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纪元  整理

杜斌丞，原名丕功，1888年5月10日（农历三月三十日）出生于米脂县城隍庙湾3号，父亲杜自敏，有子四人，斌丞排行第三。1895年，杜斌丞入本城私塾读书；1906年，进绥中学堂读书；1907-1911年，在三原宏道书院学习，受到主讲朱佛光民主革命思想陶冶；1913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史地攻读。在此期间，他认识到中国历经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但并没有改变封建落后制度和半殖民地性质。于是便开始与崇拜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清涧人惠有光频繁接触，主张除了联络各方武力，参加反北洋军阀的战斗外，还应从培养人才出发，积极倡导教育救国，御外强国。1917年7月毕业后，应陕西教育厅及榆林道尹王健之聘，抱着炽热的教育救国宏愿，立志“开拓新的处女地”，“开创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风”，毅然返回陕北榆林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是年，任榆林中学校长。

二

1917年至1921年，姬伯雄、谢子长、刘志丹等相继考入榆林中学，受到了杜斌丞进步思想熏陶。1921年底，在杜斌丞的支持下，榆中学生罢课3天，在校内外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1922年夏，杜斌丞又支持李子洲等人进行联名请求，使陕西当局把第四师范设在绥德。在榆中任校长期间，杜斌丞团结师生，以振兴中华，“舍我其谁”和“力挽狂澜”的革命精神，激励同仁，推进德、智、体并重的办学方针，对新文化潮流、马列主义学说兼收并蓄，推崇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为国家造就人才。还选聘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和进步人士李鼎铭等执教。多方筹集经费，扩建校舍，购买图书仪器等，改善办学条件。陆续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革命志士。他无私奉献，克勤克俭，自俸月薪50元，而给优秀教师支付150元。他借回家机会，广泛联络有识之士，热忱支持创办陕西省第四师范、延安第四中学、米脂三民二中等学校。

1922年，坚持5年之久的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陕西靖国军，终于失败解体。第三路一支队司令杨虎城，为了保存西北“革命火种”，一面护送总司令于右任前往广州，向孙中山请示，一面率领所部数百人马，拒绝北洋军阀收编，冲破重重阻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榆林一带，暂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防区，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步兵团。

对于这种虎落平川、寄人篱下的生活，杨虎城倍感惆怅、苦闷。仲冬一日，杨虎城慕名拜访了杜斌丞，两人一见如故。杜斌丞对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靖国军旗帜，反对北洋军阀的立场十分赞赏，对杨目前的处境表示同情，对他的下一步打算也甚表关切。此次拜访，杨虎城对杜斌丞的人品、学识和眼界十分钦佩，相见恨晚。杜斌丞还向杨虎城讲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数了晚清皇帝、袁世凯北洋军阀、八国联军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讲述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蔡元培的学术思想，分析了靖国军失败的原因，介绍苏联十月革命，赞扬了工农革命等。杜斌丞还向杨将军建议，要革命就必须建立训练有素、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杜先生的知识和见解使杨虎城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仿佛在沙漠中看到了“绿洲”。

杨部在陕北经过一段时间休养和训练后，军政素质大大提高，实力日益增强。不久，井岳秀部下趁机煽风点火、制造谣言，声称“杨虎城来意非善”，致使井岳秀对杨虎城心存戒备，生怕杨虎城羽毛丰满后鸠占鹊巢，喧宾夺主。当时在榆中的杜斌丞得知此情后来到井府，委婉向他作解释说：“虎城有虎气，胸有大志，非池中之物。虎城只是暂退于此，对陕北这个地荒民贫的小地方，他未放在眼里。”井岳秀一贯相信杜斌丞的为人，方才消去疑虑。杨虎城知道此事后，深为感动地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斌丞先生，真乃陕北人杰。”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赶走溥仪，成立国民军，井岳秀擎旗响应，就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杜斌丞通过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极力鼓励杨虎城抓住时机，顺应潮流，顺乎民意，挥师南下，返回关中，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出陕。杜斌丞从中斡旋，说服井岳秀授予杨虎城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5年初，杨虎城终于率部浩浩荡荡进军关中，告别了他近3年之久的塞上蛰居生活。

1925年10月，杜斌丞组织了陕北第一次中小学运动会。同年秋，离榆外出考察，指定孙逾生代理校长。这时榆中第二次闹学潮，斗争矛头直指军阀井岳秀。1926年，榆中第三次闹学潮，杜先生闻讯回榆中，平息了这次风波。1927年春，杜先生受大革命影响，不满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军阀统治，与地方当局矛盾激化，辞去榆中校长职务。办学10年，功绩卓著。

1926年底，米脂县的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积极倡议兴办中学，杜斌丞极力赞助和热情支持，通过杜斌丞先生的积极活动，取得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同意后报经西安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省教育厅立案，在米脂兴办中学，经杜斌丞先生推荐，由杜立亭担任校长，于1927年4月13日成立"米脂县立初级中学"，开学时举行了开学典礼。1927年下半年，井岳秀将"米脂县立初级中学"改名为"三民第二中学"。直至1929年7月因井岳秀停止拨款被迫停办。这一期间，三民二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其中有刘澜涛、马文瑞、常黎夫、张汉武、朱敏、尤祥斋等。

三

1927年2月，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了“西安解围”庆祝活动和陕西各界举行的追悼李大钊大会，出席了冯玉祥的军事扩大会议。“四·一二”事变后，杜斌丞对国内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从此，自觉“站在长城线上”，拥护共产党，至终信守不渝。同时通过关系将自己的长子杜鸿范和榆中进步学生送往神木高志清部，使他们参与了“神木兵变”活动。同年，杜斌丞离开西安，取道山西到武汉、南京、上海考察政情，后到天津。

1928年至1930年，杜斌丞寓居北京，与杨虎城一道参加恭谒孙中山灵柩典礼。除协助勘测陕西水利事业，赈济陕北灾民等活动外，精心读书，研究国事。期间，河北省主席徐永昌邀请他出任职务，被他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由婉言谢绝。同年夏，刘澜涛、张德生、马济川等被捕关押，经杜先生营救出狱。

1930年秋，爱国将领杨虎城摆脱重重困境，率其部十七路军由豫返陕，主持军政，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统帅千军万马，掌握着省府大权。但他不忘昔日患难时的知己，迷路时的指路人，立即电邀正在北京的杜斌丞先生回陕共事，协助自己决策军政要事。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杜先生，即刻应邀返陕。自此，杜先生便以省府“高级参议”的身份成为杨虎城将军的重要决策者，与杨虎城开始了合作共事的新时期。在杨虎城同蒋介石对西北地区展开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杜先生以一名政治活动家的恢弘气魄和卓越的斗争艺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回陕后的杨虎城，对蒋介石姑息迁就日军侵华行动以及纠集10万大军“围剿”江西红军、排除地方异己势力、控制分化抗日爱国军队等行为十分反感，担心十七路军今后的前途。杜斌丞以政治家的目光和胸怀，纵观全局，向杨虎城建言：“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西北军与红军）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十七路军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杜斌丞的“大西北主义”，他把这些主张概括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抵御日寇”。这一战略主张，获得了杨虎城和孙蔚如及其决策圈内人士的赞同。

杜斌丞出任杨部总参议期间，为了使十七路军避免重蹈覆辙，他经常提醒各级将官“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尤其在陕西遭旱灾之际，建议聘请水利专家李仪祉出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兴修“三惠渠”水利工程。

杜斌丞是“大西北主义”的倡导者。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于1931年7月，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份，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甘肃等地，同地方实力派建立关系。同年11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四川窜入兰州一带，企图与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勾结，阴谋进取陕西，被杜斌丞入甘后一举粉碎，“定西”一战，歼敌4个师。众军阀很快脱离了保安司令，积极响应陕军。孙蔚如在甘肃任宣慰使后，杜斌丞任宣慰使署秘书长，开始共同治理甘肃军政。孙蔚如入兰州后，杜斌丞总理甘肃政务，给杨虎城发电提出稳定政局、统一政令的十条措施。这十条措施是：一、豁免苛捐杂税；二、严格用人；三、规定文官俸给；四、清理财政；五、考察政治；六、实行清乡；七、遴委县长；八、取消闲散机关；九、改组前府；十、筹办营业税。

1932年4月，蒋介石觉察到杨虎城、杜斌丞搞“西北大联合”活动后，十分不满，免去了杨的潼关行营主任之职，并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杜斌丞为秘书长职务时，杜斌丞坚辞不就，以腿病为由住进兰州天主堂医院。蒋介石限制杨虎城在西北的活动，蒋、杨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正在兰州的杜斌丞审时度势，回到陕西为杨虎城拟定了暂让出陕西于蒋，以麻痹其西顾之心。十七路军指挥部移驻兰州，分兵于甘、宁、青三地。孙蔚如率十七师驻新疆，这样，军跨四省，可为它日之革命根据。但不久，因时局动荡不定，杜先生的这一方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年，刘志丹任甘肃军阀苏雨生旅的团长，驻旬邑职田镇集结失散革命人士，打击当地豪绅。引起了豪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借机煽动苏雨生，说刘志丹是共产党。苏雨生在彬县缴了刘志丹的枪，将他扣押在牢房，声言要杀他。

杜斌丞获悉后，立刻致电十七路军总部，申述事因真相，并对苏雨生说：“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同时，亲自去彬县，督促苏雨生释放刘志丹。经杜先生竭力营救，刘志丹被释。杜斌丞解囊相助，赠他银币50元，手枪一支，鼓励他增强信念，坚持革命。自此，刘志丹领导建立了红二十六方面军和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同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西进至陕南、川北，开辟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便把陕南的嫡系胡宗南师和驻天水的孙蔚如部对调。从此，杨虎城的势力全部退出甘肃，被推到“剿共”前线与红军交战。在这严峻关头，杜斌丞高瞻远瞩，指出这是“一石三鸟”的阴谋，建议杨虎城、孙蔚如不可上当，果断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得到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杜斌丞亲自举荐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共产党员）担任“秘使”，出使川陕边，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

当时正在汉中孙部的武志平，接到杨虎城要他“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的亲笔信，经请示党组织同意，便于1933年5月11日，怀揣着孙军长亲笔书写的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绫书”，携带一些军用物资和药品，秘密到达红四方面军总部。6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发出宣言，即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武装民主三个条件下，愿意与国民党停战议和、共同抗日。为此，杜先生立即响应，与武志平等人多次交换意见，分析形势，准备建议杨、孙同红军打通关系。在杜先生的大力协助下，十七路军驻汉中部队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

1934年秋，杜先生与刘志丹、李象九商定，把黄龙山区的进步武装交李象九率领，进驻甘肃庆阳，与被收编的绥西二团骑兵会合，作为甘陕苏区的外围。后来该部经刘志丹派军接应进入苏区编入红二十六军。

1935年夏，张学良率东北军开进潼关，由于内部原因，张与杨产生矛盾，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蒋介石借机利用矛盾，使双方互相牵制。杜斌丞识破此阴谋后，当即向西北军和东北军提出“联合则生，分裂则亡”的建议，并主张“西北人民要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这一主张获得两军将领的普遍响应，从而促成了张、杨的合作共同抗日。在东北军的地下共产党员刘澜波说：“真正首先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的是杜斌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选派曾在十七路军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汪锋，带着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亲笔信前往西安，争取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共同抗日。在信中，毛泽东赞誉杜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汪锋到达西安后，把信交给杨虎城，并来到湘子庙街杜斌丞家，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问候，杜斌丞激动不已，并向汪锋详细介绍了十七路军目前发动陕南战役“破坏”互不侵犯协定，警备三旅旅长、中共党员张汉民被红二十五军错杀后，对红军产生怀疑的迹象。杜斌丞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做工作，尽力促进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经过杜斌丞从中斡旋，终于使杨虎城消除了对红军的疑心，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杨虎城干脆把十七路军与中央红军联络之事全权交由杜斌丞负责。1936年8月13日，党中央又派张文彬到西安建立红军联络站，携带毛泽东给杜斌丞的亲笔信。在信中，毛泽东讲道：“大好河山，危险万状。……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力……。”杜斌丞看了信后，即刻建议杨虎城委派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分署秘书，帮助张文彬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站，在通往陕北的沿途要卡，设立了秘密联络点，使陕北中央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的联系渠道通达畅顺。从此，杨虎城向陕北送去大批物资和补给品，联共抗日步入实质阶段。

四

1936年12月，杜斌丞为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起了牵线搭桥、扫除障碍的作用。期间，杜斌丞向杨将军建议，“三方联合，红军为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团结各方爱国人士”。杜斌丞受杨将军之命，就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代表杨虎城多次参加由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联合召开的重要会议。作为一方代表的杜斌丞积极周旋促进，并协助张、杨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政治、组织、民政和稳定局势等方面处理了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为巩固三位一体局面做了不懈努力，表现出了识见超卓、韬略恢弘的政治家风度，受到各方人士称赞。周恩来在西安期间，多次与杜斌丞在大谷庄单独晤谈，交换意见。交谈中，杜斌丞表明了自己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心迹。

蒋介石被扣后，一时间古城一片“杀蒋”之声，政治设计委员会内部主张不一，意见莫衷一是。杜斌丞力排非议，主张要听听中共代表的意见后再作决定。周恩来讲了中共“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后，杜斌丞当即说：“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在12月23日政治设计委员会议上，杜斌丞极力主张要有“具体保证”才能放蒋，说出了杨虎城的心里话。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杜斌丞得知后，不无遗憾地说：“窦尔敦放黄天霸，黄天霸不放窦尔敦。”果然，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监禁起来，关押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西安事变”后，杜斌丞担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推行张、杨的“八项主张”。

1937年6月28日，杨虎城被迫出国，杜斌丞去机场为他送行。尔后，按照杨将军“守住十七路军的这个摊子”的嘱托和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建议，为十七路军的生存、发展和进步，与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多次商讨，研究如何巩固建设和教育部队等一系列问题。他一再叮咛孙蔚如要领导好新改编成的三十八军，加强与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坚持抗战到底，不要辜负杨将军的期望，要做“保卫国家的军队”，不做“害民的土匪”。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旧部先后走上了抗日前线。杜斌丞又去前线看望部队，鼓舞官兵的抗日士气。他还利用关系使大批共产党员进入这支部队，成为骨干。后来，这支部队在赵寿山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有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五

1938年，蒋介石派胡宗南登门拜访杜斌丞，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被他断然拒绝。是年秋，蒋介石令嫡系蒋鼎文取代孙蔚如，杜斌丞遂辞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任省政府委员，还将自己女儿杜瑞兰由西安送到延安参加革命。同年，河南遭灾，灾民涌向陕西。经杜斌丞建议，省政府建立垦务委员会，使灾民生产自救。1939年1月，米脂织女渠千余民工选派代表赴省城请求拨款，有关部门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要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罪抵押代表。杜闻讯后，立即出面周旋，终于救出民工，争取到资金，修通了织女渠，使绥米无定河川变成水地。

1940年6月，杜斌丞断然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深居简出，精读毛泽东著作。

1941年，他第一次赴西南，到桂林、重庆，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民主政团同盟”组织。

1943年，根据周恩来建议，杜斌丞和杨明轩促使《秦风日报》、《工商日报》改成联合版，使之成为西北民盟总支的机关报。第二年，受周恩来委派，前往昆明、成都等地进行抗日民主活动。10月，与杨明轩等人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发展盟员1000多人，遍及陕、甘、宁、青及晋南地区。

1945年，蒋介石在重庆一再接见杜斌丞，并许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高官，都被他断然拒绝。2月，杜斌丞参与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同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杜斌丞被补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为了宣传民主，推动工农、妇女等群众运动，他编辑出版了《新妇女》杂志。

1946年1月，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了旧政协会议。2月8日由渝返陕，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谈话，表明他决心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并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实施民主宪政的险恶用心，指出：“今日之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正汹涌潮湃，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他在谈话中还要国民党政府释放张、杨，实施宪政。这一公开宣言，社会反响强烈。5月15日，当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传来，杜先生痛斥国民党特务罪行，大声疾呼：“李公仆、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不能毁灭真理！”蒋、胡对之嫉恨更深，该报被封。６月，杜先生遭国民党软禁。期间，马文彦从重庆回西安，向杜先生转告周恩来的话，要他尽快离开西安。杜先生从容地说：“我年已六十，死不为夭，誓为民主奋斗到底。”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派兵将海洛因放在杜斌丞枕下以“搜到毒品”为罪名，诬陷他并将其逮捕。在狱中，敌人威胁利诱，但他不屈不挠。顽敌技穷，以法西斯手段将他囚禁，他依旧岿然若素，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英勇斗争，慷慨陈词，公开宣布：“民盟的政策是同共产党合作，以求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并严正指出，“内战之爆发，应由国民党负完全责任。”当他听到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时，兴奋得彻夜不眠，随即作诗一首：

人恨秦暴虐，群望汉锦旗。

我有擎天手，与予以为期。

10月7日凌晨，国民党竟然在西安玉祥门外护城河畔，对杜斌丞先生等11位革命者下了毒手。这是继昆明李公仆、闻一多血案，咸阳李敷仁、王任血案之后又一宗震惊全国的对著名爱国人士的政治谋杀案。这一桩血案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刽子手是“西北王”胡宗南和“全陕戒严司令”祝绍周。

1948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在延安举行了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毛泽东亲书“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地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激昂慷慨的维护民主的言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蒋介石害怕他，人民需要他，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