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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融合文化谈

编辑:admin     来源:榆林市政协    点击数:242次     时间:2017年05月04日

郭冰庐

 

引言

漫长而复杂曲折的融合历史进程,使历史上不是一支两支,而是非常多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过非常复杂,非常多样,异常活跃而异彩纷呈、生动活泼的涵化过程而形成今天的陕北人。但是,文化的融合与民族的涵化融合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又有相当多的差异。这首先就是文化的融合与民族的同化并不完全是同步演进的。因为在民族涵化融合过程中,从空间方面说,文化通过横向传播时会出现自始至终的相互干扰的现象。正是这个复杂的相互干扰的现象,才真正完成了吸纳和异化的历史使命。而另一方面,从时间方面说,从纵向传播上看,父辈传子辈,子辈传孙辈,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如此代相传承的文化习惯一旦形成,则根深蒂固。所以在纵向传承中,又有相对的稳定性,即使久经岁月,仍顽强地保留一些各民族固有的风尚习惯。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陕北黄土农业半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熔铸而成的融合文化的历史遗留物。这些宝贵的原始沉淀堆积,令人信服地得出两种文化交汇而成的融合文化的存在。

  1. 勤于稼穑,多畜牧的半农半牧生产方式

    陕北长期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长期定居的种植业与逐水草而居的放牧业并存。很长一段时间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早在汉代就有了少数民族内迁事实,彼时西域龟兹就内迁到榆林。南北朝时,游牧民族更大量迁入。在与农耕民族的长期杂居中,掌握了一定的农业耕作方式。 安定北地上郡,其人犹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 1(1[]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7)到了隋朝,陕北仍然处于勤于稼穑而又多畜牧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中。甚至到宋元时期,亦改变无多。所以,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也站在农耕生产方式的立场上慨叹这种衣皮毛,事畜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仍然是蕃性所使的缘故。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使陕北的畜牧业一直成为传统产业之一。这里说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并不是说落后,而是说并存,在一些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是可以与中原并驾齐驱的。以犁耕为例,中原地区的犁辕子为铁质,是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铁作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使用的表征,而在陕北的汉画像石中,多有牛耕的图像,有些是一牛拉犁,有的是二牛抬杠式犁耕。一牛拽犁称为“单犋”,贫寒之家多用之;二牛抬杠式犁耕,拉犁这为两头牛,或一头牛,一条驴,称为“双犋”耕作效果更好。这些画像石中所反映的是,早在汉代,把铁犁铧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二犋牛”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广泛用于农耕生产已经是很先进的了。(融图1:汉代铁犁铧-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融图2:米脂画像石“单犋”牛耕图-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融图3:米脂画像石“双犋”牛耕图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3页;融图4:绥德画像石双犋点子牛耕图-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9页)

     

    融图1:汉代铁犁铧-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融图2:米脂画像石“单犋”牛耕图

     

    融图3:米脂画像石“双犋”牛耕图

    融图4:绥德画像石双犋点籽牛耕图

    更稀奇的是,图4的双犋点子牛耕图中 ,一童跟在犁沟后点籽,可以见出这时的陕北选籽细作已经相当成熟了。从生产条件上看,陕北有些地方的种植条件并不差,《尚书·禹贡》:“厥田惟上上,说明陕北作为鄂尔多斯地台和河套地区南缘的一部分,是个宜农宜牧宜林俱佳之地。黍类和豆类以其精耕细作而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作为江南水乡主导农作物的水稻也在本地有所种植。更稀奇的是,水稻的种植不是育苗插秧,而是直接向水田中撒籽,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种稻作方式体现的正是在农业生产上粗放和原始的一面。

        当然,在农业生产上,至今仍有极其原始的生产方式,如脱粒打连枷,碾场是“驴踩场”,舂米用“捣碓”。几千年前的劳作方法至今沿用。但在有些领域

    如犁、耧、耙、耱四大件则与中原并驾齐驱。(融图1:舂米、捣糕的碓;融图2:秋收脱粒打连枷;)

    融图5:舂米、捣糕的碓

          融图6:秋收脱粒打连枷

        但在家畜饲养上却异常精细而且形成规模,有些还走向市场。养羊业,虽为家庭生产,但以计而且以出售羔羊、皮、毛、肉为主要目的,并且形成了对羊的崇拜,视羊为,为,冬至熬羊脑谓之熬冬等等。驴的精心饲养和优化,使佳米驴和滚沙驴的优良品种一直保持到现在,并以此形成了一种驴文化,如著名菜肴驴板肠,坚持驴生殖器保胎习俗,驴生驹子过满月等。横山县马坊牛王会文化共同体,在正月十三有几十个村庄秧歌迎送的牛王会,以牛王为供奉对象。这些习俗无不以家畜崇拜以至于发展到生殖崇拜,均是游牧文化

    在民间信仰上的反映。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以榆林城城为中心形成了地毯业、毛毯业、毛毡业、皮革业、皮裘业、挽具业等以畜产品为主的加工作坊阵容,并有一支庞大的毡匠、皮匠、鞋匠、铜匠、银匠、刀匠、画匠、木匠等手工作坊工人队伍。整个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的游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全赖陕北的手工业产品供应。特别是19371015日日军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19371017日占领了包头之后,家畜加工产品更是供不应求。这种态势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地毯业,其阵容相当庞大。神木县的地毯业与榆林城的地毯业并肩而立,多少年来所织之地毯除了供应本土所需,还是远销海外,是国家赚取外汇不可或缺的主要来源。
       
    亦农亦牧、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也带动了陕北商业的发展。作为边关军事重镇的榆林城,军事防务是其首要目的。但城池的发育要有足够的人口作为人力支撑;相当规模的财富作为物力支撑;比较完善的仓储、货币、商业物流作为交换支撑。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城市以街道集合行业,并以此形成行会组织。榆林城的许多街道名称,诸如仓巷瓦窑沟巷沙锅巷瓷店巷芝圃巷米粮市顶豆腐巷肉市巷挂面市巷大有当巷马店巷盐市巷曹辣肉巷羊圈坡等,无不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商业的规模及地域分布。而延续了几百年的榆林城南的九月十三骡马大会是当年北方最大的马、骡、驼交易市场。这个交易市场源源不断地把蒙古种良马输往内地,把放牧的马变成供征战和役使之用的工具,从而换回北方少数民族需要的粮食、布匹、棉花、日用百货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边客一词既专指外销的行商,同时也指去西口打工的五匠

    从上面所提供的事例中,不难看出,勤于稼穑,多畜牧的半农半牧,亦农亦牧的生产方式是陕北的主要经济形态。这种劳动生产形式就是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的陕北边塞文化特征之一

                      二、衣皮革,被旃裘的戎狄风习

    司马迁在《史记》上描述游牧民族的衣食习惯时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5页)《汉书·匈奴传》一仍其说。《列子·汤问》: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33王强模译注:《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这里的中国人指中原华夏民族;北国之人指北方少数民族。鞨巾而裘,是说包着头帕,穿着皮衣。如今榆林人头上的毛巾白羊肚子手巾,即由北国之人的鞨巾演变而来。河南省汲山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身穿胡服战士头上的包巾样式,与榆林人包头巾的样子十分相近。盛行毡礼帽、皮靴和冬日御寒的毡窝子,都是蒙族鞋帽的陕北版。旧时,穿光板羊皮袄,包白羊肚手巾是陕北人衣饰的显著特征,更是陕北人的形象标示。另外,他们还特别喜欢穿白颜色服饰,这种衣裘尚白的风习,当于戎狄民族有内在关联。

    陕北人尚白的习俗,也和白狄尚白的宗教心理有关。狄为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称,并以崇尚的颜色之不同而分为赤狄、白狄等。榆林自古为白狄之地,这种尚白的习惯深深地溶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中,支配他们的心理。

        最耐人寻味的是陕北人的皮衣。清代官员王培棻巡视榆林时写了《七笔勾》。其中写道:没面皮袄,四季常穿不肯丢。没面皮袄是指老羊皮经糅制而做成皮袄即古谓之者。皮袄是当地游牧畜产品,陕北冬季奇冷,春季风沙大,至少有4次大的沙尘暴。没面皮袄可冬天御寒,春日挡风,雨天毛朝外以遮雨并疏流,故有揶揄的顺口溜:陕北一大怪,没面皮袄随身带;数九寒天板(指有毛的背面)朝外,下雨下雪毛朝外;白天铺,晚上盖,一物多用莫见怪。这是苦中作乐的戏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服饰上的戎狄之风。当然,不能忘记的是,这是陕北穷人的无奈之举,没面老羊皮袄诉说了陕北穷人生计之艰难。这也就是《史记》上说的衣其皮革,被旃裘。《新唐书》上也说男女并衣裘褐可见衣皮革衣裘褐是游牧民族的基本衣着。这也正是就地取材,物尽其宜的缘故。古代军士的皮铠甲也是受此启发演变而来的。榆林三边又盛产裘羔皮,用以制衣,肥马轻裘是古代上流社会标示贵族身份的衣饰。上文已经提到的榆

    林、神木的地毯业作为传统的手工作坊从明代就开始了,而且成为远销五大洲,名噪一时。实际上与皮毛有关的产品有擀毡业糅皮革业。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外销外,大部分是自给自足。地毯在外国是铺地用,在陕北,则称为“栽绒褥子”,铺在炕上供坐卧。这是有钱人家的卧具。而大众化的卧具则是毡。尺寸以市尺宽长计,有单人的“三五毡”、“四六毡”,多人的“满炕毡”。睡觉铺毡,冬为暖和,夏为“隔潮”。陕北脚户赶牲灵长途行旅途中,行囊中必捆一条“三五毡”;陕北“五匠”、行商、小工“走西口”,学生上学住校,“三五毡”是必备之物。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干部下乡,行囊中一条“三五毡”是免不了的。(融图7:赤牛洼博览馆藏没面老羊皮袄;融图8:赤牛洼博览馆藏毡窝子;融图9:周家墹百年记忆展览馆藏毡窝子)

    融图7:赤牛洼博览馆藏没面老羊皮袄

    融图8:赤牛洼博览馆藏毡窝子

    融图9:周家墹百年记忆展览馆藏毡窝子

    而同时,由于徙民实边、流放等人口流动涵化的结果,又把全国各地的衣饰带到榆林。所以作为榆林妇女象征的米脂婆姨又以精巧的女红闻名。比如,造型美观、耐穿的千层底鞋甚至到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末期,除了本地人用度外,还是远销外地的主流产品。绣花枕顶,绣花袜底、袜垫,绣花鞋,绣花裹肚,不啻是精美的艺术作品。小孩的百衲衣,一方面诉说着缺衣少穿的困顿,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巧手拼缝的高超艺术,表达了母亲对儿女祈愿祝福的善良心愿。这些,又都是汉族固有的纺织品工艺的体现。

    三、咸食畜肉和熬燉食风

    人类学家把人从饮食习惯上分,分为食草人食肉人两种。食草人是以吃植物的果实(五谷)及其可食的根茎叶花为主,食肉人则以吃狩猎或饲养得来的肉奶为主。食风充分反映了两种并存的吃食和吃相

        如前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上描述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是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新唐书》也说北方游牧民族是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可见,作为食肉人的游牧民是以畜肉为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吃肉,从北到南,恰恰反映了融合的程度。比如炖羊肉。在大漠深处,是炖全羊、烤全羊。讲究的是“八成熟”,说这样吃起来“有咬头”,用牙撕,以刀子割,特别带劲。吃的时候也是连骨头带肉抓起来撕咬,故称“手抓羊肉”或“手扒羊肉”。一块带肉的羊扇板,三两斤重,直径也在10厘米以上。执之撕啃,其吃相颇显大气而颟顸。佐料也比较单一。一家过年,必杀几只羊。同样的炖羊肉,到了陕北北部的榆林地面,则块头小化到直径5厘米左右。更讲究佐料,由于陕北山野里生长一种叫“地椒”的草本植物,属于花椒、胡椒的“椒”族,是上好的去膻调料。羊逐草而食,地椒吃到肚子里,渗于全身,自然去除了膻味。其它调料也大有讲究。“猪不姜,羊不茴”(煮猪肉不能放生姜,煮羊肉不能放茴香)就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烹饪技艺。过年讲究有一只羊比较风光。而到了陕北南部的洛川原一带,过年有几斤肉就算年过好了。彼地羊肉切成细丝,讲究“喝羊腥汤”—主要是品味那种妙不可言的“淀味”。陕北的吃法也比较“蛮”:炖羊肉连锅端到炕头,主客用勺舀到碗中,连骨头带肉食之,必要时动手吸吮。吃相看起来颟顸,实际上实惠、干净。这种炖羊肉经住了历史的考验,且发扬而光大之,被称为“铁锅炖羊肉”,

    风靡于西安,正在向京华挺进。在肉食方面的这种从北到南“做相”到“吃相”的渐变过程,演绎的正是农业半农业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熔铸而成的陕北融合文化在饮食方面的表现。(融图10:陕北铁锅炖羊肉)

    融图10:陕北铁锅炖羊肉

    陕北人饮食习惯中的游牧民族食风首先体现在烹饪方式上。烹饪以熬、燉、煮、烩、烤为主。熬南瓜、熬洋芋是主菜;燉羊肉是待客上品,羊杂碎是风味小吃。至今蒙古民族是以烤全羊、手抓羊肉为主食,一顿饭不吃米面,光吃羊肉能吃饱。中原人也吃肉,但主食是米面。加之闻不惯膻气,拒绝吃羊肉。而在长城一线的陕北,燉羊肉是传统食品。燉一锅羊肉连锅端上来,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搳拳行令,风卷残云的吃相和神魂颠倒的喝相,一派游牧食风。而由此又产生了酒曲。以歌劝酒,甚至端酒跪请,又是豪放大气好客的民性反映。所以陕北的酒曲又成了一份十分宝贵的民间口头艺术遗产。

    再说,中原、南方农耕文化区喝清茶,并形成传统的中华茶文化。陕北人也喝茶,但多喝砖茶,放盐熬煮而饮,说吃肉后喝此茶克食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奶酪为主饮,待客时奉奶茶,有时加熟米,是待客茶点上品。

        干粮大有分野。因为行旅之故,征人或脚户必须带水分少的食品以免发霉。中原农业区,特别是关中地区,上路带烧饼和烧饼像锅盖的锅盔。陕北人走西口,“吆脚”赶牲灵上长路,军士上战场,带的干粮是熟米和炒面,都叫干粮。在古代文献中,《尚书》、《周礼》中称,《诗经》中称,都指的是炒米和炒面,而且都指的是战争中储备和携带的干粮。《诗经·公刘》中有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橐”是两头通透无底的口袋;“囊”是一头有口一头有底的口袋。说的就是把炒米和炒面装在没底的口袋(橐)中然后扎住两头的口,或者装在有底的口袋(囊)中扎口,而且恰恰说的是行旅征战中的干粮。炒米、炒面至今在陕北大行其道,实则是古代征战和边塞军卫在边塞文化上的反映。面食的干粮陕北也有,而且脱水的程度胜过中原的锅盔。那就是镇川镇的特产“干炉”。这是一种艺术化了的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旅行干粮。死面做成,造型有类于豆腐磨,中心和边沿凸起,形成中心凸起,外环突出,呈一圆环,中心和外环之间自然形成环绕的内环。这是仿太极图的形状设计,寓意圆满吉祥,平安顺利地出行归来。如果说,关中人能把寸厚的锅盔烙熟而不焦的本事,那是由于几千年的把麯和酵

    头使用到家了,那么,陕北人运作死面的能力更胜一筹。由此可见随着渐变的过程,越近关中的陕北南部,属于麦黍文化的酵面技艺越发达。从洛川县和黄陵县的礼馍艺术完全可以与关中的礼馍艺术比美,只要看看每年清明节黄帝陵祭祖礼馍就可见一斑。(融图11:陕北旅行干粮-干炉;融图9:黄陵蒸面馍花)。

    融图11:陕北旅行干粮-干炉

    融图12:黄陵蒸面馍花

    四、多种风格凝聚成的七星庙和四合院

在中国的建筑居住类型上,南越巢居,北朔穴居自古而然,并因此而分成地上空间建筑的干欄式和地下空间建筑的窑洞。由于黄土的土质特点,宜于掘穴为居,又由于黄土高原地处高寒,窑洞又因保温隔热,冬暖夏凉的固有特性,所以窑洞作为一种居住类型并形成一种特有的窑洞文化而成为黄土文化的重要物质文化标示。而居于风沙草滩区的牧民和农民,或则居住在穹庐式的蒙古包中,或则住在柳把庵中。由于黄土文化和游牧文化在长期的交互中互相吸纳,所以就有了奇特的柳把庵和七星庙建筑。

柳把庵是拱窑的一种特殊形式,建筑学上的专用术语叫束条拱屋顶。主要集中在陕北市长城以北鄂尔多斯草原地区。这是一种与砖、石无缘的特殊拱窑。先是打墙,迨至平桩部位,上绷柳条把呈拱型。柳把系柳条捆扎成束,然后扳弯弧,两头绷紧固定在两边墙头。如此,一束一束地靠定绷过去形成拱洞,拱顶弧圈又间隔以椽和束条纵贯,与拱圈束条作十字交叉固定,草泥抹顶,拱洞两头砌墙或打土墙封实即成。柳把庵为农民和牧民的住宅,省工、省钱、顶轻、防震、保暖性能好。束条拱屋顶柳把庵其所以在鄂尔多斯南缘的长城一线大行其道,还和其建筑材料柳条就地取材有关。沙柳条长丈许,粗细宜于束条。沙柳又是防沙、固沙的传统植物,广植于毛乌素沙地。但沙柳有一个特性,那就是越斫越旺。长到一定程度如果不砍,则反倒枯死,所以是一种建筑材料和防沙、固沙两相得宜的材料。(融图13:巴拉素尤忠亮柳把庵拱顶;融图14:尤忠亮宅柳把庵户牖艺术;融图15:榆林小纪汗柳把庵外形和院落;融图16:主人向作者讲柳把庵营造技艺;融图17:榆林掌高兔村毛樃榔类蒙古包穹窿顶)

融图13:巴拉素尤忠亮柳把庵拱顶

融图14:尤忠亮宅柳把庵户牖艺术

融图15:榆林小纪汗柳把庵外形和院落

融图16:主人向作者讲柳把庵营造技艺

融图17:榆林掌高兔村毛樃榔类蒙古包穹窿顶

七星庙座落在府谷县孤山堡北门外1公里许的丘陵上。七星庙左右(东西)宽8米,前后(南北)入深6.4米,总面积51.2平方米。

相传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也有说建于宋代,但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明万历六年重修是的确的。本为昊天宫,是道教场所,供奉七位道教神仙,故又叫七星庙。后传说为北宋名将杨业与抗辽巾帼折(佘)赛花于此战地成婚而声名大震。古典戏曲《七星庙招亲》(《十塘关》)演绎的就是这段故事。

七星庙最具有价值的是正殿在建筑学上的民族融合文化意义。大殿屋顶为九脊歇山式,殿前过道为卷棚式。从外形看,完全是砖木结构的庙宇建筑;但从内部看,则别有洞天,墙底部为四周直立,中腰由四面变成八面,层层合拢,最后又由八面变为圆形收缩,一砖收顶,无梁无柱,故称为无梁殿。这样,就有了两层意思:一者外表为木结构房厦装饰;二者顶非拱洞而为游牧民族住的毡帐的穹顶式,即蒙古包;三者无梁无柱,渐次收缩,一砖收顶,又是砖拱窑的建筑原理。这样,就完全是窑洞和穹庐的巧妙结合,是民族融合文化在建筑学上的体现。因其型制奇特,风格别致,精磨细茸,技术精湛,成为我国研究民族建筑的宝贵资料。七星庙还反映在民间艺术中,民国年间曾发行过七星庙的年画,中日合拍的电视片《黄河》也对七星庙作了重点介绍。融图18:七星庙五脊殿单檐庑殿顶宗教建筑制式;融图19:七星庙腰部88角砖拱券蒙古包穹窿顶显示;融图20:七星庙正东腰54角显示;融图21:七星庙窑洞拱券与蒙古包穹窿式融合一砖收顶显示)

融图18:七星庙五脊殿单檐庑殿顶宗教建筑制式。

融图19:七星庙腰部88角砖拱券蒙古包穹窿顶显示。

融图20:七星庙正东腰54角显示。

融图21:七星庙窑洞拱券与蒙古包穹窿式融合一砖收顶显

但陕北人的居住形式是多元的。七星庙和柳把庵是蒙汉建筑的融合,陕北榆林城的民居建筑却又是别一样风景。以六楼骑街为中轴线,向两翼展开,是并联对称的小巷,小巷串起的院落是一座座四合院。这些四合院方正规整。复杂的四合院或前后串联而成两进院、三进院,或左右并联而成套院。这种四合院起始于明代,发达于清代,其型制完全与北京四合院相类。究其原因,是外放京官来陕北上任,从北京打底样仿造而成的,故陕北又称为小北京。所以陕北的民居又融合了京味的型制和风格。同时陕北城又出现了窑洞四合院,院内建筑是窑洞建筑而非房厦,这就又是黄土窑洞与京味四合院的结合。这种窑洞四合院不但存在于榆林城,神木县城就有非常大气的四合院。而米脂城作为富有特色的窑洞古城,城市建筑不仅以窑洞为主,而且在院落型制上又是四合院。渗透到农村,米脂县杨家沟马氏庄园、刘家峁姜氏庄园、高庙山常氏庄园均为窑洞,而由窑洞组合而成的院落格局,也完全是方型的四合院型制。据常氏后代常永刚回忆,说常氏家族在京津一带经商,常氏庄园是从北京打回底样建造的。所以说,无论是陕北城的房厦四合院、米脂城的窑洞四合院以至于农村窑洞四合院,都吸纳和融入了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具有京味特色。(融图22: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庭及正房;融图23: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厅;融图24: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镂空木雕春牡夏莲秋菊冬梅四季花;融图25: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门忠孝传家匾额)

融图22: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庭及正房

融图23: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厅

融图24: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镂空木雕春牡夏莲秋菊冬梅四季花

融图25: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门忠孝传家匾额

五、“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

陕北向来就是胡汉杂居、交汇、同化的多民族融合地区。也是在反复拉锯式的征战中多维化强制性文化传播的地区。战争是经济、政治的继续和延长,也是极痛苦的文化传播方式。

由于陕北地处边关,所以成为军事要塞,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筑长城以拒匈奴,就是中国最大的军事工程;修直道以驰援前线,就是军事后勤供给的保障系统,烽火台和驿站塘铺,又是军政信息交通传驿媒介。有史以来,烽火连天,杀声震地。西周时期,周人和匈奴族的一支猃狁在这里就发生过4次大战。《诗经》里就有关于周人和匈奴先民猃狁作战的诗句: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不居,猃狁之故。这是陕北地区长城一线华夏先民分支之间兵事纠葛最早的文字印记。秦代,白狄、赤狄和戎族之间在这里征战不断,秦末建立了狄国。汉代,中央王朝和匈奴之间征战与和亲交替,又迁新缰和田的龟兹人于长城脚下。晋代,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内迁,杂胡源源入塞者凡二十余万,这里成为汉、匈杂居之地,出现过一段四夷宾服凑集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在较为缓和的气氛中,各族文化互相影响,共同促进生产的局面。不久又有了五胡乱华的动荡。其后几年中,铁弗族的赫连勃勃在这里的统万城建立过夏国,元昊曾称帝号大夏。其间的西夏则既一面接受契丹的封号,又一面称臣北宁。蒙族的成吉思汗由北向南长驱直入,建立全国性的元朝统治。金鼓军马声犹闻,山河尽赤血染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是各民族征战杀伐的真实写照。

陕北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自黄帝时的炎黄两氏族联盟通婚始,夏、商、周时以及以后,民族迁徒异常频繁。在流迁方向上,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亦有内地汉族的外移;在迁徒方式上,有通过征服、和亲、流放、徒民实边,戍边军人和筑墙劳工滞留等急剧的强迫性、半强迫性的政治、军事原因,也有和平时期作为谋生手段的下层人民无奈的自觉迁徒。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自战国始,迄于明代,先后有猃狁、龟兹、突厥、大戎、小戎、之戎、胸衍戎、山戎(即稽胡匈奴)、白狄匈奴、赤狄匈奴、屠格匈奴、铁弗匈奴、南匈奴、北匈奴、拓拔羌、折掘羌、野利羌、烧当羌、党项羌、慕容羌、宇文羌,吐谷浑羌以及鲜卑、羯、氐等几十个少数民族各支系内迁长城以南的陕北地面,并无缘无故地消逝,实则融入汉民族中。总结起来,有下列几种迁迁徙流动方式:一是军事征服涵化。最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北朝十六国各民族的相互征服掳掠,二是政治改革涵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魏孝文帝自上而下推行的衣从汉服,改姓汉姓和学说汉语、汉鲜通婚等一系列举措;汉代和明代的徒民实边政策以及各朝各代的和亲、流放,都是以行政行为推行民族涵化。三是走西口下老山的人口机械流动。四是和平融入。最典型的是稽胡在陕北和黄河对岸的山西离石一带落户,并自觉自愿地融入汉族中,从而脱离了奴隶社会,和平长入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多次的经常不断地多民族人种融合,形成了现代的陕北人,即《魏书》上所说的杂类

这种多民族融合成份在姓氏中有明确的反映。姓氏上面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往往是难以改变的。如今,陕北人中的有些少数民族姓氏还比较容易识别,如呼延、赫连、宇文、慕容、尉迟等。还有常见姓氏,如薛、侯、慕、费、折、艾、白、米、康、石、兰等,尽管已和汉族姓氏没有什么区别,但只要考诸史籍,稍加分辩,仍能追溯其来龙去脉。《魏书官氏志》载,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令鲜卑人改称汉姓:拓跋氏改姓元,叱干氏改姓薛,费连氏改姓费,若干氏改姓苟,口引氏姓改侯,去斤氏改姓艾,贺赖氏改姓何等等。匈奴在迁入内地后,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须卜氏改姓卜,丘林氏改姓丘或林。4(4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05-3015)

这种人种上融合的结果是,以优生优势形成了以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为标志的体质优势和智慧优势的陕北人。

    总之,各少数民族经过或则征战杀伐,或则友好共存,经过走西口徒民实边等人口的机械流动和像北朝十六国军事征伐涵化的人口强迫性流动,以及像稽胡那样在陕北落户及至隋唐之后的全面消逝,又是和平融入的涵化典型。这种民族融合酿就了体魄强健、吃苦耐劳、聪颖灵秀的陕北人;而由这种融合的人创造的以长城为纽带的边塞文化,就具有了多民族融合的性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化,又丰富了这种文化的内容。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元素,为民间风俗文化旅游提供了最好的物质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崇武尚勇的边塞文化气质

陕北长期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雄强骠悍,崇尚武勇,娴于弓马骑射。《日知录》谓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射。在融入当地农耕民族后,其骠悍的民族气质仍对这个地区的风尚发生深刻影响。这些,史籍中多有记述。《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5(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4)《隋书·地理志》: 安定、北地、上郡……其人性犹质直然尚节俭,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 6(6)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7)

《宋史·地理志·陕西路》: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陕北各府县的地方志中也有类似记述。陕北府,习弓马,好战斗。”“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陕西延绥镇志》)水甘土厚,风气冲和。密迩边陲,多喜射猎。(《神木县志》)葭州好尚武力,守望相助。(《葭州图经》)

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当年的朔方陕北府由于边关戍守,征战杀伐,养成了以鞍马射猎为能事的劲悍尚武力尚忠勇尚武节等骠悍的边塞民性。由于汉时良家子以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故名将多出焉 这种“汉时良家子”不断地“以材力为官”的“武官”仕途延及后世而形成传统,历史上的杨家将、韩世忠、李自成等,就是地地道道的忠勇将帅之才。

而神木杨氏家族最为典型。古麟州杨氏家族自杨弘信始在麟州兴起,并成为雄霸一方的地方土豪而控制麟州。

宋代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说:

君讳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一方。其曾祖讳宏信,为州刺史。祖为重勋,又为防御使。太祖时为置建宁军于麟州,以重勋为留后。后召以为宿州刺史、保静军节度使。卒赠侍中。父讳光以西镇供奉官、监麟州兵也,卒于官。君其长子也。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77《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见姬若的日志-网易博客- blog.163.com- 2006-11-25

这是欧阳修对杨氏家族“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一方”,以宗族、亲友、乡亲的形式“扎堆儿”形成链条和气候的客观描述,也是典型例证。

基于这种边塞军旅基因,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交汇中,又砺练出了长城两侧人深层次的情感底蕴――淳朴、善良、憨厚、实在的个性特质;耿直、正义、疾恶如仇的品性;安贫乐道,豁达大度,甘于清贫,不存分外之念,不贪分外之财,不享分外之福,固守做人的本分的平和心态;蔑视权贵,嘲弄豪门的叛逆心理;公平、公正、厚道、讲原则、讲良心、讲信义、坦荡赤诚的人际关系原则等等,这些自古就有的人性特质在他们孕育创造的陕北边塞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构成了陕北文化淳厚的情感底蕴。

但质朴得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边鄙之人,地广人稀,人们语言交流较少,思想的口头沟通木呐,加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清·王培芬《七笔勾》),乏于教化,思想表达多赖肢体语言。往往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羸弱妇女则服毒上吊,饮恨黄泉;鲁莽壮汉则大打出手,以至于酿成人命案子。发生的所谓“抢亲事件”,刷新了传统意义上的“抢亲”风俗类型,以莫名其妙的令人无所措手足的感觉一时成为新鲜事;几起抢银行大案、震惊中外的“马坊爆炸事件”案都是典型的歹徒们丧心病狂、失去理智、不计成本的恶性事件。榆林有一个特殊的术语表述此类人的存在——“绿”或“绿格硶硶”,这是由“绿林好汉”演化而来,对本土民性一个类型的概括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七、同为二句头的信天游和蒙族爬山歌有亲缘关系

信天游原名顺天游。顾名思义,是随意、放纵、漫无边际地自由游走咏唱。信天游诗歌歌词配上曲调就产生了信天游山歌。这种山歌歌词无拘无束,可长可短,完全由歌者的兴致和嗓音条件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曲调舒展高亢,信天而游,漫天张扬,极富黄土地的壮美和广漠草原野性美,对信天游山歌的追根溯源,可以从原本上把握陕北民歌的地域性风格、色彩及其艺术价值。

1)内容上,信天游是生离死别解忧愁的歌

信天游多反映的是长城沿线及两侧的生活,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我跟上哥哥走包头跟上哥哥走草地打发哥哥走口外拔起沙蒿带起根你给妹妹掏上一背干沙蒿”“赶牲灵走西口脚夫调等等。从其中明沙包头草地口外沙蒿西口脚夫等看,多为大漠边关环境的人、事、地、物产,又多以陕北边关的脚夫行旅,为谋求生存走西口的人口流动,羊倌草地放牧生活、爱情等为题材,又多以离愁别绪为主题。

信天游饱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苦难中产生的精神压抑感,通过信天游悲壮、豪放的呼喊得到精神上的自我慰籍。因此,俗语说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心里麻烦由不得唱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因苦而唱,为愁而吟,信天游歌声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少的伴侣。

2)形式上,信天游是在广漠边塞环境中产生的歌

信天游音调的旋律线条跌宕起伏,却又婉约迂回,形成对比,这种对比首先与信天游诗歌的艺术手法密切相关。信天游的核腔是调式骨干音三音列,徵调式粗犷、豪放,羽调式婉约秀气,商调式刚柔相济。不同调式交替、交叉,使同一首歌呈现不同调式色彩对比变化。

散节奏和跌宕起伏、委婉迂回的施律线条是信天游的重要特征。这与陕北北部语言的表达方式密不可分。如居住在沙漠或山沟里的邻居间传递消息,行走在古道上赶牲灵的脚夫前呼后应,或站在广漠草原的羊倌吆唱羊群,都需要远距离呼喊并拉长语言节奏,才能使声音传送给对方。如遇风沙天,更需要提升语调高声疾呼,才能使声音断断续续传给对方。这就形成了人们野外交谈时,语调起伏度大,词组间拖腔长,虚词衬字多,节奏自由等特点。其旋律线条,也就起伏连绵或大起大落,与地貌给人的视觉形象极为相似。这是民间艺术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特征。

信天游是原野民歌,贴近这种野外生活语调,就使它具有了山野味。信天而游、回荡旷野的高音区延长音,是其情感渲泄最强烈之处,也是其粗犷豪放的歌风的聚会点。

从其表现形式的关联上讲,有两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元素。第一点,它与《诗经》的纵向传承关系。《诗经》是先秦民歌,它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作为四句头民歌,往往采取的前边兴起、打比方——比兴,后边才咏唱具体事物或抒发情感——赋。信天游继承了这种赋比兴手法而发展变化成二句头民歌。头一句比兴,第二句赋,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一句比兴一句赋是也。由此可见,先秦民歌的的总集《诗经》在表现手法上和信天游是传承关系。又由此可见,信天游源头之久远。

更应引起特别注意的是第二点。二句头民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节奏的民歌。在中国,二句头民歌只存在两种,一种是汉族的信天游,一种是蒙古族民歌爬山调,两者均流传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和陕北长城一线的风沙草滩区一带。无论从内容或形式看,都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这可看作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通过横向传播而互相交汇吸纳的关系。也就因为这种亲缘关系,更证明信天游是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的的产物。再从挖掘、搜集、整理的具体事实讲,20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人搜集过信天游。只有在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向民间学习的口号下,恰在靖边县长城脚下一个小学任教的李季,为这种民歌样式所震憾,专事搜集,受到来三边采风的诗人艾青的鼓励,于是就有了《顺天游三千首》的非常宝贵的原始搜集文本。后来李季又以信天游二句头民歌的样式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当时,延安是下乡采风的策源地,何以延安没有搜集到信天游,反而在陕北的三边草滩、长城地区搜集到了?再与爬山歌联系起来,基本上可以确定,信天游的源头在长城一线的三边。所以,信天游作为民歌的一种,是融合文化的活化石,是。至于后来的横向传播,全国各地传唱,那是

八、从贱民“龟兹”乐户融入陕北平等社会地位的程度看融合的演化

从贱民“龟兹”乐户融入陕北平等社会地位是一个涵化典型的个案,剖析其陕北语境下的融合演化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

在各种贱民中,乐户居于最为突出的地位。乐户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取乐的人户,又叫“乐人”,在陕北就叫“龟兹”。他们身份低贱,为人轻视。“良贱不婚”的法规,使这些乐人不能与良民通婚,世代相袭贱民乐人有鲜明的职业特色,有长久持续的历史,更有复杂多种渠道的来源。一是古时犯罪的妇女或犯人的妻女。她们没入官府,充当官妓,从事吹弹歌唱,供人娱乐。《魏书.刑罚志》:“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88[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88页)隋书.裴蕴传》:“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99[]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74-1575页)。二是民间乐手,如《清稗类钞.奴婢类·喜婆》所言:“绍兴有堕民巷者,居方里,男为乐户,女为喜婆。”三是少数民族入籍落户于内地以演奏音乐为职业者,如“龟兹”。四是原为良人,因为各种原因,生活无着,以此为谋生手段者。在陕北,“龟兹”最为典型,也就是寻常人们歧视叫法的“吹手”、“吹鼓手”。吹鼓手职业所用乐器是唢呐。唢呐,俗称喇叭,“唢呐”二字就是波斯原来乐器的音译。西晋时期开凿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演奏唢呐的绘画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岗石窟中也有唢呐的雕刻形象。 

在现在的国乐团、民族乐队中唢呐也是很重要的乐器。唢呐不但用於独奏,也用於戏曲歌舞伴奏

唢呐受到民间大众的欢迎,和历史上红白喜事即婚丧两件人生大事须臾不离有关。波斯唢呐经西域延丝绸之路传入内地历史久远。陕北的吹鼓手和他们执以演奏管乐唢呐由迁来榆林城郊古城滩的龟兹族带到陕北扎根落户。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民族融合文化遗存。一是唢呐音色高亢嘹亮,陕北要么地处大漠,要么沟壑纵横,极适合于广场旷野演奏。加之红白喜事需要的正是直接的、浓烈的气氛表达,所以唢呐作为吹奏乐在陕北特别发达。历经千年以上的艺术熏陶,由陕西省绥德县、米脂县联合申报、编号Ⅱ-37绥米唢呐,获得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殊荣,是融合文化的见证。

()对吹手龟兹乐人的歧视表现。对吹手龟兹乐人的歧视普遍存在于陕北各地,犹以陕北南部为最。在宜君、黄陵、黄龙、洛川、富县、宜川等地面,对于乐户的歧视自古迄今,一仍其旧。“龟兹”被称为“乐人家”。他们在下列几方面被备受歧视:

1、在贱民中,“乐人家”居于首位。有口号称“一不学龟兹,二不学戏,三不学待诏把头剃。”如上所述,历史上也有原为良人,因为各种原因,生活无着,以此为谋生手段者,一旦加入龟兹吹唢呐,即被认为是本族的奇耻大辱。族议决定将其“出户”。具体的规定是:不能同族祭祖;不能按正常辈分称呼族人;死后不能埋入祖坟;不能上族人的“影”(即描绘祖先的布画像);不能写入宗谱。可以说人见人弃,抬不起头。

2、“过事”雇请的乐人或一班,或两班,不能进入宴会场所演奏,或在院子一隅,或由主家搭一简陋席棚以避风雨。

3、宴会上什么饭菜,也给乐人家上什么,等同对待。而必须上双份。龟兹吃过之后的头一份残羹剩饭,不分主食荤素菜肴,混搅倾入布袋中。多给的一份也悉数裹挟而去。这就是“龟兹没脸,连吃带撼”的来历。令人纳闷的是,这些混搅的饭菜居然无论冬夏,挈之归家无一发馊变质,问乐人,笑而不答。所以百姓间传说这是皇上“咒”过的,也是朝廷定下来的对龟兹乐人的补偿。

4、“良贱不婚”。没有人企图突破其藩篱。所以,在乐人家之间,因为择偶问题颇费心思。光因年龄的选择,有时远嫁他乡,如关中东府诸县的乐户。

5、虽然自1949年以后,在官方采取一切措施扭转对乐人的歧视,同样可以上学,可以参加工作当干部。但在民间不起多少作用。比如,弟兄二人,一位当过镇长,但他娶的媳妇仍是乐人家出身;弟弟年轻,在上学时虽然大家不说什么,但背地里相互传话,都知道他是乐户的后代,不愿与其为伍。为避免歧视,他远走外省谋职。这种情况至今无多改变。人们仍指某某村的某某姓是“龟兹家”,寻常人家与“龟兹家”泾渭分明,除非极其特殊情况发生。

()在陕北北部,乐户受歧视也是客观存在,但歧视的程度大为消减。龟兹融入北平等社会的几率有一定的改观。

1、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气氛打转换,乐人受歧视的程度有转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北部成为抗日根据地。1941年音乐家吕骥主持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广泛搜集包括唢呐在内的民间乐曲, 1943年,鲁艺音乐家组成河防慰问团从延安北上清涧、绥德、吴堡、佳县一带搜集了唢呐曲和民歌。1942年之后,鲁艺组织下乡搜集民间歌曲,一路北上在绥德分路。公木、刘炽西去子洲;孟波、于蓝、唐荣枚北上米脂、佳县一带。他们采集了大量民歌,既录词又记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陕北乐户的唢呐曲牌就是这时被发现和记录的。从此乐户作为民间艺人,唢呐曲作为民间艺术而受到重视。虽然乐人仍被歧视,但歧视的程度大大削减。

2、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极其困难的时期,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和工分里,没有一分钱的交换自由,每遇红白喜事,吹手赶事情,虽然收入菲薄,但毕竟赶事情也能混口饭吃,又有现金收入。所以乐人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寻常人家,一些中下家庭愿意把姑娘嫁给乐户,从此之后,“良贱不婚”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打破了。

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大众生活水平改善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加上《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10部的出版,非遗的深入调查,陕北唢呐获得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殊荣。人们从观念上把唢呐曲当做艺术来看,把龟兹艺人当做民间艺术家来对待,比如佳县的康家唢呐班就是这样的艺术班底。

4、改革开放以后,在吃公家饭的的干部群体中,在知识分子中,吹唢呐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是一种业余艺术爱好,一种艺术享受,一种休闲、锻炼方式。因为这个原因,家庭院落,广场秧歌伴奏,上百人的唢呐合奏都曽有过。如此,近数十年唢呐班雨后春笋搬到遍地开花。他们或自乐,或赚钱养家糊口,悉听尊便。而“龟兹扬把子”民间剧种则在佳县一直是活跃农村文化活动的一支主要文化团体。

()龟兹乐人融合之难,而龟兹乐在陕北融合之易,从两个相反的层面表现为二律背反的典型个案。

1、乐户歧视从北魏一直延续至清,唐宋朝时封建理学观念的建立,乐人被认为是三教九流中的低等且无法拥有选择和改变身份的的权力。直至雍正皇帝即位后才将乐户的贱籍制度加以削除。这种除豁之举并未使乐户获得良民的地位。虽然雍正的除豁令是一种行政命令,应当说相当管用,但一方面是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没有相应的改措施,所以相当一部分乐户并没有立即改变原来的“贱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下层民间的习俗不受法律约束,只能独叹奈何了。所以龟兹乐人歧视孑遗,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龟兹乐人为贱民的地盘。由此可知,社会地位的改移的顽固性。

2、所谓中原农业半农业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熔铸而成的陕北融合文化,在地理位置上,中原农业半农业文化居南,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草原游牧文化居北。固然中原农业半农业文化更成熟,但封建的自给自足文化居功自傲,抱残守缺的保守性更为浓烈。而草原游牧文化的游走性质和向往先进文化的诉求更需要现状的革新。所以从南到北,歧视状况渐次弱化和减少,龟兹文化融入陕北文化之中的成分和质量更加浓密。

3、虽然陕北南部仍顽强地固守着贱民的地盘,龟兹乐的操持者未融入平民群中,但毕竟从西域传来的龟兹乐却被融合到这些地面的音乐殿堂里。艺术上的涵化融合最为及时、彻底、展脱,以致在不断地发展中登上音乐殿堂,一跃而获得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殊荣,是融合文化开出的奇葩。也是融合较好的见证。这种温顺谦和的融合涵化过程是极其顺溜的,堪称融合的典范。

4、文化传承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能在自身的发展中合理地变异,行政措施不能代替文化的传承和变异。

关于“龟兹扬把子”,后文作为一节将要专讲。

 

1·2第一章第二节农业半农业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熔铸而成的陕北融合文化注释目录:

1 []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7页。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5页。

3王强模译注:《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4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05-3015页。

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4页。

6[]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7

7《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见姬若的日志-网易博客- blog.163.com- 2006-11-25

8[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88页。

9[]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74-1575

 

1·2第一章第二节农业半农业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熔铸而成的陕北融合文化插图目录:

融图1:汉代铁犁铧-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融图2:米脂画像石“单犋”牛耕图-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融图3:米脂画像石“双犋”牛耕图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3页。

融图4:绥德画像石双犋点子牛耕图-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9页。

融图5:舂米、捣糕的碓

融图6:秋收脱粒打连枷。

融图7:赤牛洼博览馆藏没面老羊皮袄。

融图8:赤牛洼博览馆藏毡窝子。

融图9:周家墹百年记忆展览馆藏毡窝子。

融图10:陕北铁锅炖羊肉。

融图11:陕北旅行干粮-干炉。

融图12:黄陵蒸面馍花

融图13:巴拉素尤忠亮柳把庵拱顶。

融图14:尤忠亮宅柳把庵户牖艺术。

融图15:榆林小纪汗柳把庵外形和院落。

融图16:主人向作者讲柳把庵营造技艺。

融图17:榆林掌高兔村毛樃榔类蒙古包穹窿顶。

融图18:七星庙五脊殿单檐庑殿顶宗教建筑制式。

融图19:七星庙腰部88角砖拱券蒙古包穹窿顶显示。

融图20:七星庙正东腰54角显示。

融图21:七星庙窑洞拱券与蒙古包穹窿式融合一砖收顶显示。

融图22: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庭及正房。

融图23:神木城白家四合院主厅。

融图24: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镂空木雕春牡夏莲秋菊冬梅四季花。

融图25:神木城白家四合院槅扇门忠孝传家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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