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波

在四十年代初的大生产运动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带领的中共绥德地委调查组，蹲点郝家桥村，进行为期一月的农村调查。作为调查组的一名成员，习仲勋广泛接触群众，广交农民朋友，不仅初步取得了领导大生产运动的经验，也使他与该村群众建立了广泛联系。在他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郝家桥调查是短暂的一瞬，而习仲勋对郝家桥群众生产、生活的真诚关怀，开启了他与郝家桥群众长达近七十年的个人友谊。这种朴素而平凡的往来，反映了共产党人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博大胸怀，反映了老区人民对长期关心郝家桥村民的生活疾苦、关注支持老区建设的老一代革命家的挚爱和敬仰之情。

郝家桥的郝进德、郝进礼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中为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郝进德是郝家桥庙沟自然村人，大革命时期在四师学生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曾负责组织并带领前后村饥民先后参加了著名的绥德城抬“龙王”斗县长、灾民打蛋厂及饥民吃大户等群众斗争。在该村党组织被破坏前，是郝家桥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家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是过往各级党政干部的可靠据点。他所领导的该村党组织，曾安全护送过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数次安全处置或护送过张家修、惠世温、刘善忠、高朗亭、崔正冉等陕北革命根据领导人。国共二次合作后，拥护抗战事业，在自身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多次超额缴纳救国公粮，动员村中青年有人出力，有粮出粮，有钱出钱，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新政权建立前后，拥护民主政权并积极参与村中政权建设事务，为把郝家桥党组织建成一个坚强堡垒付出过艰辛和汗水。郝家桥调查期间，他们积极配合地委调查组，反映民情民意，积极进言献策，与习仲勋及调查组其他成员建立了淳朴的革命友谊。此时的郝进德虽不是郝家桥行政村及乡上干部，但他仍然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曾多次向正在村调查的习仲勋和宋养初等领导推荐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可靠党团员青年充任村、乡干部，主动向调查组反映经民主选举出来的各行业劳动英雄的真实情况，为地委调查组选出各位劳动英雄及树立郝家桥模范村发挥了参谋作用。在习仲勋和宋养初的推荐下，郝进德继续发挥余热，先后做区文书、区合作社会计、区医药社医生等职业，为新生的民主政府继续发挥余热。家住侯家坪的郝进礼是与郝进德同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大革命风暴中积极宣传并参与农会活动，为该村农会的大发展发挥了骨干作用，也是郝家桥党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新政权建立前，他家地少人多，生活困难，郝进礼不得不长年给地主揽工，一家人还是缺食少衣，食不果腹。新政权建立后，郝进礼积极参与村中民主政权建设事务，被选为行政村和乡上的减租委员会委员。地委调查组进村后，减租减息工作得到真正贯彻实施，以揽工为生的贫雇农们的生活大为改善。郝进礼逢人便说：“自从习书记和宋书记进了村，我的生活才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郝家桥穷人真正翻了身！”怀着对共产党和习书记的感激之情，郝进礼关心公事，努力生产，踊跃缴纳救国公粮。1944年齐心蹲点郝家桥，寄住其二嫂刘应贞家，与刘应贞同住一院落的郝进礼一家人，大力协助齐心在村中开展群众工作，对她的日常生活亦照顾有加，郝进礼等热心群众的无私关怀，给青年齐心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使她对郝家桥产生浓浓的乡土情。

时任郝家桥乡长郝思敏，因工作关系，与习仲勋交往密切，不仅全面参与了习书记在村中的调查活动，并对其在村中的安全保卫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习仲勋郝家桥之行，距离绥德新政权建立不足三个年头，盘踞三边及北边的土匪时有出没，不时在绥境内掠夺财物。国民党政府更不甘失去绥德这块战略要地，不时收买上述土匪或派出政治土匪在境内活动，蛊惑人心，伺机破坏。尽管绥德驻军屡次派军剿匪，但安全问题仍不容乐观。早在调查组进村前，区委书记林肖硖曾不止一次嘱咐乡长郝思敏，要他时刻注意习书记在村中的安全问题，为此，郝思敏采取措施，加强村中自卫军力量。绥德解放后，村中曾组建了十多人的自卫军，用于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因重视不够加之领导不力，这支自卫军基本处于涣散状况，缺乏应有的战斗力和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郝思敏与行政村村干部一起，对自卫军进行改组，在村中选拔了以刘永康、刘永宽、郝思隆、高宗昆等为骨干成员的1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充实到自卫军队伍中，重新任命刘永山为自卫军排长（后扩充为连），以长矛、大刀、土枪为武器，加紧操练，强化自卫和防御能力，并日夜守卫在村中要道或制高点处，对于形迹可疑之人，时刻保持高度警觉，确保调查组成员及习书记的人身安全。为了祝贺郝家桥成功选出各行业劳动英雄，地委调来民众剧团在村中连续公演3个晚上，郝思敏自始至终陪同习仲勋和宋养初等观看上演的新秧歌剧。为安全考虑，郝思敏换穿了习仲勋的八路军服，习仲勋则穿着郝思敏的长羔皮筒子，另拢上一块破羊肚子手巾，打扮成一农民，混杂在群众中间，在侯家坪场子上与群众一起观看文艺演出。在郝思敏的重视并直接参与下，习仲勋和宋养初等安全圆满完成了为期月余的农村调查任务。郝思敏后来调区上工作，先后任沙滩坪区和田庄区的区长、区委书记，建国后在靖边县杨桥畔农场任职。当年习仲勋、宋养初等领导对郝思敏寄予希望，曾鼓励他加强文化修养，以便在更重要的岗位上有所作为。六十年代初，郝思敏响应国家号召，精简回家。后长期客居榆林，以行医谋生。

在地委调查组的帮助下，郝家桥行政村健全了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和妇联，经民主选举，郝永丰被选为行政村共青团支部书记。四十年代的郝家桥，文化人不是很多，郝永丰早年上过私塾，曾在城内某字号当过账房先生，算是郝家桥数一数二的文化人。郝永丰还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村中大会小会，凡是标语、公告之类文本大都出自他手。加之村中的青年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故倍受县委书记宋养初和习仲勋两位领导赏识。习仲勋曾动员郝永丰加入革命阵营，当脱产干部，以更好地发挥他的专长。可惜郝永丰过于恋家，不愿出门漂泊。后来，郝永丰长期担任村中会计，安度晚年于家乡。

郝进德弟兄六人，同住一大院，户大人多，土地又少，大多数劳力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处于全村下等生活水平。习仲勋是郝思敏家常客，故与其伯父郝进德等弟兄熟识，郝进德六弟郝进杰的儿子郝思益，时已十五、六岁，却从未踏进一天学堂，小小年纪，整天为生计奔劳。在征得本人及家人同意后，习仲勋将郝思益带在自己身边，在地委当勤务员，成为习书记左右不离的小跑跑。在工作间歇和日常生活中，习仲勋从零开始，教郝思益识字读书，给他讲革命故事，讲待人接物常识，讲机关单位工作规矩。在习仲勋的教诲和影响下，短短两年时间，郝思益从一个从未走出家门的农村文盲转变为能简单读书看报且有一定觉悟的进步青年。1945年夏习仲勋调离绥德前，郝思益被地委保送至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正式参加八路军。抗战胜利后随独一旅挺进华北接管日伪军。内战爆发后被编入警二旅任司号兵，转战大西北，身经百战，数次立功受奖。1948年秋冬随部参加解放太原的牛驼寨攻坚战，在这场异常惨烈的拉锯战中，郝思益所在部队，全团战士几乎伤亡殆尽，身负重伤的郝思益，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不知昏迷了多少个时日后渐渐苏醒，他挣扎着试图爬出死人堆，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恰在此时，时任西野副政委的习仲勋随彭总视察还未来得及清理的战场，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令人怵目惊心。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习仲勋面前闪现，他勒住马头，仔细一瞧，竟然很快认出了浑身血污的郝思益，习仲勋立即吩咐随行人员，将尚有气息的郝思益救回部队，因伤势较重，后转入延安后方医院治疗，从此留下了终身残疾。如没有习书记的发现和及时救治，郝思益恐难拣回一条性命。伤好后习仲勋劝他继续留在部队，搞后勤工作。但郝思益最后还是选择了回乡务农的路子。90年代初，郝思益去北京探望习仲勋，到京后习仲勋去天津视察工作，他等不及而返，终成憾事。

在大生产运动中曾任郝家桥行政村行政主任的马光济，响应政府号召且热心公事，是参与该村民主政权建设的积极分子，大生产运动中颇有成绩。1947年胡匪军二次侵犯绥德时，因沙滩坪区区长投敌自首，导致马光济等郝家桥部分党员误入敌手，成为自首党员。敌退后村中不少党员被揭发而关押。县政府和绥德专署因郝家桥是边区模范村，将此情况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汇报，正在绥德纠偏的习仲勋委托地方政府认真调查了解后，认为马光济等人的问题属一般问题，不能再用“左”的做法对待，并认为对待马光济等人的问题以采取引导教育方式为宜，对于受到蒙蔽的普通党员群众打击面不能过多过宽，要团结大多数同志完成农村救灾及经济重建工作，以利于渡过当前的严重困难局面。对于郝家桥的群众，习仲勋是怀有特殊情感的，在他的影响下，原准备对一批将要管制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一大批群众，获到宽大处理。结果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刘家渠刘纯厚在郝家桥被树立模范村不久即继任行该村行政主任，工作有魄力、干劲大，对推动模范村各项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执行党的政策缺乏原则性，故两年后落选。在任职期间因工作关系与习仲勋、宋养初等领导接触较多，二人对刘纯厚的工作成绩曾给予肯定和表扬，但也对他的缺点和不足曾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指正。在习仲勋的建议下，卸任后的刘纯厚又担任行政村妇纺合作社主任及乡农业合作社副主任等职，对推动村、乡的合作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绥德动员大量干部走新区，经刘玉厚引见，在习仲勋的推荐下，刘纯厚被介绍到刚刚解放了的新疆乌鲁木齐政法部门做事，凭借他的聪明和才气，先后任市法院的副科长、科长、副院长、院长，令人痛心的是，他终究未能铭记习书记的训诫，未能深刻反思自己的痼疾并坚守做人做事底线，五十年代末，在一次运动中因犯事去职。

庙沟郝进德户家侄子郝思睿，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陕北红军创始人高朗亭等人潜伏郝家桥村时，他多次担任秘密联络工作，安全而出色地完成任务。大生产运动中，作为村中青年积极分子，郝思睿除参加农业生产外，也被选至青年自卫军中来，成为保卫乡村民主政权的骨干成员之一，同时踊跃参与村中群众性文化活动，热心公事，多次受到习仲勋和宋养初等领导的表扬和鼓励，不久参与行政村和乡上工作。1947年土改前后，任一乡副乡长。解放战争中加入共产党，任一乡指导员。1950年国庆节前夕，郝思睿代表代表郝家桥乡给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写信，汇报家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习仲勋及时给予回信肯定工作成绩并予以鼓励。1951年被评为省劳模，去西安出席表彰大会，被授予“金步犁”奖，受到习仲勋的亲切接见和鼓励。建国后长期在本县基层政府部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任县轻工局刺绣厂党委书记。1979年回家休养后，曾专程去北京探望习仲勋和齐心，受到热情接待，并带回了习仲勋和齐心对郝家桥群众的一片片关爱和问候。

深受习仲勋教益的郝思睿，在基层工作数十年，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或模范工作者。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总是团结同志，任劳任怨，时时处处能以集体利益为重，大公无私，对党忠诚老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

庙沟郝进德另一户家侄子郝思伟，受郝进德影响，儿童时期即追随郝进德和郝思敏从事农运及党的地下工作，曾与郝思睿一起，为藏匿在郝家桥的陕北红军领导人传送消息和信件，递送食物，侦察敌情。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热心公事，拥护并参与当地民主政权建设事务。地委调查组在郝家桥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后，作为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郝思伟用心生产，积极参与村中自卫军及民兵工作，积极拥护并参与地委发起的文化教育运动，受到习仲勋、宋养初等领导的表扬和鼓励。解放战争时期，已是区级干部的郝思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洗礼。全国解放初期即参加抗美援朝，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得了偏瘫症的顽疾，回国后在北京疗养，在此前后习仲勋进京任职。病情稍有好转的郝思伟得知习仲勋进京后很快到家拜望，习仲勋在百忙中接见了当时已是团级干部的郝思伟，询问其病情及家庭和工作情怳，郝思伟向他汇报分别后的工作经历和感受。后来每隔一段时间，习仲勋即打电话询问郝思伟的病情，或将其接入家中招待叙旧，倾注了一个老革命家对一名普通干部的关爱之情。

而习仲勋与该村模范共产党员著名劳动英雄刘玉厚的交往，堪称其中的典范。刘玉厚没进过一天学堂，斗大字不识一个，是郝家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受苦汉，勤劳、厚道、善良、热心公事且大公无私。这种品格恰恰是习仲勋所推崇的。刘玉厚寒苦的出身和整日不知疲倦的劳作，与广大贫苦劳动人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习仲勋常常对他寄予着深深的同情。在郝家桥时，习仲勋曾不止一次地把刘玉厚召唤至调查组自办的大灶上，让刘玉厚吃大灶上的伙食。刘玉厚每次进城办事，总是把自已亲手生产的土产品先让他尊敬的习书尝尝。他自己因舍不得买得吃一个油饼或蒸馍而常常饥肠辘辘，而习书记每每将他招留至地委，让他在地委事务处的大灶上填饱肚子，有时能遇上大烩餐，还能让他享享口福。天黑了来不及返回时，又将他留在地委过夜。刘玉厚是习书记办公室的常客，郝家桥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刘玉厚家里生活的变化，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评价，农村中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通过这位劳动英雄的亲身感受，源源不断且真实地反映到习书记这里来，成为他及时了解农村各种情况掌握村情民意的一个窗口。

在刘玉厚的眼里，比自己年轻的习仲勋不仅仅是咱地委的书记，更敬重习书记那丰富的工作经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对党的政策的熟知和灵活应用的策略以及见多识广且无所不及的智慧。他对习书记的能力推崇备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和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圪垯，在习书记那里，总能得到让他心服口服的回答。八十年代初，刘玉厚去北京看望他当年的习书记，交谈中对时下出现的诸如年轻人留长发、涂口红、穿喇叭裤，对眼下盛行的走后门、地方干部买高档小车等种种社会现象无不留露出不满和忧虑。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从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谈起，从新中国诞生后国家建设和强国富民谈起，从人民当家作主企盼幸福生活谈起，讲到当前的现象不是党和政府所希望出现的，是暂时的，就象给一个人治病时所带来的副作用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并鼓励他不要顾虑，拿出当年的勇气，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好贯彻党在农村新政策的领头羊，把这个劳动英雄干到底，当到老。一番深入浅出的解释，一番循循善诱的教诲，直说得老英雄频频点头：“还是咱习书记能行，那如那号人一满不给咱说个正经事儿，一鼓劲辱绝（方言：骂）上面的人。看来他们是都害不开这号事，老毛那套尔格吃不开了，还是听你的没错！”在刘玉厚心目中，他当年的习书记，无疑是党和政府的化身，是他的主心骨。他是听了一辈子党和政府的号召，他已跟着党干了一辈子，在百废待举的新形势下，习书记的教诲，党的召唤，他岂有不听之理！老英雄回乡后，逢人便讲党在农村的好政策，而且身体力行，老当益壮，无论在家庭生产，还是对待公家事，不敢有丝毫懈怠。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要在咽气时为公家栽一百棵柳村”的心愿。1995年刘玉厚去世后，习仲勋为他题词“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

此外，郝家桥乡的刘永宽、郝思宽、郝思胜、郝思廉、侯锦华、侯景士等，都与习书记及调查组其他成员如田方、邹文选、刘稚农等建立了质朴而深厚的个人友谊。数十年来，他们的交往一直没有间断过。十年内乱结束后，习仲勋复出工作，他们曾多次去北京造访当年的习书记，叙旧话家常。习仲勋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家中接待他们，视为乡亲，热情招待，并给予他们以种种鼓励。这种淳朴而无私的友谊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无疑也是践行群众路线的表率。2000年，受习仲勋委托，齐心回郝家桥看望了众乡亲，送去了习仲勋对郝家桥父老乡亲的深情祝福。2002年5月习仲勋逝世后，郝家桥党支部及部分群众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郝家桥群众为他们心中的习书记送上最后一程。

（作者系榆林市作协会员、绥德“红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