现和自然流露。他常对学生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漂亮的字不仅自己写着有成就感，别人看着也赏心悦目，所以练好字是很重要的。退一步说，即使你的字不漂亮，没有艺术感，但至少得写的端正整齐吧。在他的长期教育和带动下，他的学生练习书法蔚然成风。

贺老师对中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颇值得一提。他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所以很早就去看一些有关中医、针灸的书籍，希望能减轻自己的病痛。在桃镇中学教书时，他一有闲暇就去镇地段医院溜达，和这里来自西安医科大的医生谈论一些医学话题，多次的接触，让他了解到这些医生从医不久，临床经验并不丰富，于是见多识广的他就经常被请去为病人看病，甚至是参与一些疑难病症的会诊。时间长了，他发现不能解决广大群众的病痛，原因之一就是西药的价格让很多农民负担不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饱受老胃病折磨的老大娘。在仔细询问了大娘的得病时间、症状后，他很快开了一副中草药方。药方中都是一些很便宜的草药，有的可以就地取材，有的可以廉价买到。大娘回去按他开的处方吃了一个疗程，病明显好转了，后来接着吃了一个疗程就基本痊愈了。大娘喜极而泣，并拿来乡里的土特产表达谢意，他婉言谢绝了，说能为你们减少病痛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后来他一有时间就来医院，给这些穷苦的乡亲们看病。就这样他精湛的中医造诣逐渐被人们认可。邻近村子的很多人纷纷慕名而来，常常花很少的钱就看好了多年的疾病。

1984年秋，贺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调往西安电机厂子弟学校。他一脸无奈，两眼泪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整整生活和工作了20个年头的米脂。人虽走，情难忘。在离开米脂的19年中，他从未中断和米脂的联系，曾三次返回这块深恋着的热土。并在西安繁忙的工作之余，将他对米脂的一往情深诉诸笔端，写下了《米脂毓秀》，发表在《海南日报》上。“米脂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北周属银州，金元始置县。因地有流金河，沃壤宜粟，米汁淅之如脂得名。无定河穿中而过，形成冲积平畴。良田每每；盘龙、文屏之山夹城对峙，留下一派秀色，峦壑绵绵。”准确优美的文字，精湛的古文造诣，让人对这篇文章赞叹不已，爱不释手，很快轰动全县。县委、县政府当即决定在县城南端的大路口，修建“毓秀亭”，将这篇讴歌米脂的文章全文雕刻在亭中石碑上，作为永久纪念。这一举措，给了贺老师莫大的安慰，令他感到不仅米脂永在他心，而且他也永在米脂！

现在贺老师悄悄地离开了我们，玉虽隐形去，美名留千古。这块“蓝田美玉”也必将被米脂人民记住，成为永恒！

 

扎根陕北

李树亭

我叫李树亭，1954年毕业于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大）特设中专班。同年，被分配到陕北绥德县。

我祖籍山东肥城，父亲搭上“闯关东”的末班车，于上世纪廿年代在哈尔滨落户，出生于1935年的我，一落地就成了一名亡国奴。1945年日本投降，迎来解放回到祖国怀抱。解放初期，由于子女多家境贫寒，曾两次面临辍学。小学最后一学期，我做了近一个月的学徒，是好心的于焕荣老师劝导我的父母，才得以复学毕业。高小期间，我加入了儿童团，随后转为少先队员。为了我能继续升学，大妹辍学了，对此我终生愧疚。初中毕业时我被分配到电机学校，但我放弃了。为照顾贫困生，我被分配到市电业局当电工。临报到前，机会来了，不收任何费用、有生活补贴还发衣服的林学院特设中专班专招一批学生，热心的班主任及时通知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激励着我，在舅父的帮助下，我如愿以偿地升学了。我十分珍惜这一机会，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名列本专业前茅，被选为班干部并加入了共青团。毕业时，想到家庭想到弟妹，忍痛放弃免试升本深造，选择了就业。我所学专业，主要是有关森林资源调查方面的知识和实用技术，造林方面所学甚少。所以毕业后，我们这批学生有110多人分到部属森林调查大队，他们是大兴安岭区的首批开拓者。有10多人升学。我们17人是响应“到祖国最需要地方”的号召志愿来大西北的。经西北局林业处和省林业厅分配，我和爱人吴彩秀分到了绥德地区无定河造林局。离开西安，我和分到榆林的三名同学一起，经过七天艰辛路程，于1954年8月15日到达绥德。初到陕北，恍然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了城市的喧哗与灯火通明，取而代之的是荒凉寂寞与油灯为伴。造林局设在与县城隔河相望的龙湾村，局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关怀以及初步接触到陕北人的纯朴善良，给予我很大安慰。报到后不久，就分派了第一项工作，任务是对分布佳县北部的沙漠进行测绘和调查。因陋就简，我用仅有的罗盘仪代替精密的经纬仪，总算比较准确地完成了任务，为建立打火店林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54年秋季造林开始了，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到绥德义合区下乡，毫无工作经验的我，既孤独又恐惧，语言上的障碍和生活关还好克服，唯有爬山这一关实在难过，为此曾偷偷哭过鼻子，还闹了一些笑话，经过一个多月的磨炼，终算熬过来了。1955年初，绥德地区首次开展大面积水土保持运动，为培训技术骨干，省地先后举办培训班，我作为学员兼教员（讲仪器使用）成为其中一员，随后被专署派到吴堡县开展工作。当时还处在单干时期，仅有少数互助组。修坡式梯田是新鲜事物，要打开局面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考验与磨练。1956年秋，又参与了黄委会绥德水保试验，在韭园沟开展了流域治理试验工作。因榆绥两地区合并，年底我到了陕北防沙造林局。

1957年春，省首例水桐采种工作，选在水桐树相对较多的米脂进行，略有经验的我成为工作组的一员。由于水桐种籽的特殊性，如抓不住时机，种籽将像芦花一样很快飞掉，难以收集。我被派到最高端的关键地段姬家峁村蹲守观察。在不足30里的距离内，种籽由南而北逐段成熟，两天多就顺利完成了采收。当年播种育苗，由于种籽特别细小，按常规方法近乎失败。在参与人员的通力协作下，摸索到采取细眼小壶喷洒，随后用小水浸灌的方法，虽然费工但保证了出苗，取得了成功。随即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水桐种籽成熟迟，当年采种当年育苗，苗木第二年才能出圃。如按常规保存种籽，次年则完全丧失了发芽力。因此如何保存种籽，次年提前播种，苗木当年出圃，被列入了日程。经过多种试验，隔年贮藏成功了，虽然只有50%左右的发芽率，但也来之不易。水桐采种、种籽贮藏和育苗三项成果在省内大面积推广。1958年为加强基层力量，我被调到米脂工作。

杂交杨品种选育，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林科院的科研课题，米脂是其试验基地，要对60多个杂交品种进行观察记载，为选优去杂积累资料。初期五年我参与了这项工作，1975年5月再次接手。由于“文革”的干扰，现存的30多个品种，有些品种难以辨认，经过一个阶段的细致观察和回忆，总算辨认清楚。为防止类似现象再度发生，我绘制了一份品种分布图，标明品种和行数，保证了品种准确资料可靠，四年后因调动工作这些资料移交给原单位的同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未曾想到只知埋头工作，思想单纯的我，却迎来了一场灾难。由于在林站苗圃工作时，除本职业务外，我身兼文书、会计、出纳和伙食管理员多项事务。一个人精力再旺但也毕竟有限，在工作中难免有些不周之处。工作组抓住这一“良机”大做文章，百般寻事，在两个积极分子的配合下，展开攻势，经过多次施压与批斗，最终我承受不住妥协了，被定为“四不清”干部，开除团籍、降两级工资并下调到分站工作。在不到30人的林站苗圃单位（包括10多名工人），竟然揪出了一个特务（苗圃主任）、两个“四不清”和一个老工人，可谓“战果”辉煌。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实难承受，其窘境可想而知。好在有多数同志的理解、信任和关爱，每年的福利费我是最大的受益者，1972年还调了一级工资。1975年5月因身体原因，我又被安排到苗圃当了会计兼伙食管理员。每年县上召开三干会议，专门抽调我负责会计工作。这是领导对我的最大信任。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志，他们的情意我终生难忘。熬过12年的艰辛岁月，1979年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我们三人先后得以平反，随即将我调回局里工作。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我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1980年6月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81年10月任县林站副站长，1984年4月任站长和项目办副主任。此间还担任地区林学会、沙漠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县林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1983年11月，我在整理地区下达的杂交杨生长情况调查报告进入尾声时，卢智德副县长指名抽调我参与2744项目前期工作，至此我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工作历程。2744项目是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对贫困地区给予粮食补助所开展的多类工程项目。这类项目对各方面要求很严格，申请过程很复杂。卢智德副县长、我和水利局的崔文琪同志，在农业厅顾问马维凡的带领下，先后奔波于西安、北京两地，历经一个多月，有时还要通宵夜战。经多次修改方案，终于在年底前向农业部递交了项目申请书。为开展前期工作，1984年成立了项目办，卢智德副县长兼主任，作为副主任的我具体负责此项工作。1984年4月，WFP专家组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实地考察，为此我们做了充分准备，评估顺利通过。1985年5月30日正式批准立项，序号为2744。1985年8月农业部和WFP驻京办签署了项目实施协议书。1985年9月驻京办官员再次来米实地考察认可后，正式批准项目可以开工。

项目指挥部于1985年7月成立，设一室五科。项目区为8个乡，援助小麦54600吨，实施期四年（1985年10月至1989年9月）。项目内容和咱们常年开展的农田基建、造林种草并无区别，因其是无偿援助，在实施过程中多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如果发生纰漏，还会牵扯到国内其他项目。中、省、地要求我们要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资料方面。作为办公室主任，又是唯一掌握项目全面情况的人，我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前提下，把重心放在了外事方面，尤其是接待和资料工作。项目实施期间，除每年定期检查外，还有三次大型外事活动，由于官员多，时间长，事前要进行更充分的准备，在参与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皆顺利通过。

项目实施期间，“2744”被农业部列为重点，部厅有关领导多次来米检查指导，并推荐云南、贵州、甘肃、宁夏、山西和延安地区来米考察取经。部里破例拨来进口牛肉干和汤料以资鼓励。2744项目的成功，为我国申请粮援项目提供了信誉上的保证。1996年被国家农、林、水三部评为先进项目单位，同时我也继1987年被省流域办评为先进工作者后，再次被授予项目治理先进工作者。1997年退休后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作为唯一参与项目全过程的我，实感荣幸，为43年工作历程，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进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思绪万千。虽有艰辛,但更多的是欣慰。工作上问心无愧，尽职尽责。家庭中四世同堂，子孙孝敬。从东北平原城市的热血青年，变成了现今的白发老人，在陕北这片热土度过了大半生，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陕北人。

 

永不熄灭的蜡烛

杜飞科

张颖民，男，1935年出生，陕西省富平县姜原镇石家良村人。1959年，张颖民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他和一些满腔热血的同龄人一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了榆林。当他了解到佳县偏远贫困、教育落后、被称为“穷山恶水，全省之最”的状况时，便毅然选择去佳县支教。那年，张颖民还未满24岁。从此，张颖民老师就扎根在了佳县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22个年头里，他把青春和热血，把丰富的知识和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奉献给了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山区人民……

因材施教　诲人不倦

张颖民刚到佳县的时候，被分配在申家湾中学任高中物理老师，他循循善诱，耐心细致，不久即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很多学生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喜欢上了物理这门课程。针对学生成绩参差不齐的状况，张老师特别重视差生的教育，他经常为成绩差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不分昼夜，无论冬夏。为此，张颖民老师除了要备好上课的教案之外，还得另备一份差生补习教案。当时，学校教学用具严重匮乏，张老师抽出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制作了很多直观实用的教学用具，因此他经常加班加点，每每都要熬到深夜。这样辛苦的工作，无疑要比常人耗费更多的精力，付出更多的心血。他在佳县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如一，坚持不懈。

张颖民老师经常在办公室专门为成绩较差的学生“开小灶”，以尽快提高这些学生的成绩。他随时随地解答学生们的问题，即使在路上或水房里遇到学生，他也会应学生的要求解答问题。人们常常看到，张颖民老师的身边围满了学生，学生们都巴不得能够亲耳聆听张老师的教诲。不仅是他带的班级学生，就是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使学生们养成了随时学习，积极思考的良好习惯。因为只顾着给学生解决难题，张颖民老师常常忘了自己正在做饭，经常把饭烧糊。有时饭吃了一半就放在了一边，等学生满意离去时，才想起自己的饭早凉了，但张老师从不厌烦。多少年来，张颖民老师从未放弃过对任何一位学生成长的努力，他用自己如火的热情，点燃了无数学子心中的希望、理想之灯。

1962年，张颖民老师与郗成利老师结为夫妻，郗老师是西安市人，1960年来到佳县申家湾中学支教。大儿子张向东出生之后，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孔简陋的土窑洞，雇了专人照看，夫妻二人则一心扑在教育上。

有道是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颖民老师教的学生，在各级各类的物理竞赛中屡屡获奖，他所带的班级，在全县乃至全地区模拟考试中，物理平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张颖民老师的爱岗敬业精神，不仅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仰爱戴，同时也得到了同事以及上级的肯定和尊重。

为人师表　厚德载物

在张颖民老师来到佳县支教不久，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以贫穷闻名的佳县的困境可想而知。那时候，群众生活普遍极为贫穷，许多人因为吃糠咽菜导致大便困难，干部供应的细粮甚至连20%都达不到，许多时候教师只能吃上高粱粗糠窝头，外加一碗糊糊稀饭，学生们就更不用说了。张颖民老师视学生如子女、如兄弟姐妹，他关心着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状况，总是给学生以及时的帮助。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数不清的学生都受到过他的帮助。有的学生因为家境贫困面临辍学，张颖民老师及时向校方领导反映情况，力求尽快给予特殊的照顾，同时慷慨解囊，尽自己所能去周济这些学生，比如衣服、食物、书本、纸笔、钱等等。还有不少学生，正是由于长期能够在张颖民老师家吃饭，才得以读书到毕业。

张颖民老师向来对学生严格要求，他更是严以律己的典范。张颖民不仅是学生们学业上的老师，也是学生们行为的表率，同时也是同事们的榜样。张老师的学生们毕业之后，一提起张颖民老师，总会有人神情庄重满含热泪地说：“如果没有张老师，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

1971年，张颖民老师和郗成利老师调入佳县乌镇中学任高中物理教师。

乌镇中学在1953年秋季开始招生，是本县第一所完全中学，1962年被省教育厅定为省级重点中学。

来到乌镇中学任教，张颖民老师更加兢兢业业，很快就受到了学生的爱戴和同行的赞誉。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当中，夫妇俩把不满5岁的大儿子张向东送回老家由老人照看，他们只能利用寒暑假抽空回老家一趟。因为交通不便，短短的一个月假期，路上来回奔波就得花去半个月时间，张老师还要一边自费进修物理，一边抽时间义务给学生补课，常常累得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乌镇中学还种着不少的田地，老师和学生都得下地干活，耕种、锄地、收割，样样不误。作为班主任兼任课老师的张颖民，很快就成了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他总是身体力行，常常担着大粪走在最前面，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也不甘落后，人人抢着干重活累活脏活。当时，乌镇中学还成立了一个农机班，为全县农村培养农业机械技术人才，张颖民老师作为物理教师，自然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仅要带领班级的所有学生，去距学校5公里之外的李家山、当川寺等村子进行实践活动，而且还利用休息时间，给学生们补课。

1977年4月，张颖民老师被组织上任命为教导主任。从“张老师”成为“张主任”之后，张颖民老师的责任更大了，肩负的担子更重了，他不仅要带好班，上好课，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对全校的教学工作全盘考虑。

张颖民老师继续上课并兼任班主任。当时乌镇中学的校长是马林高，马校长非常认可张颖民老师的工作，如果学校中哪个班级不好管理，甚至成为了“烂摊子”，那马校长就会指派张颖民老师去当班主任并作任课老师。而张颖民老师总是不负众望，能够把学校中最难管理的班级，很快转变为最好的班级。乌镇中学的师生员工，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能够看到张老师那高瘦的身影，即便是在炎热夏季的午休时间，在那毒毒的太阳底下，也总有张老师来回巡查的身影，为了让学生和老师都休息好，他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张颖民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大多师生。张颖民老师在乌镇中学任教导主任的时期，无疑正是校风严正学风浓厚的时期，也正是学校的鼎盛时期。当时，作为边远山区的乡下中学，竟然能够吸引许多外地的学子不辞山高路遥，慕名来乌镇中学求学。在张老师任职期间，乌镇中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他们至今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在毫无高考资料的状况下，张颖民老师绞尽脑汁，每每熬到深夜，自己编制高考复习资料。当年，在有许多往届毕业生参与高考的状况下，佳县总共考上了17名大学生，其中，张颖民老师所带的应届生就有5名。这些学生的物理成绩，均居全县乃至全地区前列，其中李怀军、高保福后来都成了留美博士，张李平成了延大教授……

然而，长期的过度劳累，渐渐地侵蚀着张颖民老师本就消瘦的身体，张颖民老师也感到了自己的身体有诸多不适，但他不顾亲人及同事们的劝说，硬是不去医院检查，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坚持每天的学校纪律以及教学业务的检查……

1981年，张颖民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同年6月的一天，他再也支撑不住虚弱的身体，倒在了备课桌前，随即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消息传开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大家都不忍心让张颖民老师知道，一致同意暂时隐瞒，因此当时张颖民老师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住院才几天，他就要求返回学校继续工作。在张颖民老师住院期间，看望他的师生及群众络绎不绝。后来，大家眼见着张颖民老师日渐憔悴，乃至皮包骨头，犹如油尽灯残，无不放声大哭。此情此景，令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以及住院的病人及其亲朋感动。

1981年10月，张颖民老师不幸病逝于乌镇中学，年仅46岁。

意大利人路费尼说：教师就像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学生。蜡烛燃尽之后就会熄灭，张颖民老师却像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永远闪亮在佳县人民的心里！

 

永不离佳的园丁

王焕立

“园丁花木巧杯棬，万紫千红簇绮筵。”东汉会稽太守马臻在《西湖》诗中如是说。“园丁”本指从事园艺工作的人，后来人们引喻教师为“园丁”。而佳县农业局总农艺师、县园艺蚕桑站原站长、高级农艺师郭念民同志，却正是佳县园艺事业名符其实的园丁。一个当年英俊潇洒的齐鲁青年，把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在佳县园艺事业上。佳县人民今天吃着新鲜甘甜的水果，你可曾想到郭老当年做园丁的辛劳吗？

到艰苦的地方去

郭念民，1933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巨野县的一个村庄。因家庭贫寒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影响，迫使他小学念书时学时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方读完小学。1950年跟随长兄在陕西省宝鸡十里铺中学读书。1953年秋季考入陕西省立武功农业学校园艺专业学习三年。临毕业被学校党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56年5月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来到了最艰苦的陕北老区——绥德专区园艺指导站报到。未等分配到县和具体单位，就跟着老同志们首先到佳县乌镇乡紫圪堵坪、峪口乡小页岭峰等乡村进行果树砧木资源调查。是年秋从绥德苗圃调进黄元帅、红元帅、青香蕉、国光、砀山酥梨、玫瑰香葡萄等近20个品种—万余株苗木在乌镇（大队）、尚家沟大队、城关公社（大队）进行秋季栽植。从外地调回接穗在小会坪沙果树上进行高接换头，改变品质差、产量低的树种，从此佳县人民吃上了优质新鲜的水果，结束了佳县没有西洋苹果的历史。1957年，他在佳县任家畔村搞山旱滩地枣树物侯期和枣步曲生活史详细观察记载，历时一年，起早睡晚，不论阴晴，天天记载，初步摸清了枣树生长发育管理和防治枣步曲等的物侯期。并和县林业站站长杨鉴佳携手摸清了枣粘虫（镰翅小卷叶蛾）、食心虫、枣步曲（枣尺蠖）等病虫害的基本规律，为发展枣树保证丰收打好了基础。

1958年，绥德专区园艺站撤销并入榆林，郭念民正式分配到佳县。以后佳、米并县，又先后在米脂县龙镇乡农技站、米脂县官庄园艺场专搞农技园艺推广，建立果园、培育苗木等工作。在团县委组织的“百里黄河一日绿”的活动中，指导全县青少年造林植树。

专业园丁

1961年9月，佳、米分县，郭念民又调回佳县，在农林水牧局搞林园技术工作。在黄河沿岸的大小会坪、泥河沟、南河底等社队专门指导枣树、苹果、梨、葡萄等果树栽培管理。1963年，小会坪村受到县农林水牧局“无虫害村”的表彰。接着协助县林业站摸清了“桃小食心虫、枣步曲、枣镰翅卷叶蛾、梨星毛虫、果树腐烂病”等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为有效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1963年秋，在谢家沟村突击三天，指导沙峁山地上栽植枣树172亩，枣苗6800多株，改变了风沙区不能栽植枣树的历史。

为了大力发展红枣生产，遵照专署治沙造林局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县农业“三五”规划，他协助县上制订“佳县七年（1964—1970）红枣生产规划草案”，集中在黄河沿岸6个公社、58个生产队七年内发展红枣16649亩。

1966年—1968年，他一方面参加征山治水，修梯田、打坝堰和植树造林工作，另一方面还不间断地下乡搞业务工作。1968年9月，他被提任县农林牧工作站副主任。1970年10月，根据县革委会“关于营造公路沿线果林带的决定”，在佳米、佳榆公路沿线8个公社、51个大队五年新栽苹果5000亩，平均每户一亩。

为了发展本县园艺事业，彻底改变从关中、河北等地调运苹果接穗嫁接苗木的状况，县上将南河底村县林业苗圃转成园艺场，创建了专门繁育苹果等苗木的繁殖基地。1974年秋，园艺场迁往王家砭乡王寨后沟，征地300亩，先后繁育苹果、梨、葡萄、核桃、木瓜等苗木16万余株，并建立果园100亩。从1973年至1981年，老郭一直在园艺场进行培育苗木、建立果园等工作。

截至1980年，全县果树面积达到60669亩，其中红枣40303亩，苹果、梨13582亩，核桃1604亩，山杏2484亩，桃树760亩、桑树1936亩。

为《陕西省榆林地区枣树志》的编写，郭念民与程秉仪积极参与调查，贡献了特有价值的资料。

园蚕站长

1980年佳县政府作出了果树十年发展区划的决定。1982年，县园艺蚕桑工作站正式成立。县政府从江苏砀山调回数十万株果、梨苗木，进行大面积栽植，苹果种植得到了长足发展。1985年发展1542亩，全县总产苹果100万斤。1990年苹果面积达1.5万亩，总产200万斤，全县平均每个生产队有苹果6亩，户均占有12株。

园艺站的成立也促进了蔬菜生产的飞快发展。首先引进番茄毛粉801、802，佳粉2号，历红2号，黄瓜长春密刺、津杂1号等，甘蓝庆丰、晚丰，包心菜丰抗70，榆包、晋杂3号等。新品种取代了质量低、品质差的老品种，受到了菜农和城乡居民的欢迎。

1988年，郭念民晋升高级农艺师，并在任站长期间被吸收为佳县第四届政协委员。三十多年来，他虽身患疾病，修剪刀具常不离手，跑遍全县20多个乡镇，义务为群众传授修剪等管理技术。

总农艺师

1991年7月，郭念民调离园蚕站，任县农业局总农艺师，但离岗不离责，还继续着他的园艺事业。1992年4月，他和科委、农业局签订了佳县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协议书，在神泉乡马家墕村、乌镇刘家峁村搞低产果园改造100亩，按施肥、喷肥、防虫、建立科技示范户等8项内容，蹲点指导实施，顺利完成了平均亩产200公斤、总产2万公斤的协议任务。

为了让人们一年四季吃上新鲜蔬菜，1993年9月县上专门从山东省济宁请来技术人员王振永在申家湾、吕家坪、王家砭乡康崖窑村建起蔬菜塑料大棚6棚，种植各类蔬菜，每棚收入1万多元。郭念民全程参与，结束了佳县无蔬菜大棚的历史。后来发展为早春使用的拱棚，在各乡镇广泛推广。

1994年—1999年底，他先后在方塌谢家沟村，刘山乡姚家沟村，乌镇刘家峁等乡村进行果园技术指导。其间于1995年，果树生产基地立项，当年新栽果树2万亩，建立了高产密植果园200亩。

县城职工居民院中栽培零星苹果、葡萄、花卉等，经常有人找他请教修剪、防虫等管理技术，他总是随叫随到，义务热情服务。

地道的佳县人

如今的郭老已近八旬，一个结结实实的山东巨野汉子，经过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佳县居民。他1956年到佳县工作，1963年30岁时才与佳县大会坪的枣乡女钞国峰成家，养育子女四人，皆成人长大。1998年与郭老同在园蚕站上班的老伴退休。可惜老伴于2008年病逝，1999年郭老退休，他仍生活在佳县山城，全家其乐融融。他的青春年华和一生都属于佳县的园艺事业。但他不忘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1978年9月因在王寨园艺场对苹果幼树提早结果试验和参与防治柠条象甲试验研究，在科技大会上受到榆林地委、专署的两项奖励。1989年9月30日中共佳县县委、政府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1993年2月，因低产果园改造成绩突出，县委、县政府又授予他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奖励。但郭老至今还说：“这些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这些工作也是我应该做的，感谢党和人民。”这就是郭念民的高尚情怀。

 

佳县人民的好园丁

王焕立

在佳县，人们把前任园蚕站站长山东巨野郭念民称为第一位好园丁。把继任园蚕站站长、陕西泾阳县人、高级农艺师程秉仪称为第二位好园丁。

程秉仪，1944年2月16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石门村，1960年考入陕西省仪祉农校学习园艺专业，1963年毕业分配到佳县林业站工作，直到2004年退休，至今落户佳县。

1964年，佳县黄河沿岸红枣虫害非常严重，减产85—90%，给枣农生活和生产造成极大困难与损失。城关镇小会坪大队书记常思义，把此情况反映到了陕西省贫下中农协会上，引起时任省委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并指示省有关部门组织调运物资器械，支援佳县枣树防虫工作。当时程秉仪作为林业技术员，被派往朱家坬乡泥河沟村指导枣树防虫，经过全村干部群众的认真防治，当年枣树虫害基本没有造成危害。虽然有65天大旱，使农业严重减产，可是红枣却获得大丰收，产量超过了正常年份。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苹果引入了佳县。人们不重视，依然用栽培旧果树的方式管理新苹果，修剪不当管理不善。直至六十年代方开始修剪并挂果，到七十年代，县上开始自己采种、育苗。1972年县林业局派方塌苗圃技术员甘纪龙到河北采接穗，并安排程秉仪帮助苗圃果树嫁接。他狠抓技术培训，使每工日嫁接从200—300株提高到1500余株，成活率从原先的50%左右提高到95%以上，为佳县培训了一批果树嫁接技术人员。大大促进了佳县的果树育苗工作。

1982年，佳县园艺蚕桑工作站成立，任命程秉仪同志为副站长，协助站长郭念民同志工作。当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任园艺站支部委员。枣树是我国的特产果品，起源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山西河谷地带，黄河沿岸是中国大枣天然的原产中心，是年秋，榆林地区园蚕站站长袁树森与艾绍春来佳县，邀程秉仪同志对全县枣树品种资源全面清查，为《中国枣树志》提供原始资料。他们三人由程秉仪当向导，从县南螅镇起，逐村向北部调查。开始每棵枣树需查3个小时，后来熟练至每棵树仅需一个半小时，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为防止资料丢失，他们全部步行，且很少走大路。每到一个小沟还要转到沟掌，发现酸枣与前面调查的不一样，都要摘几颗。一直走到朱家坬乡武家峁村调查完，历时24天，调查大枣品种42个，酸枣无数。根据《中国枣树志》主编曲泽洲教授的意见，由袁站长将本区枣树资源编成《陕西省榆林地区枣树志》，上报到《中国枣树志》编委会，此志出版后被陕西省政府评为科技成果二等奖，佳县参于调查的还有郭念民站长。后来有《中国枣树志》主编、河北农大教授王友会与副教授周吉柱专程来佳县指导红枣生产，并带回佳县泥河沟一种部分萼片宿存的团酸枣，对于研究枣树发展进化意义很大。

1984年3月，佳县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县农业局决定由程秉仪和刘庆山二人负责县志中《农业志》的编写。三年多的调查，查阅了大量史料，编出11章47节22万字的初稿。首次成功地把本县农业历史与现状创造性地编入。1991年5月14日，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佳县志》（送审稿）进行了终审，批准印刷出版。

佳县资源贫乏，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虽经建国后多年来的努力，经济水平与邻县差距仍较大。为了扭转贫困局面，1988年10月，县委书记许浚，县长任玉德和北京师大地理系签订了共同开展《佳县经济发展系统研究》的协议，历时一年多，北京20多名中青年专家和佳县30余名科技人员参加的项目圆满完成，程秉仪撰写了《苹果生产基地建设规划》，1990年该项目被国家教委评为科教成果三等奖。

1988年，程秉仪晋升农艺师。1990年，经县农业局安排，程秉仪参与由西北农学院副教授花蕾主持的《陕北红枣食心虫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通过在吕家坪、南河底村二年的连续观察，得出两大结论：枣食心虫在佳县最早出土时间为6月23日，咬破圆茧，在地表羽化蛹茧期7天，变为成虫，交配产卵，卵期7天；枣食心虫、酸枣食心虫与其它桃、杏、苹果食心虫，与寄主作物形成共性，是什么食心虫即危害什么作物，且在食心虫内分成若干生理小种。此理论曾发表于第十九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受到与会各国专家和学者的赞同与认可。此项研究曾获得榆林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1995年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5年，程秉仪参与“渭北苹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经过三年辛勤工作，省上专家检查验收，认为此项研究“工作成绩显著，材料齐全”。1998年被省农业厅评为科技成果一等奖；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程秉仪列第5名。参与调查和防治病虫工作的还有县园蚕站程驰与程举。

1990年8月，榆林地委在佳县召开地委委员扩大会议，决定开发建设黄河沿岸区域经济。群众垒石造田积极性空前高涨，仅四个月，沿黄52村1720户就治理荒坡荒峁4390亩。仅有70户的坑镇关口村就治理175亩，栽枣树1800余株。1991年春，关口村种地膜西瓜8000株，死苗严重，农业局派程秉仪去查看原因。查明是由于碳铵做底肥烧伤根部，西瓜死亡株数占20—30%。当即采取体温催芽补种措施，使西瓜全苗。此后县石坬地开发办聘请老程为顾问，多次下乡沿各村指导，使关口西瓜大丰收。尤为突出的是西瓜连结三茬，每株西瓜可产三、四十斤，成为人老几辈罕见之事。新开发的石坬地、富含速效磷，西瓜特别甜，程秉仪与本站技术员刘经纬用手持测糖仪检测关口村西瓜，边糖12、中心糖14，较本地其它村产的西瓜高出2—3个百分点。适逢省委张勃兴书记来佳县，吃了关口村的西瓜说：“佳县西瓜真甜！”

就在坑镇关口村下乡时，程秉仪发现枣树上粘虫多，就教群众用黄蒿拧成一寸粗细的绳，于8月中下旬扎在枣树分枝下和树杆地面以上的地方。枣粘虫爱在黄蒿绳上作茧化蛹越冬，到秋收打枣时，把爬满枣粘虫越冬蛹的黄蒿绳解下来，集中烧毁。正遇任玉德县长在关口下乡，看了黄蒿绳上的虫蛹后说：“这个办法好，不花钱，没污染。”这确实是消灭枣粘虫的绿色妙法。

程秉仪同志从上世纪60年代扎根佳县，并娶勤劳朴实的女子冯文兰，志同道合，一块工作，把一生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佳县林业园艺事业，成为佳县名符其实的好园丁。直至退休后，程秉仪全家都在佳县山城、自建石窑洞，周围遍栽瓜果，他们过着天伦之乐的美好生活。

 

父母支边纪事

岳　静

我的父亲岳德荟，林业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清涧县林业站站长、绿化办主任、林业局副局长、政协科教文史委主任；母亲赵宝瑛，助理会计师，原清涧县林木种苗站职工。二老祖籍北京，满族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双双来到榆林支援边区建设，扎根陕北四十余年，如今均已退休返京，但榆林的进步和发展仍让他们牵挂，让他们振奋，往昔在这里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时时地在他们心底萦绕，就像秀延河水一样日夜欢唱流淌，潺湲不绝……

红心向党

1964年底，国家林业部在延安召开西北五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成立黄河治理委员会，确定在西北黄河流域选100个县建立林业站，组成治黄大军，“治理黄河，保持水土，改造生态环境”。时任林业部副部长的惠中权（清涧后将军沟人）力荐北京西山林场（以造林和森林经营管理为主的生态公益型国有林场，建于1952年，隶属北京市林业局，下属7个分场，拥有职工7000余人）技术工人担当赴陕重任。经过西山林场六个造林队的选拔抽调，72名技术员脱颖而出，我的父母有幸名列其中。

1965年1月8日清晨，浩浩荡荡的支边大军带着首都人民对革命圣地的深情厚谊，整装开拔，北京市农林局长李莉特地前往北京火车站送行。在凛冽寒风里，在声声催别汽笛中，亲人抽泣，恋人惜别。无情车轮启动，奔跑中，一双双紧握相牵的手被警察一一强行拽开，整个车厢，一片呜咽……随着滚滚列车的飞奔，切切的悲情渐渐被积极响应国家支援边区建设号召的满腔热忱所融化，“要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要给祖国披上绿衣裳”的豪迈誓言此起彼伏地响彻在途经的祖国大地的上空。二十多个小时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们终于从北京来到了陕西西安，下榻解放饭店。陕西接待方面主持召开了会议，省调干处主任讲了话，宣读人员安排方案，风华正茂的姑娘小伙儿们被分派到宝鸡、咸阳、渭南、延安和榆林五个地区。西安休整两天后，大家珍重道别，互相鼓励，奔赴各地，曾并肩的战友从此天各一方。我的父母恰巧都分到榆林（那时他们还是同志关系），一起的共17人，他们先到铜川，然后乘坐两天半的长途汽车至榆林。山道崎岖颠簸，许多人晕车，但他们仍一路欢歌，一路憧憬。他们先后在延安和绥德住了一晚，第三天中午一点多到达了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驼城——榆林。其中只有女大学生王静涛（江泽民主席2002年3月考察陕西时曾在榆林治沙研究所与其亲切交谈）留在了地区，其余16人被分配到米脂、绥德、清涧及榆林县，他们像种子一样播洒到了广袤的榆林大地，扎根在了高原的黄土深处。父母分别投身到了清涧和绥德植树造林、治理荒山伟大事业的建设中。

在广阔的天地，十八九岁的父亲，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每天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常夜战，晚上也开会或学习。每天早晚两餐，大多是没有多少米粒的稀饭和咸菜，偶而会有干涩得难以下咽的用烂枣和糠秕磨成的炒面拌饭。开始，父亲不明就里，盛一碗稀饭就说不要了，等主食，谁知稀饭喝完，碗筷就收拾了，才明白这稀饭就是主食，后来只好多喝稀饭，但多喝也没用，消化得快，一天到晚老觉得饿得慌，运气好时，能摘些青涩的野果子吃，中午烈日炎炎，最是饥饿难耐。有一次父亲实在饿得不行，趁大家午睡，偷溜到镇上买烧饼吃，让人发现了，回来就有人找谈话，被批评不能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有资产阶级思想，责令写检查。正在长身体的父亲常常吃不饱，不仅营养不良，休息也很少，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但父亲却有着冲天的干劲，甚至晚上趁别人睡着了，还起来偷着干……条件异常的艰苦，但被人称为北京娃的父亲，从未退缩，没说过苦，还写下了“我训黄河，奔赴到陕西，投身革命雄心立，中华红心儿女，黄龙恶卷泥沙，怎识身旁群雄，今日植树遍野，明日叫你变清”的豪言壮语。

记忆中，母亲一直羸弱多病，阴虚肾虚，血压超低，肠胃久医不愈，都是她年轻时拼命工作落下的病根儿。

按政策，母亲是要留下来照顾年迈双亲的，但倔强的母亲偷出户口本，背着家人注销了北京户口，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去西北工作，终于打动了场部负责人，她梦想成真了，而她的二老，尤其是她患病的母亲却无所依了。

初到陕北的母亲不会握铁锹，没法拉紧夯绳，拍不齐梯田埂垄，眼里不知淌了多少泪珠，手脚不知磨了多少血泡，因怕完不成任务延误别人的进度，母亲从不敢午休，放下饭碗就紧着赶时间，天黑了，挑着马灯继续大干。有一次，劳累过度的母亲晕倒在杨家坬生产队的打坝工地，被老乡送到满堂川公社卫生所救治了两天，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又被转到县医院治疗。恰此时，母亲单位接到了外婆病危的电报，怕母亲遭受打击，加重病情，单位就通知了正在下乡的父亲，父亲搭不到车，步行了70多里路才来到母亲身边，父亲婉转地劝通母亲回京治疗。他们拦了一辆去石家庄的卡车，辗转多天，待回家时，见到的已是外婆的骨灰了，留给母亲的，除了泪水，还有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与悲痛。

母亲的病给她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来陕北没多久，母亲的阑尾就切除了；母亲肠胃不好，吃不得杂粮，又没细粮吃，常常胃酸、痉挛得呕吐，有时疼得满炕打滚儿；肾虚导致母亲全身肿胀，风湿病魔使母亲指关节变形；体弱的缘故，母亲背柴，从山崖摔滚到沟底，拉煤途中，手推车侧翻，压伤了她的头部；因营养不良性贫血，母亲从窑顶跌下，砸断窑沿石后坠落在堆满干枯酸枣枝的废石阶上，遍身扎着长长的尖刺，血肉模糊……从此，脑振荡后遗症一直伴随着母亲，但毕竟挽回了生命。即便如此，母亲在后来的工作中，仍不记得自己身体不好，有次为了赶一个会议，母亲从义合步行了60多里的山路，一跨进林业站的大门，她整个人就瘫坐在了台阶上，再也走不动了。

常常钦佩于父辈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他们理想坚定，斗志昂扬，他们在艰苦里历练，在磨难中成长，他们把火红而无悔的青春和鲜活而圣洁的灵魂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西北大地。

怅惘忧思

在最初的新鲜劲儿和血泡钻心的疼痛过去之后，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离愁开始袭来，父亲在到清涧的第二年秋天写过一首词，表达了他千里思乡的心绪：“霜染翠，叶已稀。大雁南去，晓夜着寒衣，场上打谷众人嘻，唢呐喧天，谁家引新媳。谷堆边独寻觅，稻香青龙（父亲少时居住的北京海淀区青龙桥出产颇具盛名的京西水稻），不闻高原旅，佳年两相忆。不出穷山，安解愁人意。”

不仅如此，最痛苦的是太多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先是一批批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接着是自己身边的同志被批斗。正确的路线否决了，日常的工作懈怠了，父亲什么都不懂了。

文革轰轰烈烈，而父亲只想做好工作。他远离政治，坚持不参加任何派别，但被强行划入造反派。父亲常觉得自己在一次社教中做了错事。所谓“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一个个社教工作组进驻每一个生产队，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政策方针，批判当权派，实质就是队干部靠边站，工作组指导工作生产。在第二期社教中，父亲所在的社教小组来到了榆林县杏墕生产大队，刘组长向组员宣布了上面下达深挖贪污2000斤粮食和2000元钱的指标，并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务！工作组先入户访贫问苦，组织最穷的人（大都是好逸恶劳者）成立贫协，召开社员大会揭批队干，贫协的人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针对队干肆意恶毒地揭发控告，工作组很容易就整理出了想要的队干犯罪材料。提审中，那位队干拒不承认，工作组就不间断地轮翻审讯，几天下来，队干困乏得撑不住了，就说自己偷了粮食，趁大家打场休息时偷的。当时的政策是“一捆三绑“，有人偷，得有地方丢，且数额须相投，工作组没有办法一一落实，为此一筹莫展。父亲心知队干是被冤枉的，有意为他解脱，也不忍心看着他继续被折磨，就出主意再召开社员大会，会上相互对质，就会有结果。不成想，会上的情况完全与父亲的意料相左，经授意的一些人说打场休息回来发现丢了粮食，就是感觉丢了，但粮食还没过称，说不上丢了多少，甚嚣尘上，许多人都附和地跟着摁了手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工作组结案，完成了任务。至今，父亲都觉得是自己害了那位队干，深以为憾。

1963年初中毕业于北京第67中的父亲因继母虐待，不能继续学业，参加了工作，但父亲天资聪慧，不断自学，而书读的越多，父亲就越苦恼越焦灼。1970年的一天，百无聊赖的父亲为打发闲时，拿竹子做了一把滋水枪，见室友、也是最谈得来的朋友王崇喜（关中人）从外面回来，就把门关住，用水枪朝他滋去，王崇喜便找来脸盆盛水隔窗往里泼，还未脱孩子气的他们隔着窗打了一回水仗，直到父亲室内的水用完，才结束战斗。窗户纸全湿了，他们又一起糊窗户，聊天。他俩都认为社会动乱不堪，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疑惑，但他们没有地方去询问、去探讨，心里的话跟谁都不敢说。他俩悄悄地说，毛主席周围的人全倒了，那毛主席不是坐在了火山口上了么？是的，这样的话，只能和最信任的人去谈，一旦泄露，马上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们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想逃都逃不开……

好在父母彼此拥有着对方。父母相识于由京赴陕的路上，次年在榆林社教培训时意外重逢，开始了交往。在艰难的环境中，在背井离乡的苦闷里，从相知相悦相恋，到牵手相结合，他们不断被繁重的工作、困顿的生活和甜蜜的爱情锤炼着、滋润着。

与父亲相反，当时还在绥德兼做播音工作的母亲被划入保皇派，造反派叫嚣着要割了她的喉管，情急之下，母亲扔下一切家当，从绥德保守派组织“大联合司令部”所在的党校三楼窗口爬出，翻过院墙，逃到清涧去找父亲，仓促之间，父亲领着母亲离开陕北，避开围追堵截，历经艰险，一路逃亡。在延安，他们遇到了岗卡的盘查，面对一个个黑洞般的枪口，他们惊惶失措，好在盘问后被放行，虚惊一场。最危险的是，火车站布满了前来搜寻的造反派，藏在暗处的母亲紧握着脱了帽的钢笔，时刻做着搏斗的准备，那是最坏的打算。最终，他们返回故乡，却不敢进家门，住在了北京西苑、父亲的养母家，这一住就是一年零八个月，这是一段没有工资、异常贫苦的日子，但却充满了甜蜜，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直到有人告密遭拘捕，被关了半个月后，他们被遣返回陕西。

所庆幸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在武斗之外，父母曾拥有了一方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一蓑风雨，两心相伴，无争亦无惧。在许多年后的“说清楚会”上，很少有人能像父母那样，可以坦然，可以无愧。

青山为证

初到高原，父亲的眼里是望不尽的穷山恶水，成片林少得可怜，让“秃岭变青山”就成为了父亲、一个林业工作者最朴素的梦想。父亲常年忙碌在基层一线的野外，跋山涉水，经寒历暑，和荒山斗，和风沙斗，调研推广林业技术，指导发展林业生产，数十年不曾放弃他心中的绿色。回顾奋战在清涧山林间的日日夜夜，让父亲引以为豪的除了漫山的碧绿，还有他促成的对清涧林业发展有影响的一些事件。

1967年，清涧大搞全民植树造林，并在全区率先办起了社办、联队办林场，父亲参与了43个林场的筹建工作，亲手起草了《林场管理办法》。林场成为了集体林业生产的典范，使全县林地面积迅速发展到54万亩，为地域林业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革后期，农民私有树木被毁、没收殆尽，村民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父亲多次向上反映，痛陈弊端，并提出整改措施方案，得到相关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很快，他起草的《关于清查赔偿社员房前屋后零星林木的决定》以“清涧县革委会二号文件”形式下发全县，文件要求各公社全面彻查文革以来无偿砍伐、没收社员的私有树木，并全部返还，树木已不在的，从集体地块中选择相应的林木，予以赔偿。政策的出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为日后林地的个户承包创造了条件。

1975年起，父亲用两年多时间，先后两次在双庙河公社惠家园大队长期蹲点调研，写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调查报告，在大力发展农业，不惜砍伐大片林地、摧毁水利设施等错误做法的大环境下，报告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水利、林业、畜牧并重的重要性，他提出的全面发展思路极具前瞻性和正确性（后来国家出台的退耕还林政策可佐证），《榆林报》以多半版的篇幅全文刊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县上领导的高度重视。 

清涧是中国红枣之乡，红枣品质久负盛名，但红枣生产靠天吃饭，且红枣生长周期长、季节性强，虫害严重，每年霉腐虫蛀的红枣无以计数，效益极低，因此，加强枣林管理，提高红枣价值，转变经济结构，增加枣农收入，迫在眉睫。经过多地考察，父亲就红枣深加工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向县政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领导的认可。时任清涧县县长的高治民同志曾多次找父亲谈话，建议父亲领办红枣加工企业，县上将政策倾斜，给予大力扶持，出于工作方面的原因，又不懂经济，加之自己是外地人的现状，考虑再三，父亲选择了继续搞好林业工作，该企业遂由团县委负责承办（清涧巨鹰枣业企业前身）。父亲虽然与这一机遇和挑战失之交臂，但他的思路直接催生了清涧红枣深加工产业初级发展模式的形成。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清涧红枣年产值已突破9亿元，枣农人均收入达2760元，清涧红枣产品遍布全国各大超市，远销海内外。

1987年起，父亲被推举为清涧县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父亲十分珍惜这一政治荣誉，立足行业，尽心履职。他深入基层，认真调研，通过协商、提案等渠道, 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为清涧林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工作实践中，父亲发现清涧经济林木品种单一，用材林木生产也缺乏积极引导和科学管理，不利于林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经过调研和考察，父亲确定了周边省区广为分布、经济效益高且易于栽植的山楂作为林木引进树种。1987年5月，父亲在县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山楂引种和刺槐间伐改造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不久，父亲精心组织的引种技术实验获得成功，并在全县推广，为清涧林业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生产体制变革，林权变更，管理粗放，境内林木被毁严重。作为业务主管副局长的父亲心急如焚，先后多次到县政府作专门汇报。1988年3月，在县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关于严查毁林事件的提案，根据该提案建议，县政府立即将5月份定为“全县查处毁林案件突击月”，当年共查处相关案件173件，有力地遏制了乱砍滥伐歪风，有效地保护了林木资源。

红枣是清涧的铁杆庄稼，主导产业，可是，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黄河、无定河流域枣区的枣疯病，越来越严重地危害着大片枣林，渐成蔓延之势，枣林面积大幅减少，枣农收入直线下降……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奔走相告，大声疾呼，并向县政协三届委员会提交了有关“防治枣疯病”的提案，提出防治枣疯病虫害肆虐的建议和措施，引起了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在随后的县三级干部会上，父亲被安排作了专题发言。虽然根治枣疯病仍是摆在红枣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关，但由于县上及时组织了林业科技人员赶赴枣区，引导枣农进行整治，控制了病害继续蔓延趋势，挽救了大部分枣林，巩固了红枣林木面积，使红枣产值损失降到了最低。后来，做新闻工作的我，经常有看见枣农沉浸在丰收景象里的机会，每一次，都会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欣慰的笑脸。

1987年10月，父亲参加了林业部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建设局委托西北林学院干训部举办的黄土高原防护林体系建设技术培训，结业后，他抓紧动快，组织了由领导带头，干部职工、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参加的全县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掀起了清涧持续多年的黄河防护林建设高潮。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受命深入造林现场采访。来到山巅，人群早已汇聚。远远望去，彩旗翻飞，人声鼎沸，山路上挑担扛苗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挥锹挖坑，固木栽植，浇水培土，严格按照标准程序作业。负责技术指导的父亲一会在阳坡，一会在背坬，一会爬上山头，一会跑向了沟底，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追上父亲时，我已累得气喘吁吁了。父亲就营造黄河防护林工程的意义、措施和责任作了简略介绍后，又快步走入身边的地块开始了工作。

春还早，风料峭，而父亲的脸上不停地流着汗，他浑身是土。看着他昂扬的神情和疲惫的背影，想着他铿锵、动情、颇具号召力的话语，那一刻，我深愧不已。刚才，我还为自己因工作特殊，不用自带笨重累赘的植树工具，可以避免体力劳动而庆幸呢，而父亲对于他的工作竟是这样的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通过全县人民和林业工作者多年的努力，荒岭不见了，一座座青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1991年，父亲被榆林地区青年营造黄河防护林工程指挥部评为“优秀组织工作者”。

多年来，父亲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权威的专业技术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鉴于对清涧林业事业的突出贡献，1989年3月，父亲被破格任命为林业工程师，享受知识分子山区补贴待遇，并从文书岗位被擢用为科级职务的林业站站长。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父亲先后获得“榆林地区绿化杯先进个人”、“绿化陕西大地贡献奖”等数十次省市县的表彰奖励；1987年，父亲执笔的《清涧县林业区划报告》获陕西省农业区划优秀成果三等奖；1991年和1992年，父亲被国家林业部分别授予“绿色长城奖”和“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目睹了父亲成绩背后太多的艰辛与坚韧，不公与打击，无眠与憔悴，心疼之余，更多的是对父亲的崇拜。父亲善于思考，酷爱读书，天文地理、历史文学无所不读，且记忆力极强。父亲曾在陕西总工会组织的职工读书成才活动中荣获三等奖。工作之余，父亲结合国家大政方针、时代背景创作了大量的故事、小剧、相声等文艺作品，参加地区文艺调演，并多次获奖。那时的父亲经常出入县文化馆，和专业艺术人士（大都是外地人）探讨文艺创作和社会问题。让父亲非常婉惜的是，他以一个生产队两位队干发展农业和发展经济的争锋为主题而创作的快板《两个队长》，因其思想性的尖锐未能发表，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扑面而来时，他的作品早已失去了意义。

父母这代人，无论是对理想的献身，对事业的执着，还是对工作的勤恳，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离开故乡，来到最贫困的地方，以澎湃的激情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共建山川，传技术，教文体（父亲曾在清涧做过游泳教练，教唱歌曲，母亲也教唱歌、跳舞，并做演员），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还有大背景下极具感染力和渗透力的魅力独特的异域文化。在这支支边大军中，有的想家想疯了；有的挨批遭斗，身体致残，卧轨自杀；有的为了回京，私自逃离，沿路乞讨，沦为乞丐……我的父母选择了坚守，为了青山、为了梦想，他们赤胆忠心，矢志不渝，为异乡山区的林业建设和事业发展，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时光飞逝，岁月不老，满山遍野的勃勃青翠可以做证，父母挥洒在这片热土的爱恋与真诚穿越时空，丝毫未减。我的女儿也总是问她的姥爷姥姥悔不悔，但从没听他们说过“悔”字，甚至，父亲说服了她的外孙女上大学也选择了林业专业。至今，年近七旬的老父仍在为祖国的绿化奔波于各个城市，每当他看着自己设计规划施工的一个个大面积绿色园区拔地而起，并得到当地政府负责人的赞赏和群众的喜爱时，他的心中就涌动着难抑的激动与自豪。

父亲常说，他的老伴儿没有辉煌的成就，但是工作最认真、最积极，对他也最支持，言语间流露着对母亲的肯定。不经意，美丽的母亲已鬓发如霜，面皱纵横，英俊的父亲亦发根脱落，所剩无几，但我知道，他们的心并不荒芜，那里有他们深植的参天绿荫，相信那些枝枝叶叶的林木草丛之中，依然存留着他们风雨中忘我的身影和浃背的汗流……

父母，始终是我们的骄傲，他们的故事，是值得我们恒久珍藏的瑰宝！

把生命和公路、桥梁连在一起的人

杨春鸣

时光荏苒，转眼间父亲去世已十年。每当想起父亲，我脑海浮现的就是那一条条穿山越岭的公路和一座座横跨秀延河、无定河的石拱桥。父亲的一生，是和清涧公路、桥梁连在一起的，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清涧，献给了清涧的交通事业。

父亲祖籍陕西乾县。1952年7月毕业于陕西省交通学校，从小农家出身的父亲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支援陕北的公路建设，当时父亲已被省公路局拟留在西安工作，但他决心去支援陕北建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祖国对自己的培养。父亲常教育我们子女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厚道，工作要踏实。”他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诺言，体现自己的价值。当政协的同志要我写父亲的事迹材料时，我真不知从何说起，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他身上到处都有，拿起笔来又感觉这么多的事情都是平平凡凡，惊不了天也动不了地。然而正是这些平凡的事情才书写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在省交通学校毕业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并且和母亲在中国传统“包办婚姻”形式下结婚。少年时期，因奶奶去世的早，家中就靠爷爷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但父亲出于对未来祖国公路建设的需要，只身一人来到了他从未涉足的陕北清涧县，到陕北清涧他又选择了最困难的乡——解家沟。关中平原长大的父亲一下子来到山大沟深的陕北农村，一路上的跋涉经历，陕北公路建设的落后状况，陕北人民落后的生活现状使父亲一下子在思想上产生了犹豫。但面对陕北人民充满渴望的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时，父亲油然而生出一种责任，那就是“一定要改变陕北落后的交通面貌。”陕北公路建设需要他，陕北人民需要他，他决心把生命献给陌生又炽热的陕北大地。

现在回想起来，很难理解父亲那时候是怎样工作的。从解家沟到县城要步行90华里的路，每年进城也就是一两次，常常是专门去汇报工作。落后的施工设备，简陋的办公条件，清涧的公路建设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父亲带领清涧人民修的第一条公路就是清涧县城到解家沟的乡村公路，清涧乡村公路的雏形也就是从那时候形成的。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父亲开始了用自己的生命书写清涧公路建设的篇章。父亲一生“致力于清涧的公路事业。领导并设计修建大小桥梁120多座，干线公路55公里，地方公里216公里，乡村公里345公里。使全县交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89年9月16日《榆林报》第二版《外地知识分子在榆林》）。

母亲也是关中人，1954年她不顾家里老人的反对，只身追随父亲来到陕北，她自己也没想到来陕北就会住一辈子。当时父亲在师家园则村租了一孔窑洞住下，生活习惯的不同给母亲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父亲又是一个工作狂，工作起来什么也不顾不管，把生活的压力全都推给母亲。我们兄妹六个，母亲在生我们的月子里就没有被人伺候过，生完小孩三两天就自己洗衣做饭，长期艰辛的生活积累下满身的伤痛，但她总是无怨无悔。在母亲心里，父亲是为祖国、为人民修公路、修桥去了，只要把公路、桥修好了，陕北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家中的生活困难全由母亲撑起，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让子女有饭吃，母亲从三十多岁就开始当建筑工人，起早贪黑，熬了几十年才把六个儿女拉扯大。

白家川大桥是无定河上代表陕北桥梁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母亲说：在修白家川大桥时父亲有一年时间没有回过家，衣服也没换过，胡子也没刮过。当父亲从白家川回到家里时她都一时不认识，孩子们更是不认识父亲了。想起这件事，我现在都是满眼的热泪。小时候头发长了都是父亲给我们理，所以想见父亲就盼着头发快点长。有一次我的头发长的不像样子，就坐在大门口等父亲，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睡梦中父母领着我们几个孩子，穿着新衣服，在“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中快乐地游玩。

小时候的记忆是模糊的，真正体会到父亲对生命的理解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秀延河上的几座桥是我看着父亲亲自设计修建的，那时父亲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每一座大桥的设计父亲都亲自参与，建设的工地也常常离不开他。记得修南坪大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下大雨，眼看就要发大水了，父亲带领工人们抢在洪水前将木料等建桥材料搬运到高处，大雨泼在他们身上那一幅感人画面至今我都清清楚楚地记着。事后父亲对我说：修桥最关键的是灌顶，那时候可不能松一口气；生活也一样，关键时候就是要一鼓作气，要不然什么事也干不成。

公路、大桥是我父亲的生命。现在，当我看到那一条条高速、一二级公路的时候，我就想起父亲为陕北公路建设所付出的辛劳。可父亲从未后悔过，因为他的付出得到了清涧人民的肯定，得到了陕北父老乡亲的赞誉。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到清涧的农村下乡，农村里70多岁的老人说起交通局长杨志珍，都说他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看到那一条条乡村公路、一座座石拱桥，父亲的身影就浮现在我到眼前。

父亲退休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接着参加了绥德至清涧、清涧至延川的二级公路改造建设，曾多次被省市公路局评为公路建设的模范。

父亲是2001年去世的，从得病到去世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很多亲朋好友都感到惋惜，说父亲的病太突然了，但只有我们家人知道，父亲一辈子付出的太多了，四十多年的公路建设耗尽了他所有的心血精力。按照他的遗愿，我们把他埋葬在他热爱的陕北高原上。落叶归根，虽然陕北高原不是他的祖籍，但他认为陕北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陕北，他去世后也要埋在这块黄土地上。

父亲，您安祥地走了，您的事迹将永载清涧公路建设史册。

我们永远会怀念你。

承载梦想　成就人生

呼　旦

在清涧，有一位医德高尚、工作态度热忱、医术精湛的医生，他挽救了许许多多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生命，为数以万计的患者带来了福音。知道他的人都清楚，他年过花甲，早已退休，但是他却依然默默无闻、无私地奉献在他一生执爱的医疗卫生事业。这就是扎根异乡40年如一日，在陕北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原清涧县医院院长王清淼。

以前，我与王清淼老院长并不熟悉，怀着忐忑的心情拜访了他。当和蔼慈祥、平易近人的他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如释重负。他一口清涧味的河南话，加上极富亲和力的语音，打消了我的一切顾虑。于是开始了我们的首次谈话。

执着追求  敢为人先

王清淼，1940年出生于河南荥阳枣村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候，社会动荡，生活条件艰苦，他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从小亲眼目睹了身边那些由于缺医少药，一个个生命远离亲人而去的痛苦折磨，于是他立志当一名医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6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安医学院，这无疑是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当时，他完全可以留在热闹、繁华的大都市，继续他热爱的医学事业。但是他深知，有更需要他的地方。于是他选择了远离故土，远离大城市，志愿到陕北革命老区工作，经组织分配来到了清涧。清涧县当时是陕西省36个贫困县之一，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医疗状况极差……“看到这种情形，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立志把毕生精力献给清涧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时落后地区的生活条件非常差，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常常为吃饭、生活而发愁。县乡医疗条件极差，不要说是群众到大城市看病难，一些偏远乡镇的病人进县城看一次病也相当困难。为此，他除了在医院接诊看病外，还在家里、医院门口、回家的路上接待了很多因多种原因没功夫到医院、没钱看不起病的患者，但他从未收受过一分钱，从未讨过一丁点报酬。有一次，一位患者家属为感谢救命之恩，翻山越岭送来了一斗小米，但他婉言谢绝了: “这是我的工作，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救死扶伤，但我没有权利收下你这一斗米”.看着家属饱经苍桑的脸，和布满老茧的手，王医生竟偷偷地落泪了……

由于过度劳累，他一次次地累垮在手术台上，一次次累倒在办公室里，但他始终坚持着……

他的事迹感动了一拨一拨的人，一传十，十传百。“活菩萨”、“赛神仙”这一个个顺口、土气的赞誉彰显出的不仅仅是老区人民朴实的心地，更有他救死扶伤的宏愿与满腔的热忱。

以身作则  任劳任怨

1984年，县上破格提拔王清淼为清涧县医院院长，这对于从未搞过行政管理工作的普通医生来说，确实很陌生。但他还是二话没说，毅然挑起了这个担子。“有过顾虑，遇到过不少困难，碰到不少钉子”，他如是说，可谓是饱尝了当院长的酸甜苦辣。他坚信，医院一定能办好。

他虽然当了院长，但从不以院长自居，平时他仍然坚持以一名普通医生的身份定期定时门诊、查房，以身作则，严于律已；搞创新，开展学术交流，言传身教，在他精心的指导、辛勤的培育下，县医院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好大夫，也让他打消了不甘艰苦、不甘清贫而想调走的念头，在他的带动下，医院上下一心、团结奋进，攻克了很多难题，挽救了很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病人。

他当院长，大部分行政事务全靠八小时之外挤时间办理，由于劳累，他患了肺结核病，尽管同志们劝他住院休息治疗，但把医院办好的愿望催促他坚持边工作边治疗，“从未歇过一天病假，大家都说他精力好，是个‘铁人’”。

难道他真的不觉得累吗？那倒不是，那是有一种力量，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他这样干，这样一干就是十年，为办好清涧县医院而不懈努力。

想方设法    办好医院

在王清淼任院长的十多年里，清涧县医院增设病床50多张，新设科室8个，开展新业务54项，选派人员进修学习100人次，定期组织全院职工进行院内业务培训和考核；新修房屋3400平方米，对原有的门诊楼和病区房屋在给排水和供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造，为职工开拓业务创造了条件。医院年业务流水收入从1984年的20万元增加到1992年的130万元；流动资金从7万元增加到60万元；门诊人次增加3.2倍，住院人次增加1.8倍。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良好的医院秩序和医疗质量，结合本院实际，他携院领导班子人员，先后制定27种规章制度，成立了医疗业务、廉政纪检、创佳评差、物价审计等16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常设组织，健全了指挥系统，强化了领导职能。十多年中先后有80多名职工到省、地大医院及成人大、中专班学习，组织各种业务学习班、专题报告会47次；充实了图书资料室；对发表论文、开展新技术项目按等次给予奖励。调动了全院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水平、效率。

同时，医院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先后购置大型医疗设备B超、X光机、脑电图机、胃镜等29件，完善了检查手段，方便了病人就医，提高了诊治效率。此外，他坚持在全院实行了检查、评比、奖罚制度。对各专业人员，结合职称晋升严格评审，成绩记入档案，加强了医院职工管理。在他的带领下，医院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成绩，不光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誉，同时也得到了上级政府、医疗部门的表彰。

他曾多次获得“全省先进卫生工作者”的称号，1988年，他荣幸地被推选为陕西省第七届人大代表；1991年，他被陕西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1992年，他喜获“陕西省劳动模范”殊誉；次年，卫生部授予他“全国优秀院长”的殊荣……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他更加努力了，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在工作上越发的认真了，学术上也更加刻苦了。千禧之年，他光荣地退休，但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工作，返聘回医院，继续上门诊。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院长，该退休时就一定服从组织安排，离开领导岗位；可作为一名医生，只要患者信任自己，选择自己，就要热忱为患者服务，活到老干到老。

  

石嘴驿中学

——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吴妽妽

2006年深秋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在一派好天气、好心情的快乐氛围中，我和老公，乘坐一个朋友驾驶的小轿车，从太原城里出发，跨过黄河，途经吴堡，绥德，一路奔驰，扑向了黄土高原腹部的清涧。我要去和我30年前的学生们相聚。“故园三十一年，弹指一挥间”，一路上，车外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山川河水，让我的心情激动不已。

1970年，我们作为文革前入学的最后一批大学生，在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政策感召下，服从分配，奔向了全国各地。我，一个生在上海，长在西安，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一步的女大学生，带着一把小提琴，背着一个旅行袋，走出了西北大学的校门，来到了革命老区陕北榆林地区。

当时，分配到榆林地区的大学生可真不少。在专区报到点和干部招待所里，一群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大学生，操着不同的口音，等待着二次分配。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个操广东口音的西安交大毕业生，扛着那个年代在陕北尚不多见的吉他，已经住了几天，也在等待着二次分配（即由榆林专区再向下属各县分配）。大家聊的话题，自然是你来自哪里，会分到哪个县，哪个县的条件比较好一些，会是些什么工作等等。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吃饭问题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就是交通问题了。由于那时的陕北还不通铁路，所以，能靠近公路的地方，自然就是好地方了。清涧相对于榆林专区，是最南面的一个县份，而当时诸如靖边等西北面的一些县份，给人的印象就是沙漠和荒凉，较为贫穷的地方。而清涧又是榆林地区的产粮县，从延安下去，离有铁路的铜川也近些，所以，大家都认为能分到清涧是最好的。我很有运气，没有找人，没有活动，听天由命就分到了这群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认为最好的地方——清涧，心中难免有几分高兴。

既然是当时能去的最好的地方，那还有什么话说？第二天一早，我就从西安来时的方向，折回了清涧——那个我预备为她贡献一生的地方。

清涧招待所里也全是些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有来自上海、北京、西安的，有理工医农各个专业，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比如来自北京医学院的田本淳、谢华夫妇（后来分到石嘴驿公社医院，听说已回了北京），以及学制药的李明(后分到县医院药房，现住美国)。还有上海医学院的，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安外院、西北农学院的等等许多人。

二次分配我也算有幸，直接分到了石嘴驿中学。首先，这个学校在西安到榆林的公路边上，乘车比较方便。想想还有所高杰村中学，一个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地方，自然会有许多的不便。所以，拿到了报到单以后，我立马就乘坐教育局帮我找到的顺车，来到了石嘴驿。

石嘴驿这个地方，可真是一个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的地方。公路修在川里，川道的两边是连绵的高山，还有条小河一直伴着公路，在川道中蜿蜒不断。山是光秃秃的山，水是清凉凉的水，我猛地感觉，是来到了一个像“芙蓉镇”一样的地方。总之，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和好奇。

一个正在路边放羊的孩子，听说我是新来的老师，非常热情地把我带到学校。后来知道这个孩子的家，就住在学校旁边的枣林则沟（毛主席曾住过的村子）。再后来，他也就成了我的学生和朋友（现在在清涧政协工作）。

石嘴驿中学里的一切，对我也照样的新鲜。住的是窑洞，喝的是山泉。同事和学生对我是那么的友好。就连空气，也都是那么的清新和纯净。所以，初来乍到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情都处在一种激动不已的状态中，久久的不能平静。

说起来，石嘴驿中学当时的师资配置，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语文老师是西安来的李维宁夫妇，他们是早年间来到清涧的老一辈教师；物理是西安交大的李锡锵（福建厦门人），外语是张崇老师（西安外院毕业），数学，化学，甚至历史老师，也同样是非常的优秀。政治则是由担任校革委会主任的师瑄亲自上课。加上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西北大学的毕业生，曾先后担任过物理、化学等好几门课程，都很受学生欢迎，也算是不辱使命。现在想起来，在当时的石嘴驿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批外来的大学生，和本地优秀教师组合在一起，使这个学校能够在当时的清涧教育界异军突起，创造了一番奇迹，也真是一段佳话。那一段时间，可真是石嘴驿中学的一个鼎盛之时代。

那时候，本地那些纯真朴素的孩子们，和我们这些来自外地城市中的老师，真是水乳交融，结成了无比融洽与和谐的友谊。记得那时候每到下课和休息时间，我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女孩子们来学编织，男孩子们来听故事。那些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和强烈求知的眼神，真是让我刻骨铭心。

为了丰富学校的生活，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学校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从各个年级选拔爱好文艺的学生骨干，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节目，然后到学校周围的村庄去演出，受到老乡们的热烈欢迎。那时没有电灯，舞台上吊着蘸了煤油的大棉球照明。全体师生一齐动手，大家七手八脚，化妆的化妆，制作舞台布景的边画边做，演出场面总是热火朝天，充满生气。那时候，样板戏、舞蹈、短剧、相声，我们都演出过。

老乡们从十里八乡赶来看我们的演出，情绪异常高涨。在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山沟，有演出时的日子，真是像过年一样热闹。学校还组织了各种球队，篮球排球都拿过全县的冠军，有的学生还被选到榆林专区参加比赛。还有秧歌队也很拉风，扭起秧歌来眉飞色舞。难怪几十年后，谈起当时情景，大家还是神采飞扬，一派留恋与向往之情。

在石嘴驿中学，师生关系特别的融洽，孩子们和老师真就像一家人。逢年过节孩子们会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比如南瓜子、雪花（一种制作比较简单的乡村月饼）什么的带来给老师吃。说实话，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自己都不常能吃到这样的好东西。我自己呢，还受到邀请，到附近的学生家里，直接从树上打杏和打枣吃。至今想起来，都像画一般美丽。当然，我也会把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孩子们没见过的零食，比如巧克力等，送给那些正在长身体，但常常吃不饱的学生孩子们吃。至今想起那种师生和谐友好、亲如一家的关系，都是无比的甜美。

当然，生活上的困难也还是有的。比如没有自来水，要从半山腰的泉眼中接水，再挑到窑洞里的水缸里。我不会担担子，只能一桶一桶提，非常吃力。高年级的大男孩看见后，总会主动跑来帮忙，常常有人来看我的水缸，要是没水，就及时补满。细心的女孩们，会在我不舒服的时候，为我烧开水。老师之间也非常团结，偶尔晚上会一起到镇上打打牙祭，吃个烙饼炒鸡蛋。在教学上，老教师更是毫无保留地给我们新教师传帮带。无论课堂讲授还是课后备课，点点滴滴，无微不至，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可以说，石嘴驿中学是我教学启蒙的地方，以至到我离开清涧后，无论走到哪里，教书上课都能名列前茅，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思索间，车已过了绥德。三十年里魂牵梦绕的景象，终于真实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只是小溪已近乎干涸，山泉改造成了自来水，石嘴驿中学也盖起了小楼，并有桥梁与公路相连。桥上是许许多多等待着我的学生。我眼眶一热，心跳也忽然加快了……  

31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又回到了清涧，回到了石嘴驿中学，见到了久别的朋友、同事和学生。31年前，虽然因解决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我于1975年年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清涧，离开了石嘴驿中学，但是无论我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里的人们。感谢当年的学生们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师。

回过头来，当年的学生早已成家立业，年过不惑。他们的工作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西安，延安，榆林，清涧，但全都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师。我们还常有信息来往。就因为在石嘴驿中学当了一段时间的中学老师，在我的心灵上，竟然就有了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真是令人乐不可支，妙不可言。

近几年，西安的张崇老师，福建的李锡锵老师，绥德的田华老师等人，都陆续的故地重游，回到了石嘴驿中学，他们来信来电话，谈到的情况，令我夜不能寐。今天，我也回来了，和他们比起来，我心中那美好的感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甚至有一种奢望，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同时回到这个小小的石嘴驿中学，重温大家共同度过的那段异常美好的时光。

我手头有一张当年学校宣传队的照片，顺便附上，以与大家共享，也好让今天的人们，目睹一番我们当年的风采。只是不知道这些曾经和我朝夕相处的孩子们，今天都在何方？

感慨之余，写此拙文，谨以感谢当年生活在一起的同事、学生，给了我如此美好的回忆。 

 

我的陕北情结

王中义/ 口述　李茂军/整理

一

1941年9月我生于西安市案板街，祖藉河南，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王庆林，痔瘘专家，母亲陈秀君是中医师。我从小在西安长大，195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安师范学院物理系（现陕西师范大学），1963年毕业时，在长安县参加社教（四清），1964年8月下旬社教一年结束，回校参加分配。那时对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周总理都要讲话。周总理是现场对北京大学毕业生讲的，通过电话线（电话会议）把讲话信号传送到各地大学。陕西师大63届毕业生是坐在阶梯教室里听的周总理讲话。讲话内容主要是对毕业生们的希望和关怀。周总理讲的原话记不清了，但周总理讲的“要晚婚”、“不要戕害自己的身体”，影响了我一生，至今仍然记得。毕业生分配开始在学生宿舍楼前，张贴公布（1964年）需求物理系毕业生的地区（单位）和人数名单。然后，毕业生们在各地区（单位）名单旁纷纷贴出自己表示要“到基层、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书。分配结果出来后，我最终在分配到榆林地区的学生名单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记得给榆林地区分了四个人，榆林是李海水、横山是王永茂、府谷是徐才学、我分到了吴堡。“吴堡，在哪里？”这是我看到分配名单后的第一反应，因为“吴堡”两字作为地名，我从来还没听说过！星期日从学校回家，我把被分配到吴堡的消息告诉了父母。很快从来自父母所在医院的陕北的住院患者那里了解到吴堡的大体情况：“80里长，40里宽，是榆林最小、最穷、最苦、话最难听（懂）的县”。我也爬在父亲张贴在家的《陕西省地图》前，找呀找，找了好久，才在陕西北部的黄河边上找到了“吴堡”二字！后来，父亲要到陕师大找他在工作中结识的校领导和教授，想要求他们改变自己孩子到吴堡的分配方案，父亲到了师大北门传达室，被电话传来的我阻止、劝说，没有进师大校门，并由我陪伴着返回西安市内的家中。知子莫如父，父亲认为自己二儿聪明好学、善于创造，适合搞科学技术，现在被分配到陕北吴堡，听母亲后来说父亲曾对此伤心失望地说：“把孩儿分配到（吴堡）那儿，就把孩儿拍死（指再无希望发挥特长搞科技）到哪儿了！”当时我想：那里虽穷，但那里的孩子也要上学，也需要老师，怎么说也不能把那个地方送给苏修（我们毕业正值中苏关系恶化、批判苏修的“九评”发表之后）。好多我在吴堡的熟人常问我，来吴堡后悔不？我说：不后悔。不只是我，包括我们任家沟的所有外地老师都是把青春献在那个地方，有的甚至把生命都献到了吴堡，像蒋维礼老师。在国家的发展，榆林、吴堡的发展中，也有我们的贡献。想到这些我就不后悔。

二

我分配出发前，母亲生怕从未离开过西安的儿子到陕北吴堡吃苦，为儿子准备了新网套制作的被子、褥子、衣物、修补衣服用的针线、自己赶制的牛肉干、干馍豆、水果糖、白糖等等，塞满了一个奶奶用过的牛皮箱。从西安到吴堡，须乘长途汽车，到长途汽车站，售票处找不到卖吴堡站的窗口，最后找到了售绥德转吴堡票的窗口，买了一张到吴堡的汽车票。

1964年9月1日，我从家出发，人坐大轿车，行李办托运交给车站，与其它到绥德班次的行李一同另装卡车送运。9月3日人到绥德，其间正逢阴雨，后等到的行李牛皮箱，因卡车篷布渗水牛皮箱内物品均被雨水湿透。找车站问责，车站让我到站内停车场的地面上，晾晒箱内的物品，晾晒中看到慈爱母亲精心为我准备的食品、衣物全都湿成了一团，眼泪扑簌扑簌而下！由于下雨公路塌方，绥德到吴堡的班车暂停，继续在绥等待了一星期。9月10日，塌方路障排除，到吴堡客车开通。到吴堡的客车不是轿车，而是一辆苏产嘎斯卡车，几天不发车了，人很多，有位女乘客就站在了我的牛皮箱上，与旁边的一男乘客一路上又说又笑。可我一直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甚至连一句话都没听懂！我才明白“吴堡话难（听）懂”。沿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黄河，与想像中和歌中唱的黄河不太一样，没有那么雄伟壮观，似一条黄色的溪流。到了县城找文教局报到后，跟随一辆到杏子塌村（任家沟中学邻村）的驴拉车，下午赶到了任家沟中学。进校后接待我的是校长李庆春，去的时候过了吃饭时间，李校长让炊事员给我做晚饭，招待我的第一顿饭是“好面揪片片”。

到任中，安排我住的宿舍是五斋东头的第一孔窑，与李建生老师同住。一日，李老师拿出他的“炒面”给我吃，我想：不就是西安人叫“油茶”的吗？倒碗里用些开水一冲、再用筷子搅一搅，成稠糊状吃吗？接过李老师给的炒面，放到茶缸里一些，然后倒入一些暖瓶里的热水。水倒入茶缸，哇！炒面怎么都飘了起来？！李老师笑了，告诉我炒面不是这个吃法，只倒进少量的水，然后拿筷子用力对碗中的水和炒面转圈用力搅，把炒面搅成一团后，填入口中吃。这叫作“拧炒面”。原来，吴堡的所谓“炒面”，是把炒过的高粱等粮食外皮，与煮熟的枣混合，经碾子压成片状、晾晒干、再磨细而成。这种炒面，耐储存，有营养，是靠天吃饭的吴堡人，在欠收年份度灾的好食物。加入黑豆、粟米的炒面，则被当作美食。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县上给学校供应的一些猪板油，总务主任常生仁帮灶给我们炸馍馍吃，不小心馍炸锅了，给常老师溅了一脸，当时疼得可不得了，学校有个教生物的杜学曾老师，他在学校里养了几箱蜂，并且了解蜂蜜可治烫伤的医药用途，他取来蜂蜜，涂搽到常生仁面部被烫伤处，患处不疼不起泡，最后好了还不留疤。这个偏方后来得到广泛流传。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家沟中学的教师们要一边认真教学，一边参加劳动。我的担担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的，我们经常要给学校的菜园子担粪、推水车浇菜。有时候，我们还要走出校园参加劳动。1965年吴堡大旱，我与老师们一起帮助邻村生产队担水抗旱，从小河沟一处聚集的水坑到干涸的田地不断往返担水。文革期间，我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带学生走全县“拉练”，在吴堡最高的呼家塔办“分校”。

带上学生修公路、筑堤坝是经常的事。记得有一年，学校盖房子、修教室，和学生们一块担砖、背石头，心想老师不能比学生差，我一次担24块砖，两头各12块。突然间觉得“咯噔”的一声，我的腰受伤了。后来发展的很严重，回西安在中医医院住院一个月才治疗痊愈。

三

婚姻，在人生道路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往往影响到终生。我参加工作的那年刚好23岁，一天埋头钻研教学工作，再加上国家提倡的“晚婚晚育”对我的影响，无暇顾及个人问题。到任家沟中学的第一学期，就见闭着的门缝里有人塞进来一张纸条，打开一看，纸条上写的是一个女孩对我示爱的话，还写明了她的姓名，后来了解她是早几年从任中毕业的，我没给人家回复。后来一个老乡来我窑里坐在炕上跟我聊天,他说：“我给你说（介绍）个souzi （吴堡话‘媳妇’），pie（吴堡‘白’音）格生生的，duzi （吴堡话‘屁股’）上pie（吴堡‘拍’音）一把，跟凉粉坨子一样！”我不为所动。不止一个老师要给我介绍他的妹妹。宋川县上未婚有工作的吴堡或外地女青年，我都不表态或拒绝了。假期回到西安，父亲领我到他老乡家，去给我找对象，见到女孩我也不表态。那时我心中的这扇门一直是关闭着的，虔诚地记着周总理对我们的“晚婚”嘱托。直到文革期间1968年我27岁，认为算是晚婚了。这年暑假我大妈给我介绍了她的老乡女儿崔晓勤，西安人，老三届毕业生。见面后，父母赞扬她，我仍未表态，因为“没来电”。但在我回陕北学校后，接到她的来信，关注我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我是待理不理不给回信。后来她到淳化插队。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召开发表公告，我买了一份吴堡县小印刷厂印发的套红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公报，连同我写的简短信，一起塞进信封，寄给了在淳化的崔晓勤。信中我说：“我在吴堡，您在淳化，父母在西安，那不成了‘三地’生活吗……”婉辞谢绝了崔晓勤。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1970年父亲病重，把我叫到床前，语重心长的给我说：“孩子，婚姻问题爸爸帮不了你啦！你自己在陕北找一个吧！”后来，我就尝试着在吴堡找，经一女老师推荐，接触了一个我教过的七、八年前任家沟中学初中毕业女孩，可我总觉得将来要面临两地生活的问题，在吴堡终无结果。1971年晓勤招工到咸阳纺织机械厂，被选为工农兵学员，到上海纺织工学院机械系上学。1971年暑假我回西安，我大妈说：“人家崔晓勤没结婚，还等着你呢！”我当时确被感动，就与崔晓勤确立了恋爱关系。1972年我父病重，1975年，我父去世，结婚推迟到1976年。自我27岁“开始考虑婚姻问题”8年后，我35岁与晓勤结婚，5年后的1981年我40岁时得一女儿。她已去世的爷爷早给起好了名字叫王坤强，2005年陕西省中医学院毕业，现定居法国从事中医。

我2001年退休后，不到一年得脑中风病，留下后遗症偏瘫，现在行动不便，生活全靠爱人崔晓勤照顾，我非常感激她，她给了我幸福。

四

我在吴堡工作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好多事，事事为工作，处处为学生和他人，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一）印象深刻的学生马进喜。

我每次上物理课，都要收上次课后布置的作业，经批改、打分，作为占学期物理成绩40％的“平时成绩”之一，记入《积分册》。对没交作业的学生，成绩记为０分，并在发作业本时点名指出。马进喜从来不交物理课后作业，但在物理期中、期末考试中，马进喜总能取得全班的高分。我想，你课堂上讲的人家都懂、都掌握了，做课后作业还有什么用？不做物理作业省出时间用于其它课程的学习未必不好。从此，特许马进喜一人不交物理作业。后来马进喜考上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被德国人选到德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到清华大学读博士后，毕业后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现任北航外联处处长。

（二）面向农村开门办学，为农业学大寨服务。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下,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好地为农业学大寨服务。任家沟中学开设了农村会计班和农机班。但没有专职教师，校领导让我授课，我乐意接受。当时农村会计主要讲“三账六簿十八个账户”，为了让学生学的明白，带领学生到张家墕村，调查实际的农村会计。农机班，主要讲授“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和水泵），县农业局还送来一台手扶拖拉机做为教具，供在讲课中现场观摩教学。当时吴堡农村已经有了手扶拖拉机，但缺乏掌握使用和维修的人。为了使农机班的学生真正、迅速掌握手扶拖拉机，我利用自己星期日休息时间，组织成立了流动 “农机修配组”。首先要农机班的学生报告：你们村或附近村有没有坏（不能开）的手扶拖拉机？然后把有坏手扶拖拉机的村子排队，再把农机班的学生分组，到星期日我带一个组学生到村子里为生产队修理。下一个星期日，再换带另一组学生去另一个村子修理。这样，既能使农机班学生较快掌握手扶拖拉机的构造、拆装和维修，又使生产队坏了的手扶拖拉机得到修复、还节省了修理费。我们的修配不收费。老乡听说王老师“能行”，还经常有村里妇女请我修理缝纫机，排除夹线、跳线等故障，每到一处群众非常欢迎。率农机修配组下乡的路上遇到“趴窝”的推土机，前面的推土铲抬不起来,司机请我诊断、排除故障，抬起了推土铲。

（三）利用雨水替代蒸馏水。

中学物理、化学实验中都需要蒸馏水，蒸馏水在大城市是浴池等使用锅炉单位的副产品，可以随时购买到，但在交通不便的吴堡无觅处。实验室有一台制备蒸馏水的实验装置，能够产生少量蒸馏水，远远不能满足物理、化学实验蒸馏水的消耗量。雨水，是空气中水分凝结而成，尤其是连阴雨，经过前几天雨水的冲刷，空气中漂浮的杂质已经接近为零，这时落到地面上的雨水非常接近于蒸馏水，可以用于中学物理、化学实验。我设计了一套收集雨水的装置：在连阴雨天，从学校总务处借来没有裁剪的原大三张商品玻璃（一张面积约１米×２米），架成前后错开的高低三层（增大雨水收集面积），在经过雨水冲洗一段时间之后，在最下一层玻璃角下，放置干净的广口玻璃瓶，从玻璃角流下的洁净连阴雨雨水，便被收集到玻璃瓶内，放到实验室，代替蒸馏水用于实验。

（四）组建了照相洗像组。

那个年代偏僻的吴堡，只在宋家川有一家私人照相馆，是一个叫乔斌的开的。任家沟中学每年都要请乔斌上任家沟中学来，拍摄高中、初中各毕业班的毕业合影和毕业证上用的单人照。学生在毕业照相上花的钱，对城市学生不算多，但对家境贫困的任家沟中学学生还是一种负担。

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我利用自己的特长和自己的一台海鸥牌120双镜头照相机，成立了照相洗相组。用任中二斋东头的一个废窖做暗室，在窖顶开了一个小洞作光源，用物理实验室的支架和我的照相机做成一个放相机。这样，120相机按原大6×6cm拍摄毕业班合影；将120相机内胶卷感光面积遮挡一半，对6×6cm的原大底片，分两次拍照为3×6cm照片，裁剪为标准1寸毕业照。1寸单人毕业照，直接冲印，毕业班合影则放大冲印。给学生冲印毕业照片，只收成本费：1寸像1张1分，放大合影相1张1角。此后，任家沟中学再没请宋家川的乔斌来学校照相，为学生减轻了负担。

（五）组建了电工组，安装发电机、设计电路，结束任中无电以煤油灯照明的历史。

1971年，由学生报名，经挑选成立了电工组，教授电工技术、购买材料、设计电路，带领指导电工组学生在全校的教室、宿舍（窑洞）和道路、厕所安装了照明电路和电灯。1972年，从郭家沟拉回一台广播站淘汰的2105（两缸，缸径105毫米）12千瓦柴油发电机组，在一斋一孔横窑里浇筑混凝土地基，安装好发电机组。与照明电路连接的那一天晚上，在合上电闸的那一瞬间，全校大放光明，师生欢呼雀跃！自此，任家沟中学结束了没有电灯使用煤油灯照明的历史。当时全校所有教室、宿舍电灯如果同时开亮，所需功率将超过柴油发电机组的发电功率12千瓦。为此，我在设计全校照明电路时，将教室照明、学生宿舍（窑洞）照明、教师宿舍（窑洞）照明、道路和厕所照明线路全都分开，用电闸控制：上晚自习教室供电宿舍不供电，下晚自习宿舍供电教室不供电。教师宿舍、道路和厕所一直供电。这样解决了发电功率不足的问题。2010年在美国工作的学生来西安看望我时对我妻子说：“当年是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电。”我感到很欣慰！

（六）吴堡县第一台电视机。

六十年代，上级部门给了吴堡一台匈牙利产电视机，但当时陕西本地发射的电视信号，根本传不到吴堡，吴堡也没人用过电视机，一直闲置在那里。后来这台电视机给了任家沟中学。我选择离电视机较近、较高、周围空旷的三斋校铃架旁边，设计架设了十几米高的天线架和天线，与下面二斋会议室的电视机连接。打开电视机，起初什么也看不到，经过调整天线的方向后，接收到了从黄河对面山西发射来的微弱信号，再仔细调整天线方向和调节电视机的频道与频率，电视机上终于出现了可视的画面！任家沟中学从此可以收看到电视，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七）校外任职。

1968年我被调到吴堡县农机厂任副厂长，为农机厂安装了新设备（C620机床、刨床、钻床、8160柴油发电机组等）并负责维修。后接受与吴堡县武装部搞“土军工”（试制了手榴弹、地雷），与吴堡县电信局搞载波电话和警报网，与水文站搞对讲机等任务。

1975年调吴堡县“水上塬”工程指挥部，驻西安采购机电设备、材料。因为在当时的吴堡县没有能看懂机电设备采购清单上那些设备、材料名称、规格文字的人。同时因我家在西安，县上便调我到“水上塬工程处”驻西安采购机电设备、材料和大口径水管等。

五

1985年，由于夫妻分居两地，家庭困难很多，我申请调回原籍工作。先后在西安电工技校、西安市第二轻工业局教育科下属的西安市皮革工业公司工人技校、培华女子大学、西安市教育学院任教。2001年，在西安市教育学院物理系退休。2003年，西安教育学院与西安联合大学合并为西安市文理学院。现为西安市文理学院退休教师。

1980年夏天，我爬到任家沟中学对面的山上，用自己的照相机拍了一张陕西省吴堡县任家沟中学彩色全景照（下图）——我奉献了全部青春的地方。

 

我的吴堡岁月

马全瑞

我离开曾从事林业工作17个年头的吴堡县30个春秋了，至今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是那里的老领导、老同事给了我无私的关怀与支持。他们永远是我最熟悉、最崇敬的人。对昔日地域的人和事可概括成一句话，“人杰地灵，真情永驻”。

我是陕西省扶风县人，1962年毕业于武功农业学校，1965年分配到吴堡县工作，1981年调离吴堡。我虽离吴年久，但脑海中却经常浮现出当年的人和事。记忆最深的是我的多位老领导樊锦维、薛居源、薛保华、王世功，李锦帮、慕生瑞等，他们都是资深德高、深受同志尊敬爱戴的老领导、老朋友。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关心爱护。和他们相处，工作踏实，少忧无虑。冯维钧是当年的基层负责人，相处虽短，印象颇深。相处不到一年，他从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关心爱护年轻干部，和他相处其乐融融，干劲倍增。还有蹲点驻村中认识的好领导王世祥同志，他的大名吴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正直厚道，农村工作熟悉，威望很高，后来成为乡镇及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我离吴前最后一任领导慕生瑞是县林业局主持工作的局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年时间，机关面貌大变。他思路敏捷，敢说敢干，雷厉风行，是非分明，任人唯贤，与人为善，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优秀领导干部。还有一位众所周知、不可多得的高级林业工程师王兆富同志，他爱岗敬业，技术精湛，工作热情，业绩突出，他是多任领导的参谋助手和活地图，吴堡县林业他是有功的。还有不少曾在基层公社工作的林业专干，以及农村爱林、护林的优秀林业员刘宇春（车家源）、任全顺（丁家湾）等同志，不能忘记他们。是吴堡的老领导为我们这些外籍干部符合农转非条件的同志家属转为商品粮户口，同时将我推上县林业站站长职位。下面我将尚可记忆的几件往事，略述于后。

往事之一：我亲手把吴堡农林特产送到首都北京。

1976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吴堡县农田基本建设成绩突出，被省上列为学大寨先进县。上级通知，先进县必须选择送一批农林特产进京参展。县上主管农林工作的领导批示此事由县农办和林业局负责办理并直接送达。呼建文和我承担了此项任务。各公社把选送的样品送县后，由我俩亲手接收，登记，包装。我记得有吴堡黄河滩地的大红枣，塔则沟的青梨，冯家墕的苹果以及农村送来的马铃薯、农技部门选送的农作物良种样品，蔬菜及一个特大的南瓜。共装箱七八大件。我们将这批展品拉到军渡汽车站准备办理托运。汽车站的老站长见我们东西太多，不愿接收。我拿出县上介绍信说明是给华国锋主席送的展品，岂有不运之理。那人听了后立即表态同意接收。于是我们两人将这批样品直接托运到首都北京，并亲手协助农展馆工作人员把送达的样品陈列在全国农展馆第三展位的显眼位置。我两还参观了全国农业展览馆所有参展项目，使人耳目一新，至今难忘。

往事之二：我给吴堡调核桃在山西军区见到慕汝瑞司令员。

当年，在吴堡工作期间我记得曾多次去外地为县上调林木种苗。调购数量较大的一次是去神木县，历时一月有余，调回拧条种子10万多斤；多次去山西调购苹果苗木，并参加榆林地区组织的赴河北唐山地区调运优质苹果及梨树接穗等事宜。其中我受林业局委派，一人赴山西太原为吴堡调核桃种籽之事印象最深。出差之前领导告诉我要作两手准备，一是带上单位介绍信，二是再带一个私人信件。听说吴堡县林业局前任冯德康局长的一位亲戚慕汝瑞是山西省军区负责人。我照此办理。到太原后，我找到省农林局物资供应站，出示了单位介绍信，该办公室人员看了我的介绍信不客气地说：你是外省来的，核桃是国家统购物资，你既无省级介绍又无食油指标，一个县级部门介绍信，不予接待。我再三说明情况也无济于事。我便对那位办公人员说如果事办不成，请把介绍信还我，那人蛮不讲理，扣押了我的公函。我暗自寻思，我是为公有备而来。于是我径直步行到山西省公检法军管处询问慕汝瑞办公地址，卫兵问我是不是找慕司令，当时我确实不清楚慕的真实职务，随口说：“反正是军区最大的官”，门卫说慕司令在二楼办公。找到二楼后，一位女兵接待告诉我慕司令刚回军区干休所了。我又乘车去到省军区干休所，站岗的军人告诉我慕司令刚在院内散步。我快步走到司令员面前说明我是家乡来的，并出示了信件。慕司令和颜悦色的把我领回家中。他是一位身材魁伟、着装朴素、面带慈祥的军级领导人。他留我在他家中吃了顿丰盛的午饭，并拉了家常，他问我衣裳冷不冷，还问了家乡的水利及黄河水上塬情况。他说发展经济是给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支持。叫我先回住处，明早晨他上班后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第三天清早，他派专人接待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件事，我至今记忆深刻。

往事之三：下乡巧破盗案。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于家沟公社下乡，主要任务是抓秋冬农田基本建设。第一天我到该公社的团枣坪生产大队，经了解，该村秋冬农田基本建设已经拉开序幕，任务明确，群众干劲很大。于是我准备第二天去一个相邻的史家塔村，当我背起背包准备离开时，该村的队干跑来向我报告，说他村昨晚上几百斤购粮不翼而飞，央求要我留下协助他们侦破此案。我详细了解了失盗相关细节情况，有几点可作为侦破此案的突破口：一是被盗物资数量较大，很难藏觅。二是失盗时间较短，未必当晚转移，三是失盗之物是正在加工的半成品，容易辨认。据此情况，必须抢抓时间，勿失良机。我当机立断，将此事电话汇报该公社，请求公社派人协查。一个小时左右，公社值班的呼士凯副主任来到现场。我俩交换意见后，与该大队主要领导研究决定：第一组织可靠的村干部民兵站岗放哨，全村戒严，昼夜值班。二是立即召开社员大会，讲解政策，说明盗窃公购粮必须负法律责任，群众已有举报。三是给出路的政策。只要按规定时间，地点将公物归还，我们宽大处理，不给任何处分。经过严密的组织领导、政策攻心和发动群众，当晚夜半三更，队干部跑到我们住处报告，失盗的公购粮已如数送到指定地点，此案告破，群众拍手欢呼，兴高采烈。

往事之四：参加吴堡县林业资源清查工作始末。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县上抽调的业务干部之一，参加了榆林地区林业资源骨干培训会。回县后，我们几位参训同志向局领导进行汇报，局领导对此项全国统一部署的大型业务活动非常重视，立即抽调人员，组织业务骨干培训，分片包干，限期完成任务。我的职责是联系业务，跑面指导，巡回督促，质量把关。各分组都是白天进行外业调查测量，爬山涉水，逐村逐块，分类调查，晚上加班。在微弱的烛光之下，展图求算面积，当时进行此项工作条件较差，全县只有一架小罗盘测量仪，只能供一个组掌握使用，其他组只能用土法自制的小木板测量器进行工作。经两月左右，外业全部结束。内业由孔令正副局长和王兆富同志负责编审汇总上报材料。贾爱书、李媛玲等青年同志都是绘图的能手，白天黑夜伏案工作，精神可嘉。此项工作在全系统紧密配合、日夜加班、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了清查任务，经上级省市检查验收，全部合格。全县各类林木面积、现状和规划数据也得到了县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认可。结论是林业局工作是认真的，数据是可靠的，规划是可行的。这次全县林业资源实查工作，也为以后定期普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往事之五：我在吴堡过春节

我在吴堡度过两个春节。文革的1968年底，据传闻说上级通知，所有机关都要过革命化春节，即“春节不放假，提倡大家吃忆苦饭”，而实际上，各单位留守人员甚少，大家都吃的是传统美食饺子。县农林局机关灶上也将和好的白面和羊肉馅按人分给个人，自己动手包饺子。当地同志人人会包，我一个外地人实属生手，有本地同志教我包。别人包得又快又好，我包得又慢，大小也不一致。从这以后我也逐渐掌握了包饺子的基本要领，并把这种手艺传到家乡，教给乡亲。

我在吴堡过的第二个春节是1981年春节。也是我在吴堡工作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春节，我一人留守机关，其他同志全回家团聚了，机关的管理员给我留下一大块生羊肉，还有猪肉臊子，面粉及蔬菜。我做饭实属外行，于是我把那块羊肉送给办公室秘书辛培兰同志。我对辛同志讲：“你把这块羊肉带回去吃吧，我怕麻烦不会做”。辛同志讲，她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这块羊肉带回去做好叫孩子给你送来。我是真心嫌麻烦想送给同志的。初一清早，辛同事的孩子早早给我端来一大碗肉馅，我包了三顿才吃完。记得那一年春节，当地近处的同志都很热情，局机关刚调来的会计李爱英同志叫孩子给我送来手工做的又光又薄的面条，还有过年蒸的年馍包子。这次春节，我虽未与家人团聚，但我确实感受到老区同志的真情实意和高尚美德，使我至今难忘。

往事之六：离吴难眠之夜

1981年4月，我因母亲年高体弱，家庭孩子都小，负担较重，特向单位提出回原籍工作。在局机关主持工作的局长慕生瑞同志的亲切关怀帮助下，经组织批准我调回原籍工作，并发了商调函。离吴前夕，慕局长安排我最后再参加一次榆林地区业务会议，会后我按照领导安排又参加了县上春季蚕桑工作现场会议，传达贯彻地区会议精神后返回县林业局。当我刚进机关大门，留守机关的薛耀密同志告诉我，你的调函回来了。第二天我办妥了一切事宜，并告诉现场会后路过探家的慕局长，老领导慕局长于当天下午回到县局，当晚为我安排了欢送晚会并全体留影以作纪念。机关同志为我离吴倾心相谈，赠送礼品，表达心意，惜别之情直达深夜。我激动不已，无法答谢大家的真情实意。单位领导给我安排了车辆。第二天佛晓5点多，机关领导同志都来相送告别，此时此刻，我和大家心情一样难分难舍。

我从内心默默期盼吴堡的明天更加美好，山一天比一天更绿，水更清，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

往事之七：真情永驻

人有情，水有源，多少梦境忆当年。回扶风县多年如同梦境一般，吴堡经常在我的脑际中时隐时现，晚年多感，回味无穷。不久，我接到原单位慕局长的亲笔信，询问我工作的安置情况，信中语重心长，催人泪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此时此刻，我虽在故乡，对昔日熟悉的老区魂牵梦绕。至今，这封书信我作为一件珍贵的赠品，保存在我的书柜中。回扶风县后，我又多次接到吴堡原单位领导来关中出差带来的陕北乡土特产大红枣等物品，使我真正体会到老区的领导同志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永远牢记和关注吴堡的发展变化。在以后的多年中，吴堡的同志每年都有电话来往，互相问勉，传递信息。特别是杨凌农博会的举办，各地农林特产的交流参展，几乎我们每年都能与吴堡的特邀代表相见，并悉知倾听陕北，特别是吴堡的巨大变化。2010年吴堡县林业局又举办了外籍离退人员回吴联谊座谈会，多数离吴外籍同志回吴重访，旧地重游，光顾拜望，畅谈回顾吴堡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礼遇有加，并全体合影留念。我因体质欠佳，未能前往，但在多年吴堡领导发来的贺年卡及电信中也能领略吴堡同志的乡音和发展盛况。我为吴堡的大发展大变化兴奋异常，感慨万分。我从内心更多的期盼吴堡的明天更红盛、更美好，社会更和谐、人民更幸福。

 

一段难忘的经历

李　旺

我和我丈夫李合信1972年2月到吴堡，1980年离开，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八年，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们是西北农业大学69级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1970年分配到兰州军区宁夏吴忠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再分配到吴堡。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家庭中，曾祖父李桐轩是西安易俗社的创始人，祖父李约祉是个爱国学者、教育家，叔祖父李仪祉是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创始人，舅爷张季鸾是我国著名报人、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我的父亲李赋丰是榆林地区水利局的总工程师，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西安骡马市的老家被红卫兵抄家，祖父、母，我父亲和两个姑姑都被迫害致死，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吴堡的。

当时从榆林到吴堡有多半天的路程，汽车一直在一条峡谷中颠簸，让人有些透不过气，直到下午，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出现一片开阔地，一条大河出现在眼前，泥浪滚滚，我们来到了黄河边。这个地方叫宋家川，是吴堡县政府所在地，川道狭长，多数人住在山上。一条公路贯穿东西，河的对面是山西。当晚，我们住在县革委会的一孔窑洞中，合信打回来晚饭，往桌子上一放说：“来，吃！”我一看，大粗老碗中整了半碗红色的高粱面节，上面盖了些酸菜熬土豆，心里不由一沉，今后就要吃这种饭了！第二天，我们去报到，合信被分到县体委工作，我被分到吴堡县宋家川中学当老师。

宋中在宋川东尽头的山上，下面就是黄河，我站在学校往下看，发现一座大桥联通两岸。有人告诉我，大桥是两年前刚建成的，对岸是山西的军渡。一句话提醒了我，1952年省水利厅派我父亲到榆林时，不就是从这儿过的黄河吗？马上就有了一种亲切感。想想过了桥，坐半天的汽车到介休，就可以坐上火车回西安了，觉得倒也不错。

学校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必须自己在老百姓家租窑洞住。有人告诉我们，学校旁边隔道山梁有个叫迎喜的人，家穷，有个空洞子窑，没钱安门窗，如果出钱安上门窗就可以租住。我们出了120元，租期5年。窑洞很简陋，土墙、土地、土炕，还有一个石面的连炕灶，但因一切都是新的，还算干净清爽，我们就这样安顿下来了。一住下来我们就面对两个难题：吃水要到山下黄河滩机井中去挑；做饭要拉风箱烧火。这时，合信就尽显英雄本色。我曾和他一起去挑水，认为小时候在家也挑过水，不难，谁知挑上水一走山路就不行了，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弯弯曲曲要不停的换肩，另一条左边是崖壁、右边是深沟，小路只有三四十公分宽，不可能停下来休息，我真是干不了。烧火更是他的长项，他从小就帮母亲烧火，知道怎么省柴火烧得又旺，因为有了他，我才顺利的度过了最初的难关。

一开始学校给我安排音乐和农业基础知识课，还负责学校的文艺队，我干得还不错，不久省群众艺术馆在榆林办音乐培训班，就派我去参加。去了才知道是培训作曲写歌的，我哪会作曲呀，为了完成任务，我就在去开会的路上哼歌，按照头天晚上想好的主题、旋律一边走一边哼，到了班上就把它写下来。我写了两首歌，一首《我爱我的小扁担》，一首《运动员之歌》，都是和我这段时间的感受有关。《小扁担》的歌词我还记得几句：“小小扁担悠悠闪，悠悠闪，山间行行小飞燕，小飞燕，担水浇树树苗绿，送肥上山壮农田……”我们学校后面的山那时候叫反修高地，是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每周我们都要往山上送一次粪，因为不会换肩，我总是担上茅粪就往前赶，找到一块平地放下担子歇一歇，等别人赶上来，我就担上又跑，所以特别羡慕那些会挑担子的学生，她们一闪一闪，左肩换右肩，走几步，右肩又换左肩，肩上换，脚不停，优哉游哉，真是比舞台步都要好看。这首歌受到辅导老师的大力赞扬，把它作为教材讲给大家听，佐证一个道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者的真实感受。”还把这两首歌收入歌本。

吴堡人过年过节都要搞一些文艺活动，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形式：扭秧歌、跳二人台、过年还要转九曲。二人台是一对男女跳的舞蹈，和东北二人转不同的是没有唱词，纯粹是舞蹈，随着不断变化的鼓点，两人拿着扇子或造型，或起舞，还能表现出一定的情节，健康优美，学校的女教师尚思珍跳的二人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转九曲是从古代战场阵形转化来的，过年时在黄河滩用木桩圈成阵形，每根木桩上都点上灯，大人带着打灯笼的孩子，青年男女手拉手，从阵口进入，随着人流转呀转，也不知怎么的就转出来了，神秘而热闹。陕北人个个都会扭秧歌，只要唢呐一吹，锣鼓一响，前面有个伞头一带，跟着就能扭起来。我认为形式太单调了，我们学校宣传队打破常规，做了些花篮拿着，变化出很多队形，加入很多新的动作，走出去让当地人大开了眼界。不过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劲，不好意思了。当时很多领导同事对我很支持，宋均太老师还亲自做出很多漂亮的花篮，真是谢谢他了。

音乐和农业基础课是副科，我总有点不满足，学校有位化学老师是关中人，想调走，学校不放，他就动员我教化学接他的班，我仗着在大学学的基础课大多是化学，就勇敢的答应了。理论课我一点都不怯活，讲得清楚明白，可是一上实验课就坏了，仪器不配套，我又想给学生做，结果产生的气体把玻璃瓶打向天空，落下来又摔得粉碎，学生们一阵惊呼，我也吓坏了。校长宋炳希建议我教语文，从此后我就成了语文老师了。

我这个外行想当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也不容易，蒋维礼、戴文敏、张培兰等老师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自己也真是下足了功夫，成天抱一本字典，从字的笔画、笔顺研究起，钻研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跑图书室寻找资料，给学生布置作文时自己写“下水作文”。我的文章很快传扬出去，不时有人要去转抄，我们的教务主任李务滋也说可以积累下来出个散文集，可后来我发现转抄我的文章的人是为了自己应付考试，再加上我也害怕文字狱，就停手了。假期教师集训时，我在老教师的指导下，给全县语文教师上示范课，仗着普通话说得好，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这时我才发现我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天生是个当语文教师的料，那时怎么没报考师范大学呢！这段经历，为我以后成为一名高三语文把关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校际交流的过程中，我才发现，那年代吴堡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学校、医院、农技站、兽医站等稍有技术含量的单位，大概有一半职工是外地来的大学生，中间不乏名校生。教物理的马志伟老师，北京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分配到这里。又教语文又教英语的蒋维礼老师，上海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选择分到北京，想在首都大干一场，谁知一年后部里精简机构，他被下放到西安无线电学校，反右时因为话太多，被下放到吴堡劳动改造。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叶奕柱老师，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同样分配到北京，同样下放到西安无线电学校，又同样下放到吴堡劳动改造。叶老师说他哥哥解放时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因为这个他特别小心谨慎，反右时因为他不发言，政治上不积极，所以也被下放了，光他们学校下放到吴堡就有108人。教语文的艾绍武老师，东北师大毕业，被贬到吴堡后，他爱人也从北京调到了吴堡……

有一天，马志伟老师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上面的女子非常美丽，是他的表妹。他说这个表妹不是他姨亲生的，是一个著名演员的私生女，他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他分到吴堡回不去，俩人都很晚才分别成家。等再见面时，他已成了大腹便便、白发苍苍的老头了，这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

艾绍武老师是个典型的文人，爱看书，还有个记笔记、写批语的习惯，比如，人家写“毛主席万岁”，他就在旁边写“万岁不可能，百岁还可以。”他还写：“到了太原，就到了苦难的边沿，到了吴堡，就到了苦难的深渊。”“学生吃的是猪狗食。”现在想起来，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可是当时不得了，他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他在监狱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改造。有一次放风的时候，他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看累了，把语录本放在大腿边，哨兵呵斥他，说他对毛主席不敬，他想解释，结果被上了背铐，整整一夜。他曾经拿出一件东西给我看，是一块白布，上面用红线绣的毛主席的老三篇，字迹十分清秀。他说，老婆给他送棉衣时，秘密藏了一根针，他从床单上拆下线，偷偷绣成的。我很同情他，帮着把他调到咸阳。

1972年年底，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工作忙，合信经常带球队出去打球，有时还得下乡，后来他被调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周最多只能回来两次，我只好请人帮忙看孩子，这样，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当地人。

我的房东迎喜是个铁匠，他的父亲就住在街里，家境还可以，但是迎喜很穷，有人说，他是红军离开时留下来的小孩，不是亲生。我问过他，他说，没有人找过他，他父亲也从来不提，他也不好问。他的爱人润兰也是老红军的后代，她父亲没文化，解放后回家当了农民，所以润兰是农村户口，根据当时的政策，她的三个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这就意味着她家五口人，四口都没有供应粮，常常为吃粮发愁。给我看孩子的张老汉，也是个离休老红军，据说是个可以到县委拍桌子瞪眼睛的人物。我有一段时间请了一位老太太住在我家帮我看孩子，有一天来了一位看望她的老汉，那老汉坐在炕上就说个不停。说在延安时，他是毛主席警卫连的战士，毛主席在礼堂看戏，他们就骑着马在周围巡逻。他说，大家都知道红军从什么地方到延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的，就是从咱吴堡过的黄河。他说过去吴堡家家都有几大瓮的存粮，两三年没收成都不害怕，红军走时，大家把粮食都捐出去了，他们的头头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我们陕北人真是把自己肚子里的一点粮食都抠出来捐给红军了！”从此以后，当地人总是为吃粮发愁，幸亏他们有土豆、红枣、黑豆或黄豆砸成的钱钱，才能维持起码的营养。有一天我碰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有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有名的马大姐。红军离开陕北一直到解放后，留下很多婆姨，有的是丈夫在前线牺牲了，有的是丈夫进城后不要了，当地政府很发愁，不好安置。是马大姐收留了她们，组织她们生产自救，还想方设法牵线搭桥，再把她们嫁出去，大家都说那是最早的婚姻介绍所。吴堡是个抬头低头都能看见红军遗迹的地方。

我们在吴堡的那几年，是吴堡生活最苦的时候，很多人家里口粮不够吃。城镇供应粮，干部60%的杂粮，居民80%的杂粮。学校没有洗手间，师生共用一个露天厕所，孩子们的大便净是不能消化的高粱壳。灶上开饭大多是一个用玉米面拍成的三角形椎体，叫“圪梁”，再抓一把盐放在上面，就是一顿饭。合信下乡去进行路线教育，农民家吃的一种叫“糠炒面”的东西更是难以下咽。那时候的县革委会领导“左”得厉害，搞什么“学习大寨先进县”，全县干部每天在反修高地上挑灯夜战，挖山填沟整平地。这些不说，最要命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城里连个卖菜的都没有。我给孩子买不到鸡蛋，只好去了山西军渡，谁知刚买好，一群人便围了上来要没收，我急了，直喊：“不是买的，是朋友送的。”我在那里哪有什么朋友呀，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学校的王向贤老师拨开人群走了进来说：“不让拿就算了，给我！”说着，接过鸡蛋就消失了，我还站在原地发呆。几天后，王老师又趁夜晚过河给我取回了鸡蛋，这件事让我感恩一辈子。

其实，在吴堡令我感动的人和事还有很有很多。有一次我和一些学生帮生产队收庄稼回来，当我背着谷捆沿着窄窄的山路从很远的地方返回来时，感到的不只是劳累，还有恐惧，因为我背后的谷捆不时的碰到崖壁上，我总觉得要被掀下悬崖了。这时，一个小姑娘匆匆赶来接下我的谷捆，她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又专门赶回来接我的，她不是我教的学生，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她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在迎喜家住了五年后，租期到了，我找宋炳希校长，希望学校领导帮我解决困难。学校有一个后背坍塌的窑洞，我看上了它。校长派了几个工人堵上了那个窟窿，还动员一些学生帮我铲掉了原来的墙皮，说这原来是学生的宿舍，怕墙里有虱子、臭虫之类的东西。窑洞里尘土飞扬，可是学生干得热火朝天，吴堡的学生很朴实，干活也很卖力利索，半天就给我收拾得利利索索，工人还给我在窑洞里砌了个灶台，这样我们便就又有了一个家，在里面住了三年。在那特殊的年代，学校领导能打破常规让我住在学校里，真是让我感激不尽。后来孩子大了，没有幼儿园，在校园里乱跑，我给校长建议成立一个幼儿班。校长很快聘请了一位幼儿老师，并腾出一眼窑洞成立了一个幼儿班，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想起这些事都觉得很温暖。

我一进校就和李务滋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得到她很多帮助，她和她的爱人宋炳希为吴堡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1978年8月8日，榆林地区为我父亲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会后我们只提了一条要求：离开陕北这块伤心地。后来就调到咸阳彩虹中学。

几十年过去了，我梦中仍然经常在吴堡的山路上爬行，迎喜给我的擦洋芋的擦子，袁桂生给我的菜刀，现在我还用着，学生来看我时，我总要问问吴堡的变化及我认识的人的近况，那里是我风华正茂时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人善良、热情、友好，给困境之中的我很多温暖。我感谢吴堡人民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表达自己的谢意。从网上看到吴堡的新貌，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吴堡日日强盛，吴堡人天天幸福。

 

我的吴堡生活回忆

李树民

我生于一九三八年元月一日，陕西三原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我从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吴堡任家沟中学任教，一九七二年调回故里三原。在吴堡任教的十余年里，吴堡壮观的山川，奔腾的黄河水，勤劳朴实的吴堡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自幼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富饶的关中平原。一下子进入了这山高沟深的黄土高原，眼前的情景，真使人无法想象。秋天是多雨的季节，这一年更是秋雨连绵。从西安出发下火车到铜川。因下雨，汽车不能开，票难买，一住就是一个星期。那时我们坐的都是卡车，公路是石子铺的，过大河有桥，过小河得人下来，众人把车推上坡。一天车行二三百里，天黑了，晚上走到哪里，就歇到那里的小村庄，等第二天上路。我们一行走了半个多月，才到榆林。到了吴堡已经是十月初，总想这下子好了，可到了目的地了，上班工作了。谁知吴堡文教局的一位同志热情地说：“先休息，任家沟中学还有三十多里，明天再说。”第二天到了中午，有人赶一驴拉小车来接我，翻山穿沟，到了学校，已经是掌灯时候。那天晚上，我一宵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怎么到了这个地方，与我想象的真是千差万别。中学在一个县算是高等学府，怎么会办到离县城这样远的地方。

和我一块分到吴堡的三人，李建生是佳县人，先回家了。崔树彦，礼泉人，还未到。我一人先到了学校。到学校发现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外地来的，这时我的心情稍有些安静，还有这些人也和我一样的命运，到这穷乡辟壤的山沟。任家沟中学，当时是一所完全中学。初中每年级有五个班。高中只有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开始校领导让我代初中一年级的代数，这大概是试验我的能力吧。才代课不到十天，教导主任张烈找我谈话，他要我接高一、高二的数学。从此我就一直给高中代数学课。初出茅庐的我,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认真对待学生辅导，认真批阅学生作业。得到学生的满意和支持，同时得到学校领导及同志们的肯定和鼓励。

吴堡县山高沟深，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经济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到吴堡工作的外地人，首先要过生活这一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干部粮食定量供应。因当地生活水准低，在每月供应的三十斤口粮中，百分之八十是杂粮，小米还算是细粮。因此学校职工食堂，每个星期只能吃两次半斤的馒头。饭少盐缺醋，更谈不上蔬菜，每天离不开高粱馇馇饭。记得一位老师将字典上的馇馇饭的解释念给大家听后，还挨了批判。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难以忘怀的小事。困难时期教工食堂办得很差，教师意见很大。教师代表叶奕铸老师，还把灶上的馍晒干，半斤只称了不到四两。县上领导来学校查账，发现管理员侯克敏克扣贪污。他被处理后，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十多斤粮票了事。学生灶更差，每天就两饨馇馇饭。

这里生活我很难适应，还得了慢性胃炎。就这样的艰苦生活条件，一干就是十多年。有的同志将半生甚至一生奉献给了吴堡的教育事业。我在吴堡工作十多年是和老婆异地生活的。在此期间，老婆一人既要工作又要养育我的三个孩子。就连老婆生小孩，我也未能照顾一天，每想起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总感到非常内疚。在那热情燃烧的岁月里，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至少吴堡任家沟中学的不少外地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就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学校中的外地教师和当地教师一起，坚守工作岗位，虽叫苦而不怕苦，忠于自己事业的态度，默默实干的精神，加上来自吴堡偏远山沟的学生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的学风，使吴堡任家沟中学从六十年代开始，一跃再跃，从不知名的山沟中学，变成榆林地区的先进中学。连续几年的高考成绩，使人刮目相看，位居榆林之首，在省上也成了知名学校。学校面貌的改变与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任家沟中学处于四面被山包围、座北向南的山坡坡上。一条小溪绕过学校的两面，环山抱水，环境非常幽雅、安静。优美的环境，适宜学生的学习生活。在无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教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学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国家困难时期过后，各方面走向正轨的时候。一九六六年春天，教师埋头提高教学质量，学生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天早晨，忽然整个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的门口也贴出了几张大字报，说我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教学中贩卖封资修黑货，还宣扬杨献珍的“合而为一”，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思想。要揪出来示众，让我老实交代问题。当时好多天心情非常沉重，好长时间晚上从睡梦中惊醒，不能入眠。随后，大字报、大批判把这次运动引向了高潮，县委还派工作组到学校来所谓领导这次运动，把整教师变成了整学校领导，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意思的是学生造反了，反对工作组，大批判变成了大辩论，各说各有理，由学校闹到县里。随后又开始了学生的大串连，把我们这些揪出的人忘记了。就在工作组执政时把我和崔树彦找来，分配任务，是去写学校到县里路上的“毛主席语录”。西北风刮着，冒着严寒，可心里感到轻松多了，问题不大了，人家还能用咱。一九六六年深冬的学校，冷清无人，我们五个外地人，不能当“红卫兵”串连，就组织了所谓的“赤卫队”。在附近的农村做了军装，穿上军装跟大家一块串连了。由吴堡经清涧步行到延安，再到西安。接近年关，只好各自回家。形势平定后，我们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吴堡遍地开花搞县办中学，把任家沟中学的教师分到各个公社的所谓中学去任教，结果也没搞出什么名堂。

一九七二年地、县批准了我的调动申请，我回到故里三原，开始在西北医疗设备厂子校任教，因为厂里起用人才，我得到提拔，担任过副校长、校长。任职期间，尊师重教，大胆把开除、下放的我过去的老师朱宪祖、梁居贤、窦云哲等请进学校，恢复公职。在文革刚结束时，作为文化大县的三原，惟有西北医疗设备厂子校的成绩优异。1983年，我被调到南郊中学；1987年，担任三原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1998年退休。花甲之年的我终于降落在本属自己的人生坐标上，可以大胆自由地挥毫泼墨，边书写着有个人清秀特色的于体书法，边热心服务于中老年书画组织活动，被推举为于右任书协副会长，作品在全国、省、市书画大赛中多次获奖，并收入名家书画集，被海内外珍藏。我是先苦后甜，晚年的生活安逸、向上、舒坦、幸福。

写回忆文章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吴堡县被评为“2010年陕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奖”中进步最快的县，我很感动。虽然离开吴堡已经四十多年了，但吴堡的山川河流，吴堡勤劳的人民，在我有生之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但愿吴堡能依托能源优势在发展机遇期更上一层楼。我真想有机会再回吴堡，到我这第二故乡串一串、看一看。愿吴堡人民的生活彻底摆脱贫困，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

 

王芳林行医马蹄沟

栾世宏

王芳林（1911--1993），河南洛阳人，1936年到西安同他人在案板街北头设立起陕西唯一的痔瘘专科诊所。1946年在北院门另设一诊所，并设病床15张。1953年在以中医痔瘘科为主的西安益民联合诊所担任所长。1955年调到西安市中医医院，任痔瘘科主任，1958年晋升为中医主治医师，1969年被下放到陕北子洲县马蹄沟地段医院。1977年调回西安市中医医院，1979年中华全国肛肠学会成立，被选为副会长。1982年西安市肛肠学会成立，当选为主任委员，1985年陕西省肛肠学会成立，当选为主任委员。1986年晋升为中医副主任医师，1991年晋升为中医主任医师。曾先后代表陕西参加全国性痔瘘学术会议30余次，有多篇论文在全国性学术交流会上宣读交流，其中撰写的 “便秘的辨证论治”、“葱叶生肌散和灭脓拔毒散在痔瘘科临床中的应用”、“治疗裂口痔112例临床分析”等先后在全国性医学杂志上刊登发表。并著有《临床实用痔瘘学》等书。是西安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党员。

1969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了一时最时髦的语言。9月，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王芳林，也被下放到了子洲县马蹄沟地段医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关中平原到黄土高原，从大都市到小集镇，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一个人对医术的迷恋，对事业的热爱，并没有改变一个人对救死扶伤的执着追求。作为陕西省痔瘘专科的创始人，面对“十人九痔”的众多患者，还没有适应新的环境，就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不过由于当时马蹄沟医院只有9孔窑洞，条件的限制，使许多患者无法得到彻底的治疗，王芳林心里感到阵阵不安。1970年，马蹄沟地段医院从水浇湾前村的旧址搬到了后村的原子洲县农业中学校址，面对只有空空荡荡的几十孔窑洞和教室的简陋条件，王芳林一切从头开始的乐观精神感染了许多医务人员，没有条件自己创，没有设备能买的买，不能买的自己改，在不长的时间里，王芳林等西安来的大夫同当地医生一起努力，内科、外科、妇产科、痔瘘、五官、放射科先后成立，虽然条件简陋，但各种手术还是相继展开，尤其是痔瘘科，一下就设置了20个床位，吸引了县内外的许多患者。

痔瘘是发生在人体肛肠部位的常见病、多发病。俗言“十人九痔”就说明痔瘘病的普遍性。不论男女老幼皆可能有此患，不但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我国历代医家对其颇为重视，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而王芳林大夫博采众长，利用祖传秘方配置了“王氏痔瘘消减丸”、“痔疮内消丸”、“五黑止血汤”、“提肛汤”、“十味驱虫散”、“灭脓拔毒散（膏）”、“葱叶生肌散”、“消肿止疼膏”、“青黛膏”、“肛裂膏”等内服、外用药物治疗内外痔、肛周脓肿、肛裂、肛瘘、肛周湿疹、直肠脱垂、直肠息肉、直肠炎、结肠炎、便秘等疾病，疗效十分显著，并根据病情的不同，采用保守或手术治疗，具有创伤小、痛苦小、见效快、费用低、疗程短、治疗彻底、无并发症及后遗症等特点，深受患者的欢迎。

王芳林的医术精湛，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专家而高人一等，而是将自己作为一名救死扶伤者，时刻不忘治病救人的宗旨，对富人和平民一视同仁，对干部和农民一样对待。清水沟农民王大，在治疗瘘时，看到王芳林工作十分辛苦，且吃的饭菜也很一般，就感激地说了句，你们医生也真不容易，要好好注意休息。王芳林就几次表示感谢，说陕北的老百姓最实在，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接受再教育而小看慢待，而是把自己当作人。因此也就对王大更加关心，每次查房，总要在王大的床前多站一会，问这问那，让同室的干部患者都看着眼红。一次，曹峁村一老乡来马蹄沟赶集，返回时突然晕倒在水浇湾沟口，且面色苍白，大汗淋漓，不省人事，同行的老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王芳林正好从街上回来，看到后赶忙上去号了下脉，随之掐住病人的虎口穴位，只两三分钟，病人就苏醒了过来，并且一再嘱咐赶快到医院去诊断治疗。当时遇见的人都说王大夫是好人，是神医，王大夫却笑着说这是一位医生应尽的义务。

1971年，子洲县西医学习中医提高班从周家硷迁移到马蹄沟之后，由马蹄沟地段医院代为管理。由于师资力量的缺乏，王芳林等西安来的医生大多被聘请为代课老师。不久，为了让西安医生的技术得以发扬光大，帮助子洲县培养更多的医疗技术人才，子洲县将西医学习中医提高班改名为子洲县半工半读卫生学校，并于1974年开办了痔瘘、五官、放射三个专业学习班。王芳林大夫接受培训痔瘘人才的任务之后，每天早起晚睡，在治疗病人的同时，认真备课准备资料，他走上讲台，从不浪费学生的一分一秒。由于语音的差异，虽然他讲课时一丝不苟积极认真，但有时学生还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他就三番五次、深入浅出、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直到学生听懂为止。他常说，下课后师生可以成为朋友，但课堂上决不许任何学生交头接耳。因此如果有谁专门捣蛋，他会毫不客气地请出教室，严谨的教学态度得到了学生一致尊重。

王芳林，一名好的医生，不仅要及时检查并治疗患者的各种疾病，而且要及时了解病人在疾病状态下的躯体和情感的需求，不仅要医术好，还要会说话。王芳林大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注重自己的药物治疗的同时，就非常注重对病人的心理安抚。病人来了，他检查之后，首先安慰说不怎要紧，然后讲讲病理说很快能好。在治疗过程中，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会在例行检查中告诉患者，比上次大有好转，让患者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开开心心地把病看好。接受过王大夫治疗的病人都说，王芳林不仅技术好，而且会说话，语言暗示也十分有效，常常几句好话，就说的病人眉开眼笑，精神状态一下就轻松起来，同王大夫在一起，从来没有任何拘束害怕的感觉。

在马蹄沟地段医院的八年多时间中，王芳林不知治愈了多少患者，每当有治愈者提上几个鸡蛋或拿上一点新鲜蔬菜来看望他时，他总是不知要说多少声谢谢，感激对他的关心和尊重。高超的医疗技术，平易近人的思想理念，使他和许多工人、农民交上了朋友，三十多年过去了，只要你在马蹄沟提起当年地段医院胖老王，上了年纪的当地人，总能够给你说上个喋喋不休。

 

怀念贾子敬老师

张俊谊

我是子洲双湖峪中学高中六六级学生，曾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过程。

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梦幻过，狂热过，追求过，激烈过，上当过，受骗过。走过坎坎坷坷的路，遇过风风雨雨的天，做过云云雾雾的事，见过曲曲折折的人。今天回想起来，或激动，或惭愧，或负疚，或悔恨，或自责，或自省。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过一些傻事、错事，我觉得最大的傻事、错事就是不该批判我们的班主任贾子敬老师。

贾子敬老师1932年生于河南偃师大口乡高村的一个富裕之家，1952年洛阳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师，一年后，考入洛阳师范学院，学习历史，两年毕业后，来陕北支援老区，1955年9月，来子洲双湖峪中学任教。他给学生上历史课和政治课，他知识广博，好学上进，善于思考，业务娴熟，课讲得有声有色，很受学生欢迎。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尤其是给我们当了三年班主任，严格管理，循循善诱。但出身不好，每次运动，总是怀疑对象，1957年，几乎被打成“右派”，所以，言行举止都谨小慎微。他提倡学生要“慎独”，在无人监督时也要注重修养。他当我们的班主任时，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政治空气甚浓，往往紧跟形势，他是政治教师，对学生的思想工作很重视。他对学生的学习看得很重，每学期总要弄个排行榜，鼓励大家上进。

他对我是很器重的，因为，在每学期的排行榜上，我总是全班第一。起先，我当伙食干事，一年后，他选拔、推荐我当了学生会宣传部长，并经常过问我在学生会的工作。1964年下学期，还给我补助了20元钱。别小看这20元，那时候，我们上学，每月6元伙食费，我评乙等助学金，月补助4元，学费、书费等也就是10元左右，这样，补助20元，我半年的一切费用基本都够了。因为他是学历史、讲政治的，他对当时的某些提法和做法有自己的看法，他还常爱和我交流这方面的思想。比如，有一次报纸上登载关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他征求我的看法——实际上，他对这种提法有看法。他希望获得我的支持，但我当时只是听，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也支持我在学校办的几块黑板报，并提供内容，更支持我在班内办学习园地，我在学习园地上刊登了不少新闻、历史、文学等知识。在学习园地里我们也争鸣，发表不同看法。贾子敬老师有时也写点点评，表示支持。就在1966年5月，即将高考时，我选择报考文科时，他表示了关心，他认为我理科学得好，还有，家庭成分高，报文科不适宜。但我没有听贾老师的意见。

论理，我应该感谢贾老师，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给贾老师写大字报。什么原因呢？其一，我们很幼稚，受阶级斗争“左”的教条影响太深；其二，我记得应该和一位副校长调到双湖峪中学有直接关系。他是延川人，工农干部，绥德速成中学毕业，在双湖峪中学也教过书，后来在周家硷中学当领导，我是他的学生，互相认识。1966年上学期，他调入双湖峪中学当副校长，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时，我和另一个同学曾到他的办公室，他谈到了贾子敬老师，说他1957年几乎被打为右派，还说此人不可靠云云。无疑地，我们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

1966年5月底，离我们高考仅1个多月时间，学校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校贴出不少矛头指向老师的大字报。先是批判我班的语文教师沈泽宜，他是北大学生，反右时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1957年成了极右分子，虽然1962年被摘掉帽子，但仍被打入另册，文化大革命理所当然被第一个揪出来批斗。接着批判我们的物理教师吴承溥，他是上海人，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是中专学生，因为和某老师有意见，就被批判，并开除了团籍，从此，也成了嫌疑分子，虽然他教课认真，授课条理清楚，很有逻辑，很受学生欢迎，但每次运动都要接受批斗。第三个就轮到批判我们的班主任贾子敬老师。我们高六六一班在团支部的领导下，集体给贾老师张贴大字报。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凑成了不少“罪状”，其中不少是鸡毛蒜皮，也有误会和无中生有，更多的是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还对班内和贾老师好的几个同学，不点名地予以批判，我们把一盆脏水泼在贾老师的头上！虽然这大字报不是我起草的，但我至今灵魂感到不安，我们做了多么大的错事——用一根黑色的棍子打击自己的恩师！更有甚者，班上组织几个人抄了贾老师的家，其实，贾老师没有家，只有一孔办公室兼卧室，一个简单的办公桌，和一个破皮箱，大家让贾老师打开办公桌，里面只有几个笔记本，又让他打开皮箱，他不情愿地打开了，里面有几件衣服，还有一个笔记本，有人翻开看了一下，里面有贾老师的简历，其中谈到，他的父亲，曾在土地改革中逃到甘肃庆阳某地，似乎还有来往。那年头，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大家如获至宝，把这一信息公布于众，说贾老师和逃亡地主有来往，划不清界限。于是，贾子敬老师更成了众矢之的！

贾老师的大字报贴出后，当时的学校油印刊物《战斗》也登载了批判贾老师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教师写的《决不允许贾子敬污蔑我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做人的依据，生命的灵魂，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战斗的武器，革命的根本。因此，对毛主席的著作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亿万工农兵群众，把读毛主席的书，永远当作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武器，作为改天换地造福于万代的精神原子弹”，而贾子敬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无中生有”，还说“黄祖示、丰福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出名，就是抄得多，写得多。”“庞国兴写日记的话，要比王杰出名，其所以不出名，是因为他没写下日记。”实际上把贾老师的一些话或无中生有，或捉风捕影，或无限上纲，扣上黑锅。或者是正确的话，也强拉硬扯地予以批判。那年月教师是臭老九，何况他出身不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庆幸的是，我们只是写了大字报，再没有什么过火行为。

文化大革命，贾子敬老师受到了批判和斗争，他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加之长期两地分居，他是孤独的，也是压抑的。他工资不高，他在子洲教书20年，生活确实清苦、寒苦、艰苦。每年，只有在寒暑假可以探亲，和亲人有一个短暂的相聚。20年，这要有多么大的毅力呵！有时或因教师集训，或因其他原因，即是在寒暑假都不能相聚。就这样，还把他下放到三川口公社的一所山区学校，使他更艰难了，更孤独了。

1975年他请调回河南老家，一年后，即患绝症，与世长辞，享年44岁——英年早逝。他是走进榆林的他乡人中的一头牛，吃的是草，奉献的是乳汁和力气。正当耕耘出力之时，却力尽身衰，躺倒在犁沟，不幸辞世！

贾老师任劳任怨，坚持教书育人，为子洲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在子洲留下了他的不少佳话。而这样的老师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郁郁而死，更是多么令人伤感！

我忘不掉敬爱的贾子敬老师，但一想起贾子敬老师，我就感到灵魂不安。我常常想面对贾子敬老师表达我的忏悔，但这是不可能了。1993年，我主编的首部《子洲县志》，记载了贾子敬老师的芳名。2004年，我修订《子洲中学校志》，在校志上为贾子敬老师立了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敬为人正派，刚正不阿，好学上进，知识广博，善于思考，勤于动脑，娴熟业务，通达历史知识，擅长言辞，口齿清晰，教课深入浅出，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他性温健谈，与人和睦相处，能随机处事，适应各种环境，不谋官，不为利，不卑不亢，仪态潇洒自然，可惜英年早逝，令人至今思念！这总算表达了自己的一点心意，弥补了我的过失。

有一年，我到同学马生海家去，他谈到，应该到贾老师坟墓前祭奠一次，我很赞同这个意见，什么时候，我们能到贾老师坟墓前祭拜表达我的哀思呢？敬爱的贾子敬老师，你的学生怀念你！

 

子洲县妇产科的奠基人

宋必庆

雷素卿，女，汉族，生于1937年1月30日，系陕西省汉中市人，中共党员。1952年考入汉中市人民医院护训班学习，1954年考入陕西省助产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为支援缺医少药的陕北革命老区，被分配在子洲县人民医院任助产士，1992年退休。在此期间，她先后在省妇保院、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心医院、省妇产院、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二院）、第四军医大学、县西学中班等处进修提高。先后晋升为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担任过子洲县医院医疗科长兼妇产科主任，为子洲县妇产科创始人。

雷素卿从事医疗工作数十年，为推行农村妇幼卫生工作竭尽全力，她跑遍了子洲县每个乡镇及大部分村庄；她刻苦钻研医学，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她关心患者胜似关心自己，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任劳任怨。

她通过图展、幻灯、宣传资料，宣讲新法接生。先后培养新法接生员600余名。编写“接生员手册”，印发到各生产大队。为推广和普及新法接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大降底了孕产妇产褥感染和婴儿破伤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她通过图画和模型展出，宣讲计划生育和避孕知识，编写“避孕知识讲座”，印发到各生产大队。对医务人员和计划生育专干，进行计划生育四术（上环、人流、引产、输卵管结扎术）培训，使基层医院都能开展四项手术，妥善处理节育引起的后遗症和合并症，为全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能认真地学习医疗知识，掌握精湛的医疗技术，妇产科方面的许多疑难问题。妇女常见病和多发病，她能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比较满意。对剖腹产、宫外孕、会阴三度裂伤、子宫全切除术、经阴道子宫切除等手术，做的精细、漂亮。对于各种难产和妇女的不孕症的治疗，效果颇佳。

她对患者高度负责，严把质量关。注意术前的准备工作、术后的回访病人。严格按照手术步骤进行手术。手术中，一丝不苟，从不乱剪一刀，乱缝一针。1969年以两千余例手术无事故，受到省卫生厅、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表彰奖励。在几十年的医疗工作中，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及医疗事故。她对同志们讲：当医生，既要有良好的医疗技术，又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更要有严谨、负责的精神。尤其是妇产科，关乎母婴两条性命。

她廉洁自律，无私奉献。数十年中，从未收过病人的一次红包。对于经济方面特别困难的患者，她时常为患者垫支钱和粮票，帮助患者解决燃眉之急。除洁身自好之外，对不正之风，坚决抵制。对患者不分贫贱富贵，都一视同仁。她不嫌脏，不怕累，一心为患者。抢救病人时，经常口对口做人工呼吸。在1983年计划生育大结扎运动时，一天做20余台手术，腿站肿后，晚上热敷，次日再上手术台，人手少时她又上门诊又管住院部。外出开会回来下车后，不休息就上班。放弃节假日休息，坚持上班，病人随叫随到。据不完全统计，雷素卿同志从1956年被分配到子洲县医院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36年期间，共接生3万余例，施行结扎、上环、取环、人流术、引产术、计划生育手术2万余例，做妇科、产科各例手术1万余例，从未出现医疗事故。同时，为子洲县培养出大批的妇产科专业人才。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子洲人民，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卫生事业。

雷素卿同志是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其声誉远播子洲县四周。临近子洲县的子长、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等地患者慕名前来求她看病，她都认真治疗。不少患者过了许多年，还带上孩子和农产品登门向她致谢。有的给孩子取名为雷宝、雷栓、雷救、雷接、雷丽……以示纪念。子洲县双湖峪街的人，叫她姨姨、老姨、老奶奶者甚多，她到处受人礼遇。在子洲县的有关乡土教材中，也写进了她的优秀事迹。她晚年定居在榆林，前来探视者也很多。

她的事迹曾先后在省广播电台播出，在榆林报、陕西卫生报、陕西日报、榆林《塞上柳》杂志上刊登，在宣传画廊上展出。在1968年前，被单位、部门和县上评为学习模范、五好干部、模范党员等。从1969年起至退休前，地区和县上年年表彰她，如：“生命的守护神”、“双学双比模范”和“白衣天使”等等。她是子洲县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中共子洲县委八、九两届委员。1969年、1976年、1979年和1986年四次被评为省先进卫生工作者。1979年、1983年两次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是省妇联五、六两届委员，是中共陕西省六、七届两届党代表。她的事迹被载入《陕北名医录》和《中国名人大辞典》中。

 

大医精诚    悬壶济世

尚莉　高峻

1934年，马淑光出生在西安市李家村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姐妹弟兄8个，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后来担任铁路局的处长。马淑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4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2年大学毕业后为建设陕北贫困山区自愿来到绥德专署工作，先在专署卫生科报到，后分配到子洲县医院工作。

在医务岗位上，她一干就是60年。她是子洲县医疗卫生事业的见证人，经历了县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她从没有调动过单位，一直在县医院工作；也没有调整过岗位，自始至终，用她所学专长为子洲人民服务。

五十代初，子洲县医疗卫生事业一片空白，提名有个县医院，但没有病房，甚至没有疹断室，仅有3名医生。有了病人医生出诊去病人家中看病。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医生骑着驴下乡。马淑光，一个来自大城市、18岁的大姑娘，骑上毛驴摇摇摆摆，像个被迎娶的新娘，然而却少了几分新娘的浪漫。县医院从老乡那里租来3孔窑洞，手术器械一无所有，只有几个针管，条件极其简陋！

初到子洲，正赶上全县麻疹大流行，马淑光和其他两名医生骑着驴、老乡手拿红布（当地风俗，祈求病人平安）、牵着缰绳，走在前头。马淑光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凭着坚强的信念和忘我的精神，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走遍了全县所有的区乡大部分村庄，使大部分病人得到治愈。

有一次去李孝河乡一农户家看病。李孝河是子洲最偏僻的一个山区乡，距县城近百里，一半以上是山路。她们从县城出发整整走了一天，晚上掌灯时分才到，等看完病人开了药，才在病人家吃了一顿洋芋稀饭。第二天又开始一天的行程，晚上回到县医院。马淑光带领医疗队到农村下乡巡回治疗麻疹，跋山涉水、任劳任怨、关心病人胜过关心自己，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受到了广大患者及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老百姓为了感谢她先后送来数十面锦旗。由于她的精湛医术和扎实认真的工作作风，被榆林地区抽调参加了后来的黑热病防治专门调查队。她不辞劳苦走遍了全区的12个县，深入到生产队第一线。调查结束后，她显著的工作成绩受到省、市、县的表彰。

三年困难时期，子洲县张家湾村张某的妻子产后大出血，昏迷不醒。当时正是半夜，男人又不在，村里老乡将病人抬到县医院，经诊断为失血性休克，病人需立即输血抢救。但半夜三更，医院没有血液储备，也没有卖血的血友，马淑光动员同来的老乡输血，但没有一个人啃声。原来他们担心病人家境贫寒，事后付不起输血的钱。看到生命垂危的病人，她心急如焚，于是向大家保证：“如果要不到钱，跟我来要”，这才配了血型给病人输了血。天亮时，病人终于苏醒。第二天老张回来听说此事，感动得痛哭流涕，一声声感谢马大夫的救命之恩。从医60多年，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她为人谦逊，态度和蔼，对待病人从不发火，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她常常为病人垫付医药费用，自己掏腰包，为病人解燃眉之急。她医术精湛、工作严谨，从未出现过一次医疗事故，医术医德备受称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北地区缺药少药，她积极承担了培训农村医生（赤脚医生）卫生员的责任。编写了《农村卫生员（赤脚医生）手册》，编印成册，发放至各基层医院及生产队卫生员手中，为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化革命期间，李某是子洲县造反派头目，李的一些行为引起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时正是子洲县流脑疾病大流行时期，李某15岁的女儿因患脑炎住在县医院治疗。县医院的个别大夫护士因其父的行为而对其不予重视，导致李女病情恶化，生命垂危。马淑光接手病人后，马上实施紧急抢救，冒着可能被传染的极大危险为其做人工呼吸，并实施器官切开抢救措施，最终救活了李女。事后，县医院召开内科医护人员紧急会议，以此事件为教训，要求一定要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投入到治病人工作中，以病人为本。李某劳改释放后看望马淑光时，失声痛哭、感恩戴德。

1993年，马淑光因年龄原因退休。退休后，她仍然不忘为群众治病，求医者仍络绎不绝，有的人是绥德、米脂，甚至延安地区慕名而来。无论大病小病，她都认真治疗，分文不取。他的家里每天从早到晚，病人及家属一拨接着一拨。从远处来的他还给管饭。他的爱人尚生孝是子洲县有名的外科大夫，五十年代的陕西省劳动模范，对人不笑不说话，为人天长地久，退休后成了马大夫的好助手。他除了诊治外科病人外还兼做家里的炊事员，既给群众看病也给免费吃饭。碰上有妇女护送病人的，夫妻俩就叫大家一齐上手做饭，一块吃饭。里里外外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亲如一家。某些程度上大大减轻了病人及家属的思想负担。在子洲县，说起他们夫妻俩，凡认识的人无不翘起大拇指称赞他们：待人和善、医术高明。

马淑光几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医疗业务，临床注重中西医结合，致力于内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研究，尤其在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肝硬化腹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撰写的多篇论文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曾获二等奖。近10年来，她潜心研究药物新法治疗肝硬化腹水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取得了显著成效。她撰写了临床总结及学术论文多篇，曾获市、县科学技术论文奖项和子洲县“医学学术活动先进个人”。她的先进事迹曾多次在省、市、县广播电台、报刊上播出和刊登，被评为全省卫生系统“五好干部”及“双学双比、白衣天使”。在历年的征兵体检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获国防部奖章一枚。她是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理事、陕西科学技术学会会员、全国中医研究会陕西分会会员和榆林地区内科学会理事。

马淑光现在已近八十岁高龄，由于常年行医看病，一坐就是一天，腰椎长期受压，积劳成疾，导致腰椎严重受损，行走困难，以至生活无法自理。坐在轮椅上的她还不辞远道而来的病人。她把翻阅医学书籍作为老年生活最大的乐趣，仍孜孜不倦地研究现代医学，整理她一生经历过的典型医案和研究成果。她在她的有生之年，继续为丰富祖国医学宝库贡献着力量。

 

写在编辑之后

王　馨

阅完第281页，我搁下了手中的铅笔，伸了伸僵硬的脊背，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走进榆林的他乡人》第三卷的编纂任务终于完成了。

2010年，榆林市政协特聘文史员惠世新同志（原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与我闲谈间说到各地都在编辑出版“走出家乡的××人”书籍，旨在宣传本地培养的人才，我们能否考虑出一辑纪念来榆工作的外地人的专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我首先想到的是童年时家乡县医院那些外地来的医生们。我幼时有先天性室间隔缺损，能健康地活到今天，的确是受益于他们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我的主治大夫姓袁名则，虽然成年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名字。

当然，袁则大夫只是那个时期来榆林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当年，榆林作为贫困地区，吸纳了外地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榆林人民一起，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开创了榆林文化、教育、卫生、农业、工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新局面，改变了老区的面貌，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记录这批人的故事，既能反映榆林建设初期各行各业的发展历程，又能纪念先辈艰辛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也是一味丰富的心灵鸡汤，给今天的人们以启迪和感动。而且，目前从全国政协到省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点已经由建国前转移到建国后，我们选定的这一专题，正符合了上级政协的要求。

征集的过程

确定了选题之后，我发现，在榆林人的心里，这批外地人的分量是很重的，几乎所有人只要谈到这个话题，都会回忆起他所熟悉的或者他父辈所熟识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尊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很多人主动给我们提供线索，帮我们约稿，这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

市政协领导充分肯定了这个选题，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机关所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几位主席还为专辑选了自己认为比较贴切的书名供我们参考，有的还写出了自己所熟悉的人名，希望我们能找到当事人并采写稿件。

这一年从春到夏，我们几次到12个县区，到有关部门，召开约稿会、座谈会，与基层文史员面谈，与熟悉情况的老同志沟通，初步确定了稿件内容和撰稿人。

我们尽量和每一位撰稿人都保持联系，在征集前对征集意图做详细的解释说明，出版后还有一个赠书和发放征集费和稿费的任务。服务文史工作的科长一年四季都在做联系、催促、收集等工作，有些手写稿件还要电话核对，重新誊写、编排和打印，在政协内部，这份工作是比较辛苦的。

文史工作是一项细致而繁琐的工作，如果单从功利的角度看，这项工作的报酬和付出是不成比例的。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大部分领导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能理解并重视这项工作。有的县区政协为了联系到已经回原籍居住的当事人，专程派人出差做采访，有的县组织老同志座谈，回忆当时的情况，甚至政协主席亲自出差到老同志家里拜访约稿。在县区政协和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到2010年10月份，我们共征集到稿件100余篇，近50万字。

2010年底，我们编辑出版了《榆林文史》第十辑、第十一辑，即《走出榆林的他乡人》第一、第二卷。两卷共收入稿件82篇，约40万字。

第一、第二卷出版后，我们听到了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反响，对我们的文史工作一致予以肯定，很多老同志受到鼓励和感染，也拿起笔撰写了自己的经历，也有一些不相识的同志采写了自己的亲人、老师或同事，他们的热情和精神感染了我们，时隔一年，我们决定将后来陆续收到的稿件编辑整理，出版《走进榆林的他乡人》第三卷。

这部分稿件80余篇，约36万字，有一部分是编第一、二卷时筛选掉的，所以整理修改的任务更重一些。最后选出稿件48篇，在三校时又送来一篇，共49篇，约23万字。这就是我案头刚刚阅改完成的这部书稿。

编辑的任务

2010年夏，市政协聘请了4位特邀文史员任文史资料编辑，他们是：惠世新，任德存，高峻，朱合作。他们博学、敬业、团结，还有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在基本没有报酬的情况下，承担了大部分整理修改工作。

文史资料的整理编辑任务是非常重的，它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编辑，也不同于行政材料的修改，还不同于史志资料的修编。文史资料要求“亲历、亲见、亲闻”，属于口述史，它的撰写人，除了一小部分是有一定文字能力的文史爱好者，其他大部分是掌握资料但平时不动笔的人。因此，资料的文字质量差别非常大，有的只是原始资料，要变成正式出版的文章尚要进行全面的整理修改。但文史资料的真实性和资料性又要求必须尽量保持资料的内容完整、原汁原味，很多内容需要查阅史志、档案资料来核对订正，一些时间、地点、数字、人名和生僻的专业术语需要和当事人或撰稿人反复核对。

我们首先对稿件进行初选，剔除题材、体裁不符合要求的稿件，对内容单薄的，请撰稿人考虑重写。

稿件选定以后，4位文史编辑先进行初改，这部分工作是最辛苦的，工作量也最大。我把打印好的稿件一式4份分送到每一位编辑的手中，并跟他们约定交稿日期。有的编辑手头工作很多，有的正在病中，但从没有人延误时间。在约定的交稿日期，大家开个碰头会，一起聚一聚，谈谈改稿的体会，探讨一下发现的问题，集中一下不同的意见。这种工作氛围，常常让我联想到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

碰头之后，由惠世新同志进行通稿，他是一位非常耐心非常认真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老同志，他常常是在案头摊开12县区的县志，摊开辞海等工具书，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推敲。经他通稿之后，稿件就基本定型了。

稿件回到我手里的时候，一般已经是排好版面的样稿了，一式两份，我和陈明副主任分头阅改一份。我跟资历比我老、还是我的学长的陈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既然到了文史委，谁都逃不过，至少也得看一遍。”陈明二话不说，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连着几天头也不抬地在那儿校改。

我在学生时期办过校报，在府谷宣传部期间办过县报，后来驻机关写材料、编文史资料，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最后一遍一定是自己坐在印刷厂的电脑前，跟排版员一起工作，确定版式和封面的设计，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错误、省去很多环节，效率很高，一般一遍就可以通过。

从2007年春天调入学习文史委至今，我负责征编出版了6辑共7卷文史资料。每一卷、每一篇、每一字，都经我亲手阅改，虽然其中必有错误和纰漏，但我自觉是干一行认一行的人，对工作，我有遗憾，但无愧疚。

我们的文史资料，每一辑的目录和封面都经过了主席的亲自把关，有时会提出修改增减意见，直至最后审核通过。

2012年8月份，陕西省政协在宝鸡召开全省文史工作会议，在全省近年来出版的260多套文史书籍中，《走进榆林的他乡人》第一、第二卷被评为“全省政协优秀文史资料图书”一等奖，排名第一。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榆林政协文史工作历史上的第一次。

我们为此感到欣慰。我是最了解整个过程的人，也最清楚大家在其中的付出，这份荣誉，应该属于所有为这套书费过心出过力的人。

令人高兴的是，榆林市政协被评为“全省政协文史工作先进集体”，这是省政协多年来第一次为市级政协颁发工作奖。

多年来，市政协领导和政协机关所有同事对文史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始终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和动力，平平淡淡的文史工作常常让我觉得愧对大家的关心和帮助。省政协颁发了这个奖项，让我多少觉得对机关有所交代，心里颇感安慰。

其中的故事

2010年的年末，《走进榆林的他乡人》第一卷付印，第二卷的第三遍打印稿已经交到我的手里，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校改。

有一天，我接到榆林学院郭冰庐老师的电话，说曾在榆林中学任教18年、现已回原籍凤翔县定居的郑文博老师目前病危，他希望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文章编印出版。

郑文博老师的稿件已经被编录在第二卷里，即便我不眠不休完成校改，按正常的流程，印刷装订成书至少还要20天的时间，我们榆林的印书速度是比较慢的。

郭老师说，郑文博肯定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即刻与榆林中学负责征集工作的刘世平老师取得联系，得知郑老师的情况很不好，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家属多次打电话问我们的资料何时能出版。

第一第二卷是按收集先后来编排的，如果早知道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做调整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连夜校改完成，明天即送印刷厂，先制作一本样书出来，直接托人送到凤翔。

我与印刷厂厂长联系，跟他说明了情况，让他提前安排工人准备加班（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定要制作出一本与成品书差别不大的精致的样书。

然后，我铺开了阵势，开始校书。

我住的小区是自己供暖，因管道问题，家家户户都因暖气不足而受冻。我靠着床头，围着被子，从下午3点一直校到第二天凌晨2点。到最后，密密麻麻的字迹逐渐变成了一团云雾，有些近视的眼睛已经开始发疼。我计算了一下，按这个进度，明天上午再看四五个小时，应该就完成了。

第二天6点醒来，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到11点准时完成任务。我直接去印刷厂，坐在电脑前跟打字员一起修改。好在版面是已经排好的，封面也早就确定。样书在最短时间里制作完成了。

榆林中学的刘世平老师已经如约等候，我把样书交给他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我很担心地问他怎么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书送到郑老师的手里，他说他早已经联系好了，现在就去长途客站把书托运到西安，在西安有一位同样原在榆林中学任教的老师会去车站取书，并负责把书送到凤翔，交给郑老师。

几天后，我接到了郑老师妹妹的电话，告诉我郑老师已经看到了书，他转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已经离开榆林多年，还能以这样的形式被铭记。他感谢政协，也感谢榆林人。

我说，榆林人也感谢他。

这样的话，在一般的场合，可能就是一句官话。但在这个时刻，我无比真诚。

因为书还没有正式出版，稿费还没有领到，我们的科长先垫付了钱，把800元稿费打入郑老师的银行卡。

《走进榆林的他乡人》第一、第二卷印好不久，郑老师去世了。

文史资料的作者有一定的特殊性，还有很多作者，都让人无法忘记。

2011年的春天，有两位中年人搀扶着一位老人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老人颤巍巍地拿出一沓稿纸，我翻阅了一下，写的是曾在榆师工作过的六七位老师，内容虽然简单，但文字朴实真诚。

老人解释说，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了，子女也大多回了原籍，“我要不写，怕没人再为他们写了。”

这位老人就是已退休的原榆师校长李茂源。

这之后，李校长多次打电话询问情况，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再到政协走一趟，我告知他有需要我们会联系他。这一年我们出了一辑普通内容的选集，李校长的稿件被暂时存档了，这本来很正常，但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丝的内疚。

今年准备出第三卷时，我首先想到了李校长，考虑到李校长的身体状况，不能再让他承担修改扩充的任务，我们决定把几篇短文收集在一起，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录入第三卷。

第二卷付印之后，我在整理被筛选掉、作为资料保存的稿件中，发现了一份厚厚的手写稿，上面还有很多修改的痕迹，作者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于海河。

他是我的老师，给我们教过一年的地理课，他可以随时随手在黑板上画任何国家的地形、气候、物产、交通等地图，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稿件因为字迹不好辨认，文中又有大段的地理专业知识，所以在初选时就被筛掉了。

于老师已经86岁了，我们决定登门拜访，跟他核对辨识不清的文字。我们在电话中告诉老师在方便的时候，会去他的家里讨论稿件。于老师听力不如从前了，他以为我们已经动身，马上说：我现在就去大门外等你们。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我放下电话赶紧动身，准备了礼品急急忙忙赶到他家。老人已经打发了外孙在半路迎接，自己也早已穿戴整齐地守候在门口了。

告别时，行走已不是很方便的于老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深深的巷子。汽车已经走开了，几次回头都看到他还站在那里给我们招手。

在车里，我又一次翻开于老师的文章，一个86岁的老人的字迹，真是要多工整就有多工整了。

我们的遗憾

我们有很多遗憾。

有一位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先后在佳县通镇医院、县医院工作了十多年的王兴医生，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在佳县口碑很好，离开佳县后，在口腔医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现在是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这个人选是榆林市政协主席刘汉利提议的，他多次催促我们想办法约稿。我便打电话给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她叫刘亚莲，擅长写作，人很热心。一听我的意图她就笑了，说佳县的主席也找她了，也是托她去采写王兴。刘亚莲为此跑了几趟，终于见到了王兴，他看到佳县来人非常高兴，但却因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坐下来详谈，以后又时常出国在外，终于没能约到稿件。

对我个人而言，最遗憾的是没能约到袁则大夫的稿件。

我曾经多次跟时任清涧县政协主席张文忠谈到袁则大夫，希望能够跟他取得联系，我也曾试着用别人找到的号码联系过，但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张文忠主席派清涧政协文史委主任曹华东专程去西安拜访了袁则大夫。袁大夫还在医院上班，工作很忙，他说不愿意做任何形式的自我宣传。虽然曹主任也做了解释，说文史资料的征集与宣传不同，但最终没能说服这位严谨认真的好大夫。

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很多。

由于时间紧，人力有限，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前辈没有被收录。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我们附录了一个名单。这份名单由各县区政协和各有关部门提供，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尽心尽力，从成千上万份档案中，为我们抄录出一份份名录，但由于年代久远，单位撤并、变更，以及档案不全等原因，这份名单仍然不够全面。这又是一种缺憾。

阅完了三卷65万字的稿件，我有很多感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有的出身名门，读过名校，有的是农家子弟，学历不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用理想、热情、坚韧和聪明才智，肩负起了开创者的责任。我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在校改这三卷书的时候，却常常会热泪盈眶。我相信凡是认真阅读了这些资料的人，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

《各界导报》一位记者在读了这套资料之后，专程跟我联系，非常感慨地说，这些前辈的经历和精神深深打动了他，他从书中也读到了榆林人的精神，看到了榆林人的良心。省政协文史委主任梁和平在对《走进榆林的他乡人》做评价时，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言。

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文史资料，大概是工作冲淡了兴趣的缘故。但我希望能写出这套书的成书经过，算是对这项工作的一个总结。

我曾经想，应该让今天的孩子们读到这些故事，让他们知道理想，知道事业，知道奉献，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年代，有这么一些人，和这么一些事。

遗憾的是，文史资料虽有一些比较固定的读者和收藏者，但毕竟是内部交流资料，受众面不是很宽。

但我相信这份工作的意义，它终将为后来者留下一些真实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我也相信，这些鲜活的生动的历史的叙说，会以它独特的形式打动未来的人们。

 

2012年10月24日晚于秋在室    

 

附录：

说　　明

《走进榆林的他乡人》专辑至本卷出版后就告一段落了。由于三卷书容量有限，仅仅记录了不到二百人的事迹，而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30年的时间里，支援陕北建设，来榆林工作的外籍知识分子达2000多位。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收集了曾在榆林市直和市属各县（区）工作过的他乡知识分子名单，附录在此。因为年代久远，人员散失，资料不全，遗漏和差错在所难免。

在征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特别是第一、第二卷在2012年陕西省政协优秀文史资料图书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这既是对我们榆林文史编委会全体人员和所有供稿人工作的肯定和表彰，也是对那些走进榆林的他乡人事迹和精神的认同和表彰。这说明，榆林人民乃至全省人民都将永远铭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永远铭记那些燃烧激情的人们。他们的行止，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走进榆林的他乡人》专辑编印工作虽已结束，但我们的文史征集工作仍将继续，欢迎各地文史工作者继续赐稿，欢迎我们榆林当地各行各业的人士撰写自己亲历、亲闻、亲见的文史稿件给我们，我们将在今后《榆林文史》选辑的编辑中择优采用，继续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为榆林文化、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榆林文史》编委会

201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