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兰，1913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城煌庙湾。青少年时期，杜瑞兰随父就读于榆林、北平、西安等地。1938年任米脂女校教员，1939年3月任校长，1944年1月任米脂县政府教育科副科长，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一科副科长，1946年4月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三届参议员，1949年2月任晋南民众医院院长，1949年6月任甘肃省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

二

杜瑞兰是杜斌丞烈士的女儿，从小就受到革命家庭的熏陶，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1949年8月，杜瑞兰随解放军来到兰州，这时，强大的肃反运动，挖出了杀害她父亲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兰州市召开的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上，公开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大会宣判了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后，将他们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杜瑞兰身穿整齐的军装，右手提着一支手枪，威严地站在凶手面前，满脸愤怒，眼中射出仇恨的火焰，大喊一声"跪下此与此同时，连开三枪，亲手处死了两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反革命分子。随后杜瑞兰转身面向父亲遇难的西安方向，双眼噙着泪水，恭恭敬敬三鞠躬，告慰忠魂:女儿为您报了仇，雪了恨，愿亲爱的父亲含笑九泉。

三

1949年9月，杜瑞兰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兰州女子中学，并担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兰州女中附属的一所教会小学校长，从此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都在兰州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她最美好的年华，最辉煌的岁月，是在兰州度过的。

兰州女子中学是兰州地区颇有特色的一所中学，但到解放时，已破旧不堪，困难重重，特别是教师队伍成分比较复杂。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如何将一所旧学校改造成为新学校?这是摆在杜校长面前的当务之急。杜瑞兰经过缜密考虑，决定从建立一文素质好、业务精、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的教师队伍入手。她不仅正确掌握知识分子政策，而且将其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中，真正依靠全体教师共同办学。她常说:"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靠现在"，"用人要用一技之长"。她力排众议，果断地启用了多名追求进步又有学术专长的老教师，充分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使他们解除疑虑，心情舒畅，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原任兰州女中校长是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管理经验、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人，但因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而思想有负担。杜瑞兰对她以诚相待，大胆使用，终于使她解除顾虑，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并且由于工作认真，成绩显著，经杜瑞兰推荐，该教师后来还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对待中青年教师，杜瑞兰在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上安排他们和老教师一对一结成对子，观摩学习老教师课堂教学，并先后派出多人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就这样，在杜校长行为感召下，在她满腔心血的滋润下，一批有特长的学科骨干涌现出来了，一批精通教学业务的中青年教师成长起来了，语、数、理、化、史、地、音、美、体各科都有了带头人，五十年代中期，赢得省、市、教育界和学生家长的一致赞誉。当时，在兰州女中读书的学生都觉得学校真正成了一座春天的花园，满园春色，满园桃李，生气蓬勃，欣欣向荣，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

德高望重、豁达大度的杜瑞兰有一种魁力，师生敬她爱她，不仅在于她端庄慈祥、举止优雅的外表，更在于她有一颗伟大的能与师生通融的爱心，在于她的心思全放在了师生身上。

杜瑞兰的气质、自我修养、革命阅历、知识的深度、政策水平及洞察力、领导艺术、崇高的理想、对党的忠贞及对师生善良和纯净的爱心，无不令人尊敬、仰慕。

她关怀教师生活，为让中青年教师从子女的拖累中解放出来，她想方设法，先在学校办起了食堂，接着又办起了托儿所，这在当年兰州中学都是率先的行动。她关怀学生，校园里酒满了她一片真情爱意。1953年，有4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悲观失望心情沉重，杜瑞兰逐个做思想工作，后又介绍她们到甘肃省人民政府参加了工作。她更关怀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用温暖的爱点燃贫困学生的心灵之火。初中部有一位16岁女同学叫田生环，关节结核，关节两头骨头已坏死，整天躺在床上，生命垂危，医生诊断需尽快做手术。但她家境贫寒，一家五口仅靠母亲每月30多元维持生活，根本没有能力治病，而且手术只有兰州军区总医院有条件做，而当时部队医院一般是不接收地方病人的。杜瑞兰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出面找军区卫生部商量，经军区卫生部批准，兰州军区总医院不但接收了这个病人，并且全免了1000多元医疗费。1000多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医疗费免了，还有1000多元伙食费怎么办?杜瑞兰在教师中发起募捐，她自己带头拿出100元。经过杜校长的多方努力，终于将一个16岁的生命，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这个同学出院后，她又经常送去米面，并将学校灶上供应自己的一份伙食送给这个学生吃，有时还带些好吃的送到床头，对其母亲说:"给这病女子吃上，快点好了上学。"这位同学痊愈后上了高中、大学，当了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

杜瑞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战线上埋头苦干，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在培养妇女千部工作中成绩显著，1944年被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1955年，杜瑞兰被评为优秀校长。

1956年后，杜瑞兰在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期间，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狠抓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实行教育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对那些生活困难、勤奋好学的学生关怀备至，深爱广大师生的爱戴和尊敬。辛勤耕坛结硕果，她所培养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可谓"桃李满天下"。

甘肃省教育厅的工作，本来可使杜瑞兰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她的远大抱负，但令人极为遗憾的是，1958年后严峻的政治形势严重影响了她卓越才能的继续发挥。1959年，杜瑞兰因丈夫霍维德(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常务副省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而株连，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六十年代，由于丈夫未彻底平反以及当时的政治状况，她的处境一直不好。但是，她顾全大局，仍然忠诚执著，荣辱不惊地为党工作，她坚信党中央早晚会搞清的。

四

"文革"前夕，杜瑞兰与丈夫离开甘肃，一起到山东，走向新的岗位。1965年10月，提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79年2月后，历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杜瑞兰在山东省法院担任领导期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秉公执法，力求做到案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受到群众的好评。

1981年12月起，杜瑞兰先后任政协山东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陕西省第四届、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及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省政协领导工作后，杜瑞兰努力学习党的统战理论和人民政协理论，身体力行，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使党内外同志都愿意向她说心里话。她时刻关心政协的自身建设·，为政协发挥职能作用尽心竭力。工作中，她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耗费了自己的心血，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受到党内外人士的敬重。

杜瑞兰善于做统战工作，他广交朋友，将统战置于交友之中，党内有的老同志称赞她是一位天生的统战工作者。无论节假日还是平时，她的住处总是挤满人，党内党外同志都愿意向她倾诉心里话，反映问题，商量事情。她关心每一位熟悉的同志，听到谁有病，就前去看望，对生活有困难的同志，慷慨解囊。她待人诚恳，热情大方，不论对同级、对下级都是如此，因而博得政协委员、机关千部以及许多老同志的尊敬，人们见了她亲切地称她"杜大姐"或"杜老"。她豁达大度，对曾在政治运动中伤害过她的人，以工作为重，不记前嫌，使这些同志十分感动。

1985年5月，杜瑞兰因年事已高，辞去了省政协副主席职务。卸任后，她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陕西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不顾年老体弱，继续热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表现了一位老革命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高风亮节，在同代人中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女性。

1996年11月，杜瑞兰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84岁。（李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