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陕北的教育事业与关中、中原乃至江浙一些地区相比，是较为落后的。库序少，生员缺，师资不足，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自然远不如"江南才子"或"洛阳秀士"、"长安俊彦"那么历历可数。但在榆林这片土地上，从唐代到元代，以绥德为中心的诸州县也逐步兴立学宫办儒学教育。明清时期，榆林府、绥德州及下属诸县先后创办书院，促进了这一方土地封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榆林的书院是在明代破土萌生、清代渐渐兴盛起来的。较著名的有雕山书院(绥德)、榆阳书院(榆林)、副11书院(米脂)、真乡书院(蓖州)、笔峰书院(清涧)等，共11所。其中明代创办的仅榆阳书院、龙图书院两所，其余均兴建于清代。这些书院主要为科举取仕服务，教授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等为主，教学内容根据师资和学子状况有深有浅。有些办得好的书院也具有藏书讲学的功能，为地方学界提供了谈文论道、吟诗赋词的场所。书院一般设院董会，由地方官和硕儒组成，推举或选聘富有才学的名儒担任"山长"(总负责人)和主讲、教习。书院多系官办，经费由府州县衙拨付一部分，也向地方富绅巨商募捐一部分。所得捐款发放商铺经营取息，或置办学田收租以供开支。入书院就读者为生员，由初步接受启蒙教育的童生(俗称文童或儒童)经过院试(府、州、县学入学考试)录取。生员名额(学额)限制很严，一般县的书院学额不过8人，最多也就是20人。府、州书院定额40人和30人。生员通过每年的省学岁试，按成绩由附生逐步晋为增生、席生，这当然就更少了。虞生是可以享受官府供给膳食的凛膳生员，优秀者可入太学(国家高等学府)深造，称为贡生。只有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省学巡回主持的科考，合格者方能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举人经会试、殿试考取进士，方可完成"学而优则仕"      读书做官的过程。现以其兴办时序述之，以擒读者。

输阳书院(榆林)    明弘治八年(1495)，延绥巡抚熊绣在榆林新明楼西创办书院，以榆林别称命名为榆阳书院。嘉靖二十一年(1542)巡抚张惠重修院舍，改为颐贞书院，后因故停办。万历三十二年(1604)，巡抚涂宗浚在文庙酉改建兴文书院，数年后废弛。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榆林知府屠用中倡导，地方绅士赞助，在原址重修学舍，复称榆阳书院。嘉庆、道光、同治年间3次维修扩建，规模渐盛。生员除榆林本地学子外还吸收周围各县出类拔苹者。同治七年(1868)陕甘总督左宗棠题写"北学其先"庸额，悬于书院讲堂正中。当时的延榆绥总兵刘厚基亲自主持书院，人称"刘山长"。榆阳书院于明清两代培养 进士38人(文10武28)、举人285人(文40武245)、贡生43 人，为榆林这一"九边重镇"之地增添了文化气息，使这个 号称"小北京"的边城出了不少文化人。清末榆林名儒黄 晴磷、黄献瑞、田万宝、刘衡轩等曾在榆阳书院就读，后又 为榆林教育贡献了力量。因边地民众"尚武"之风颇盛，生员习武者较多，所以武进士、武举人为数不少。

龙图书院(靖边)明万历元年(1573)，靖边所(当时靖边一带无县治，"所"系"卫"以下军事设置)兵备副使杨锦在靖边新城北山"范老关"处(传为范仲淹驻兵地，俗呼范老关)兴立龙图书院。万历九年(1581)观察使余之帧、总督徐三畏等捐傣在新城内重修学舍，更名新城书院，生员不过8人。清同治六年(1867)，回民起义军攻克新城堡，书院同城内建筑一起毁于战火。后随县署迁建于镇靖堡，改为崇正书院。同治十一年(1872)县试取文武生员20人。光绪年间，地方官两次维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知县丁锡奎重视地方教育和风化改良，亲到书院授课。明清间，书院培养进?人(文4武5)、举人46人(文3武43)、贡生74人。

希文书院(神木)    清康熙二十年(1681)，陕西按察使参议、分巡榆林东路道台张衡捐傣在神木县署西侧建书院，以"希文"命名，是表明"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此百川学海之意也。"(见张衡《修希文书院碑序》)雍正元年(1723)院址变动，更名鳞城书院，因神木为故磷州而得名。乾隆五十A年(1793)知县王文奎等倡议，地方绅士襄助，在县署西南新修兴文书院，在原书院处改办义学。清代，神木书院共培养举人50人(文11武39)，贡生169人。

雕山书院(绥德)    初创于雍正年间，设在绥德州城内疏属山山腰，因绥德旧为雕阴郡得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知州舒元烛动员绅商捐资购得一处官舍，将书院迁入，改为文屏书院(今绥师院内)。乾隆四十九年(1784)知州吴忠谐扩建，更名为重文书院。道光四年(1824)复称雕山书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知州江士松将书院整修一新。讲堂正中悬挂"学问务高深秀发文山理水，科名期显达祥呈凤岭龙湾"橙联和"乐育英才"愿额，反映了书院办学宗旨。同治六年(1867)书院毁于兵火，十一年重建，光绪二年(1876)增设诗赋课，并注重义理、道德教育，讲学追求深遂。特别是名儒张瑚树执教主讲期间，书院声望尤高。雕山书院是陕北书院中办得最好的一所，它地处州治，吸引了周围各县才子入院攻读，培养出一大批饱学之士。清代，绥德出进士29人(文26武3)、举人84人(文54武30)、贡生268人。绥德还办过龙文书院、龙潭书院，但规模较小。

回叫书院(米脂)　乾隆初年，米脂知县叶咏林将原学宫改为成德书院，院址仍在东街，生员名额增加。道光四年(1824)知县王鸽花任，深感办学资金不足，便带头捐棒 并动员富户捐款。艾崇智等10余名热心者奔波数月，得款 2800绢(1绢为1000文)，发商生息，资助书院，并改名固川书院，寓意文运久长，犹无定河水川流不息。此后，县内数次集资，扩建院舍，增加生员补贴。光绪十年(1884)，县 内名儒高照照(光绪《米脂县志》总纂)受聘为书院山长和 主讲。他学识渊博，讲授透彻，开讲之日，除生员外，城内 文人亦聚集书院旁听;讲堂容纳不下，便围在窗前户外玲 听，文风为之一振。由此，"学业精进，日异月新，边恢下邑 而科名之盛，冠绝一时。"(见《闲谈笔记》序，邑进士贺锡龄作)清代，米脂书院培养进?2人(文9武3)、举人72人 (文47武25)、贡生191人。特别是光绪十五－二十一年 (1889－1895)恰逢3次大考，书院生员高增融、高增爵、李蕴华、贺锡龄、高祖培由举人高中进士，轰动陕西，受到学界一致赞誉。

荣河书院(府谷)    乾隆初年在府谷城内兴办，因府谷在宋代政和年间曾被赐名"荣河郡"，且书院滨临黄河，山朗气清而得名。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县郑居中会同地方绅士捐银，在城南新建学舍，将书院迁入。当地名儒阎发阁(举人)、阎廷林(举人)、阎亮阁(进士)、杨嘉德(进士)等曾在此攻读习业，后又相继任书院山长、主讲，教书育人。府谷清代出进?2人(文10武2)、举人45人(文23武22)、贡生19人。

笔峰书院(清涧)　乾隆十年(1745)清涧知县沈逢舜将县城西门外旧察院改建为笔峰书院，取人杰地灵、文笔如峰之意。当时生员极少，院舍兼作公馆。乾隆三十七年(1772)延请名师讲授，书院渐渐兴旺。嘉庆、道光年间两次扩建，生员有增。培养出进士9人(文8武1)、举人108人(文81武27)、贡生183人。

怀阳书院(怀远)(今株山)    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苏其烟在怀远县城东门内建成怀阳书院，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为固阳书院，以在圃长之南命名。道光二十一年(1841)改为岩绿书院，以后数次维修。同治七年(1868)毁于战火。光绪四年(1878)由知县李康伯重修。后引进办学人才，聘户县贡生万恒印任山长，榆林教廉高子润为主讲。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岩绿书院赠官版十三经等书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知县张子酸捐款为书院购置经史子集、四库提要、小学性理等书百余种，使它成为陕北藏书较丰的书院之一。清代培养出进士4人、举人20人、贡生94人。

真乡书院(蔑州)(今佳县)    乾隆四十一年(1776),知州郑仔在州城学宫西建真乡书院，并兼任主讲。作为州城所在地，曾吸引了许多学子入院求教。清代，培养进?人(文2武3)、举人44人(文23武21)、贡生244人。

兴文书院(吴堡)    嘉庆十九－二十五年(1814－1820)，由知县张履程和继任陈远杰相继兴工，在县城南街建成兴文书院。道光年间，官绅合力捐款赞助书院。咸丰、同治年间，因社会动荡，时办时停。光绪十三年(1887)知县郑振声重视教化，躬亲授业。光绪三十年(1904)，由霍九徽任山长、圭讲，再振学风。清代，县内出进?人、举人10人、贡生148人。

定阻书院(定边)    同治九年(1870)，定边知县李殿爵捐傣在县城购房一所，设定阳书院。光绪元年(1875)知县李世珠呈请上司拨银500两，延师授课。定边学子原多去靖边上学，此后即在本县书院就读。清代，县内出进士1人、举人42人(文2武40)、贡生71人。

今榆林12县(区)，除清代尚无的子洲县，县县有书院，但有的办的出色，人材济济，有些不过是地方官绅为沽名钓誉而设，时兴时衰。学院主要办学目标是为封建统治培养"栋梁"，文人读书也在于用此"敲门砖"敲开做官之门。教育方法多"填鸭式"，科举也摆脱不了八股文束缚。但是，当时的文化人能做官者毕竟还是少数，一部分学业有成的人致力于学问或地方公益，为研究地方文史、教育后代、振兴陕北文风出过力，譬如各县的志书大多由这些人搜集资料、编纂而成。书院作为历史上教育的一种形式，应当客观地去认识，不能一笔抹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变法主张，诏渝全国将书院改为学堂，吸收西学教育内容。光绪三十二年(1902)，榆林各地书院先后改为学堂，除绥德、榆林两地改为中学堂，其他均为小学堂，书院的使命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4)科举制度的除而结束了。（贺国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