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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写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之际

编辑:admin     来源:人民政协网    点击数:684次     时间:2014年09月24日

    正如英国一位政治学家所说的那样,大英帝国的民主不是上帝设计好了的,而是历史碰撞的结果。中国协商民主及其重要载体人民政协的发生、发展和实践,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题记

     1945年7月4日,陕北古城延安。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杨家岭,一孔普通的窑洞内,中国领袖毛泽东正在与来自大后方的一位民主人士谈论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黄炎培,这位民盟、民建两大民主党派创始人之一的爱国民主人士,对谙熟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殆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此时,离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中国的上空正悬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巨大问号。

毛泽东思索一下,从容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著名的谈话,史称“窑洞对”。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凯歌中召开。这两位“窑洞对”中的当事人,一个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一个当选为常委。包括他们在内的662名代表在经过庄严的协商之后,10月1日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又63年之后,2012年12月24日,寒风扑面的北京。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冒着零下10几度的严寒走访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驻地。在民建中央,也就是黄炎培先生参与发起成立的民主党派,没有横幅,没有水果,没有鲜花,就着一杯清茶,习近平语重心长地重提旧事: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当年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跨越了60多年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两次谈话,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民主,又都和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人民政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民主是这个时代的旗帜,谁更高地举起民主的旗帜,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戴。反之,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与其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毋宁说更多的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思想和精神武器。因为,革命爆发时,他还在美国四处演说,为下一次起义筹措经费。

    靠着娴熟的政治手腕和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却悍然恢复帝制,结果只做了83天皇帝梦。与其说是护国军的讨伐让他心力交瘁一命呜呼,不如说是因为他抛弃民主,重拾独裁,引起了天人共愤。因为,即使到最后,军力强大的北洋军还在他的手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峰,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却在后来自己挑起的内战中一败涂地,逃往台湾。与其说是他和他的国民党败给了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和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不如说是他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丧失人心,才被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940年7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慰劳祖国抗战军民,来到延安实地考察。

    他是带着怀疑来的。

    在重庆时,他“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结果,在延安所见所闻令陈嘉庚深感意外,所有谣言不攻自破:“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

陈嘉庚看到是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这与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国的知识青年千里万里地投奔这片穷乡僻壤。不仅仅因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语),还因为——这里有民主。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带着民主的基因,就把民主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即使是在为民族危亡而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于民主的追求,认为“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语)。

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这种“三三制”政权通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地方性试验。

    不仅如此,目光远大的共产党还把它看成“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毛泽东语)。

    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解释了共产党这样做的原因:“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1944年深有体会地说,新民主主义是“照顾各阶层利益的,勿论是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都要照顾”。

    后来,“统一战线”被毛泽东概括为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列的党的三大法宝。

    1949年,陈嘉庚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奔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和他一同到来的,还有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穿长衫的教授,工商业者,社会贤达。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他和他的战友们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能学李自成,绝不能脱离群众。

    群众,都包括哪些人的呢?后来国旗上的四颗小星表明,除了工农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不能脱离他们。

对于晋绥土地改革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口号,毛泽东十分重视,明确指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士绅,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否则,和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染红五星红旗的不只有共产党人的鲜血。

    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畏的共产党人一样,为新生的共和国献出了生命,著名的如李公朴、闻一多等。

已经决定跟共产党走的黄炎培被赫然在国民党的暗杀名单上。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成功出走上海。他的二子黄竞武却未能幸免,于上海解放前数日被活埋。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在一次座谈会上,针对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的说法,陈毅马上纠正说:“不要说是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共产党实行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

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要求“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协商民主精神首次公开出现在中共领导人的建国思想中。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同时,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在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真诚,还体现在代表名额的分配上。

    第一届政协由46个单位的662名政协代表组成。中共没有一股独大,而是与民革和民盟的代表一样,都是16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

    开国先贤之一、著名法学家钱端升说:“人民政协中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有各解放区的代表,有解放军的代表,有各人民团体的代表,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爱国华侨的代表,有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虽然没有能经由正式选举产生,而只是经由周详公允的协商产生,但他们的代表性,不特在过去的中国所从未有过,亦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谓‘选民’代表所望尘莫及。”

选举结果也是如此。

    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看,6名国家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有民主党派27名,所占比例近50%。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9人,109名正副部委级领导中,民主党派占了49名。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规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

    从会议的主要成果看,许多都是采纳了民主党派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是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提出的。

    ——国徽是以民盟成员、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为首的国徽设计小组设计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实际上集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的功能于一体,发挥了制宪会议的作用,通过了集中各界人士建国共识的《共同纲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多元利益关系确立了一个共享的政治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建国过程中,选举民主始终是和协商民主融合在一起的。

    周恩来说:“新民主主义议事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于反复讨论,使大家都对问题有了认识,再拿到会场上去讨论决定,达到共同的协议。”

    决策之前先协商,协商之前先知情。如果不是心悦诚服,这些在旧中国旧政协下、面对国民党的手枪都要坚持自己信念的读书人、社会贤达如何肯签下自己高贵的大名,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呢?

    此次会议堪称运用政治协商形式建设民主国家的成功实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还不具备普选条件下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完成建国使命的。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那么,还要不要人民政协?

其实早在协商建国完成之后就发生过类似民主党派还应存在与否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主党派认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有的已经解散,有的酝酿解散。1949年12月,救国会自行宣布光荣解散;民进也准备召开大会解散;九三学社也准备酝酿解散;1950年农工党也发生了废存的争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紧急叫停。

    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用风趣的“毛式”语言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周恩来更明确地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民主政治学中的问题,多数原则和兼顾少数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人、特别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如果是简单按照普选的方式,按照人数来选举和表决,结果可想而知。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有顾虑,他们担心经过普选人民代表会把民主党派选下去。

“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

    那么,怎样才能既尊重多数、又能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

    后来在选举人民代表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比例以及对他们的安排。

    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在世界政治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决策: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也为了让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作用,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

    这项决策的政治学意义就是破解了选举民主难以保护少数人民主权利的问题,在中国形成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存的两种民主形式。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了不起的政治杰作。

    这种选择并非偶然。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历来相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不是非此即彼。

    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看,只要想长期执政的统治者都需要一定的来自体制内的制约,以弥补威权政体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制度化的措施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体现为,设置专门提意见的谏官言官。

    其实,协商、对话、合作,作为实现民主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在东西方人类早期的政治生活中都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在西方,雅典城邦的“公民大会”是古希腊的最高权力机关,“五百人议事会”则是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核心。罗马元老院建立伊始,就作为咨询议会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政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真正意义上协商民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

和许多国家的单一选举民主不一样,这种协商民主更多地是与合作相联系的,是非对立的,非对抗的。

    从第二届政协开始,民主党派人士普遍熟悉的“周公”担任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民主作风和合作共事的精神使得他们得以在政协的这个大家庭里开始了新的愉快合作。而周恩来的总理身份则更加方便把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直接转化为政府的行政决策。

    从195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2年间,全国政协共召开8次全体会议,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讨论通过了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公私合营的有关规定、汉字简化方案、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草案、兵役法草案、人民币发行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战犯战俘处理问题的决定等。

到1964年末,人民政协已发展建立各级地方委员会1077个。

    后来的人们公认,建国后17年中国的发展是翻天覆地的。这与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进步密不可分。

    教训也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但即使是这样的教训,发动者的目的也是想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为形式,以防止和清除党内和政府的官僚主义现象。当然,这种无序的民主导致的是混乱。

    教训有时比经验更宝贵。

2008年,全国政协的一个代表团出访日本。即使是东方近邻,他们对于政协这个机构也是那样的陌生,客人的解释他们似懂非懂。

使馆的同志换了一个说法。

    问:“你们知道毛泽东先生吗?”主人回答:“知道。”

    又问:“你们知道邓小平先生吗?”答:“知道。”

中国客人告诉他们:这两位伟人都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

    主人顿时肃然起敬。

    邓小平是1978年3月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职务的。此时,他面临的是十年动乱造成的困难局面。

    1979年1月17日,人民大会堂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宴会。被邀请的是五位老人: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荣毅仁。

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代表,同时,又都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叫作民族工商业者,或者民族资本家。在旧中国,他们的产业曾经覆盖了机械、钢铁、纺织、水泥等主要社会经济领域。

    宴请他们的是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

    在此之前胜利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作出了将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转移。

一个火锅、一台大戏!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邓小平用这种平实的方式,请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再次出山。

    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一般都互相尊称对方的字,如润公(毛泽东,字润之)、表老(张澜,字表方)、任公(黄炎培,字任之)等等,“同志”的称呼只用于党内。

    这次,邓小平称呼他们为“老同志”。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

    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5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开幕词,并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给广大原工商业者“脱帽”(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冕”(加劳动者之冕)。

根据建国几十年以来的阶级结构的变化,邓小平做出了石破天惊的断言:

    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被庄严载入宪法;也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协章程作了全面修改,人民政协的任务、性质和职能进一步明确和充实。

    人民政协再次整装出发,走进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接着,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由邓颖超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由李先念担任。这两位都是中共资深的革命家、政治家、领导人。在他们的主持下,人民政协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

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从来都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景象。

    一说到古希腊雅典的民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法庭,就会想到通过抽签产生议事会成员。

    今天,一说到中国的民主,人们就会立即想到每年春天的北京,想到人头攒动的人民大会堂的“两会”。

    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总数为5000多人。而近几年报名参加两会的记者竟多达3000多人,其中外国记者超过1000名。这固然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另一方面,中国的两大民主形式也已成为世界的关注一道政治风景。

美国《新闻周刊》一位资深记者说:“如果要用更好的故事诠释中国,那么他应该来中国的两会。”

    每年三月初到中旬的十几天属于“中国时间”,几乎所有的国际主流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这个国家最大的政治盛会——两会上,向全世界讲述不一样的“中国故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要、经济学家、明星、大腕,民营企业家,甚至农民工,几乎各个阶层都能在此找到对应的采访对象。

    “两会”,也是逐渐形成的。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倡议下,政协与人大曾经共同进行视察、举行联席会议。到三届一次会议时形成了政协与人大同时召开、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的“两会”格局。

    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苏东发生巨变,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中国要向左转了”。

    不管他们心目中的“左”和“右”是什么含义,但是,中国人民有着自己的尺度和节奏。

就在那场政治风波结束后的1989年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提出这一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又通过修改宪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

    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当年“两会”中共党员负责人会上,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确立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后,中共中央首次从两种民主形式意义上确立协商民主。

2006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正式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对两种民主形式予以确认。

    2012年,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将协商民主从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升为国家民主制度,同时,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的关系,这是一座里程碑。

    那么,作为协商民主重要载体的人民政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呢?

——它的成员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协商产生的。

    ——它的成员结构打破了区域性和行政性壁垒。

    ——它具有广泛的组织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它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现在全国政协共有34个界别,中国所有合法政党、主要人民团体、各个界别、56个民族和五大宗教都有代表人物担任政协委员。

    ——它具有党派合作性,是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的,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是党派性和合作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

——它具有协商性,在运作过程中尽管也有争论、交锋,但却是以合作和共识为明确指向的,而远离对抗和倾轧。

    而作为中国人民独创的民主形式,它首先体现为实践性。

    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22年,历三任主席,从李瑞环、贾庆林到俞正声,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两项职能,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能;从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等形式,到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新的协商平台;从五大任务到八大经常性工作;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继续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

从一届全国政协的198名委员,到现在的2200多名委员;从二届全国政协时的29个界别,到七届时的32个界别,再到现在的34个界别,人民政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新的社会阶层也开始出现在这个议政平台上。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中国社会结构也在涤荡中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广泛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

    不同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群体,所有这些“不同”恰恰是政协存在的前提。

    为了更好地体现差异性、扩大包容性,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进一步规范了政协的组成: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不少于60%,政协常委不少于65%,政协副主席不少于50%。

这是执政党的无私,也是执政党的高明。

    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需要执政党的威望,也需要全体成员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

    在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就向新一届政协委员们提出“三个拒绝”:拒绝冷漠和懈怠;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拒绝奢靡和一切利用权力或影响谋取私利的行为。

这条消息被国内外媒体和各大网站、微博、微信广泛传播。

    在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他又强调:平台很必要,宽松和谐的环境更重要,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所有这些,都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下,在全体委员的努力下,人民政协海纳百川,群贤毕至;平台宽广,长袖宜舞。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十二五规划、城镇化建设、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大运河申遗与保护、校车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

    “四方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层设计,到百姓衣食住行的筹划解决,人们都能看到政协委员的身影,都能听到政协委员的声音,都能感受到政协委员的心血。

    民主,是这个时代的命题。谁能对历史和人民做出满意的解答,谁就能赢得历史和人民。反之,就会被历史和人民所埋没。

曾几何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三权分立、两院制的西式民主成了民主的唯一答案。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过程中,在西方国家的引导下,盲目学习这种民主模式,结果却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分裂的悲剧时有发生。中东、北非、外高加索概莫能外。

    见证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早已经不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的能力,因为,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一直都不乏这样的声音:中共只要经济民主,而不要政治民主。

    这种观点,这种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实的了解,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党派、中国人民始终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着自己的答卷。

    其中,协商民主是色彩最绚丽最丰富的一页。

    人民政协是其重要载体。

——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土地:

    中国素有“求同存异”的政治理念和传统,有几十年以人民政协为重要载体的协商民主实践。

    在刚刚举行的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精彩而富于个性的讲话:“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2011年,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在全国进行了一项大型抽样调研,调查问卷向受访者提出了解决问题与矛盾的三种方案:投票解决、协商解决和服从权威。结果64.7%的人主张协商解决,18.2%的受访者主张投票解决,16.7%的受访者主张服从权威。

协商民主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础。

    ——协商民主体现了尊重多数、照顾少数的原则:

    八届、九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向外国人介绍人民政协时有过一段精彩而通俗的解释,政协“就是既听多数人的意见,也听少数人的意见,既听正确的意见,也听错误意见”的地方。

尊重多数,照顾少数,是现代民主的两大原则。如果说票决民主奉行的是尊重多数的原则,那么协商民主更多体现的是照顾少数。如果单是实行票决民主,按照多数原则行事,就会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协商民主以团结和民主为两大主题: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党派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都比较突出。

    有了差异性才要实行民主,过于强调差异性却会导致民主的危机。单纯的票决民主往往会忽略民主对团结的需求,造成民主进程中的团结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照搬西方民主的这一模式,而导致社会长期动乱和民族间的流血冲突。

民主思想家科恩尖锐地指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

    而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能够包容差异性,公正地对待不同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最大社会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实现社会和谐。

    “和而不同”,“不同”是为了“和”。

——协商民主强调有序:

    现代国家治理,不是鸦雀无声,万马齐喑,也不是各行其是,杂乱无章。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协商民主是吸纳度较高的民主,没有否决的程序,不具有排斥性,能够避免政治恶斗,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而这根本的一条是要有一个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所共同拥护的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如今是做什么、怎么做都不能不引起世界关注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的民主方式。

    2010年,在全国政协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中国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提出,中国正在形成和发明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纵向民主”。这种中国的新型民主模式的特色在于,能够将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政相结合,符合强调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利于保持政府稳定和政策的持续,不被竞选所左右。

    作者认为,如果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模式逐渐发展成熟,中国的成功就能够与美国所建立的现代民主相提并论。

我们清醒地认为,我们的民主政治不是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

我们也无意向任何国家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民主模式,即使是我们强大以后,成熟以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这是天使般的小女孩林妙可唱的《歌唱祖国》。

    这首歌许多外国人是第一次听到,而中国人已经唱了60多年。

    勤劳勇敢的我们格外珍惜我们独立自由的权利,格外珍惜我们选择道路和制度的权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是古圣先儒的政治理想。

    “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蓝图。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放一下本文开头的那段历史镜头。

    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毛泽东对第三方力量的代表人物黄炎培不无豪迈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人”就不是少数人,甚至不仅仅是多数人,而是全体人民。

这是中国共产党用实践对历史和人民做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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