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榆阳河南、咸榆公路西，有一块长800余米、宽120余米的平地。此平地明清时代为延绥镇"校场"，其西建有"演武厅"，厅座北向南，建于1米高台基之上，为"明廊露柱"3间大厅;G南竖2丈余高旗杆一对，据家父谈，每遇大操，旗杆上便悬挂起一丈见方黄色"帅"字旗。台南为一广场，场南为一巨型"照壁"，上绘"旗磷"一只。此建筑在抗日战争前尚存。其北为柳树林，井岳秀时代划为该部阵亡、病故官兵公墓。民国初年井岳秀拆毁原"闸口"(今市一中及其以西一带)之镇台及兵备道衙署，改为"大操场"，原"校场"遂弃置不用，成为杂草丛生之地。1930及1931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井岳秀命令部队铲除杂草，填坑补凹，将该地辟为飞机场，曾两次动员申小学生及市民手擎小旗，上书"欢迎杨主席"，到机场迎接杨虎城(当时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结果杨两次均未来榆。1935年12月，张学良乘波音客机来榆，降落该机场;撅后杨虎城先后两次来榆，均于该机场降落。1936年1月井岳秀死亡后，杨虎城用飞机将井的屁棺及其家属运往西安。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调集汤恩伯十三军三个师及高桂芝的A+四师进驻绥德、清涧、吴堡一带，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阎锡山也曾派两架双翼战斗机常驻该机场，每日出动两次，协助军队作战。抗日战争期间太原吃紧，蒋介石派双翼战斗机3架驻该机场，每日出动两次，飞往太原助战，直至山西沦陷后撤走。

1944年，蒋介石拟在原机场之基础上进行扩建，派驻飞机协助"反攻"，后因日本投降事不果行;1945年秋，此计划又提上议事日程，成立机场"修建委员会"，以邓宝珊任主任委员，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及榆林专员徐玉柱为副主任委员，下设总务、公务两处，我当时担任工务副处长;由兰州空军军区派遣的工程师及航空站长也来到榆林，各司其责。工程决定采取"承包"方式将工料"承包"给私人经营。当开石、打石子、运石子、运土、烧石灰、挖垫土方先后承包告竣后，机场修建便于1946年3月开工。截至同年秋季，机场跑道只修了50余米。镇川解放后，国民党军方决定加速机场建设进度，将修建任务落实到榆林县政府身上。榆林县政府动员民工进行抢修，专员徐玉柱指令我专责承建。我动员城区忠勇、爱国两镇24个保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全部出动，约1200余人，齐集机场。但由于工具缺乏，无法开展工作，晚上收工回来，徐玉柱竟以"贴误战机"罪名对我进行处分。事为当时保安副司令孙绍山所见，将处置令收回，但徐玉柱又随时召见了我，我便提出要"全权"，即财权、指挥权、动员权，并愿签订"军令状":3天完成全部工程，否则"军法从事"，徐当时拿部承诺。由是我连夜召集了两镇长、各同业工会。同业工会负责人开会具体布置工作，限于第二天拂晓以前将所需用的工具运往工地，否则亦"军法从事"。当时我的另一任务是抢修榆林城垣及城防工事。县长萧履恭派遣教育科长王梦熊协助我做机场工程工作，同时，榆林党政军各单位亦全体出动，协助机场修建。经过一天的紧张劳动，到第三天黎明，1000米的跑道全部竣工。此期间，爱国镇十二保一农民于石碗碾压机场时被压破头骨身死，后给予适当抚恤。第三天，我留少数民工做扫尾工程。天明后，邓宝珊、左协中、徐玉柱均来机场验工。当天下午空军兰州军区派作战科梁科长由兰州亲自驾机来榆验收工程，西安也派飞机来榆空投军用物资，梁科长当即指令一架美制波音C一47型运输机试降，获得成功后，梁又要求我动员民工再拓长跑道200米。我于第三天动员少数民工用半天时间完成200米的任务。至此，原榆林机场拥有1200米的平展跑道。第四天由兰州军区派遣5架C一47型运输机，将被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在抗日战争期间扣留前苏联支援八路军的轻重武器全部运降榆林，装备二十二军，同时包头亦派3架运输机将装备二十二军的武器运抵榆林。第五天胡宗南开始空运部队来榆林。当时，部队由于刚到，食宿均有不便，经邓总部指示，由二五兵站支部及榆林县政府负责提供食物，经我与二五兵站支部毕学舜研究，决定由该部提供蒸模，榆林县政府提供榆林的"大杂烩"佐餐，并由我指定建设科专人负责此事。后西安空军站也曾派波音C一46型运输机载兵空降，因该机机身重载重量大，将跑道压陷10公分深的两道深壕，航空站打电话要我查看处理，我只好再动员部分民工用一天时间将其补修完好。

1947年3月胡宗南在战斗机掩护下于榆林机场降落，并在中山堂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讲话，接着就开始空运徐保部二十A旅，结果由于榆林粮食奇缺无法提供大量军食，原计划空运3个师，结果只运来A十二团一个团即宣告停运。（杜相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