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简单归纳，即可得出三十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中学的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是全社会为你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白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八百八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美元，据说他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化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好在，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损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提倡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十一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建造大学城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二十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普在耶鲁大不这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也许，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十八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了十八年学习的，几乎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大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可以证书化，首先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三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二是大学。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成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便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匀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地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世大的上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恼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 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丢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大学最大的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