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文史
一场拉牛退牛社的风波
神木县尔林兔镇巴哈采当村,位于神木西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北与内蒙接壤,西和榆林市毗邻,为风沙草滩地区,生产经营以农牧业为主。
1953年,在党的号召下,该村130户共640口人,组成21个互助组,其中有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两种形式。当时,全村有耕地2000亩,大家畜300头,羊子600只,大木轮车30辆。互助组建立起来之后,积极从事农、副、牧业生产。他们把劳动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抓农业(主要是粮食),一部分抓牧业,一部分抓副业(主要是组织30辆大木轮车,常年从内蒙的东胜往神木县城贩运粮食,年收入达5000多元)。到1954年底,人均口粮由互助组前的300斤提高到450斤,羊子发展到700只,大家畜发展到350头。另外,两年发展水地10亩,治理碱化地40商,大木轮车也增加到40辆。
1955年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村内建立起初级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劳力、资金统一经营,按地劳比例分红,这样,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合作社联系比较紧密,解决了个别农民"身在别人田,心在自己地"、不努力生产的弊端。在生产上社里根据劳力强弱、技能高低,按季节和工种的需要,进行适当分工,灵活安排,充分发挥个人特长,做到人尽其才。一年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高过互助组,秋末,粮打得比互助组多,钱分得比互助组高,生活比互助组好,社员们高兴地唱出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的信天游。
1956年冬,高级合作化的风吹到了巴哈采当村,乡上派人到巴哈采当建立高级社。下乡干部一进村就宣布:不准农民自由出卖自己的牲畜,不准转移变卖农具等生产资料,否则就要以破坏集体经济论处,并说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但社员们在不同的场所纷纷议论着转入高级社可能带来的得失,忧虑着各自私有财产的命运。
1957年1月,该村成立了高级社。社委会由杜满红(社主任)、王海生(社副生活)、白占忠(会计)、曹启贯(委员)、杨喜(委员)等9人组成。高级社一成立首先宣布将私有土地原地界石全部归公,接着选出20多个评议员,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工作,将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全部作价归了高级社,只给社员留下猪和鸡。生产资料作价偏低,收入减少,特别是零星树木也强行入了社,农户的烧柴、搭栅也发生困难,村里多数人思想不通。社员李五小两头骡子不愿归公,干部强硬拉走;康自发羊子虽然入了社,但不让社里宰杀出卖;郝启贵将自己内蒙古牧场的牛分散转移,偷偷出卖。由于急剧过渡,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因而社员们情绪普遍低落,生产积极性下降。
这年,己入社的牲畜由于饲养管理不善,乏瘦严重,死17头。粮食人均仅百斤挂零,和互助组、初级社相比下降80%,人均分红下降50%,社员生活窘困,以青棵、碎玉米为主要食粮,且严重不足,瓜菜副食也极为缺乏,群众怨声载道。在此期间,该村出外搞副业的郭长才与内蒙古伊旗一个村干部谈及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时,这位干部说:"合作化是万里长征,要随着群众的思想觉悟一步一步地走,不能违背群众意愿,而急于求大求高。"郭认为在理,便随即将这番话带回村广为宣传,从而巴哈采当社员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
捆绑吊打 违背民意
1957年1月11u4月,不少社员暗地串联,酝酿退社。5月初,社员们选出村代表郭长才、尚万才、杨喜才、李五小、郝启玉、李绥虎、康自发等,请示乡政府要求退社,遭到断然拒绝。此后,社员杨有才率先带头拉回自己的牛,不到半个月350头大家畜全被社员拉回各自家中。为此,乡政府派武子甲(乡长)带工作组进入巴哈采当村,作劝解。经过一个月的工作,社员们勉强把牲畜归了社。时隔20天,社员们又强烈要求退社。社副主任王海生请示乡政府解决,区上派王根元等人进村作了为期20多天的调查了解,查出拉牛退社的头目为郭长才。6月27日下午,他们把郭长才带到袁家圪堵村社房子,逼问拉牛退社的头目还有谁,郭只承认自己,而未说他人,于是被干部强行带走。当时郭的儿子郭交齐和女儿边跑边哭边喊叫尚万才、杨喜才等6人(原请示乡政府退社的代表),要求救回其父,这6人心急如焚,马上跑到村头高喊:"快救郭长才,救出了他,咱们就有牲畜了。"全村人为此激怒,当天傍晚,有400多名男女老幼赶到袁家圪堵村社房子,吼声震天,不断高碱"放出郭长才此这时候千部们在社房子门上站了岗哨,对群众说:"我们正和郭长才谈话,不能放。"直到深夜12点钟,干部们见群众围守不走,于是有20多名干部成队站在院子里阻挡群众,房里的4名干部将郭长才捆住并用毛巾塞住嘴巴,借着夜幕偷偷转移到距袁家圪堵15里路的西葫芦素裴占胜家里。不多一会儿,被激怒的群众乱冲,有的群众冲进社房子,但哪有郭长才?群众一怒之下打倒区委书记王根元,逼着向王要郭,王见势不好,只好说出真相。接着社员们派20名精壮青年追到西葫芦素裴占胜家。这时,区、乡干部正在拷打郭长才,逼供拉牛退社的其他头目。郭长才不服进行顶撞,干部们就拳打脚踢。郭坚持不说,干部们便将郭吊在屋梁上,并在其背上压了一个小石磨。4个小时过去后,郭昏迷不醒。群众闻声前来营救,干部们将吊郭的绳子割断慌忙逃跑。20名社员见郭浑身是伤,便用门板将其抬回了袁家圪堵村。
6月2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谢彬派8个社员把郭抬到内蒙新街医院治疗,其余的400多名社员在袁家圪堵与县、区、乡20多名干部大吵大闹了整整一个上午,有社员大骂干部是"干匪"。干部们为解脱困境,召集邻村几个社主任杜大明和孟李锁劝说社员,并作保定于5天后到榆林地区评理,社员们才勉强各自回家。
群情未艾 身陷冤狱
6月29日上午,前往新街护送郭长才的人返回到巴哈采当,告诉社员:据诊断郭长才的肠子断了(仅为估计,不确实),可能生命有危险。群众听后怒不可遏,又包围了社房子,要焚烧高级社的账目。王海生(副主任)和白占忠(会计)劝解无济于事,王海生派白占忠急忙请示乡政府。当乡政府得知不给社员交出账目,就有打死王海生的危险时,报告了区政府。中午,区政府刘海元(副区长)一行3人到村了解情况,看到问题严重,末作任何处理,就偷偷地回到乡政府。刘海元临走告诉王海生:"把账目藏起来,你到沙漠深处躲藏,夜晚咱们定时定人联络。"王海生一直在沙漠里藏了四天四夜,直到7月3日地区副专员王彦成带领地、县、区、乡共30多个千部来到巴哈采当,经过耐心劝解,才解脱困境。
7月4日,王彦成主持召开了社员大会,告诉大家:合作化道路非走不可,社员的生产资料暂不收光,有牲畜的每户留大畜2头,羊子5只,这样才稳住了人心,平息了事件。会后,干部们又进行了7天的工作,一边有分有合地给社员讲形势,作开导稳情绪,一边继续调查了解拉牛退社的头目,经100多人的口供,确认郭长才是拉牛退社的头子。9月27日,郭长才以破环农业合作社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8年(因守法表现好,1962年提前释放)。10月,在开展整风运动申,启鸡合浪乡指导员杨成来(巴哈采当人)因其父曾参与拉牛退社,受到批评,后开除党籍和公职,一直到1982年才给予平反。
深刻教训 值得记取
急于运用行政手段和超经济约束的办法,低价收买社员的牧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急步跨入高级社,违背了价值规律和社员的自愿,也不顾及农民的承受力,这种追求大规模、高形式的"左"的做法,过高地估计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一场拉牛退社的风波。这场风波,实质是农民群众对"左"的错误作法的抵制。事实教育我们,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必须根据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思想实际,如果强迫农民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所谓"高级"组织形式,甚至用专政的手段来加快这一进程,那是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必然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赵成华 张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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