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祝三，陕北人民均尊称他为霍老。所以为"老"，一是他资历深远:寒窗16载，教学30年，当县长、专员17个春秋，任省政协副主席6个年头;二是他为人正派，扶危济困，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后来身为父母官，一片父母心，德高望重，受人尊重;三是他对党忠诚，立场坚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终生奋斗，业绩昭著。霍祝三是由一个善良正直的乡间文人，走上了同情、支持革命道路的，至65岁高龄时，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成为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的光辉榜样。

霍祝三，原名居华，字祝三，1879年(清光绪五年)10月出生在陕西省绥德义合镇楼沟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霍善修，勤劳、善良，生4子2女，祝三为长。

霍祝三自幼喜爱读书，迫于家境贫困，他一边帮父母干家活，一边到义合镇走读，时断时续，"耕读"12年，d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结业后在家乡周围村庄任教。    1903年，绥德办起了中学堂，霍祝三随即考入。在校4年，他刻苦精读古典经籍，同时在当时洋学流行的情况下，看了不少新书，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成为闻名乡里的饱学之士。

1907年，霍祝三中学毕业。其后两年，他在家乡办私垫，在县纺织加工厂当办事员。这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萤声中外，受三民主义影响，霍祝三立志从事教育，1910年在义合镇高小任教，后担任校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在农村宣传新思想，鼓动群众破除迷信，兴办学校，在学生和家属亲友中提倡剪发、放足、禁赌。他治学严谨，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写农村应用文、珠算，学以致用;教导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热爱劳动，尊重父老，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霍祝三身为小学校长，20多年，深知民间疾苦，乐于扶助百姓。群众有事，如写对联、书信、文约、讼状等，只要有求于他，他一一照办。遇有贫苦人家婚丧灾病之事，他慷慨解囊相助，故深得父老敬重，称他为"善人"、好人"。

1924年冬，李子洲在绥德四师播种革命火种，建立了党团组织。其后，一批又一批党团员离开四师，走向社会，宣传革命，义合亡带也来了不少党团员、进步学生。他们一到义合，就选定以义合高小为阵地，决定在学校秘密建立党团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义合高小闹起了学潮，学生们把校长霍祝三的被褥卷起，丢在校门外，勒令他立即离校，为此，军阀政府派出军队，逮捕大批学生。在这急风暴雨的革命运动面前，霍祝三毅然站在革命学生一边。他几次托人买了上万斤油饼，接济被捕学生，一面到县政府周旋，说:"娃娃们根本没有造反行为。我的铺盖是娃娃们帮我晾晒时，不小心掉在地上的。"当局见他这样说，只好释放学生作罢。自此，党团组织占领了义合高小这个阵地，霍学光担任了校长，实为中共地下区委书记。由于霍祝三在学潮中经受了考验，态度明朗，仍然聘请回校任教。后来，义合高小一直是绥德东区党组织的指挥中心，霍学光、谢选民、李芬圃、刘汉武、刘成武、高农斧、霍维德、马南丰(化磷)、高振东等人，先后在这里担任中共义合地下区委的主要职务，马明方、崔田民、李景波等多次来这里巡视工作，指导革命运动。由于有霍祝三这样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保护，这里从来没有出过事。

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党员叛变投敌，而霍祝三这位党外人士，却始终如一地支持着革命。在霍祝三的家里，侄子霍世杰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与刘志丹一起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后转入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6期学员;1928年他领导三原交农运动，参加渭华暴动后，X返回陕北参加陕北特委工作，后受北方局委派，以华洋义娠会运娠粮人员身份，到陕北神府、榆、"佳、吴、清一带，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党的组织;他还到抗日同盟军任十八师少将军需长，失败后，被派往内蒙河套一带任绥西工委书记。霍祝三的大儿子霍世英1927年在绥德四师参加了共产党，1928年领导和参加了义合一带广大农民群众的抗烟亩税斗争。在当时，霍祝三虽然不知道全面情况，可从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完全明白自己后代在干什么事。他支持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做他们的后盾，在他们离开陕北后，寄钱全力支持他们革命。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资助被军阀政府软禁的四师校长常汉三先生;三十年代他多次跑到县政府、专署，找杭毅(专员)等国民党要员，要回了被无辜关押的革命群众;1934年陕北武装斗争兴起后，他的家隐蔽过崔正冉带领的红五支队、红十四支队的游击队员，并给他们吃饭、穿衣，支援紧缺物资。

1934年春，在内蒙临河担任中共绥西工委书记的霍世杰，得急腹症以身殉职;1935年，打入北京蒋系二十五师为我党搞重要军机情报工作的霍世英因叛徒告密，与马云程等一起于5月初在北京英勇就义。不幸消息接连传来，便霍祝三十分悲痛。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愤然进京，领回了儿子霍世英的遗体，隆重安葬。出滨这天，人们搀扶着年近六旬的霍祝三到大门外，他只痛哭了几声，即刻收泪，对乡亲们说:"我儿子的路走得对，死得光荣。"事后，他辞去教师职务，回到乡里。至此，人们对霍祝三更为敬重，尊称他为"霍老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霍祝三担任了义合区桥上乡征募 委员会的委员，成为我党在这一带联系群众的骨干。那时，倪伟、田绍光、刘国进等工作人员，经常在"霍老先生" 家出入。他协助我党在征兵、征粮;动员担架运输等支前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为此，在1939年10月，中共绥德特 委专门为"霍老先生"举办了"六十大庆"。在绥德知名进步民主人士中，霍祝三是第一个坚持抗战、坚持统战、坚决跟共产党走的"一边倒"人物。

１941年8月，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普选运动，各级三三制政权普遍建立起来。经过选举，霍祝三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同时11月，在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开幕大会上，毛泽东向大会发表演说，说明参议会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阐述了边区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涵义和各项政策。霍祝三以无比喜悦的心情玲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及边区政府首长所做的各个工作报告，积极讨论，参与制定了相应的决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得知霍世杰的伯父霍祝三到会时，立即接见，并谈话赞扬霍世杰在农讲所是个好学员，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并对霍祝三进行了安慰和鼓励。这件事，使霍祝三深受感动，很长时间心情难以平静。他觉得自己虽年过六旬，这才开始了新的革命道路。此后，霍祝三担任了边区民政厅的优抚科长，在支前、优抚、安置及拥军优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8月，绥德县按三三制建政原则，选举左派进步民主人士霍祝三为绥德县政府县长。在党的领导下，霍祝三团结各阶层抗日爱国力量，组织领导绥德人民开展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有计划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44年，由杨和亭介绍，霍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自觉地领导绥德边区人民进行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在胡宗南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日子里，他响应党申央号召，在1946~1948年这3年中，征集新兵3859人，连同已在部队的共6801人;支差平均每人10次，畜力平均每头5次;每人做一双草鞋，每户熬6斤火硝;1947年征公粮7次，劳负担16.46斗(493·8斤)。这么繁重的工作，都是在霍祝三亲自布置、督促、检查下胜利完成的。当时为了打"胡匪"，父子、兄弟争先，母送子、妻送夫的动人事迹不胜枚举，尤其沙家店战役前后，霍祝三领导绥德人民在天旱歉收、物质困难情况下，节衣缩食，踊跃缴纳公粮公草，保障战地后勤供应，组织担架、牲口、民工等战勤工作，全力支援战争。绥德群众为支援北线作战，将刚刚割下来的谷子、高粱不分昼夜赶打、赶碾、赶送前线。在党的领导下，霍祝三和绥德人民一道赶走"胡马"，解放西北，为全国的解放英勇奋斗，做出了贡献。

1948年1月，霍祝三被升任为绥德专署副专员。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生产的过程中，霍祝三尤其注意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当年夏天，绥德贸易公司向榆林一 次发了30多匹骆驼的布匹货物，走到上盐湾不幸遇暴雨，货物被冲到绥德四十铺一带，被群众打捞上焊。如何从群 众手中收回这批货物，绥德专署、县政府和贸易公司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会上，不少人提出先搞个调查，掌握情况后强行收回，或逐户搜查追回。霍祝三说，我们决不能干伤害群众感情的事情。在全面听取意见后，他采用了说服教育办法，用国家正在给这里大量运小米救灾的事，教育群众自觉保护国家财产。在霍祝三的主持下，通过做群众 思想工作，结果四十铺群众把打捞的公物迅速全部无代价地交了回来。

1948年6月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霍祝三兼任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庭长，在领导审理法院案件的过程中，霍祝三尤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当时，清涧县高杰村胡朝坪有两户农民斗殴，一方的一个老太婆骑上毛驴来专署告状，说对方把她打了不算，还进家把藏在芝麻罐里的七十块银元拿走了。专署派了公安处长同清涧公安人员一起前往调查，回来汇报说，原告所述属实，已把被告带回关了起来。可这个被告坚决不招，说冤枉了他。霍祝三知道此案后，便派专署检查处长韩XX及法院绥德分庭推事崔正冉、清涧县检查室主任李光荣第二次复查，调查结果是假案，被告没有打人，也没有进家拿银元。把前次调查的公安处长找来，各方各述原由，各执已见，争论不休。在这种情况下，霍又派出第三次调查组，即民政科康光福和妇女主任艾英兰，调查结果与第二次一致，而且在准备验伤时，这个老太婆承认了自己是诬告。案情真相大白后，被告得以释放，并决定赔偿冤押四个月费用H十小米四石。被告感激地说:"小米一颗也不要，共产党把真理求出来，我就十分感谢了。"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1949年5月，霍祝三升任为绥德专署专员。随着全国的解放，霍祝三以更高的热情投身到绥德老区的战争创伤医治、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建设事业中。

1950年初，他带领各县县长去延安开会，一路上有马不骑，专操近道，走羊肠山路比年轻的县长都自如、顺当。吃饭他不进饭馆，专买简便的软黄米糕，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精神。

由于年高，平时机关为他设置了有靠背的垫椅，可他把腰背挺直，从不后靠，两腿正放，三四个钟头，全神贯注，毫元懈怠。每天晚饭后，他家中休息一会，一入夜，他又起来办公、看书、学习、批办文件、看来信，有时通宵达旦，当天的事办不完不睡觉。有时睡定静思，觉得当天有定下来不妥的事，便又翻身下床，拧大油灯芯，用红笔勾记下来，第二天一早，召集有关人重新研究定夺。

1951年，国庆3周年大庆时，霍祝三应邀带了延安、绥德、榆林3个专署的20多位国庆观礼代表，前往北京。到北京后，林伯渠亲自到车站迎接，并转告毛主席，"陕北的霍老来了"。毛主席在政协会议期间接见了他，还专门派车接他到主席办公处谈话一个多小时。毛主席称霍祝三是"全国现任专员中，年龄最老的一个"。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关怀，使霍祝三倍受鼓舞，回绥德后在绥师礼堂传达此行经过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并决心为绥德老区的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鞠躬尽瘁，干一番事业。

建国后不久，为提高工农千部的文化水平，绥德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霍祝三把自己身边和专署的一些优秀青年干部选送到学校深造。他给学校校长王立功说:"王立功!凡专署选送去的年轻娃娃，一定要把严凹他还要这些青年，每过一段时间，回专署向他汇报一次学习情况。   陕北十年九旱，这是霍祝三最为忧虑的事。每逢大旱时，他每天心焦地跑到绥德城南门洞的含硝岩石下观察。这城门洞顶石料，无雨干燥，雨前潮湿，当观察到石料干燥，他心急如焚，多方组织群众抗旱;如发现洞顶石料潮湿有水时，他就高兴地告诉大家，并组织雨后生产。

1951年春，霍祝三从省里要来了20石小米，作为水利专项资金，并用这笔资金，修成了从园条起水，经崔家沟、龙花寺、许家坪到崔家坊凸，全长71华里，可浇灌800亩平川地的渠道灌溉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土法上马，投资省，进度快，受益面积大，是全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从1951年至1956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霍祝三的热心领导下，绥德专区凡有大片沟条地、平川地的地方都有了水利设施，甚至修起了像织女渠这样连接数县的大干渠，变旱田为水浇地。同时，绥德县城通往西山寺的大理河桥，也在他的领导下修了起来。根据他的意见，这座桥一桥两用，上面走人通车辆，下面留渡槽，桥建成后，坚实壮观，至今还车水马龙，成为绥德县城繁华区之一在操办水利事业时，他重视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遇到问题，常把榆林专署的水利总工程师李富丰请来出主意，搞设计。在共建绥惠渠从邓家楼延长到郝家沟这段工程时，李富丰提出，过淮宁河不要搞渡槽大桥，在河底下搞一个道虹就可以把水引过去。好多同志不理解，说，这水怎能翻沟呢?李富丰拿着一把茶壶，从上面不住地往里倒水，快满时壶嘴上就往外流水，不停地倒，不停地流。"壶里通嘴的孔在下面，为什么会下进上出呢扩霍祝三听了他的解释后，第一个表示赞同。淮泞河上的"水翻沟"，成为绥德专署第一处道虹建筑。

在领导工程施工中，霍祝三尤其注意群众的生命安全。修绥惠渠炸石畔时，由于安全措施不力，死了两个人。霍祝三牢记这个教训。炸苏家沟石畔时他给施工人员反复强调，打炮眼的工人，一律要系安全绳，以防万一，并亲自到工地察看。工人们不在意，见霍老来了，赶快系上，见他走了，就又解脱。这一情况被霍祝三知道后，就带上县里负责人，一连就地照看了几天，直到工人们也感到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注意系安全绳，霍祝三才为之放心。工程全部竣工，一宗伤亡事故也没有发生。

1956年绥德、榆林两专署合并后，霍祝三给绥德县批专款两万元，一万元将绥德县城街道的薄石板换成墩石，用另一万元保护"扶苏墓"、"蒙恬墓"等文物古迹，这些专款用得得当，至今受益。在机关大院，霍祝三关心着每一个同志的家庭生活和健康。县委书记杨吱山，在土地革命时挣破了鼻腔的一条血管，手术后引起了失眠。霍祝三得知后，请了名医，找来偏方，多方治疗无效。这使霍老很为焦虑，每天晚上跑去听动静，早上间情况，"昨晚睡着了没有?"当对方回答没有时，他着急地说:"酶，这该怎么办呀广不久省医疗队赴米脂下乡，E疗工作结束，来专署总结汇报，霍祝三间，"你们有没有能治失眠的医生扩当一个针灸医生提出可以试试时，他立即令人带领前往。经初步治疗能睡两小时后，他马上征求这个大夫和医疗队意见，0电话向省卫生厅给这个大夫请了一段时间假，直至把杨歧山的失眠症

彻底治愈。

一次半夜里霍祝三听到一个小孩子不住地咳嗽，就马上叫起通讯员霍世银:"快去看看，谁家的小孩咳成那个样子?"原来是专署三科长丁锡吱的8岁的孩子得了急性气管炎，在霍老的催促下，及时得到了治疗。

霍祝三生活俭朴，严于律已。他下乡从来不吃特殊饭，只吃豆钱钱稀饭和杂面叶一类农家普通饭食。在家、出外，不让别人给他吃上等白面，只吃普通面粉。1951年，他病休了5个月。为照顾他迅速恢复，专署买了一头奶牛供他喝奶，他勉强喝到上班后，就让人把牛卖了。在病休申，他不准超伙食标准买肉食等补。由于霍祝三品德高尚，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党和上级领导对他很尊重，很关心。有一次，霍祝三骑骡子赴省开会，不慎跌在淮宁河中，一只脚还套在骡镜上。这事被省领导同志知道后，很快给他配备了一辆美国造小吉普，并嘱咐他，年老了，以后再不要骑牲口下乡了。

1959年8月，八十高龄的霍祝三被选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他年高不忘刻苦学习，戴着老花镜，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阅读党的文件，阅办政协有关材料。

霍祝三病危期间，绥德县委、县人委的负责同志到西安前往看望。霍祝三第一句就间:"绥德的吃水问题解决了没有?"当听说正在搞自来水塔时，高兴地说，"这就好了。"又问:"烧炭问题呢?"县里同志说:"子洲县何家集，准备给咱县办一个煤矿。"他听了说，"应该这样办。"

1956年6月11日下午5月40分，霍祝三病逝，享年86岁。

霍祝三病逝后，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65年6月13日上午，在西安滨仪馆举行了"西安各界公祭霍祝三同志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和陕西省省长李启明等党政领导人送花圈。公祭大会田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主席赵守一主祭，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张汉武致悼词。张汉武高度评价了霍祝三的一生，称他是"各界爱国人士的光辉榜样"。公祭大会后，霍祝三的遗体移往西安南郊烈士陵园安葬。（王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