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文史
樊贵金与神木新商会
（樊文山口述 田斌执笔）1947年10月30日，在陕北国统区的革命解放斗争中，神木县城首先迎来了胜利曙光。从此反动的旧政权坍塌了，其所属的各种陈腐、奸诈、盘剥百姓的商贸行会倾刻瓦解。共产党领导新的人民政权，要在废墟上迅速恢复经济，发展贸易，以巩固胜利成果，稳定地方经济秩序，支援其他县区的解放事业。就在这重要的历史更替之际，神木县新商会成立了，我父亲樊贵金被公推为该会的首任会长。父亲能以一个旧店主、旧商人的经历，沉浮神木商界几十年，最终归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商会，为新政府的商贸事业服务，且在当地声名遐迩，是有一个传奇而又值得记忆的演变过程的。父亲于1894年出生在神木城内，自幼家境贫寒，只读过一年私塾便辍学了。为了生计，他十一岁时，便在城里糖房学做制糖工艺，十三岁又随亲戚外出到蒙地参做商贩生意，他们经商的栈点最远曾涉足包头以北、呼和浩特(归绥)以西。当时，在这一带从事商贸生意的有许多是山西人。就在这里，父亲学到了晋商那种货物交易，资本积累，股金红利的知识以及店铺、作坊开办应具备的条件、设置、销路等窍门，特别见识了晋商那种精打细算，巧赚善取的经商才干。三年以后，父亲积蓄了一点资本，便返回神木，自家开张了一所小店铺。至此，父亲开始了他那充满辛劳艰难而又豁达仗义的经商生涯。又过三年多(1914年期间)，父亲已满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华，他萌生了一种更为高远的抱负，他的理想就是经商积累、济世济民、实业报国。于是，他在神木商贾张国瑞等人的资助下走出家乡，搏击商海，往返于山西太原、汾阳、榆次、曲沃等地从事商务活动。他在神木商界最早应用批发、调拨和代理货物购销手段，广开进货渠道，增多货物品种，将许多短缺、新颖而又价格适宜的日用百货调回神木销售。父亲在山西奔波四年多，结识许多商界朋友，见过许多名商号、大货栈，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外部精彩世界里，他的经商才能得到升华，山西商人那种资本应用、积累盈增、薄利促销的店铺生意经，使他受益匪浅。父亲在山西经商主要侧重两点：
一是注意调运当地实用、紧缺、新鲜、廉价的货物，着眼于本地人的购买力和承受力，在此基础上赚钱取利。
二是注意引进一些原料加工和作坊技术到神木，也注意招揽山西商人到神木经营，这样，大大地增强了神木商贸界的活力。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神木商号林立，店铺货物的品种繁多、新颖和价格适宜，以及一些作坊的产品加工技术熟练，在全陕北乃至内蒙伊盟、包头一带都是很驰名的。也就在这年头，由于父亲辛苦拼创，我们的家业日渐丰厚，我的几个叔父的光景也过的舒畅宽裕。由父亲亲手创办的“自兴原”、“自兴成”等几个大商铺，在神木城里也是
数上名次的。父亲能迅速跻身于神木商界上层，成为神木名商，与他平时那种宽厚诚信的胸怀、那种仗义疏财、侠肝义胆的性格、那种爱憎分明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我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向我们讲起他的往事，其中几件事经常萦绕我的心头……
其一，揭竿而起，抗缴苛税，维护神商的正当利益。民国初年，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神木境内及与蒙地接壤地区的商贸市场凋弊低落，低迷不振，但当地军阀仍加紧盘剥，加重税捐，神木商贩出售的所有货物都要过税，而且税种繁多，连买一顶帽子、一根针、一束线也要纳税。在此情况下神木商民已经无法承此苛税，许多商号倒闭了，边贸市场消失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神木商贸行业濒临绝境。此时，神木许多人找樊贵金请教对付这种苛税的办法，父亲仗义直言，先呈状税局官衙，要求减免苛税杂捐，但反动税局置若罔闻，长时不予理采，至此，群情激愤，父亲领衔与数百名商民一齐去税局讨公道，要减免，而残忍凶恶的税局，非但不理，反而唆使税吏开枪打死了一名姓白的请愿者，樊贵金挺身而出，带领商民闯入税局，摘掉税牌，封存所有税收设备，并将杀人凶手捉拿扭送县衙法办。此事经过父亲等人带头激烈抗争，反复交涉，最后，税局被迫撤销，杂税大减并厚葬死者，父亲领导这次抗税义举终于胜利了。而他本人这种为民抗争精神的展示，这种智慧与勇气之举，深深地铭记在广大商客和群众的心中。还有一次，樊贵金和神木的几家商号带货去蒙地伊旗成陵庙会赶集，遭遇当地蒙兵的无端敲诈，父亲带头抗争，大闹集市，并派人回城请求支援，后伊旗的王公贵族自知理亏，出面向参会的神商及神木商界公开道歉，并赔偿全部损失，此事才告平息。
有一年，樊贵金联络府谷、榆林等地数十商家，组织一大批货物，经包头又南转宁夏等地交易时，被军阀马鸿逵的官兵无理扣押，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往包头、银川等地进行交涉，并联络数百人签名呈状致民国中央政府，要求全部返还财物，保护神榆府商民利益，几经奔波，几经抗争，最后，被扣货物得以保全。在旧社会那种黑暗与横征暴敛的条件下，神木商人出外经商是要冒极大的财产与生命风险的，所经艰难困苦之事不胜枚举。但父亲深明大义，智勇皆备，度过了一道道难关，闯过了一道道险滩，使自己所驾驭的经商之舟，直奔胜利彼岸。从民国初
到末年的几十年商海生涯中，父亲的那种仗义疏财、明理诚信的正直商人气度，那种不畏强暴，敢于搏斗的抗争精神，那种怜贫济困、乐善好施的道德人格，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启迪了我们，也赢得了神木及周边地区许多群众商民的好评，也奠定了他以后在神木商界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新商会创始人的坚实基础。
其二，顺应潮流，资助革命，致力人民政府商贸事业。我的父亲饱经沧桑，可他的人生历程却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父老乡亲。父亲除了具有勤俭持家、艰苦创业、至忠至孝、树德务滋的品格外，还有深明大义、向往新潮和拥戴革命的情操。由于父亲在神木商界的影响力和在群众中的威信，神木解放的第二天，时任中共神木县委书记李子川同志便到我家找父亲叙谈，随后举荐父亲担任神木新商会会长一职。父亲欣然应允，担负起时代与人民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
在神新商会会长任上，父亲把全部精力、全部热忱都奉献于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早在神府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樊贵金就曾与倾向革命的神木商人张汝南联系，多次替红军购买枪支和物资等，与神东南根据地的人员往来密切。有一次，父亲因拒绝为国民党神木驻军购买粮草，被捕入狱，但父亲坚贞不屈，绝食以示明志，后在神木各界人士的请愿担保下，反动派只好乖乖放人。新商会成立后，父亲首先动员我们全家人，携带物品南下榆林前线，支援慰问解放军，然后又多次召集新商会会员会议，动员全体商户筹措物质，支援榆林等地解放战争。当时神木新商会的支前工作做的特别出色，多次受到中共神木县委、榆横特委的表彰，其中榆横特委的刘文蔚、朱侠夫等领导还专门致信于父亲，勉慰他为解放事业乐于奉献的可贵精神。1947至1948年，神木连续旱灾，又处战争环境，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危急时刻，以樊贵金为首的神木新商会，为政府分忧，为群众分忧，慷慨解囊、赈济难民。其中当地单金树、白登文、张考祥等20余人在父亲他们的资助下，获得救济得以生存。1948年，陕北的革命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部队人员急需补充，值此，父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除动员亲朋好友奔向革命阵营外，又亲自送儿子樊嵩山、樊文山和侄儿樊植山参加了解放军和参加了革命工作，而且表现的优秀出色。这就是父亲的高尚情怀与奉献精神，正是他的这种情怀与精神，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怀念与效仿，留给神木商界人士的也是永久的怀念。父亲同情革命、资助革命的精神不仅在他当了神木新商会第一任会长以后，在此之前，1928至1929年期间，父亲念高家堡桃柳沟的少年李登瀛家境贫寒，就将李收留到自己的“自兴原”商号内当学徒，并予特别关照，后来李登瀛成为我党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1929年神木县另一位著名共产党人张秀山在陕北特委工作时，曾派人向父亲借用红军急需物资，我父慷慨解囊，给予资助。
其三，广聚人才，发展生产，一切为了振兴神木经济。神木刚解放时经贸不振，百废待兴。在党的支持鼓励下，父亲以新商会为支柱，先后开办了毛纺厂、地毯厂和民众合作社等实体，恢
复了与内蒙、宁夏、山西等地货栈的贸易往来，从1948年到1951年期间，神木的生产与经济在陕北解放区中发展最快，恢复最快。这里面有新商会的一份功劳。父亲最热衷最内行的还是他的商贸事业，他在职期间，神木重开老字号商铺16家，经商人员比过去增加二倍，货物品种增加三成，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许多流向包头等地的神木商人在父亲的相劝下，留在神木继续经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任职期间，迅速恢复开办了神木县城的许多药店医行，使具有悠久传统的神木中医医术得以推广，沿续发展。老字号药店“万春堂”就是在此时留存下来的。父亲还举荐了地方人士沈子华、贾绍臣等人到政府工作，使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如前所述，父亲樊贵金早年闯荡商海，经历传奇，并非没有他的理想与追求，他的理想追求就是振兴神木商贸事业，以资本、以实业救国报国，神木新商会的成立，给他的事业理想插上翅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又使他事业与理想的达成得到保障。父亲在晚年经常教诲我们要廉洁奉公，俸禄相宜，勤奋工作，要坚定的跟党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特别向我们指出：神木的商贸事业大有前途。
1956年，我父亲樊贵金走完他传奇独慧、卓而不群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随后，他所珍爱的、倚重的神木新商会，也因后来政治运动的波及，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编辑：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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