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24日，古城榆林寒风阵阵，黄叶飘零，莲花池旁体育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年仅28岁的"反革命犯"胡文郁口里塞满了布团，被五花大绑地推上囚车驶到刑场。一声枪响后，他没有倒下，紧接着又是五声枪响，他倒下了，但是他的两眼瞪视苍天，死不谋目。

胡文郁，陕西榆林城内人，1942年出生，上中学时，他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为此，在高考政治审查申被刷了下来，和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年一样，上大学、求公职的权利被剥夺了。不幸的遭遇一次又一次接锺而至，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失掉生活的勇气，更没有动摇他钻研马列主义、追求真理的雄心，他用自己当临时工、当乡村民请教师赚来的钱购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8卷吠列宁选集》28卷，《毛泽东选集》1?卷等经典著作。从1962年到1965年，他除通读了上列经典著作外，还学习了《申国通史》《申共党史》，并在原著上眉批了很多读后感，还认真地作了10多本读书笔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当时很难买到，他就从县图书馆借来一本，用14个晚上的时间把全书一笔不漏地抄写下来。命运的坎坷，生活的桔据，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废寝忘食地研读马列著作的同时，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个阶段的路线斗争，思想精神境界不断地提高。在理论研究中他发现，社会生活申，道理与现实常常相互对立，理论与实际时常脱节，尤其是对一些地方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渔肉百姓的所作所为，他深恶痛绝，他认为说假话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践踏，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是对老百姓的犯罪，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难道我们的人民跟着共产党革命几十年，就是为了换一批新的老爷再骑在自己的头上吗!"

1965年，胡文郁撰写了一篇《是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吗?》的文章，寄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文章阐述了他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不按党的阶级路线办事的意见和看法，并提出党的阶级路线应该首先是"重在表现"，其次才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他从和自己情况类似的很多人的不幸经历中，意识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成了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他在给党中央写的信中说:"彭德怀的问题搞错了。"他认为"自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很多人不敢讲真话，党内缺乏民主，人民缺少民主"，他建议中央应该改革国家体制，政府的主席、总理、省长、市长、县长以及公社的主任等领导均应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而不应由上级任命。在认真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后，胡文郁认为:"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是中国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人民公社借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还远没有成熟"，"形式主义、浮夸风盛行，劳民伤财，违背客观规律胡作非为，这难道说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吗?"

196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文郁被延安南泥湾农建师招去当工人。这一机遇使他欣喜若狂，于是他便更加发愤学习，追求知识，了解社会，探讨中国富强之路。他身无半文却心忧天下，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想让生活充满灿烂的色彩，就得准备经受岁月风浪的冲刷和雕琢，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由艰难换来的。"在艰难的求生路上，他除了踏实劳动外，就是积极探索真理。然而，安稳的日子并不长，这年9月，榆林开始了系统的"四清"运动，胡文郁曾经给《人民日报》的投稿，给党申央的信，都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于是他被揪回榆林接受车轮战式的批判。"四清"运动工作组无限上纲，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胡文郁定性为"右派分子"，强制性地把他从榆林迁送到桐条沟乡杨庄村接受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当时，还是监督劳动改造对象的胡文郁在《千万个为什么?》的文章中写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不准刘、邓、陶公开在电台、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是谁，是 哪一级组织的决定?请不要对人民隐瞒，实行愚民政策。" 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却得不 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失去 了一切申辩的权利?优国忧民的胡文郁为此感到惶惑、震惊和不安。1967年，他在日记中对文化大革命，对现代个人迷信，对林彪、陈伯达，对文化专制主义，对破四1日，对 迫害知识分子等问题都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他多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真诚地建议，毫不隐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1967年10月，胡文郁带着《千万个为什么?》等材料，亲自赴京上访。到了首都北京以后，他看到了更大规模的真枪实弹的武斗，更加感到迷惑彷捏。从北京返回西安后，他写的《千万个为什么?》的材料，被人发现告密，西安市公安局因此将胡文郁拘捕审查。每次提审，他都据理抗辩，毫不畏惧，狱中的警察用绳捆、皮带抽打，用木棍猛击，拳打脚踢，他却高呼"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每一次刑讯时，他都忍着剧烈的疼痛唱毛主席语录歌，念毛主席语录。

同年寒冬腊月，胡文郁由西安押送回榆林，在新明楼旁的看守所里，他仍然坚强不屈，继续钻研学习，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提审中，他用已经背熟了的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去据理力争，慷慨陈词，然而，在宪法被践踏，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他得到的是"罪行"不断升级的回报。1968年10月，胡文郁被榆林县军管小组判处有期徒刑20年，押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在服刑劳改中，胡文郁为了追求真理，顽强地与"四人帮"恶势力抗争，坚持评说刘少奇是马列主义者，并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由于他在狱中坚定不移地维护真理，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鸣冤，又多次被关进劳改场内设的禁闭室，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与迫害。尽管如此，他仍然用笑脸去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不幸，冰冷的手铸、脚镣，无情的棍棒、皮鞭，都无法阻止他对真理与光明的追求，他一次一次地写报告，提建议，为民请命。他的"不轨"行为触怒了当权者，1970年他又被押回榆林。在各种刑讯逼供中他仍然坚持:搞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打倒刘、邓、陶的口号是错误的。这些言论又一次地成了胡文郁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确凿证据"，专案组以"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处胡文郁死刑，立即执行。为了阻止胡文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出真理的呼声，1970年9月24日行刑的那天，他的嘴里被塞满了棉花和布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开始了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为刘少奇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979年开始，榆林地、县两级人民法院对本地区"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1759人的反革命冤案、错案进行了复查纠正，认为原审以胡文郁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等人翻案而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直至判处死刑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宣告无罪，彻底平反。1980年2月28日，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榆林召开了千人大会，大会上宣布了为胡文郁彻底平反的决定，至此，一起长达15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马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