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蕤                 北方民族大学

虽然史学界对于党项民族的渊源及早期居住地尚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从唐代开始党项迁居陕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和演变轮廓还是清楚的。从通史的角度看，唐末五代以来，吐蕃崛起、回鹘西迁以及党项控扼河套地区这三大与少民民族有关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西北地区民族格局；党项迁入河套地区后，对于区域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党项民族对陕北文化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陕北文化的发展脉络

什么是陕北文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情况：一是突出地域特点的限定，如吕静认为陕北文化就是陕北地带人类实践活动在物质、社会、精神三大方面的投射、凝结与表现，并进一步阐述了陕北地带不仅包括今天榆林、延安两地，而且将东抵吕梁，南至关中北山，西接六盘山东麓，北连鄂尔多斯高原的黄土丘陵沟壑地带均纳入陕北文化的视野 。也有学者在关注陕北地域的同时，在陕北文化的定义中强调了“陕北人创造的文化”，突出了文化的主体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文化区一般有三种概念，即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又称感觉文化区），其中形式文化区是一种或多种相互有联系的文化特征所分布的地理范围 ；功能文化区则是根据政治、经济等功能要素划定的地理范围；感觉文化区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区域意识，这种区域意识是在对当地文化的感性认识中产生的。学界讨论的陕北文化则多为形式文化区的概念。当然，根据晚清名士辜鸿铭的观点，人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就是人化。因此，在考察某一文化区域时，对人的考察应成为重点。在人类学研究中，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北汉族族群的结构可以分为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关中（西安）人、陕北人、秦州天水人、河西人、河湟人、兰州人、新疆汉人。第二个层次为族群岛，主要有敦煌人，以及陕南各族群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陕北文化就是活动于陕北高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能够反映区域特色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和，陕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陕北人这一汉族族群的形成过程。

在陕北人这一族群的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笔者认为，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 ，加上明代汉人的迁入及汉人社会的形成，我们可以把陕北人的形成应分为四个阶段：戎狄时期、匈奴时期、党项时期、汉人时期。

追溯源头,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陕北高原上生息、繁衍;在今横山的石马洼、靖边的小桥畔等地均有旧石器或人类化石发现。在无定河边曾发现过人类的牙齿化石,被誉为“河套人”。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存就更为丰富了,尤其是龙山时期遗迹、遗物的数量十分可观。神木县石峁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出土了精美的玉器,还发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城池，足可窥见其文明之一斑 。据《国语》、《史记》、《帝王世纪》等典籍记载,这里曾是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巍巍的黄帝陵如今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寻根问祖的圣地。张岂之先生就曾指出:“人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实还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如果用审慎的历史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溯本求源的话,则应该说,陕北黄土高原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如是说,华夏文明是从这里升起冉冉的曙光。然而进入文明时代,这里没有发展为华夏文明的重心而沦为“蛮夷戎狄”之域,这或许缘于距今3500年左右,北方气侯整体向干冷向发展时,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人们不得不调整土地的利用方式,变以农业的经营方式为农牧兼营,从而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这里就成为游牧民族所居,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向南迁移。虽然目前对陕北的远古文化面貌还了解得不够深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对陕北文化的萌芽、发生提供了契机。

商周时期是陕北文化的萌芽、发生时期。有熏育、犬戎、猃狁、鬼方、白狄、义渠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栖息,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在陕北的清涧、绥德、子长、延长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从器物造型和装饰风格看,除了具有中原商式风格外,大都为独具特色的铃首短剑、双环首刀、鹿首刀、羊首刀、蛇首刀等,有人称之为“黄土高原”青铜文化。此外,在清涧县李家崖村还发现了一座商代古城。据学者分析,应为当时一个方国的城池。从出土的农业工具和马、牛、羊、猪等骨骼中可以反映出农牧相结合的文化特征。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活逾千载,至今仍然能在陕北民俗中寻找到这些民族所留下的痕迹。一些陕北地方史志者认为陕北人喜欢穿光板羊皮袄和白颜色的服饰,头包白羊肚手巾也成了陕北老汉的突出特征等。这种衣裘尚白的习俗和戎狄之族是分不开的。狄族信仰原始的萨满教,萨满教巫师以青、白、赤、黑四种颜色象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后来变成部落牧民对于某种颜色的爱好心理,并从他们的幕帐、旗帜、衣饰、马饰的颜色上表现出来,故以崇尚的颜色不同而分为赤狄、白狄等。陕北为白狄所居,这种尚白的习惯就一直深深地溶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之中,支配他们的心理前后达几千年之久 。虽然我们找不到陕北人尚白与先秦民族之间严密的逻辑关系，但考虑到少数民族在陕北地区的浸染，做如上的推测还是可以理解的。

在周代的大分封中,陕北未列入分封之域，尚未步入“王法时代”。《史记•周东纪》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候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候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可见陕北被列在蛮夷之后,处于荒服之列。周王朝还未能对之行使有效的管辖,而且他们之间时有战事发生,其中戎狄为最,西周政权就毁于犬戎。应该承认,陕北文化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这一外因作用的结果,而此时的中原汉文化对陕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加之这些游牧民族迁徙不定,所以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模式和框架来。从考古资料看,此时已有了农牧相结合这一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特点注定了陕北文化此后的历史走向和路径。

秦汉、魏晋时期是陕北文化的大发展阶段。秦统一六国之后,在此设立了上郡等行政建制，入了“王法时代” 。了强烈的辐射作用,秦政权在此修筑直道,征讨匈奴,引民屯垦等,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汉政府则在此设立朔方刺史部,并州刺史部,密切了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纵然如此,陕北大地也颇不宁静。从战国始,为了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历朝在此兴筑长城,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长城遗迹,实可称为一座“长城博物馆”。然而长城没有阻止住匈奴的侵扰,战争屡屡发生。匈奴族忽南忽北,在此过着游牧、射猎的生活:“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现在我们尚不能确认有多少匈奴族民众活动于陕北高原，从考古材料看，今陕北北部一带匈奴人活动频繁 ，甚至渗透到更南的区域。

匈奴人在与汉王朝军事对抗的同时,也接收着汉文化的教化。从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可以看出:汉文化在此表现得较为浓厚。陕北地区所发现的汉墓数量也很可观。陕北是匈奴族的集中区域之一,至今在陕北仍然能见到一些匈奴族的地名和姓氏,诸如呼延、赫连等。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创作的《最后一个匈奴》虽为文学作品，但故事的演绎和展开是放置在匈奴民族对陕北大地的深刻影响背景下，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

当中国历史走进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时,陕北也卷入了这次“五胡乱中华”的大漩涡之中。这里先后为前秦、后赵、后秦、大夏、魏、周、代国等政权所统治。匈奴后裔赫连氏还在此建立大夏王朝,定都统万,意为“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今天,这座古城依然矗立于塞北荒野之中,气势不减当年。这些政权只注重撕杀侵掠,抢夺财富、地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在社会经济方面谈不上什么建树,主要以畜牧为主:“以河西水草美,乃以为牧场。” 商业,贸易,手工业则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不少地方仍是“钱略不入市” 。在经济不发达,战乱频繁的背景下,只能有民族融合的一条道路去推动文化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现对人的构建。“米脂婆姨绥德汉,榆林女子赛貂蝉” ,不仅多倩女伟男的陕北人的体质美为人所称道,就是他们身上的尚武、豪爽、厚道等气质也被传播宇内。陕北地理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然从古至今,有不少名流志士出自于此,这一点也不能不教人发思深省。

随着匈奴民族退出历史舞台，陕北大地又引来了新的主人——党项族。她对陕北文化的催生和陕北人群体人格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将在下一节对这个问题详细展开论述。

在陕北文化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就是在明朝之后这一地区逐渐转变为汉人社会，应成为陕北文化及陕北人群体人格形成的第四个阶段，或称之为“汉人阶段” 。经过长时期的番汉交融，汉文化在陕北地区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或者说陕北地区演变为较为纯粹的汉人社会，直到到现在。这种现象的应归结于三点原因：由于汉文化强大的吸附能力，使得陕北高原上的党项等民族融合于汉民族当中。明代以后，史籍不再见到有关陕北党项的记载，留足于陕北地区的党项民众应该完全融合于当地的汉族之中；二是农耕业在这一地区的迅速扩张，根据吕卓民先生研究，明代陕北地区的屯垦农业，在土地垦殖方面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增长数额大，例如绥德卫的屯地，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竟增长了四倍 ；三是明朝也是陕北地区汉族人口增加时期。明初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迁山西汾、平、泽、潞之民于河西，任土垦田，世业其家。” 明朝政府在陕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活动，其中以陕北最为发达之域，一些江南民众迁移至陕北地区：“洪武六年（1373）置绥德卫指挥司，迁江南上江之军于其地，立屯田法以戍之。” 通过人口迁移，不仅改变了陕北地区的人口结构，而且影响及这一区域的人情风俗，如《横山县志》载：“横山地处塞上，明属边卫，土著居民多由晋、豫防屯而来，故社会习尚简朴。” 在一些地区，这一特征还表现的十分突出，如榆林城孤岛文化的形成与明代的移民关系极大，一些具有移民文化的元素体现出来，如榆林小曲的形成传入等。总之，从陕北族群发展以及区域文化特征的角度看，明清时期这一区域逐渐由历史上少数民族或番汉杂居的区域演变为一个纯粹的汉人社会，虽然在文化的内核中还流淌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但从表象或物象上看，少数民族基本退出了陕北高原，此第一个特点；第二，随着明代人口的迁入以及农垦的开发，基本形成了与现代陕北地区相一致的人口格局和居住格局。查阅陕北地区的诸多家谱，上溯先民多记载明代时期迁入。现有的一些村落也能追朔到明代时期；一些村落的地名也应从明代开始；第三，由于清朝蒙满联姻的政策，塞外不再是中央政权的威胁，边患不再，陕北地区也逐渐失去了从秦代以来形成的边塞特征。对陕北文化及其形成过程的讨论中，我们既要关注历史时期少民族对陕北文化基因的注入，也应该关注明代以来汉人社会的形成及对今天陕北文化格局的深刻影响。

历史时期陕西各地所占人口比例表

西汉 西晋 隋朝 宋朝 元朝 明朝

关中 77.8% 67.2% 67.2% 65% 75% 73.9%

陕南 10.3% 32.8% 10.3% 13% 12% 6.9%

陕北 11.9%   19.9% 22% 13% 19.2%

二 党项民族与陕北文化的源流关系

党项民族进入陕北地区有两个特点：

第一、从中国古代民族的迁徙路线看，不少是由北及南者。历史上盘踞北方大漠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无不有南下侵扰的“习惯”。然而，学术界在热烈讨论北方民族南迁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中国民族史上的另一类民族迁徙，即由南及北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党项内迁了。党项最初居于川、甘、青三省交界的区域。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从经济角度将中国民族分为四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或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还应将东北划分为一个系统）。他将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划归为青藏系列，并称之为“山人”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党项无疑属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统，但党项部族向北迁徙后，河套地区则成为党项“显露身手”的舞台，并且在农牧交错地带建立了与宋、辽、金相抗衡的民族政权。因此，党项内迁后，经历了一个“北方民族化”的过程[3]。在中国民族史上，从一个西南地区的民族转变为“北方化”的民族确不多见。

第二、党项内迁的时间跨度较长。

根据史籍所载，从隋朝开始，党项开始内附。如《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六年（586年），党项羌内附。”从唐代贞观末年开始，党项民众迁居西北的陇东及陕北地区。党项迁徙结束于何时，学界尚无明确说法。周伟洲先生认为党项内迁活动结束于天宝末安史之乱前 。唐代中后期，党项因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来有功，获得夏、宥、绥、银、静等五州之地，算是在河套及陕北高原“安顿”下来。此后，党项民族还进行过一些区域内的迁徙。如笔者考证认为，北宋初期就有十余万党项民众从鄂尔多斯地区迁入宋夏沿边地带 ，此后亦有一些小规模的迁徙。保守计算，从唐代贞观年间到北宋初期，党项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内迁时间。在中国民族迁徙史上也称得上“长期跋涉”了。

如果从党项在陕北高原居留和活动的角度看，西夏灭亡后，大部分党项民众恐怕居留原地，与汉族民众融合共生，直到明朝，党项部族才淡出史籍的记载，西夏文字也趋于死文字。因此，从唐代贞观年间党项内迁事实上，西夏灭亡后，大批党项民众居留原地，逐渐与汉人融合，党项在陕北高原活动了700多年的历史。其对陕北文化的催生以及陕北人群体人格塑造中的意义亦在于此。具体讲，概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半农半牧经济形态。

从现代地理意义上讲，现在陕北地区尤其是陕北北部地区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可以从当代中国农牧交错图明显地体现出来。如前所述，这特质不仅决定着陕北民众的经济生活状态，同时也陕北区域文化的走向。党项迁入陕北地区以后，完全适应这一经济生活，而且进一步巩固了陕北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

由于陕北地区山川相间的地貌特征，使得这一区域十分明显地呈现出河谷农业和山地农业这两种农业类型。文献中甚至不乏夏人与宋人抢夺大理河、无定河谷等土地（侵耕）的记载，如乾顺时，“常于夜间直至大理河东佳芦境上侵耕旷地，昼则却归本界。” 《宋史》卷176《食货志》载：“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只一二万顷。” 葭芦、米脂分别为为今陕北佳县、米脂一带，二者处于葭芦、无定河谷地，尤其是米脂所在的无定河中部拥有宋夏沿边最为肥沃的土地，在当时的人口、生产条件下，其周围有一二万顷的广袤土地也并非是一个小数字。北宋鄜延路经略司讲：“米脂寨收窖藏谷万九千五百余石，弓箭器械什物四千。城周围千一百九步。” 北宋一石相当于今76公斤，19500余石的粮食重达1480多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也是无定河农业状况的一个侧面反映。当然，由于文献记载极其有限，我们无法推算这些河谷地带的土地垦殖率。

与此同时，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还发展了山地农业。哲宗曾言：“应见今合立界至处，并须明立封堠，内外汉、蕃各对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种，自择安便处修建堡铺。” 可见宋夏延沿边地带农垦较为普遍。唐宋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呈现疏林---草原的自然景观。黄土土质疏松，便于开垦，加之这一区域的降水相对充沛，因此吸引蕃汉民众垦荒种植。元丰伐夏时，宋军在沿边地区发现许多西夏的窖藏粮食，有些便是山地所产。

山地农业的发展，农耕业的浸染，使得内迁党项出现了定居化的趋向，这可以从其民居形式体现出来。内附前党项部落基本以族帐为活动单位，这不仅是其社会组织的一种反映，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内附党项的情况就有所不同。《长编》卷425，元祐四年四月戊午记载：“即至时必有西人侵逼旧地，搜罗劫掠。各家须有窖藏斛豆及木栅屋舍，何由拆移搬运。••••••所有弃地内住汉蕃弓箭手约九百余户，散在郊野，逐家当此半年，皆有窖藏斛食，又各有土栅屋室，彼既以人马相监，利在抄夺。”现在无法知晓蕃汉民众“木栅屋舍”、“土栅屋室”的具体样子，但可以肯定是一种定居形态。文献中甚至有“土窟”、“土屋”的记载。如《西夏书事》卷21载：“继世与种谔夜引兵抵其土窟中，使其弟叩门，呼曰：‘官军大集，兄速降，否则族灭矣。’名山使纳其手，扪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数千，户两万余降。” 又《西夏书事》卷18载：“夏国皆土屋，或织牦牛尾及羖犡毛为盖，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国中鲜游观所。”文献中的“土窟”、“土屋”应指窑洞。宋人郑刚中在《西征道里记》中讲：“自荥阳以西皆土山，人多穴处，谓土理直，无摧压之患。然见路旁高山多摧拆，存者尚如半掌，则土穴疑有压者，居人当自能择尔。” 文中的土穴显然是指窑洞。可见宋时窑洞在黄土高原南部农业区已经较为普遍。因此，内附党项以窑洞为居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认为，不少内迁党项就是以窑洞为居。窑洞不仅是一种民居形态，更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不难理解，以畜牧（尤其是游牧）为业的民族不大可能居以窑洞；只有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时候，定居才成为可能。在黄土高原木材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而又处于冬季严寒的地带，窑洞当然成为较为理想的民居形式。窑洞的选址多在黄土直立性较好的峁墚地区（山地），实际上与宋夏沿边地带大规模山地开发的历史背景相一致，以致党项在陕北地区的经济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诚如北宋边臣庞籍曾讲：“且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二是对陕北人群体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学者们在对当代中国汉族族群的研究中，往往把陕北人作为西北地区的独立的汉族族群列出。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冶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陕北人的性格的确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质。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性格特点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以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推手就是党项民族的融入。首先内迁党项与汉人杂居现象十分普遍：“（李师中）尝出乡亭，见戎杂耕，皆兵兴是入中国，人藉其力，往往结为婚姻，久而不归。” 范仲淹也注意到陕北地区番汉交融的现象：“今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番汉之人颇接近。” 宋代，陕北等地区番汉杂居，即使是少数民族部族也有生熟户之分。宋臣宋琪曾言：“臣顷任延州节度使判官，经涉五年，虽未尝躬造蕃落，然常令蕃落将合断公事，岁无虚月，我夷之事，熟于闻听。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遏寇略者，谓之生户。” 宋琪是北宋初期人，因此文献中的生熟户应是北宋早期的情况，随着民族交往的加深，最终结果是无论生户还是熟户基本融入陕北地区的汉族当中。其次就是文献所讲的通婚。这一点也可从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党项墓志中体现出来。例如陕西横山县出土的拓跋守寂墓志中记载其母亲“亲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居妇则智，在母能贤，秉义申黄皓之诗，均养布鸤鸠之德。”从姓氏看，其母似为汉族 。可见从党项内迁陕北之始就有番汉通婚的现象。当然墓志反映的是党项上层贵族的婚姻状况，对于普通党项民众而言，在番汉杂居的背景下，更不会关注出身、门第的因素，番汉通婚的现象也应为普遍现象，只是史籍阙载罢了。此外，还应有一些党项民众直接改姓汉姓，从服汉俗，最终于汉人别无二样了。不管哪一种融合、同化方式，结果汇聚到陕北人族群的形成这一点上来，形成了陕北人鲜明的性格特点。如果我们对比现代陕北人与党项民族之间的性格差异，不难发现其极大的相似性。现在陕北人一般给人倔强好强、勤劳简朴、豪爽正直、尚义善良的性格特点 ；而元代党项人余阙在《青阳集》中是这样描述党项人的性格特点的：“其性大抵质直上(尚)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簟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另元人吴海在《闻过斋集》卷1《送王朝州序》中也讲到西夏刚直守义的性格特点：“世祖以其（党项）人刚直守义，嘉之，赐姓唐兀氏，俾附国籍，次蒙古一等。”这种性格特点在陕北地区的某些区域表现尤为典型。例如陕北横山县高镇一带至今存有尚武的习俗；从历史上看，横山一带的民众具有极强的反抗精神，隋代义军梁师都、唐代拓跋李氏家族、明代李自成均出自横山这块土地。这些特点无疑收到党项民族尚武尚义、宁折不弯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 。周伟洲先生也曾指出，由于陕北汉族与杂居的各种民族长期的交往、融合，故今天陕北汉族在相貌、习俗、性格上均与关中汉族有一定的差别，其原因就在于兹（番汉融合）。

三是长期处于局部统一的政治状态，有益于区域文化的整合。

与其他陕北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相比，党项民族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点是党项民族把陕北高原当做第二故乡和根据地。在党项迁移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客人”到“主人”的转变过程，“客人”的含义是指党项民族是作为外来迁移民族进入陕北地区的，而“主人”则是指迁移后的党项民族全面彻底第融入了陕北地区的区域社会 。李继迁、李德明均在陕北出生，这一点在文献中亦有反映。当李继捧向宋朝献上五州之地后，李继迁对他的谋士张浦和弟弟继冲讲：“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 这段话不仅表明党项李氏贵族包保留着先祖们从西南地区迁入陕北的记忆，同时认定陕北地区是其得以发展壮大之地，不可轻易放弃。十余年之后，当李继迁上表宋朝以“讨回”夏州时的一段话将对陕北地区故土之情完全表露出来：“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 “州故地，先业留遗，拓土展疆，是诚在我。” 的情感表达在李氏其他贵族成员也有表达，如李继冲讲：“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请乘（趁）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 “淳化中，保吉纳款，议者以保吉怀恋父祖旧基，别无他望，授以银州观察，冀满其意。” 李继迁另一弟继瑗也曾讲：“银、夏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而迁弃，恐扰众心。” 这些言论虽然不排除在与宋朝进行政治较量中权宜之计的可能，但共同表达出对陕北这块故土的珍视。因此，把陕北当作党项民族的第二故乡毫不为过。

第二点是党项民族在此建立了割据政权和后来的西夏王朝，使得陕北高原长期处于局部统一的状态。陕北大地是古代游牧和畜牧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 ，不少少数民族驻足于此，匈奴、鲜卑、突厥、吐谷浑等民族均对此有着较深的影响，甚至在从隋朝到唐代前期在陕北地区聚居着大量的稽胡和羌族 。不少少数民族政权统辖的范围也囊括了陕北地区，例如南北朝时期匈奴民族建立的前赵、大夏、羯族建立的后赵、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后秦等政权均控制过陕北地区。但这些民族政权要么统治时间短暂，走马灯似移位更迭；要么战事频仍，以军事政权的形式维系表面上的控制，而从唐代的定难军节度使到西夏王朝的建立，真正的实现了对陕北地区的局部统一，而且这种统一的局面达到近400年的历史。而这种统一有益于陕北地区文化上的整合 ，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和农牧并举经济形态的巩固。事实上，清朝史家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十分清楚：“盖夏虽未称国，而自王其土久矣。”“当是时，中原鼎沸，阐帝图者，八姓十三君；郡邑瓜分，秉节旌者，九州数十州主。闾阎多诛求之困，行间切锋刃之尤。独银、夏、绥、宥、静五州，兵不事争战，民不睹金革，休养生息，几及百年。西夏之昌，早基于此” 正是在五州割据的历史背景下，休养生息，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陕北人族群的形成才成为可能，共同文化品格和群体人格才能得以体现。

总之，在经历商周至唐宋的震荡和嬗变之后,随着西夏政权的灭亡以及明代汉人的迁入和渗透,陕北群体人格基本上被塑造起来,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方向、生活态度、人生信仰、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以及心理机制和心理更深的层面,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点。当然，在陕北地区的内部，群体人格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横山人粗狂不拘小节、勤劳不善商业、耿直不喜隐忍、聪慧不好合作、尚义不乏抗争的特点与周边县区的民众有所不同。这些陕北地区内部差异性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三 陕北地区在国史上的地位

30多年前，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写过一篇《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文章，梳理了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要点：一是山西在史前时期的一个文化中心；二是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三是分裂时期割据中心；四是明清时期晋商的崛起等。   事实上，陕北地区和山西在地理位置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同属于晋陕高原，因此山西在国史上的一些突出意义在陕北地区也同样具有，例如割据时期的民族政权的建立，民族融合等等；但二者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陕北地区基本不具有明清以来晋商崛起的条件和氛围。梳理历史，笔者以为陕北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二是中原政权的“北门户”；三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水”。

梳理陕北地区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中国历史舞台“亮相”的北方民族都涉足过陕北地区，从商周时期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羌、氐、突厥、党项、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藏族、吐谷浑、契丹、沙陀甚至西域胡族也曾活动于此，并建立了民族政权。地理位置和地缘特点决定了陕北地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之间的“绳结地带”，任何一方控制斯地都有向北或向南推进的可能。翦伯赞先生在《内蒙古访古》一文中指出，内蒙古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呼伦贝尔是北方游牧民族梳妆打扮的“后台”。而河套及陕北地区则一定为北方游牧民族梳妆打扮的“前台”，值得注意的是，党项、藏族、羌族不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序列，但其活动于陕北大地并留下深深的印痕，这足以说明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这块土地具有更强的吸附性。同时，陕北地区梳齿状的河谷地带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所有这些特点归结起来汇聚成少数民族（不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如果要考察民族融合历史演进，恐怕再没有陕北地区这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型器”。

如果我们站立在中原政权的角度来审视陕北这块土地的话，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秦汉以来这里进入“王法时代”直到明代，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这块土地充当着中原政权“北门户”的角色。战国魏、秦、隋、唐在此修筑了长城，即使是唐、宋等修筑长城的时代，中原王朝也十分看重陕北地区“北门户”的防御地位，宋代在此修筑了大量的城址堡寨，同时也在此投入大量的军力、物力以防御党项的南侵。尤其在以长安为首都的中原王朝时期，陕北地区“北门户”的地位更为凸显。例如唐长庆四年(824)，李彝为朔方节度使，在芦关建造城防，以护寨外。芦子关也称芦关和芦关岭，位于陕西靖边县天赐湾乡池河村与安塞县接壤之处。若失去陕北屏障，北方胡人可直指关中，长安危矣！从这个意义上讲，唐设立的定难军节度使一方面发挥了羁縻胡人、稳定异族的功效，另一方护卫了唐朝北部边防的安危。正是由于陕北地区充当“北门户”的角色，因此其边塞文化特征十分明显。历代文人墨客在描写这块土地的诗文中无不突出这一特点。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随着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一些新考古资料和发现的公布，使得学界寻求中国文明起源的目光再次聚焦陕北大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这一时段里，陕北地区成为发生中华文明曙光的重要源地，是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水”，这一点也基本为学界所认可。通过本文对陕北文化发展演变的梳理，发现这一区域往往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对这些历史线索或历史踪迹的发现，又与地方史研究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对陕北地方史进行重新的认识和评估。党项史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陕北地区尚有不少有形的和无形的党项文化的“密码”有待我们去破解，这不仅是陕北地区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职责，也是主流学术界应该拓荒的重要领域。

注：杨蕤，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横山县政协2015年8月举办的党项史迹与陕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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