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文史
走进榆林他乡人(第三卷之一)
《榆林文史》编委会
主 任: 刘汉利
副主任: 张自明 王世英 李 瑞 高 岖
张北平 麻宝玉 刘 洪 张万英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生光 马锦毅 王玉朴 王振华
王 馨 冯 成 白云国 白雪梅
刘光忠 刘培禄 纪生荣 李志宏
李俊芳 吴亚雄 张玉萍 张 岚
张宏智 赵晓亮 贺子明 贺启鹏
高光耀 柴自军 符永昊 薛利民
主 编: 麻宝玉
副主编: 王 馨 陈 明
编 辑: 惠世新 任德存 高 峻 朱合作
贺亚峰 岳 静
目 录
迎接新生命的天使朱合作 贺亚峰(1)
记曾在榆师任教的几位老师李茂源 申世昌(7)
我在榆中十二年张仁杰(18)
彭克敬和他的种子事业彭 高(24)
为人师表 是我毕生的光荣于海河(33)
志在农村勤耕耘薛校娥(38)
情系山河披锦绣孙祯元(47)
献身榆林农业科技四十年龚德友(54)
我在榆林的科教生涯张金辉(57)
绿色生命的播种者李莉霞(66)
从湖南邵东到陕北神木杨红梅(70)
坚实的足迹李 军 塞 北(75)
堂堂正正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李克复(83)
深深的脚印温国庆(89)
忆王慧民老师韩宽厚(93)
德高望重的好医生张彦王党耀 整理(98)
珠联璧合育桃李 学冠儒林奉献多付凯顺(102)
梅花香自苦寒来寇治才(107)
老牛自知夕阳晚 不用扬鞭自奋蹄刘牧春(112)
相伴农机四十年朱 杰(116)
丹心献林业 汗水染绿洲孙万仁(121)
扎根靖边五十年 实实在在为群众鲍登发(126)
肝胆相照 难忘故人郭延龄(131)
我与胡凡常交往的回忆姚勤镇(134)
毕生精力 奉献靖边郑明生(139)
横山几十年 无悔作奉献方振业(148)
扎根横山五十年张宪文(153)
献身科技展宏图雷 声(160)
情系陕北 扎根黄土李宏世(165)
我在绥德工作的十六年周解围(170)
畜牧战线的楷模杨世成杨世成供稿 田庆珍整理(175)
我的“水利人生”梁新民(181)
蓝田美玉米脂情李 波(185)
扎根陕北李树亭(190)
永不熄灭的蜡烛杜飞科(195)
永不离佳的园丁王焕立(200)
佳县人民的好园丁王焕立(205)
父母支边纪事岳 静(209)
把生命和公路与桥梁连在一起的人杨春鸣(221)
承载梦想 成就人生呼 旦(225)
石嘴驿中学——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吴妽妽(229)
我的陕北情结王中义/口述 李茂军/整理(235)
我的吴堡岁月马全瑞(245)
一段难忘的经历李 旺(252)
我的吴堡生活回忆李树民(261)
王芳林行医马蹄沟栾世宏(266)
怀念贾子敬老师张俊谊(270)
子洲县妇产科的奠基人宋必庆(275)
大医精诚 悬壶济世尚 莉 高 峻(278)
写在编辑之后王 馨(282)
附 录(292)
迎接新生命的天使
朱合作 贺亚峰
张克妙的事迹,其实就是一部建国以后,榆林城乡妇产科医疗事业发展壮大的缩影。
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半部分,其原因是因为,1986年,当时的榆林县委,要出版一本反映全县先进人物的书籍,我们写出了它的上半部分。2010年,市里又要编辑一本反映外地知识分子在本市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专辑,我们又续写了它的下半部分。
(上)
张克妙说:1950年,我从西安城里的西北职业助产学校毕业,分配到了榆林。那时候,我才十八岁,个儿也不高,才是个大娃娃。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个榆林城。后来一打听,才晓得榆林城在陕西省的北边,靠着万里长城。人家向我介绍说,那地方肉多。我心里想,今后大概顿顿都有肉吃了。
我们从西安坐火车到太原,然后就坐汽车。那个汽车,烧的不是汽油也不是柴油,而是木炭。后来,就又骑毛驴。最后终于走进了大沙漠,就骑骆驼。就这样来到的榆林城,足足走了半个月。
来的时候,省上让我们和来(西安)开会的榆林专员一起走。专员把我们带到榆林后,对专署管伙食的人员说:“这些娃娃年龄小,又是第一批分来的外地人,就让娃娃们在小灶上吃饭。”专员对我们真够照顾的,我们也感到组织上对我们很重视。虽然榆林当时还很落后,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好,但大家热情都很高,谁也没有想离开。
后来,我又被分在了榆林县,就正式在榆林县医院当上了助产士。
那时候,榆林的女人生孩子,都是在炕上弄一堆沙子,坐在沙堆上往下生。原先,我只听说榆林地方是“沙土打墙墙不倒”,可女人坐在沙上生孩子,我却没听过,这多么容易出危险!我一看这情况,急忙就想推广新接生法。可群众根本不听我的。人家说,“你这娃娃,连个婚也没结过,哪会懂孩子的事!”
看来,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于是,我们就弄了些宣传新接生法的图片,正遇上城里开骡马大会,我就在会上大讲新接生法的好处。妇女们一听生孩子有更好的办法,就都来看稀奇。遇到城外的青云山有庙会,我就步行上十几里路去宣传。反正,只要能开展工作,我也不管自己是宣传员,还是助产士。
宣传归宣传,可总得找一个具体对象真正的接生一回呀。那时候,我是个团员,因为医院里的团员少,所以组织生活就在县政府过。一天,我去县政府,看见一个马上就要临盆的大肚子女人。再一打听,是县工商科科长的婆姨。我想,好,就从这婆姨身上开头,你干部家属总得带个头吧!那科长也好,很快就做通了他家属的工作。到了临产那一天,那女人来我们医院生孩子,效果出奇的好。这事情很快就在许多人中间传开了。
接着,我又做通了几个人的工作,实施了新法接生。再后来,就不是我们去找大肚婆姨了,而是大肚婆姨们主动来医院找我们。有时候,一夜之间就会接出四五个、甚至五六个小生命,累的我真是腰酸又背痛。
我第一批接生的孩子,现在也都二十大几了。有时候走在街上,我认不得他(她)们,可那些做母亲的还往往记着这些事,老是说,“我这娃娃,那时候还是你给接的。”我听了,心里当然很高兴。
我头一回来榆林,主要就搞了个新法接生。
我来榆林城工作,还有一个第二回。
1954年,兰州医学院招生,领导上让我考,我就考上了。于是,就去兰州读了四年书。毕业后,组织上重新分配,把我分在了三原县。可榆林的院长来信说,这几年,县医院虽然也来了些大学生,可都有些不安心。所以,医院希望我能回来。就这样,我就又回到了榆林。
这回再来,我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夫,自己觉得业务上提高了,于是就接二连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手术。比如宫外孕,剖腹产,子宫肿瘤等等。竟然有一回,从内蒙来了个患者,身上长了个47斤重的大瘤子,也鬼使神差地让我给摘除了。这一个瘤子,就我知道,在榆林地区妇产科的手术史上,是最大的。那时妇产科大夫还很少,所以有了问题,也没办法找人商量,就只好一边看书一边自个儿思考。当然,这中间还少不了领导和病人家属的支持。
还有一回,来了个患者,是膀胱阴道瘘。当时,那女人已被病患折磨的不成样子了。她丈夫一见我上班,“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还直磕头,说是“求求你,给她把手术做了。”我一下就慌了,赶紧把那男人扶起来,说,你快别这样,我们尽量努力吧!结果,也把手术做了,很成功。
还有那些计划生育手术,榆林县医院也是我先开头做的。1960年,我就给人做过扎管手术。
还是老办法,先搞宣传。逢三八节召开妇女大会,我就先上台去讲。还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表演了一段相声,是自编自演。你别看我这人平时胆子也不大,但一遇上和开展业务有关的事,就来信心了。1960 年搞计划生育,组织上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全靠群众自觉自愿。我又是先搞了个榜样,给城关第一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女的做了手术,效果很好。就又在群众中传开了。由于我是第一批来榆林开展妇产科工作的,所以,干的都是稀奇事。自从我第一回来榆林当助产士起,在当地妇女中间,就成了“知名人士”,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人家都认得我哩。甚至,有一些内蒙方面的患者,也多次专门来榆林就诊。
究竟看过多少病人?我也说不准,总有一万多人次吧!手术也总有两千多例吧!医学论文?一篇也没有写过。一天忙得团团转,下了班也都有人找上门来,心也静不下来。我现在是主治医生,妇产科主任。其实,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一直在医院的妇产科负责,先是副主任,后来就当主任。
从1984年以来,我一般也不做手术了。干什么呢?主要是培养人才。这中间也有个小插曲。有一回,我上卫生间去了,突然听到楼道里有人喊:“张克妙,快来!”我知道又是有了紧急病人,赶紧跑,谁知就摔了一跤,把第五腰椎骨摔得掉了下来。整整在西安住了半年院。这是1983年的事。由于文化革命后,有不少人调走了,加上我又住院了,弄得妇产科竟乱了套,把县委书记都惊动了。我一回来,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培养几个业务尖子。
现在,我一般情况下是星期二、星期五上门诊,一三四六在住院部。工作强度比往年有所减轻,主要是和大家研究些问题,也做点稍大的手术。我们妇产科现在一共有9个人上班,大家都很团结,已经有四五个人能做较大的手术了。现在我们科的这些骨干,大多是本地人。我对领导说,你们叫我培养人,就给我“永久牌”的,别给我“飞鸽牌”的。外地人一般不安心。
你说我为啥不离开榆林?你看,我从18岁来到榆林,现在已经55岁了;实际上,我已经是榆林人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在榆林住的时间最长呀。我在榆林已经习惯了。如果我真想要回西安,我想我也能回去。1979年,我到省上开医学会,好多老同学都见了。有好几个同学的丈夫都在组织部门工作,都要给我帮忙。我说:“我在西安已经住不惯了。西安太热,太吵了。”老同学们一想,也对呀,这个张克妙,现在连口音也不像西安人了。
以我看,榆林还是有发展,光是我来这30多年里,变化就是惊人的。再说,现在又发现了神府大煤田,将来火车路一通,这地方就一点也不会比别处差。你看榆林的大米,就比西安的好。
总之,我是哪也不去了,就在榆林扎根呀!
(下)
从1986年到现在,在20多年的时间里,正像当年县医院妇产科的张主任预言过的那样,如今的榆林市和榆林城,早已变成了一个好地方,不光火车(路)开通了,飞机(场)新修了,高速公路也是一条接一条。就连城市本身,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神府煤田的大开发,也早已由当年那个13里城墙围起来的小小的榆林城,和当时屈指可数的七八万人口,“哗”一下子扩展成了一个拥有四五十万人口,和四五十平方公里城区面积的现代化中型城市。如今的榆林城,就是在关中人眼里,也早已成了个富地方,甚至比关中更富裕。
那么,当年的张克妙,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我们在榆林市第二医院肤施路家属院的一号楼1202房间,找到了张克妙。
张克妙老人今年已近80岁。
她说:我一直也没有离开过榆林县医院。不过,那一年,榆林不是地(区)改市了吗?这样,原来的榆林县,就变成了榆阳区;原来的榆林县医院,也划归市上管理了——变成了榆林市第二医院。我在榆林市第二医院上班,一直上到2005年,才不上班了。不是2005年退的休,退休是在1993年。退休以后我还在医院干了十几年,因为,好多患者有呼声,医院工作需要我。
咱们那一年见面,是在1986年;以后,我仍然还在医院里上班。我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医院里上班,一共上了55年左右吧。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超过55年的人,在榆林城里大概也不是很多吧?从这一点上说,我大概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从1950年到2005年,你算算有多少年?
从1986年以后,我又工作了20年。工作还是那样子,哪里需要哪里去,需要干啥就干啥。比如那一年计划生育手术吧,芹河乡成了倒数第一名;群众点名要我去。我一去,妇女们就愿意来做手术,工作很快就赶在前面了。不是有窍门,是大家全都信任我。我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了解这里的群众。榆林人就像个暖水瓶,外头凉,心里热。妇女们嘴上不说啥,但心里头晓得哪个医生是好医生,是为她们服务的。我的工作态度好,手术一直不出啥问题,取得了周围群众的信任。没有啥窍门,就是老老实实的干工作。
1986年以后,各行各业评职称,我先是评上了副主任医师,后来又评上了主任医师。是我们医院妇产科第一个评上主任医师的。1993年退休了以后,医院又把我返聘回去了,这样就干到了2005年。也没干出啥惊天动地的事迹,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呗。年龄大了,有好多事情我现在也都忘记了。我只记得退了休以后,我还得过一次省上的奖励,是我一辈子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奖励,表扬我在返聘期间工作干得好。
以上两个部分,就是张克妙一生行医的情况,同时也就是榆林地方妇产医疗事业建设的简史。
记曾在榆师任教的几位老师
李茂源 申世昌
梁金奎老师
梁金奎老师是河北邢台人,生于1923年。1952年由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携妻带子骑着毛驴,迢迢千里,不辞劳苦来到榆林。先在榆林师范执教,1959年调到绥德师范执教,1962年学校停办后调到榆林县一中执教,1972年榆林师范恢复招生,又回到该校执教,直至1992年退休。先后在榆林执教整整四十年,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台,为榆林的教育事业孜孜不倦、默默奉献。
梁老师是共产党员、副教授,陕西省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1982年获陕西省劳动模范、1983年获省“为人师表”和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991年部分学生为他祝贺68岁生日时,当学生代表读完祝寿辞后,先生以激动情怀答谢学生,在答谢辞中说,他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以他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社会阅历,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三个选择:在政治上选择了共产党,认为他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走向光明。在职业上选择了教师,这是教书育人的崇高职业,这一崇高职业表现在为人师表,己不正何以教人,己不知何以知人?在工作地域上选择了陕北,这里虽然贫穷落后,但人们很纯朴、很需要文化教育的滋养。先生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今天回首审视他的经历,他的这三个选择是多么富有人生价值和历史意义的!
先生在他数十年的工作生活实践中,真正践行了他的正确选择。他是一个纯洁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他在教书育人中启迪学生思维,传导人生真谛。苦口婆心,启迪心扉,教学严谨,因材施教。学生们在他的教育下,既学到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懂得了如何做人的道理。他六十年中没有离开过榆林,而且他的贤妻和三个子女及几个孙子也大都在榆林工作生活(有一个小儿子在中央办公厅保密局工作),其可谓为了榆林奉献终生,又奉献子孙。
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工作中他十分重视教导处班子团结,鼓励年轻教师认真工作。他善解人意,发觉问题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疏导,使学校处于和谐的氛围中。对教学管理深入细致,井然有序,为教育好学生打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他的为人、品格和渊博的知识,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1995年春,五四班学生在毕业四十年之际举行聚会,邀请先生参加,在对梁老师的感谢辞中写到:一代宗师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运用掌中、学高身正、润物无声、体贴学生、视生如亲。
先生在他退休前和退休后,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写了好些作品,主要有:1982年与何志刚合写的《伟大实践、光辉历程—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活动纪要》获得陕西省党史学会二等奖;1988年所撰写的《永乐大战始末》被收入《陕西省文史资料》;与宋耀祥合写的《陕西军区史(榆林部分)》由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进军陕北史实述评》收入《榆阳文史》,获陕西省史学界一等奖;还有《榆林历代长城建设置考》、《宋永乐城考辩》、《以史为鉴绘宏图》、《陕北革命史话》、《毛泽东的足迹》等文章,获得了社会好评。与学校其他几位同志合编了《榆林师范校史》等。这些作品中有的是很有价值的地方史料。先生已是八十八岁的耄耋老人,因年事已高动笔有困难,但每日还在不断阅读书籍和报刊,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学校的发展,十分喜欢和同事以及老学生们交谈,保持着一位老者对人生的情怀。
李悦兴老师
李悦兴,陕西长安人,生于1932年。1957年由西安师范学院(陕师大前身)数学系毕业分配来榆林,1972年离去。在榆林十六个春秋,一直在榆林师范任教。
(一)戴着右派帽子来榆林
李悦兴为人直率,性格活跃,见人见事易于言表。1957年在整风反右中讲了些意见,触及了时弊而被定为右派分子。分配到榆林后,几所学校负责人不愿接收,唯有榆林师范副校长贺象祖(主持榆师校务)不避邪,毫无顾忌地接收了他,并安排他担任函授老师。当时榆林师范函授部在北六县开展函授教育,他负责神木、府谷片。当函授教师是很辛苦的,每学期都要按计划到站点上去讲课,检查批改学员的作业。那时到县上可以乘车,到农村函授点就只能步行。不论春夏秋冬,不管天气好坏,都得到站点上去工作,与学员们同吃同住。1960年在经济困难时期,函授教育停办了,他在校内开始任教。他讲课的特点是语言精练,幽默风趣,有声有色,富有艺术性。教学效果良好,很受学生欢迎。
他很具吃苦精神,虽然是关中人,同大家一起吃玉米馍、酸白菜从不叫苦。在寒冷的冬天,赶上驴拉车去数十里外的农村拉草、运煤。在炎热的夏天扛上锄头在校办农场劳动。因饭量大,又不带家属,学校照顾他每顿饭多吃一碗菜(那时饭菜都是定量的),但仍然是在半饥半饱中苦度时日。
(二)文艺特长 大显身手
李悦兴在大学是学数学的,可他十分喜爱文艺。在西安师院上学时,就是文艺方面的活跃分子,还担任过该校秦腔剧团的负责人。来到榆林师范,他一边认真教书,一边积极组织开展文艺活动,经常给教工,学生排练节目和秧歌,在校内外演出。1963年榆林师范排演了两部大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年轻的一代》,在榆林中山堂演出二十多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他是这两部话剧的导演,又是主要演员。这两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引起了时任中共榆林地委宣传部曹廷玉、郭锡伍两位部长和时任校长张凤翔同志的关注,多次在排练场和剧场指导观看,鼓励大家把话剧演好。他的板胡拉得很出色,曾组织师生排练“秦腔曲牌”联奏,在校内外表演。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使榆林师范的文艺活动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截,不但增加了学生对文艺的兴趣,而且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艺特长的学生。不仅活跃了学校生活,增加了校园生动活泼的氛围,还为榆林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健康有益的色彩。
(三)被迫无奈 离开榆林
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1972年,极左路线又在“加码”,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榆林搞得更为“左”,把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里凡出身不好或本身有点政治问题的人统统撵出榆林城。李悦兴是1962年被摘帽的右派,自然也是清扫对象,上级有关部门责令他离开榆林师范到农村去。本来他在榆林师范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与同志们关系相处甚好,而上级的强硬指令,非要他离开榆林师范到农村去不可,这使他处在十分苦恼的境地。幸好得到时任学校负责人耿广文同志和一些学生的关照,经各方疏通,于当年调回西安,在长安韦曲中学任教。以后又被调在西安市教学研究室工作。曾在该室担任职业教育处处长,评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退休后在家闲居,安度晚年。2009年部分老同志在榆林聚会,他十分想来榆林与老同志、老学生们见面,看看榆林的巨大变化,然而因为年近八旬,又有血压高、心脏状况不好,未能如愿,十分遗憾。
刘光裕老师
刘光裕老师是山西静乐县人,生于1922年,小时家境贫寒,上当地教会学校。少年时在贺龙的120师战斗剧社学习文艺参加宣传。后随基督教会来到榆林,一边给教会牧羊,一边读书自学。1943年在榆师中师班学习,1946年毕业后在榆师附属小学任教。1949年榆林解放后,选调到榆林文艺班(地区文工团前身)搞文艺宣传。1953年调到榆师担任音乐教师,直到1983年退休,三十年中未曾离开榆师,也一直担任音乐教师。
光裕老师虽然没有上过高等艺术院校,但他少年时代在120师战斗剧社己经打下了扎实的文艺基础,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坚持自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艺理论作品,涉及面非常广泛,在音乐修养方面具有较高水平。他的乐理、声乐、键盘、管弦乐以及打击乐等诸方面都具有较高造诣。弹钢琴、拉手风琴指法娴熟、珠走玉盘;拉二胡、板胡、大提琴声音悦耳、高亢动听;吹笙、吹圆号、吹小号婉转悠扬,令人叫绝;扮角色,演人物,幽默恢谐。在长期的执教中,除认真教好音乐课外,还在全校范围广泛开展文艺活动,培养出许多文艺特长的学生,活跃了学校的课外生活。尤其是每学期在校内举办几次文艺晚会,每年春节演出的秧歌,在学校内外享有盛誉。榆林城在过去没有管乐队,光裕老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校内开展管乐训练,无论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他每天早上在学生起床后即组织学生进行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榆师的管乐队便在榆林城登台亮相了,为榆林文艺舞台添补了空白。每逢节日或社会上的重要喜庆活动,榆师的管乐队必然在榆林街头演出,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榆林地委有几位领导喜爱在周末跳交谊舞,便邀请光裕老师带领榆师管乐队前去伴奏,为榆林的各种文娱活动增光添彩。
光裕老师工作十分认真,他担任教研组长期间,热情关爱培养年轻教师,使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提高。他爱校如家,所管理的各种乐器、服装从不损坏和丢失。若是外单位来借用的,都要经过学校领导的批准。他还亲自动手修理风琴等乐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培养中小学十分短缺的音乐教师,榆师开办了几期音美班,当时音乐教师只有他一人,他尽心尽力地工作,培养出了一批好的音乐教师,如:郭伟、马威、赵兴国、张畅森等。
光裕老师为人诚实、慈善、正直豪爽、不贪名利、清贫乐道。1983年离休以后,直到2008年4月去世,在他的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在十多年的离休生活中,仍坚持读书看报,经常和别人讨论国家大事,分析国际形势。1995年榆师春五四班同学,举行毕业四十年聚会时邀请他参加,同学对刘老师的赞颂辞是:“工于音律,擅长曲韵;吹拉弹唱,无所不通;歌舞戏曲,集于一身;文艺学识,博大精深”。光裕老师感动之余写下诗一般的话语:“我们今天回忆起美好的四十年前,有一段火热的经历,有一种诚挚无邪的友谊,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尽管人生坎坷,每个人的道路不同,我们珍重的不是荣誉地位,更不是金钱与权贵,而是真正的师生间的真情友谊和此时的聚会,在学校会议室里共叙情怀,在招待所餐厅内留下相聚的欢乐。虽然我们都己两鬃斑白,但我们童心不死,夕阳照样展现绚丽的光彩。让我们呼唤师生间的真情永远长存,让我们在灵魂深处洗涤一切虚伪势利和低级庸俗的尘埃,深深地埋下人间纯真的友爱!”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光裕老师和他对学生们的真挚感情以及他高尚而纯洁的精神境界。
赵正之老师
赵正之老师是陕西南郑人,生于1919年,1948年由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1952年由国家分配来到榆林师范任教。1955年担任学校教导主任,直至1981年退休,在榆林师范辛勤工作三十年。他是一位非党人士,但敬业精神特强,最为突出的是:
认真教书育人的好老师
他所代的化学课,无论备课、讲课、做实验、批改作业,都十分认真,一丝不苟。讲课能联系实际,语言精练、板书清晰,上实验课时他都亲自在实验室提前作好准备,然后才让学生动手做,使实验既顺利又安全。在批改作业时对完成好的作业加个“好”,特好的加两个“好”字或“很好”,以此鼓励学生学好此门课程。几十年他没有缺误一节课,担任了教导主任工作后,虽然教学管理头绪多,他依然上讲台讲课。为了管理好教学,使学校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他每天或早或晚都要从校园的山上、山下至少走一遍,使学校长期保持着井然有序的教学状态。
严格遵守纪律的好典范
在遵守纪律方面,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大家学习的典范。初来榆林师范工作时,他每两年回一次家,以后每年寒假回一次家。他的家距榆林两千多华里。每次回家都是准时来去,从来没有早走迟来的现象。总是今天放假明天走,明天开学今天到。一次在返校途中遇到了下雪天,车不能行,要迟到一天,他很快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他的这种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曾经受到时任榆林专署副专员霍仲年的表扬。三十年他未曾带家属来过榆林。在最困难时期,他没有托任何人买过一件计划供应以外的东西。他是清正廉洁遵守纪律的好典范。
“穷则独善其身”的好榜样
他生活十分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一年四季只是那么几套朴素而整洁的衣服。从不在街上进食堂下馆子,因为他饭量比较大,又不带家属,在困难时期学校让他每顿饭多报一碗菜。即便如此到晚上还是因饥饿不能入睡。于是他在街上买回不受供应限制的海带,用剪刀剪成细条,盛在一个搪瓷缸子里,加上水,放在火上煮,在晚上临睡前把这缸水煮海带连同水一并下肚。在最困难的1960年,寒假他没有回家,带领大家做“人造肉精”,虽然没有多大营养价值,可在精神上使人们获得一定安慰。每年暑假他不回家,便背上铺盖住在距城十华里的校办农场。1981年他退休回家,被褥衣服和书籍总共只装了一个小木箱。以后几次搞校庆和老同志们聚会,邀请他回榆,因他妻子半身不遂,需要他照料而未能来榆。1994年我带了几位学校的同志,前去南郑县农村他的家乡看望他,他很激动,关心学校和同志们,一个劲问长问短。我们看到三间平房里只有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其余家俱全是旧的,分手时他流下了深情的眼泪。
赵正之老师在榆林师范工作了三十年,他和学校以及学生们结下了真诚的感情。他是多么想再来榆林看看。然而因为需要照料老伴,加上年事已高,一直未能如愿。2008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9岁。
刘国炎、陈树华老师
刘国炎、陈树华是在榆林师范任教二十年的一对恩爱夫妻。刘国炎,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1936年。1957年毕业于苏州师范学院政教系,由国家分配来到榆林师范任教。其妻陈树华系江苏省南通市人,生于1937年,于1958年毕业于苏州师范学院政教系,当年也由国家分配到榆林任教。刘国炎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家中只有母亲一人,他身为共产党员不为家庭特殊情况而要求照顾,坚决服从国家需要,毅然由号称人间天堂的江南苏州,先期来到榆林。在榆林师范工作一年后,又将其未婚妻陈树华也通过组织分配来到榆林师范任教。
他俩在榆林师范工作20年向,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课讲的好,很受学生欢迎。他俩代政治课,刘国炎还爱好美术,不久除代政治课外还代了美术课。讲课语言流畅、生动,叙理深刻透彻,虽然是南方人,由于主观努力,并无语音障碍,使学生受益匪浅。
二、都具有文艺特长。刘国炎虽然是学政治的,可他酷爱美术,尤以素描、水彩和宣传画为其所长,他除代美术课外,还在课外培训了一大批美术爱好者,有的成为榆林地区美术方面突出的人才,如:袁成义、高朗宇、郭胜利等。他经常为学校举行的文艺晚会和春节闹秧歌制作布景、道具,有时还参与舞蹈等文艺演出。陈树华也多次参加话剧和诗歌朗颂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带动了学生,他夫妻俩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而且是学校文娱活动方面的活跃人物。
三、减轻家务保证工作。他俩结婚不久有了孩子,为了保证不影响工作,从苏州老家将老母亲接来榆林承担家务。陈树华多次当班主任,与学生们相处特别好,许多女同学经常主动为他们料理家务,关爱老人和孩子,使他俩大大减轻了家务负担,愉快而安心的在学校工作。
四、入乡随俗,吃苦耐劳。他俩是由江南来的一对英男俊女,外表上看是一对柔弱的书生,大家都担心他俩能不能在这偏僻又贫穷的榆林呆下去。而他们的实际表现,回答了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生活上和大家一起吃玉米馍、小米饭、酸白菜。穿上一身旧衣服和学生一起拉车送粪,在离城十华里的校办农场劳动,或在离城二十里外的煤矿拉煤。他俩在榆师工作二十年,是榆林最困难最动荡的二十年。在这种环境中,他们辛勤工作,为榆林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
1978年正当国家局势将要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他俩因为老母亲年事已高,三个年幼的孩子和老人都在苏州,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老人和孩子们都已回到老家。便提出返回老家工作,便于照料老小。领导上考虑他们的情况特殊,批准他俩调回苏州。回到苏州以后刘国炎在苏州师范任教,陈树华在苏州市教育局任教育工会主席、苏州市教育学会秘书长。
不幸的是这两位同志今已不在人世了。刘国炎于1993年农历正月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我知道后在电话中询问情况,陈树华悲痛得泣不成声,我代表榆师和老同志们给以深切安慰。事后陈树华来信告诉我,她决定把国炎母亲养老至终,信中说国炎母亲遭受了人生三大不幸——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我回信告诉她应该这样。1998年学校邀请陈树华来榆林聚会,她怀着沉重而喜悦的复杂心情,在离榆二十年之后,又一次来到她的第二个故乡,她见到老同志和学生们激动不已,多次怀念其夫刘国炎而痛哭流涕。她告诉大家国炎母亲已经辞世,她的亲姐不久也已去世了,为顺应两家孩子们的心意,她已与她姐夫续弦了。2008年她曾当班主任的榆林师范六七届学生聚会,邀请她来榆林参加,方才得知她于当年患病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的心中十分悲伤。
我在榆中十二年
张仁杰
我于1939年4月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1959年7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学院生物系(陕西师大前身)。同年8月,我校共40多位同学分配到榆林地区,经过十多天的等待,我自己被分配到榆林中学。
到榆林以后,我们被安排在榆林招待所下榻。一天,我给同班同学高崇明说:“你爸说他和专员王生源是老同事,今天下午咱们去见见可以吧?”到专署以后,接待的同志让我们在专员办公室等侯,看到办公室那么大,四周摆放着沙发,办公桌又黑又亮又长,顿觉这不是一般的办公室。王来后和我们五个同学一一握手,给我们端上了各种水果,并亲切的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表示:“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服从组织分配。”王专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才知道了专员比县长的官大,出了一身冷汗,好在大家今天都很规矩,没有不规范言行!
八月下旬的一天,由教导处宗秀槐主任带领数名同学,将我的行李扛到了榆中。学校门口还有数十名同学夹道欢迎,听到学生中有人说:“娃娃老师!”我心中泛起由衷的喜悦。
在全体教师会上,叶应荣副校长把我给大家介绍后,便分配了工作。高一两个班的生物课,初二四个班的动物课,初三四个班生理卫生课,每周共20课时。初任教师,教材生疏,加之课头多备课任务繁重,我常常备课到深夜。一次晚上去厕所不慎摔倒,把手表也摔坏了。
我归属于理化生教研组。组内有宋致远、郝增伟、李修平、贾兴杰、张俊茂、徐秉励、薛峰、张秉英等多名老教师,以后又调来了黄振国同志。我们相处的非常好,集体备课,以老带新,互帮互学。宗主任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他对教师的教学情况了如指掌。宗主任在校的威信极高,我们一群年轻人常常结伙去听他的课,他语言精练,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受到学生好评,使我们受益匪浅。在大家的指导和帮助下,我的教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宗主任在全体教师会上,要求大家向我的初中课教学学习,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每人每个月24斤粮,连续了一年零八个月。尽管生活艰苦,但是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我为能在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名校——榆中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段时间我曾经担任过校团委的“少先队委员”,组织大家开展向雷锋学习活动,并在榆林县团委介绍过我校开展活动的经验,受到了好评。在榆中的十二年里,我曾担任过初六四级三班、初六八级三班及七一级班主任。1964年高考前夕,我给数十名农医类考生复习生物备考,自己动手刻印了复习资料,发给大家人手一册。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同学们围坐在操场上,边复习边放松大家的紧张情绪。考试结束以后,同学们高兴地说:“试题全是复习内容”,并约我到“红石峡”去玩。这一年高寰、柴兆雄等多名同学被西安医学院录取。
1971年,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榆中,回到了老家临潼县。
榆中的十二年,是我魂牵梦绕的十二年,有多次梦中回到了榆林。2003年百年校庆之际,我有幸被邀回到了阔别32年的母校。看到了榆中巨大的变化及新校址的宏伟规划,倍感亲切和欣慰。老同志的款待及学生的热情招待使我终生难忘。榆中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如何工作,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我无怨无悔地把青春贡献给榆林人民,是非常值得的。
由榆林回到临潼县后,我在武屯高中工作了14年。1984年,因家属的农转非我迁到铜川。1988年恢复职称评定以后,我第一批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此时我由教生物课改为教化学课。多年来一直担任高三年级及理补班的课程,曾编有“高中化学精析”一书,“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一章的复习等数篇论文在省级刊物发表和交流,在铜川市“赛讲活动”中获一等奖。1993年由铜川市政府颁发了“铜川市优秀教师”证书,1988年被聘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化学会”会员,1999年在铜川市二中退休。以上这些成绩的获得,离不开榆中同志们的关怀和培养,在这里,我再一次说声“谢谢榆中”,“谢谢榆林人民”!
回家路上
榆林的冬天,气温在零下十五六度。1962年的冬天更冷。每月24斤口粮,每天吃两顿稀饭,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饥肠辘辘,饿得心慌。一些人浮肿了,住院了。可是一提起放寒假回家,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地的单身汉来说,高兴极了。过了元旦,大伙都商量着回家的事。今年学校给大家代买了汽车票。出发那天,天不亮就起床,校工老米用架子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叶应荣副校长亲自送大家到汽车站。在车站有说有笑的时候,发车时间到了。透过微弱的灯光一看,傻眼了,怎么不是轿车,是一辆卡车。卡车也罢,归心似箭,坐吧!大家纷纷上车,坐在拉盐的袋子上。卡车没有篷布,出了南门,汽车一路呼啸。车上没了说话声,更没有笑声,个个都耷拉着头,头对头卷缩在一起。阵阵寒风袭来,人掉进了冰窟窿,像用几十盆冷水不断往背上浇。到了鱼河堡,天还没有亮,司机让大家下来“放水”。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下车。我不知道自己的脚在那里,用手顺着大腿摸到了它,可是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揉搓了几分钟,勉强站起来,腿脚还是不听使唤,迟迟跨不上车帮。这时听到车上有人哭泣,原来是陈老师的夫人乘车回四川。四川哪有这么冷,零下30多度谁受得了!大伙劝她下车活动,然后让她坐在前边避风处。突然有人发现车轮附近有一块帆布,经大家一再要求,司机才同意拉出帆布,罩在了车上。到了镇川天蒙蒙亮,只见留在帽子外边的头发显出一根根银丝,眉毛结了白霜,口罩只有鼻子和口那块是软的,周围全都冻硬了。经过整整三天的颠簸,终于到了铜川。当坐上火车时,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又活着回来了”!
返 校
每年返校必经铜川,在铜川要买到去榆林的汽车票,可真难呀!距离开学还有三、四天我就提前离家到铜川登记车票。往往是等待三、四天车票还没有着落。已经开学了,心急如焚,赶快给学校发电报请假。有一年我离家返榆林,父亲说:“我的学生在铜川三运司当经理,去榆林不成问题。”到了铜川以后,我找到了他,他说:“我们三运司是马车队,没有汽车。”顿时我凉了半截。他又说:“你在我这里住下,我和邮电局的雷局长很熟悉,看能不能坐邮车上去。”真的,第三天我乘邮车到了延安,在延安又待了两天才回到榆林,这一次算是顺利的了。
为了能尽快返回学校,不耽误学生上课。1962年我们学校四、五个同志事先约好返校时在铜川见面。这一年下着小雪,我们在铜川相遇了。由于住宿特别紧张,“旅客介绍所”把我们介绍到铜川文化宫。当时的文化宫才开始筹建,根本不是什么旅馆。只是一个简易棚。地上铺着帆布,三个人发一条被子。棚里有一烟煤火炉,火炉冒着浓烟,棚内四面通风。看管的老头晚上不停地喊:“这里有男有女,大家睡觉都规矩些!”冷风嗖嗖,那里能睡得着。烤火的,打扑克的,拉闲话,来回走路的……。在这里我们住了三个晚上。就在这个时候,我校的梁老师从广西返回榆林来到了铜川,他离开老家已十多天了,粮票没有了,在西安用手表换了10斤粮票才来到这里。在我们无计可施,苦苦等待的时候,我校的朱老师从陕南到了铜川。他的表哥在洋县公安局工作,给他开了一张公安人员出公差的介绍信,大家如获至宝,我们用这张介绍信才登记上了车票。又过了两天,陆续拿到了车票。在返回榆林的途中,车行至茶坊硬是不走了。我们只好找旅馆住下。旅馆的同志很热情,“这房子长时间没住人,后院有芦苇,抱些芦苇把炕烧一下,驱驱寒。”点着芦苇,我们急急忙忙找食堂去吃饭。回到旅馆,打开房门一看,屋里全是烟,一股烧焦的气味让人窒息。原来土炕上有个洞,把朱老师从老家带来的新棉被烧着了。幸好发现及时,没有酿成更大的火灾。
又是一年的返校。在离校前,有位姓齐的学生家长给我说:“你在铜川见到6字号当头的汽车,都是榆林的车,只要你一提我,他就会让你坐车哩!”我半信半疑。到铜川以后的第二天,就去汽车站转悠,果然有一辆卡车是6字号当头,师傅正在检查车辆,我隔着玻璃窗看见路单上写着马XX。于是我很客气地称:“马师傅忙着呢!”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齐师傅让我坐你的车回榆林!”他头也不抬地问我“哪个齐师傅?”“榆林大修厂的齐师傅。”这时他停下了手中的活,接住了我给他的一支烟,抽着烟说:“你跟我到调度室去一下,”调度室的同志让我交6元钱,给了我一张去延安的车票。谢过以后,马师傅说:“你在外边等着,一会车就走。”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直到五点多钟我才上了车。车上拉着一个装箱的机器,我就在机器和车帮的夹缝里站着。汽车行至宜君梁上时,天黑了下来。北风呼呼叫,下午又没来得及吃饭,又饿又冷。汽车突然停了下来,马师傅说:“车抛锚了,等后边来车照着亮,我换个轮胎再走。”我在车上想坐也坐不下去。一路上除了饿和冷,还怕车下坡时,机器滑动,把我夹在这儿可咋办呢?车停了,我从包里拿出了家里带来的烧饼,顺便给了马师傅好几个,他连声谢谢地问我:“你在榆林什么地方工作?”“榆中,”“我给榆林毛织厂拉的机器,你把票买到什么地方?”我说“延安,”“好办,在延安补张票,咱们一块回榆林。”过了个把小时,车修好了。就这样,在车上一直站着渡过了漫长的黑夜,第二天下午2时到了延安。
在延安吃了碗炸酱面,补了票,又上路了。想起昨晚漫长的、难熬的夜晚,今天晚上再这样下去,真要命呀!想着想着到了永坪镇,马师傅说:“钢床坏了,下来住这儿。”我长长地出了口气,太好了,今晚能睡个好觉!在永坪整整等了两天,从榆林下来的车捎来了“钢床”,才把我们从永坪“解放”了!汽车行至清涧县岔口又停了下来,司机说下来吃饭,我不知道吃什么好,发现一家烧饼店,这里卖洋芋烙饼,一元钱一个,不要粮票,烙饼有巴掌大小,一铜钱厚,买了两个饥不择食地狼吞虎咽。今天算是节省下了粮票!
汽车经过绥德没有进汽车站直上榆林,我喜出望外,心想今天摸黑就到榆林了。谁知到了米脂县,司机不走了,原来师傅的家在米脂。在这儿又要住一宿了。当我回到榆林时,已经开学好几天了,我耽误了学生课程。虽然领导没有批评我,但是我心里很不安。感谢领导的理解和关怀。
彭克敬和他的种子事业
彭 高
彭克敬,原是榆林地区种子公司经理,高级农艺师,又是陕西省优秀专家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1米72的个头,长的粗壮结实,加之几十年在陕北黄土高原充足的阳光下劳作奔波,脸上那层黑色已洗不去退不掉,又加上一贯不修边幅,衣着朴素,谁初见,都会把他看作是个北方农民汉子。
1939年9月6日(农历7月24日),他出生在蒲城县苏坊乡北姚村一个农民家里。1951年,克敬完小毕业,考入富平二中,因为这所中学离家较近,只有10公里。当时的中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灶生,一类是“背馍生”。因当时家里比较困难,嫌上灶花钱多,就每个礼拜回一次家,背一些玉米面和白面一起蒸的两面馍。每到开饭时,打一碗开水,调进一点盐,边吃两面馍,边喝下这碗盐水。整整三年初中,他都是这样度过的。
1955年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仪祉农业学校。在这儿的三年,他学到了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试名次均在前三名之内,多次被评为模范生,三好生……
1958年毕业分配时,学校征求他的意见,想让他留校工作。留校工作,是许多同学求之难得的好事。这是学校的看重,对往后在专业上继续提高和有所出展大有好处。可是,他的心里却翻腾着另一种激情,他向往的是另一种天地。经过一番认真思考,还是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建设最急需的地方去!
陕北榆林地区,在较为富庶的关中人心目中,是块遍地黄沙的不毛之地,贫穷,落后,荒凉,那里的人生活非常艰苦。可是他想,既然那里有几百万人世世代代生活着,那就肯定不是地狱般可怕,至于贫穷落后,是可以改变的,而用自己一份力量帮助它改变,这不正是一个有志青年光荣的职责和使命吗?
和他一起分配来榆林的共18个同学。他们先坐火车,到太原,再坐卡车到离石,到军渡,过了黄河,再坐卡车从吴堡到绥德,再经米脂到榆林,连续行程五六天。其他同学,大部分分在各县,克敬被分在榆林专区农业局。
当时,种子工作在全国全省许多地方都刚刚起步。为了摸清本地区原有种子情况,局里派他去神木县下乡,要求他去实地调查并争取尽快写出一份神木县的种子志来。那时干部下乡,既没汽车,也没自行车,每走一地一律要步行,并要自己背着铺盖卷。尽管遇到许多想不到的困难,可他始终一心想着如何完成好这第一次任务,如何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好自己。他每天走一段路,串一两个村,连续转游了三四个乡的数十个村,终于调查清了这个县所有作物的种子情况。并将各样种子标本收集齐全,分别装入大大小小的种子袋。赶回县城时,铺盖加标本,行李重不下七八十斤。本来,雇个牲口驮送一下,完全可以报销。可他这个“老实疙瘩”,却丝毫没想到这个办法,而是几十里路程,走一阵儿,歇一会儿,硬是汗流浃背地将那么重的行李一步步背回县城,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下乡任务。
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种子工作,并将这一工作视为解决千百万人吃饭的“伟大事业”。而这样的事业当然任何时候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自然都被他放在次要位置了。
1973年,为了推广“两杂”(杂交玉米和杂交高梁)育种技术,他选择了米脂县一个先进队周家沟村去蹲点。4月,正当他选好地块、备好肥料、培训好人员,即将开始播种时,蒲城老家连续发来3封电报,说父亲病危,要他火速回去。怎么办?他知道,自己家乡关中一带,十分讲究个“孝”字。在他自己心中,也将“孝”字看作一种重要人品,不孝之人大逆不道。尤其想起父亲对他从小百般疼爱和许多教悔,感到老人家真正恩重如山,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若不回去,实在太对不住老人家,也会在自己心头留下永久的愧疚。可眼下,正是就要入种的关键时间,倘若自己回去了,这个重要环节稍有失误,就可能造成育种失败!……他流着眼泪,左思右想,真不知咋办是好。最后,他还是狠狠心作出决定,不回去了。
他没有回去。一直等到入种结束后,才匆匆赶回去。可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并已埋葬了。他三个弟妹见他这会儿才回来,都对他很有意见,很生气。他们流着泪向他叙说,父亲临终一直等他回来,想最后看他一眼,可终于没等得上,临咽气前,还眼里滚出两颗泪珠,说:“我,我等不上你们大哥了!……”克敬难忍心头悲痛,跑到父亲坟头大哭一场……
与他终生结伴的妻子崔爱英也是同一类型人,事业心极强,往往为了工作,家里和个人天大的事也搁在一旁。当初,1962年,两人结婚时,彼此就都好像把这终生大事也只当作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事情,只经别人作了介绍,互相见两三次面,简单地谈了谈,都觉得对方不错,前后共一礼拜,便“拍板定案”结了婚。
1974年的一天,唯一的孩子飞飞(3岁)患了感冒发烧,妻子因厂里工作正忙,安顿要他带孩子到医院看看,而他也因重要公事去出差(也总以为孩子病不重),当天忙忙乱乱只顾做出差准备,第二天赶早就乘车出发了。只因为两人穷忙,未能及时治疗,他走后,孩子病情加重,发展成持续高烧和严重抽风。虽经妻子送医院抢救治疗,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但因大脑受损,一个十分聪明可爱的孩子变样了。赶他出差回来一看,简直傻眼了。他怎么也不相信和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可是,不管他怎么试着逗孩子,孩子总是痴痴呆呆的!
后来,虽然他们多方求医,设法治疗,有一定效果,但孩子的智商终未得到完全恢复,终未改变弱智状态。过两年——1976年,妻子因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他们想另生一个也不可能了……
人活一世,其生命价值的最终体现,还是看他到底为社会做出多大贡献,贡献愈大,其生命价值则愈高。经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他终于为社会和人民做出了一些贡献,基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目标。
他一直从事种子工作,对这个在有人看来十分“平凡”的工作,他却爱得热烈、深沉以至痴情,并颇为自豪地称之谓“吃饭的伟大事业”。是的,拿全球来说,人口在逐年增加,土地在逐年减少,能否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关系整个人类的生存。拿中国来说,占全球不到1/15的土地,却养活着占人类1/5以上的人口,“吃饭事业”自然更显得重要而“伟大”。拿他所在的这个地区来说,多年来农业相当落后,到上世纪60年代初,全区平均亩产只有50来公斤,至70年代,仍有许多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当然,提高粮食产量,需要多种因素,可种子的优劣,十分重要。国际资料表明,全世界每次大的农业突破,无不从种子开始,国际专家们测定,几十年来全世界农业的增产,30%是凭了良种。
种子,种子,种子!30多年来,始终是彭克敬心目中和生活中真正的“头等大事”,为了它,他可以忍受一切,舍弃一切,付出一切。就在“文革”十年间,他也不顾“业务挂帅”、“纯技术观点”,“唯生产力论”等等谬论的威胁和吓唬,只管一门心思地钻研、试验、宣传、推广各种优良品种。
早在1964年,他就发现新疆等地试育出的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是很有增产潜力的好品种。1965年,他设法弄到的一些种子,搞了小块试验,果然增产20—30%。再好的种子,使用久了就会退化。为了保持良种优势,必须自己掌握育种技术。所以,1966年9月,正当“文革”风暴掀起之时,他带了几个人前往海南岛去育种。在那儿,他们住了半年多,赶第二年4月终于获得成功,带着一批亲手育成的“两杂”新种返回榆林。
一切先进科研成果,离不开推广应用,而推广应用,尤其像农业良种的推广应用,绝非易事。一种良种引进来了,也繁育成了,可农民不了解,不认识,不愿种,怎么办?你只能小块示范,用事实教育和引导。而小块示范,影响面是很有限的,又怎么办?为了让更大范围的人了解它,相信它,这就需要各种形式的宣传。彭克敬在好多年中,几乎每年从春到秋,“拴”在各个示范点上,到了冬季,顶风冒雪到处去宣传,全区200多个乡镇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4年,为帮助甘肃、宁夏几个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西”(定西、河西、西海固)领导小组,投资2亿元,指定好几个省给予具体帮助,其中要求陕西省派一些优秀专家组成农业科技咨询组,以3年时间,帮助宁夏西海固地区改进农业耕作技术。陕西派出10名农业专家,指定彭克敬任副组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西海固。
彭克敬把这当作一项重大而光荣的使命,他带领一行10位同志,到了那里,深入固原地区6个县、银南地区2个县的许多农村实地考察。考察中,看到那里农业落后和农民的贫困状况,心里十分不安。同时,他们也发现,那一带的山形地貌和雨量、气温等与陕北一带比较相近,于是便开始思索着如何将陕北一些有效的经验用到那儿去。
经过咨询组全体同志反复研究讨论,又充分听取当地党政领导和科技人员的意见并征得赞同后,他们决定:将陕北一些地方试验有效的“两法种田”——即水平沟种植法和垄沟种植法,作为首要项目加以推广。实施步骤是,一年示范,二年推广,三年普及。
“咨询组”,这名称的含义和职责谁都知道,主要是出点子,当参谋和指点、指导的意思。可彭克敬和他的咨询组,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大大突破了“咨询”的含义,大大超越了“参谋”的职责,他们生怕计划的实施出现任何疏漏和虚假,生怕具体效益不能达到预想的指标,一年四季,时时刻刻处于紧张忙碌状态。他们每个人,不是蹲在示范点上,亲自舞镢挥锨,给农民们具体传授有关技术,就是东奔西走,在各个农村到处巡回指导检查。三年之中,他们的足迹遍布这8个县的山山水水,他们的汗滴撒遍了这8个县的沟沟梁梁。
辛勤扎实的工作,终于取得可喜的成绩。三年下来,“两法种田”果然得到了普及并取得显著的效益。普遍产量增长20—30%,其中,小麦由原来亩产50来公斤提高到75公斤,洋芋由原来亩产400公斤提高到1000公斤。
于是,西海固名声四扬了,咨询组也受到了多方表扬和嘉奖。宁夏自治区专为“两法种田”拍摄了科教影片,中央电视台几次作了专题报道。《宁夏日报》和《人民日报》均多次加以宣传。自治区党委和有关部门除对咨询组多次表彰外,还于1986年将他们这个项目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
彭克敬从宁夏回到榆林后,继续担任地区种子公司经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城乡对植物油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大量种植油料作物,既能满足这种需要又可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所以,早几年他就下很大功夫,引进了“先进工作者”油葵加以推广,赶1984年全地区种植面积达30多万亩。可不想,他外出三年回来一了解,油葵面积不但没增加,相反降到只有10来万亩。
这是怎回事?他为此很觉疑惑、震惊和痛心。他很快跑到过去油葵种植较多的地方去搞调查。调查中,他弄清了,主要原因是这种油葵近年发生了锈病,造成了减产,因此农民觉得算不过账,所以不愿再种植。
从乡下回来,他就立即着手搜集有关资料和信息。随即,具体着手引进试验。经过两年多时间精心育种,筛选,终于从国内外20多个新品种中,选出美国G101油葵这个最优品种。它抗菌、抗旱、耐涝、耐盐碱,含油量高达49%,每百斤轧油率可达43斤。山地种植每亩产量可达100—150公斤,水地可达150—200公斤,可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全优”品种!
这样好的品种,自然不怕农民不愿种。克敬先选择了榆林县马合乡和靖边县新桥乡作为两个示范基地。这次G101一试种,两相比较,产量大幅度增加,出油率又那么高,农民们家家喜笑颜开,人人拍手叫好。
过去推广一个新品种可真难。而上世纪80年代末的农民,已普遍与过去大不相同。多年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良种的重要,好多人都有了“信息”观念,经常主动打问哪儿又有什么新的好品种。所以两个基地上的“G101”信息,真叫不翼而飞,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使远远近近许许多多人知道了。加之,彭克敬又通过报纸作了介绍和宣传,人们从口头传闻和报纸新闻两个渠道证实了这“信息”的可靠,于是,全区各地农民像争“财神”般,争着购买籽种,争着扩大种植面积!……截至1991年,仅这个品种的种植面积全地区已达10多万亩。每到夏季,从三边高原到榆溪河沿岸以及南部一些丘陵地带,到处是成片成片金黄的油葵花,每到冬季,清彻香醇而营养价值又很高的101葵花油,从一家家油坊成批运往各地!
G101油葵的名声,越过县界区界和省界,远播各地。近年,本省的延安、关中等地,和邻近的内蒙、山西、宁夏等省区,也都争相引进种植,大力推广。一个类似上世纪70年代“沙杂热”那样的新的“101”热,正在这一带开始形成!
彭克敬和他的同事们,30多年来,先后对10多种作物的100多个品种作了成功的更新更换,全部取得可观的增产效益。其中,增产最显著的有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沙杂15号洋芋、榆春3号小麦、京引39号水稻、宁亚10号胡麻、四倍体荞麦、新红宝西瓜、榆包1号和榆白2号白菜、美国G101油葵等等。一般的增产幅度为20—30%,有的达到50%以至翻一番。榆林地区,这个历史上长期农业落后粮食低产的地方,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全区总产只有3亿公斤,70年代末,上升到5亿公斤左右,80年代末迅速上升到7.5亿公斤,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温饱问题。当然,这种巨大的发展变化,与“水、肥、土”等条件的改变和耕作管理技术的改进等都有关系,而良种的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据有关部门估算,他们引进推广的100多个新品种,就按20—30%的增产效益计算,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也达数十亿元。
对国家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人民和国家是不会忘记的。彭克敬,多年来一直受到这里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称赞和尊敬。1978年,光荣地出席了全省科学大会,近10年来,先后获得国家农牧渔业部和有关省(区)的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地(市)级科技成果奖5项;1988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9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党员专家。
人生最大的快慰,莫过于在苦心经营的事业上做出成绩,并得到社会承认。彭克敬,这个一贯讲真实不做假的人,十分坦诚地表示,做为一个原来只有中专文化程度的农民儿子,走到今日这一步,他既觉无愧无悔,又感到一种生命的慰藉。他还说:“看来,确实越是落后贫穷的地方,越能够做出成绩来。可惜当初一起来的18个同学,有15个先后离开了。我是永远不愿意离开这里的。要说我该感谢谁的话,我首先感谢这里的人民,感谢这块土地!”
2006年6月,就在他的事业处在鼎盛时期时,病魔却降临到这位好人身上,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这年他才67岁。虽然他已经永远的走了,但是榆林的人民却永远地记住了这位伟大而平凡的科技工作者,他的事迹,他的精神将永远地留在榆林的大地上。
(本文作者彭高系彭克敬侄子)
为人师表 是我毕生的光荣
于海河
我叫于海河,1926年出生在河南省西平县芦庙乡合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先后就读于出山小学、出山中学。1946年中学毕业,考入新创办的许昌师范。这个学校管理严格,学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第二学年,许昌解放了,学校迁到开封。不久,开封也解放了,我跟随学校,经徐州、南京、上海迁到浙江省兰溪县离城三里地的大村庄。学校设在一个私人祠堂里,没课桌,没凳子,条件十分艰苦。杭州解放后,我和最好的朋友潘明祥商量,咱还是回河南老家吧。于是从兰溪坐木船,顺流而下,到达杭州,从杭州坐汽车到南京,再坐火车经徐州,回到了久别的故乡。1950年,我到出山完小当老师,时任校长是谢遂法。由于我热爱教师工作,热爱劳动,表现突出,1952年春,谢遂法校长派我到开封师专进修。暑假时我们这个班合并到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学习条件好,我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借阅参考书,午自习、晚自习时钻在能坐几百人的阅览室,拼命地学习。因为已经有了工作经历,所以深深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两年,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4年暑假,河南大学临时改为河南开封师范学院,我从学院地理专修科毕业。当时,大家都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被分到陕北榆林中学当地理教师。
榆林中学解放前是陕西省立第六中学,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上世纪60年代被定为全省十所重点中学之一。这里很多教师来自全国各地。
1954年秋季,我到榆中的第二天,学校教导主任张宗瑞给我谈工作问题,他说:“学校考虑好了,你代榆中高五七级(即当时的高一)一个班中国经济地理,每周两节;高中五五级(即当时的高三)世界经济地理课,每周两节。另外你还要给榆林师范每周代八节课(即中师五六级一个班,中师五七级一个班、春五四级一个班,教师轮训班一个班)。因为这些班地理课都停着,等着你上课了”。榆中史地教研组组长叫庄允恭,是陕南汉中人,榆师史地教研组组长是梁金奎,河北省人。当他们两人把我介绍给同学们时,教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使我十分感动。因为当时学校没有上课挂图,我就请学校买来新闻纸和水彩颜料,每天晚上先写教案,接着就画课堂挂图。先用方格放大法,把课本上的小图放大,再染上颜色,待干了把字都填上,一幅精美的地图就制成了。就这样我坚持干了两学期,把中国经济地理图、世界经济地理图全画完了。当时照明是小发电机送电,只供到晚上10点。停电后,我只能把自己办公室的小清油灯拿到大会议室来画图。我上课和批改作业都非常认真,每天晚上都在12点以后才睡觉,学生们都深受影响,中师五六级、五七级两个班的同学几乎都买了水彩,都填染暗射地图。每批改一次作业,我都当堂表扬作业好的同学。
庄允恭组长常在晚上12点时来敲门,说:“于老师能休息啦”。他常说你这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要注意身体。和我住隔壁的是比我早来一年的陕南镇安县的黄治隆老师,他教语文,黄老师也常在12点来叫我休息,我常说,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回。榆师梁金奎老师对我说:“你是用什么办法,使中师五六级、五七级的同学们,都迷上了你的地理课?堂上爱听你的课,课后其他作业完成后,还是爱看地理书,填暗射地图,一个比一个认真。”当时有一个叫马香如的学生最突出。同学们刻苦顽强、自觉学习的精神,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使我更加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更加热爱榆林的山山水水。
我初到榆林,在榆中代的是高五七级、五八级,后来这两个班涌现出大批党政、新闻、教育界的领导人物。如高五七班学生吴秀峰(曾任榆林行署副专员)、刘克深(曾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李爱英(曾任榆中的副校长)等;高五八级学生李正祖(曾任延安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宗光耀(曾任国务院驻澳门副主任)、徐玉华(北大地球化学系毕业,以后是江苏省地质研究所院士)等。接着我担任了初五九级甲班班主任。这时的榆中勤工俭学蔚然成风,高中同学大炼钢铁,初中同学脱坯、烧砖、捡石灰石、烧石灰。同学们的精神十分可贵,如当时班长杨俊芳、支部书记王彩霞,还有陈桂英,劳动干事乔保华、王宏才、高登云等每次带头踩泥和泥。我也深受感动,和同学们一块踩泥、脱坯、烧砖、装窑、出窑,虽然很苦,但乐在其中。
“学然后而知不足,教然后而困”,“书到用时方恨少”。榆中老校长宗秀槐(后为榆林地区教育局长)常对老师们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必须要有一桶水。”世界地理地名难记,我就给同学们讲故事,如讲当年演员陈强正在匈牙利演出,家里打来电报说他的大孩子出生了,让他给取名字,为了纪念这次访问演出,陈强给孩子取名布达,后给二子取名佩斯。多瑙河从匈牙利首都中间穿过,西岸是古都布达,东岸是新兴工业园佩斯,同学们马上记住了匈牙利首都是布达佩斯。
前期我用挂图,后期我对教授内容越加熟悉,就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边讲边画。讲中国画中国,讲世界画世界,我在黑板上画,要求学生用随堂笔记本跟着我画。常言道: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同学们对我在课堂上使用对比方法讲课印象深刻,经常有同学跟我提起我讲的中美地形情况的对比。中美两国都在北温带,西高东低,然而因为山脉走向不同,导致气候不同。我国有东北走向的山脉三条,可以阻止北方寒潮。美国山脉呈南北走向,西部是落基山,东北低山阿巴拉契亚山。中间是五大湖平原,密西西比河流域平原,春季庄稼苗刚出来,北方寒潮来了,全国性庄稼苗冻死,秋天眼看庄稼快熟了,寒潮来了,全国性庄稼减产。可我们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阴山阻挡一下,秦岭又阻挡了一下。秦岭淮河以南,冬季不冷,夏季炎热多雨,是亚热带温润的季风气候,属于常绿阔叶林区,农作物一年三熟制,早稻,晚稻,冬季放了水种油菜。所以我国稻米产量、油菜籽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位。中国夏季东南太平洋有热带气旋叫台风,武夷山一挡,沿海受灾面积很小,而美国东南大西洋上热带气旋叫飓风,因平原连一块,全国性受影响。中国和美国地形都是西高东低,美国是缓坡,中国有明显的三个阶梯,河流落差大,水能资源有6.8亿千瓦,蕴藏量居世界绝对第一位。
清涧籍同学薛占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他多次给我来信说:“于老师听你的地理课,最深的感受,你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八五届同学王馨对我说,每次去府谷时,看到沿途的山脉呈明显的横断山地貌,都会对同行的人讲:“这就是典型的横断山,我们老师在地理课上讲过的。”
我是1991年退休的,回忆在榆林中学这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我仍然非常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书的目的,是为了育人,看到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之材,我感到为人师表的光荣,同时也更感到教师的责任重大。我常爱说一句话:能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就好象自己也年轻了。
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几乎年年都当班主任,常搞学生家庭访问,为了和家长配合,共同教育好学生,我每年几乎要到每一个学生家庭访问一两次。教育学告诉我,教师的最高艺术就是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多多表扬,因材施教,实践证明,批评十次,不如表扬一次效果好。如有个学生叫叶磊,去家庭访问时,我给他妈妈说,“叶磊地理学得好,叶磊很懂事,很有礼貌。”他妈妈说,叶磊学地理好象入迷了,到家里一有空就是看地理书、画地图。叶磊高考时地理考了99分。还有一个学生叫张保新,他的女儿结婚时请我参加了,当时张保新的侄儿张鸣过来给我敬酒,他说“你是我们家三代人的老师,我叔叔张保新是初七0级5班的学生,我是高八0级5班学生,你又给我的儿子张也驰辅导地理课。”
在榆中我当过班主任、教研组长、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省地理学会理事、榆林地区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学校成立党委之后,我担任文科党支部书记。曾多次获得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等表彰奖励,得的奖状不计其数,1985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后又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能做一名让学生铭记的老师,是我最大的光荣。
志在农村勤耕耘
薛校娥
“把你撂在炭圪崂,也分不清是炭还是你”!这是我常形象比喻老伴的一句话。每到春夏季节,从农村回来,脸晒得焦黑,双手似黑煤块,灰头灰脑,全身油渍。这就是一辈子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常年和农民打交道,至今仍在农村滚爬的我的老伴——康庄。
一路风尘到榆林
我和老伴康庄退休前同在榆林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作。我是榆林城里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插过队,招工参加工作,后经人介绍与康庄成家。康庄于1945年12月出生在山东济南市郊章丘明水镇一个商农兼营的大家庭。1950年他和母亲赶赴江苏和已随解放大军南下在连云港市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团圆,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小学生活。1959年他独身到达西安,投奔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成都、西安做实业的祖父,在西安初中毕业。1963年考入当时的陕西省武功农校植物保护专业。因面临毕业时“文革”开始,直至1967年秋才分配工作,到达榆林。如今,老伴常常说起他第一次来榆林难忘的一路风尘。从西安家中出发,背一卷铺盖、衣服,带一包书本和一双碗筷,肩挎一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绿挎包。先坐硬座火车,慢慢悠悠四、五个小时到达铜川。当时的铜川汽车站车少、站小、票难买,无直通榆林的汽车。排了半天队无车票,又等了两天,车站通知有一趟加班的解放牌货车有票。一块分配到榆林的几位同学商量说不能再等了,在铜川住了两天半后,终于登上了走走停停的载人货车。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石路上奔波了一整天才到达延安。从延安坐汽车到榆林,路上更是惨烈,爬坡上坬,弯弯曲曲、坑坑凹凹、磕磕碰碰。等天黑到榆林后,整个成了一个土人,全身疼痛象散了架。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生于闻名全国的泉城(明水镇系地处泉城济南远郊的一个处处涌泉的卫星镇),长于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连云港,求学于富饶的关中平原大城市西安的二十岁外乡人是何等的艰难。老伴说:当时是怀着雄心壮志到榆林工作的。当然,也存在着“文革”极左思潮的驱动,想离开社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越远越好的因素在内。因为他的祖父在上世纪40年代曾接待和资助过众多的山东进步青年学生,他们是由家乡途径西安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文革期间,祖父因此受到了这批人所在机关造反派外调时的威逼,所幸的是因为祖父的正直和威望,没有被遣送回山东老家。老伴的父亲也因所谓的社会关系复杂受了不公正的牵连。因此,到毕业分配时,他决心远离繁华的家乡,千里迢迢一路风尘到了偏远的榆林。
艰苦岁月受考验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榆林经济落后,地面荒凉。榆林城区,从南门到北门散步只需半个小时的功夫。东城外是黄沙山包,西城外是在连绵的沙丘下点缀着一条狭窄农田,南门外一条通向省城的沙石公路,北门外远眺沙土飞扬。北部风沙滩区“蛤蟆尿尿水汪滩”,南部丘陵“黄土圪垯泡满山”。老伴说他第一次回老家探亲,把榆林的现状向母亲述说,母亲叹了口气说“这是出嫁闺女到了苦婆婆家了”。然而,对他更大的考验是农村基层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不适应。刚到榆林几天后就到镇川的一个山区村蹲点,一把铁锨修梯田干了三个多月,腊月二十三才回机关。我和他结婚后,他和榆林县委组织部朱部长到当时的刘官寨公社西沟大队蹲点。那个时期的下乡是讲究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秋收时,天不亮黑漆一片时起床,和群众上山背庄稼;春耕时,与群众一起下稻地插秧;冬季,滴水成冰,同大队农田基建队修梯田。打坝、引水拉沙和整理渠道样样学着干。打场扬谷、积肥沤粪,他把所有农活干遍,大部分农活是他在农校上学时没有接触到的,对一个从小生长在城市的人实不容易。西沟大队是榆林地区学大寨十面红旗之一,队里政治气氛浓,给国家上交公粮力度大,在当时是远近有名的勒紧腰带多贡献的生产大队。除白天高强度的劳动,晚上还要熬夜参加大队党支部会、党员大会、队委会、社员大会、基干民兵会、、贫协会、妇女会、团员会、斗私批修会等十多个名堂的政治学习会,加之吃酸菜、钢丝面,甚至稻糠窝窝,以致于发展到大便干燥拉不下,胃疼发作。那时我已被招工到畜牧局的一个养殖场工作,离西沟大队不远。有天晚上十点多钟,正准备休息,忽听到场部院里有大拖拉机响声,还以为送来饲料,谁知有人敲门,喊叫“快来,你男人病了,队上打发拖拉机送人来了。”当时养殖场无医生,我们又连夜进城。在城里医院,医生紧急处置,给药灌肠,仍效果不佳,只得用手一点一点地硬抠出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榆林农村基层工作,吃的是百家饭、干的是出力活,大多数都是如此,至今记忆犹新。在榆林县董家湾、鱼河公社承担高粱、玉米制种时,他一个人曾负责几百亩的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制种任务。这些制种田分散在四、五个生产大队,方圆几十里的范围。他常常每天早饭在农民家里吃顿酸菜洋芋和菜饭,便急忙从一个大队前往另一个大队,在冷风瑟瑟的山沟里,走着走着肚里开始上下翻腾,然后吐酸水。再走走,肚子开始疼痛难忍,只得停下,蹲在路边,等肚里的和菜饭吐出来,方才好受些。那年月,长期的饮食粗糙,饥一顿饱一顿吃百家饭又缺乏营养,造成了对肠胃的损害,如今上了年纪还是胃病经常发作。老伴常常提起当年在榆林北草滩农村下乡蹲点,住在常不住人的大队部。春季一夜沙尘暴,第二天早上起来沙拥房门,两个人手掏脚刨半天才能出门。住在农户家里盖的是黑油被子,冰凉冰凉,而且虱子满炕,咬的人浑身疙瘩,受不了时用手抓得一条一块的血痕。有次下乡回来给我说对付虱子他和同事有了新发明,就是晚上睡觉脱光衣服,高挂在墙壁上,第二天早上穿衣服前用扫帚把光身子扫净,然后才穿衣服。就是这样每次下农村回到城里,首要任务是脱下衣服用滚开水烫一遍。在山区生产队蹲点,他一个人住在旧庙的大队部,住一盘大土炕,宽大的可以当舞台。生产队的社员、队干部们常常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个庙窑可有说法的。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每天累得要命,倒下就睡,没有时间害怕。老伴常说那时在农村基层工作生活条件和现在是没法比的。
到偏远榆林农村工作,老伴不仅仅要渡过艰苦生活关,也倍感精神上的压力。他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去世在连云港的郊区农场。是在十年文革即将结束的前一年,那时老人还在等待平反昭雪,不料夏收季节,农场收麦,龙口夺食,一场急降的暴风雨击倒了父亲。农场的赤脚医生,给了几片药,终因挽救不及时去世,等后事办完家里才来电报告知。那时,老伴还在从内蒙丰镇向山西介休调运洋芋种子的路上,他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是半月以后了。他母亲去世在十年前的正月里,老伴还没有退休。过春节时,我们电话给远在江苏的母亲拜年,老人家还精神挺好,一再说你们离家远不要挂念。正月十五,弟妹来电话说母亲身体状况有变,几天后又报来病危的消息。当时榆林尚未通火车,交通不便,单位专门派车将老康送往西安,等他转车到达连云港家中,母亲已经去世。自古忠孝难全,这是老伴常提起的事。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双亲病危时都没有在身旁尽力尽孝,也是他永远的憾事。我们大女儿降生时,我还在农村插队,生活艰苦,怀孩子时顿顿是杂交高粱米饭,还要下地劳动,快到生产时才能请假回城,一路牛车。大女儿得先天性脊柱膜膨出症,七十年代榆林医疗条件差,无法医治。孩子得病时我还在农村插队,家里经济紧张,老康工作忙没有时间,三拖两拖拖过了最佳治疗期。到了以后条件稍好,我们带上孩子去外地治疗为时已晚,造成孩子终身双腿瘫痪。老伴有两次机会调离榆林,一次是刚到榆林尚未结婚,经在天津大港油田工作的姑姑联系往天津调,一次是改革开放后,他已联系好连云港市农业局下属的蔬菜办公室。当时榆林县主管部门因文革后万事待兴,特别是科技人才缺乏不放人,不出商调函,也没有调成。艰苦的生活和常年累月的农村基层工作考验了他,工作、事业、家庭留住了他,榆林已成为他离不开的家乡。
志在农村勤耕耘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是面向农村基层,为农民群众服务的行业。以前社会上流行的一句顺口溜“一工商、二财贸,最好不要搞文教,离开农业最为妙”。农业系统工作人员常年在农村和农民打交道,生活和工作条件差,和其他野外作业的地质、水文、交通电力工程等野外作业行业相比福利待遇低,造成社会上都以“跳出农门为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行业的排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因农业是弱质产业,生产周期长,效益低,农技推广服务的是规模小、效益不高的一家一户农民群众,所以农口系统的社会地位一直排后。老伴20岁到榆林工作,从榆林县农技站,到榆林地区植保站,到榆林市农技中心,他学的是农业专业,一辈子干的是农业事业。
农业学大寨时期,榆林大面积推广种植两杂两薯,即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沙杂马铃薯和红薯。当时,老伴所在榆林县农技站承担着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制种任务。他曾在老一辈农技人员的带领下到海南制种,和同事一起担任上千亩的制种任务。其中,1969年至1974年六年期间独立承担两杂制种2200多亩,指导生产优质杂交良种70多万斤。1975年开始负责全县病虫草害测报网建设、植物检疫执法、大田防治技术指导,年均大田防治面积达56万亩次,挽回粮食损失2507万公斤。每年的防治季节,他都身背喷务器在农村做除草剂试验示范,连续十多天大田防治粘虫,浑身农药味。1985年调至榆林地区植保站主持全区植保业务技术工作,首次组建全国重大病虫害测报网榆林区域站。为把好陕西省植物检疫北大门,在全省率先提出加强调运检疫执法,严防危险性检疫对象进出境的动议,并作为先进经验,推广到全省植保系统。1997年调至榆林地区农技服务中心,分管技术业务工作。每年除负责机关内的业务技术工作计划、布置安排、中期检查、年终总结和技术职称评定、管理等工作外,还承担向日葵锈病、马铃薯28星瓢虫、旱作农业综合技术推广等多项科技项目的立项、实施。担任过地区粮油果技术、神木大保当乡旱地地膜绿豆、佳县王家砭乡扶贫等工作队的队(组)长,长期深入农村基层蹲点,搞样板,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
老康曾先后任榆林县农技站植保组负责人,榆林地区植保站副站长、站长兼站党支部书记,榆林市农技服务中心副主任。同时,还担任过市农业技术中级职称评委,市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农业组委员、主任委员,市农技推广奖评审委员专项主任委员,省昆虫学会和省植物病理学会理事、地区农学会理事、地区植保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为市植物保护学科骨干和带头人。
勤耕耘就有富收获。按老康自己的话说:“在农村下了四十多年的乡,为榆林的农技推广、植物保护事业尽了力,也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农民群众的肯定,作为一个外乡人也知足了。”前几年退休时,他把几十年的奖证、荣誉证书搬回家整理,我随手帮忙翻了翻发现,他在榆林县农技站工作期间几乎年年都获得过县委、县政府,县农业局、县农技站的表彰,其中包括1973年中共榆林县委发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奖状、1977年中共榆林县委、县革委会发的模范工作者奖状等。1980年12月,康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调至地区单位后,曾于1997年7月1日被中共榆林地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多次被评为省植保工作先进个人、先进站长和“八五”期间全省植保系统优秀植保站站长等荣誉称号。他从1984年起担任榆林县政协委员、榆阳区政协委员共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还获得过10多次政协工作突出成绩者和先进政协委员荣誉称号。在技术业务方面,他主持和参与过“榆林市百万亩旱作节水农业综合技术推广”等近二十项科技进步、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其中,主持的“旱作节水技术”于2005年度获陕西省人民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参与的“榆林地区玉米吨粮田综合配套技术推广”、“新农药标准化应用”、“技术研究与推广”、“农田灭鼠技术推广”、“粘虫发生防治技术”、“粘虫异地预测预报”等分别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农技推广一、二等奖。他主笔撰写的《榆林地区有害生物消长与农业生态环境演替的变性分析》等多篇学术论文,被评为省植保学会、榆林市自然科技论文优秀奖,还曾独立编著《农业科技实用培训教材》一册。参与撰写《陕西植保史料》一书,《榆林地区向日葵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苜蓿广肩小蜂熏蒸技术》、《内蒙古东部沙源地区沙尘物质能量的获取及湍流特征分析》等10多篇论文分别在全国、省、市级科技刊物上发表。
发挥余热尽力气
康庄在2006年2月正式退休,退休的第二年便被中国科学院大连物化所杜教授推荐到北京万富春森林资源发展公司工作,该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林业部龙头民营企业。他被聘任为总公司研发部技术主管,负责公司有关农业种植业技术方面,主持公司“生物质能源菊芋开发项目”。在此期间曾为公司选育出“菊能1号”、“菊能2号”两个菊芋新品种,均被陕西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并为公司引进了多种优质杂粮品种,在公司的北京、河北、山西等多处生产基地的宜林宜农地上种植。公司程总经理多次在会议上表扬说“今后公司要多吸纳象老康这样有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又能吃苦肯干的人才”。虽然老康说公司老总和同事们都很照顾他,但远在北京,我和孩子们常担心他,毕竟上了年纪,硬劝他把干了四年的工作辞掉。2011年他回榆林后和几位农口同事投资承包400多亩优质马铃薯商品薯种植基地。2012年初,又倡议发起成立民间科研单位“榆林隆鑫植保研究所”。研究所已经过榆林市科学技术局批准,在榆林市民政局注册登记。老伴退休几年后又拾起他的老本行,防治病虫害。他说“我现在还能跑得动,再跑几年吧”。他现在还担任市农技中心离退休党支部副书记,至今仍尽力地为党的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情系山河披锦绣
孙祯元
我叫孙祯元,1936年10月5日生于河北省深泽县(现属石家庄市)彭赵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农民,我们兄弟姊妹六个。我小学毕业想考中学,因家中没力量,只得报考不收学费的河北定县农校。1955年又考入全部免费的河北黄村林校,1958年9月被保送到北京林学院(现为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系水土保持专业学习, 靠助学金完成学业,1962年12月毕业。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和国家把我培养成一名大学生,我怀有一颗报效国家之心,自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从北京来到大西北,把我分到榆林地区林业局从事技术工作, 就这样我由一个北京人,变成一个在榆林安家落户的陕北人。
1963年春季造林结束后,林业局领导组织技术干部座谈讨论如何提高防风固沙技术。大家畅所欲言,我大胆提出“用林带围歼沙漠”的设想。没想到我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们的赞同和支持,经过大家补充完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即用三条林带包围沙漠:沿古长城营造长城林带,阻止沙漠前进;沿陕蒙、陕宁省界营造北缘和西缘林带。此意见经局务会通过形成决议后,当年就在冬季召开的国营林场工作会议上,给有关林场下达任务、落实了责任,三条林带于1964年春季正式启动,经过20多年的连年施工,现已完成三条总长1000多公里的林带,将沙漠团团包围在绿色长城之中,基本阻止了风沙南侵,切断了内蒙、宁夏风沙入陕。形成一套独具“榆林特色”的宏伟治沙战略,成为扭转榆林“沙进人退”的关键举措。1985年我将榆林这套宏伟治沙战略撰写成《榆林沙地开发利用及效益研究》一文,参加了联合国沙漠委员会召开的“世界沙漠开发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 论文编入大会论文集, 在美国出版发行。这是我市打入联合国的第一篇治沙论文,对榆林治沙技术走向世界, 使世界了解榆林起到积极作用。
1964年3月,林业局领导派我到绥德县满堂川公社业务蹲点,搞人多地少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样板公社。那时,农村严重缺粮,有不少家户揭不开锅,群众没粮吃,再搞退耕还林还草,其难度可想而知,经过与队干部和群众反复谈心做工作,在公社党委领导下,我驻大白家沟大队,带动高家崖、三十里铺等五个大队。首先实施将绥德至宋家川公路两侧山地退耕还林,以此带动全社的林草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在全社实现了万亩林、万亩草,还在山坡修水平阶,育樟子松、油松、刺槐等苗木获得成功。几十年来,该乡(公社)仍是绥德县退耕还林还草的先进典型,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以大白家沟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所造林木成林成材,除本村使用外,给附近大队供电杆8000多根,有力支援了农村电网的架设,仅此一项收入现金20多万元,户均2000多元,这对当时穷的连灯油都买不起的农村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在搞林草样板的同时,对大白家沟和赵家铺两队陡坡上的野生酸枣全部嫁接成大枣,还创造了嫩梢嫁接新方法,大大提高了成活率,延长了嫁接时间,至今此技术还是较先进的嫁接方法。有一次我在山上检查成活率,一步踏空从四五十米高的陡坡滑滚到沟底,险些丧生,造成椎间盘突出。
我热爱治沙科研工作,1978年经要求我由林业局调到了治沙所从事治沙科研工作,主持《榆林沙荒大面积植树造林扩大试验》项目中的《选择乔木固沙树种》课题。选出樟子松这一榆林沙地极有希望的树种,在红石峡、榆林东沙、佳县打火店等林场(站) 营造樟子松实验林一万多亩。现在都已郁闭成林, 平均树高7.5米, 平均胸径20厘米, 已成为榆林参观、旅游、休闲的一大景点。
2002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来榆林视察工作, 中央和省市主要领导近百人,深入沙漠视察东沙樟子松实验林, 总书记对这一工作的充分肯定, 是给我们的最高奖赏和荣誉, 是极难得的殊荣。
为了使樟子松能在榆林沙漠安家落户,我深入大兴安岭天然林区, 和林区工人在帐篷同吃同住,调查樟子松的生物生态学特性,采集土壤样品和树干解析圆盘近百斤。我和助手背着这些样品, 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 步行20多公里,来到邮电所邮寄这些样品时,邮电所的职工们以为我们是“疯傻”之人。
为解决樟子松育苗造林中的难题,除自己亲手实验外,我和助手走遍东北、华北、西北11个省(区)行程两万多公里,到引种过樟子松的各地调查,经过对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终于找到榆林制约樟子松生长的关键因素,解决了育苗造林中的关键难题。我撰写的《榆林沙地樟子松造林技术》一书,成为沙地造林和城市绿化的重要指导文献,为在榆林广泛普及樟子松育苗造林技术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不仅实验林郁闭成林,推广的20万亩也陆续郁闭成林。在“十二五”期间,榆林又推广新造幼林100万亩。在樟子松引入榆林的关键时期,我放弃多次调离榆林的机会:西北林学院要我当教师不用试讲直接上讲台;河北省林研所和省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两个单位由我挑;我在甘肃省治沙所考察时,该所领导给我做工作要我留下;榆林高专要我去教学。我都一一谢绝。现在成功了,苍松覆盖大地,无论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规模,都前所未有。我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榆林、献给榆林的樟子松引种事业而感到无尚光荣和幸福自豪。
榆林是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神木大柳塔是能源开发最早的矿区,仅开挖矿井和露天采煤坑及配套一期工程(1987—1992)外排弃土、弃石、弃渣3444.2万吨,其中60%直接排入黄河支流—乌兰木伦河,将河床淤积提高4米,成为可怕的“悬河”。在一期工程期间,年均向黄河输送泥沙3103.8万吨,严重的水土流失惊动了国务院,国务院向黄委会下达指示,要尽快解决水土流失问题,黄委会一方面要当地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滥开乱挖,一方面给省水保所下达科研任务,从技术上研究解决水土流失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受省水保所聘请主持“矿区防风固沙及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的研究”。从1989年到1993年,边研究、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进行山水林全面综合设计,绿化美化香化相结合,彻底改变了矿区因能源开发造成的严重风蚀及水土流失,一跃成为全国能源开发和生态建设同步进行的先进典型。我撰写的《神府矿区水土保持林草治理措施研究报告》成为该矿区绿化美化实施治理措施的样本,也成为其它矿区治理水土流失的重要参考文献。根据该矿区水土流失和治理效益,我撰写了论文《能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对策》, 1995年10月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沙漠学术会,并在大会发言, 会后编入大会论文集, 并刊入日本向世界发行的学术刊物《沙漠研究》, 为榆林治沙事业赢得荣誉。
1996年应长庆油田聘请,我对分布在沙漠腹地中的30多口天然气井和集气站进行防风固沙措施的治理设计。在天然气井钻探过程中,沙地植被遭受严重破坏,而钻探结束后,如何保护气井不受风沙湮没,是长庆油田的一件头疼事。为确保不受风沙危害,油田职工用楼板密封井口,认为这样可万无一失,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代价大,反而遭到更严重的风蚀沙埋。因此,聘请我们进行治理设计,经过我们设计,给油田指挥部汇报交卷时,指挥部对此非常重视,中层以上在家领导成员全部参加会议,听我的汇报,我汇报完后,与会人员没有一人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总指挥主持会议表示非常满意,要尽快照设计实施,解除风沙危害,确保安全生产,并提前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输送天然气。以此写的论文《陕甘宁气田开发对沙地植被的影响与对策》,在澳大利亚国际沙漠学术会议大会交流后也被选入日本1997年《沙漠研究》刊物向世界发行。由于多次参加国际沙漠学术会议和在世界沙漠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曾收到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邀请参加在该国举办的学术会议或参加有关科学考察的信函。
2007年5月,我根据榆林严重缺水和地下水严重下降对城市建设带来严重影响的实际情况,为使绿地浇灌不与工业和居民生活争水,向市长李金柱提出《对榆林开发区绿地改用窖储雨水浇灌的建议》,李市长高度重视,给城建局批示研究实施,城建局不仅在编制城市规划中将此内容纳入,还对市内各主要街道绿地下降30厘米,可使街道雨水自然流入绿地,仅此一项就可节省不少自来水和人力。
2010年9月,国家林业局给榆林市下达营造樟子松100万亩任务,我是从事樟子松引种及造林实验几十年的人,深知樟子松存在的严重问题,于是及时撰写了《樟子松林的利弊剖析》一文,由市老科技协会,单送李金柱、胡志强及榆、横、定、靖、神、府等六县领导,供在安排大规模营造樟子松林中参考,以便防患于未然。
2011年1月,我收到国际沙漠学术会筹备组来函,通知我在2011年5月24日,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沙漠学术会议,于是我为会议撰写论文《榆林征服沙漠的艰辛历程暨效益》一文的英文稿,寄给筹委会,经审稿顺利通过,准备届时参加会议,可惜这次会议,因日本3月份的大地震而取消。
几十年来我承担课题和自选课题30多项,撰写论文、研究报告100多篇,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多篇。参加编写《陕西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的陕北部分。受省水土保持局聘请参加编写《陕西省水土保持志》和黄委会编写的《黄河志》的治沙部分。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7年获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此基金是为知名度较高、在国外有一定影响的老专家、老教授而设,我获此殊荣十分荣幸。
献身榆林农业科技四十年
龚德友
我是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1936年1月26日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海员工人,1938年抗日战争武汉大会战前(沦陷前),全家随父亲工作的轮船逃难撤退,由汉口沿江而行,经藕池口入洞庭湖,沿湘西的沅水流域到常德、沅陵等地。待常德保卫战结束后,才从沅陵返回常德,读了两年半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春回到汉口蔡甸,继续读小学。1949年5月武汉解放,年底在蔡甸完小毕业。1950年春至1955年夏,在蔡甸、马口和孝感三地完成中学学业。1955年秋至1959年夏在西北农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本科毕业。同年9月分配到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从事农业技术(如“两杂两薯”)、旱作农业、栽培技术、植物保护、新品种等技术推广和引进,同时专门负责谷子新品种选育与其农家品种资源整理等工作,直到1997年通知退休,1998年正式离岗。
整整四十年来,本人从一个“口上无毛”的农业技术员开始,在同志们的大力帮助和光阴的磨练下,二十二年后的1981年被评为助理研究员,1987年评为副研究员,1995年被评为研究员;由一般普通技术干部,在党的教育和领导的关怀下,经十多年的考验,于1976年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到70年代末被提升为研究室主任、科研科科长,1987年提升为主管业务工作的副所长。曾担任过省作物学会理事、省科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农业部“中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等社会工作。选出的“榆谷一号”谷子新品种在1979年榆林地区科技大会上获得大会奖励,1985年在陕西省科学技术大会被授予“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二等奖。此外,还获得过地区、省、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多项,在农科杂志和有关编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在榆林报撰写农技科普文章四十余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被地区授予了“榆林地区第二届劳动模范”、“拔尖人才”、“发扬延安精神开发建设榆林”十面红旗之一和优秀党员、党员标兵,以及省、地农业部门的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并于1987年以先进集体代表身份出席了“陕西省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我所在的“作物第一研究室”被授予“陕西省先进集体”称号。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作为党员代表曾光荣地出席过1993年中共陕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吃食堂”、“实行三同”的年月里,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需,深入村社总结生产经验,积极搞田间农技试验和推广工作,坚持了十年。其中靖边县桥桂湾一年;神木县麻家塔二年;米脂县高渠、城郊各一年;绥德县五里湾二年;子洲县西庄二年、驼耳巷一年。创造了麻家塔千斤的丰产纪录,出席了1966年西北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我撰写的农民丰产经验和陕北榆林旱地谷子丰产栽培技术探讨论文及科普文章九篇,分别发表于《陕西农业科学》等期刊上。研究结果——《榆林旱地谷子丰产栽培技术规范》获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谷子品种选育方面,通过地方农家品种鉴定、比较和引种工作,先后推广了石炮谷等六个品种和二红糜等二个品种。1970年开始谷子杂交育种,选育出榆谷一号——7023、秦谷1号——7403、秦谷5号——7427号、榆谷二号等。其中“榆谷一号”获1979年榆林科学技术大会奖,“秦谷5号”获地区科学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榆谷二号红谷子为榆林出口创汇提供了新品种。写出了秦谷5号和榆谷二号的品种介绍,以及“陕北榆林地区谷子抗逆性育种及其对策”三篇文章刊于《粟类作物》等杂志。
在谷子发育生态研究研究方面,我在从事谷子育种工作中结合进行了谷子发育生态研究五年,写出了“谷子穗分化与拔节期的观察”、“谷子生育进程与光温的关系”等5篇论文,刊发在《陕西农业科学》、《粟类作物》等杂志,为谷子育种、栽培和种植区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参与的“中国谷子生产区划”研究,获得农业部区划三等奖。
在谷子品种资源整理方面,经六年观察和长期工作经验积累,先后参与了《中国谷子品种目录》和《中国谷子品种志》的编写工作。两书均获农业部技术进步一等奖。参与编写的《榆林地区种植业区划》获省区划办二等奖、农业部区划三等奖。
此外,经七个年度的观测,写出了《陕北长城沿浅水沙区春小麦千粒与收获期的关系》的文章,为春小麦丰产丰收提供了依据,论文刊登在《陕西农业科学》。
退休后,从2001年起到2011年,我对地球自转运动进行监测(没花国家一分钱),目前正在整理资料过程中,2012年论文能够完成,得出榆林不同季节日出、日入及昼长与对应时间的量化指标,为人们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实现部分低碳生活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次,为人们了解地球自转运动提供了资料。
退休以后,我时常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生活安定幸福。我能有今天,是党给的。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生我养我的——伟大可爱的祖国。
我在榆林的科教生涯
张金辉
(一)
我的老家在陕西骊山脚下,渭水之滨。1933年农历7月,我出生在临潼八堡安屯村。我的父母亲都是勤劳忠厚的普通农民,我从小就与泥土为伴,帮助父母担水、喂牛、耕地、耘草、收割、打场,样样都干,这让自己充满乡土情结。正是这点体验,促成了我参加工作后,在下乡蹲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
1940年,我开始就读于本村国民小学,老师从认字片、读三字经教起,到高年级还讲诵五经四书。我虽然一知半解于当初,但却受益匪浅于日后。1946年我到距家三四公里的交口镇第一中心小学上学。1948年夏高小毕业后升入临潼县第一初中,后改称临潼县泾惠中学。1951年夏毕业回家,任本村小学临时教员。不久考入武功西北农学院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53年合并到附近的陕西省农林学校,1954年夏毕业后,考入西北农学院林学系经营专业学习。1958年,临近毕业时自己填报的分配志愿未获准许,就毅然服从了学校的指导志愿去榆林。然后带着铺盖卷和半箱子笔记、书籍昂然北上“长征”了。从武功出发,坐了半小时火车到铜川,换乘了颠颠簸簸好几天的汽车,经过黄陵、洛川、延安、绥德等地,终于高大灰色的砖城墙映入眼帘,我的工作地点榆林城总算到了。
初到榆林我被安排到普济寺上巷、老防沙造林局院内的专署五办(主管农口)。没有具体工作,就相约同学,走马观光,熟悉环境。在未正式分配前,我们新分来的同学参加了机关大炼钢铁。而后我被派到米脂县印斗乡,观摩打坝修梯田,但见“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的壮举场面,令人深感群众力量的无穷。这是梁峁交错,沟壑纵横的地貌,原是侏罗纪绿色砂页岩上覆盖的黄土,被水土流失不断强烈侵蚀切割而形成的,农民兄弟为截流蓄水保墒创造了打坝、修坡式或水平式梯田,是务实科学的。随后我又被派到榆林县城关镇黄庄、沙河口生产队搞社教。我们同群众一样都在公共食堂打饭,饭是小米、土豆、黄萝卜一锅煮,蒸的糠窝窝,一吃就便秘,生活够穷苦了。
到1962年,单位让我带几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到定边县砖井公社办机关农场。住着民房,睡行军床,每次睡前都得把被褥上的沙土抖掉。农场与生产队换工翻耕荒地,种上了400亩糜子、荞麦,既不浇水,也不施肥,广种薄收。
1972年元旦,我到榆林县上盐湾公社林家沟大队蹲点上“纲要”,后纳入路线教育运动,在家户轮流派饭吃,一天付1.2斤粮票,4角钱。大队东面是清泉公社,前后面是孙山、林山两个大队。当年12月又调我到黄土高山上的的高家湾大队,抓积肥和生活救助。
翌年元月返林家沟大队,为其绘制了土地利用和林业发展规划。登在地委路线教育专刊上。开春后,我从单位给大队无偿运送来营造护田林用的大批种苗。这些树苗后来都长大成材,发挥了防护效益。
(二)
1958年冬,我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专区农科所工作。目标明确为研究治山治沙,为改变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长期奋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成为我的座右铭。以后又调到陕西省治沙所、牛家梁林业试验站、地区林业局科研组、地区治沙研究所,而任务依然是治山治沙。榆林风沙处在毛乌素(蒙语意“不好的水”)沙漠南缘长城沿线,是风沙危害主要来源。治沙必先防害。为此,榆林地区林业局在1958年7月进行了我国第一批利用飞机在流沙上播种造林的尝试。我初来乍到,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飞播。
1959年3月风季前,我们就深入播区对一年生沙蒿苗调查,根据调查资料,我撰写了我国首篇《流沙上飞机播种调查报告》。5、6月风季中、后期又与中科院榆林治沙站协作,进行了两次调查,合作写出《榆林飞机试播沙蒿成效观察》一文。1960年拟定了新飞播计划,并在4月初对1958年飞播再调查,写出《榆林飞播沙蒿调查简报》。5月底与榆林治沙站协作又进行综合调查,合作完成了《榆林飞播沙蒿两年生苗调查报告》。1961年10月参编《陕北固沙造林》一书(上册)的《植物固沙中的飞机播种》。1962年8月与治沙站协作调查1960年飞播试验区,合作写出《飞播第三年成效小结》。1964年、1965年又在1960年播区和1958年播区首次飞播了花棒试验,经调查写出《榆林飞播花棒初步观察》。这些成果摸索出若干经验与教训。这些调查,都是深入荒漠、顶着烈日、踩着热沙、迎着沙尘、翻岭越梁、沿调查路线直行。固然“沙翻痕似浪,风急响疑雷”,也不能想停就停的。到中午吃饭休息时,想投个农家也找不到,真是“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处无人家”。只好躲到沙丘间低地的沙柳小林内,用脱下的上衣蒙住头,啃着自带的干粮馒头,喝点行军壶中的水,有时不到吃饭时水就喝完了。此外,1961年还对靖边县东坑大面积沙柳林发生严重柳天蛾虫害飞机防治试验,并深入林区调查防效。
关于造林树种研究比较广泛。1959年在牛家梁农场新平沙地育苗造林试验,写出了《杨树苗木的季节生长特点》和《杨树速生丰产林培育小结》。1960年在靖边县柳桂湾栽植杨柳树进行丰产培育试验,写出了《旱柳、箭干杨速生丰产林培育技术报告》。1959年在榆林城附近和横山县对河北杨雌雄株与母树结实作调研,并召开全区有关场圃现场会,写出《河北杨母树观察初报》。1960年7月依观测资料合作编写出《河北杨繁殖》一册。此后继续试验,于1992年合作完成了《河北杨有性繁殖技术研究》一文。1961年到靖边县柳桂湾林场林中沙地栽植油松苗试验。记得在国庆节当日为幼苗培土时,竟然风吼雪飘,堆集盈寸。时值农历8月22日,令人忆起“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1963—1964年在榆林县牛家梁东沙搭设沙篙活障蔽并栽植沙生植物固沙试验,总结出《沙地植物固沙效果报告》。1966年赴佳县打火店、米脂城关等调研,写出了《合作杨生长性状选育报告》。1971—1974年在定边长城林场和神木县窝兔采当大队蹲点分别栽植杨树品种,定期观测,写出《杨树品种区域栽培筛选报告》。1974年在榆林城周黄土盖沙地和红石峡沙地调查樟子松生长发育、抗性状况,写出《榆林沙区樟子松生育特点报告》。1974年在神木县窝兔采当大队设置试验地,对小老头杨树在不同抚育措施下生长指标改变情况作定期观测,完成《杨树小老头抚育改造报告》。
农田防护林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1959—1961年到靖边县梁镇设置试验点,对1958年平荐后长起的旱柳、小叶杨护田林带,作定位同时段观测。1960年底写出《护田林防护效益初步观察报告》;1961年写出《护田林带试验观测报告》。1961—1963年对榆林西部和宁夏盐池沙地的护田林进行了三次调查和访问,1963年写出《榆林沙区西部护田林调查报告》。1964年对以前护田林观测和调查,分析总结撰写了《陕北风沙区护田林研究报告》一文,刊载于《陕西林业科技资料汇编》(1965年第五期)上。1969——1970年帮助靖边县设计和实施了南部环山基干防护林带,对靖边县宋渠、小桥畔、毛家窑则大队和定边县小滩子大队,绘制了土地利用规划,并分别编写了《防护林带设计说明书》。
在学术交流与编著上广泛涉猎。1961年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加了中科院治沙队召开的治沙学术会议,作了榆林治沙小组交流。1973年9月参加中科院在新疆石河子召开的北方六省防沙护田林科技协作会议,作了大会交流。1975年8月参加了在新疆喀什召开的北方八省防沙护田林科技协作会与新疆绿化造林现场会,作了《陕北风沙区防护林营造与成效》的大会发言。1961年10月参编了《陕北固沙造林》一书上册,1963年完成了下册。1975年合作主编出版了《榆林地区林业科技资料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1975——1977年参编并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适用于全国的《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1979——1984年参编并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具有森林志与森林学特点的《陕西森林》一书。1984年撰写了《森林生态灌丛——沙柳、柠条、臭柏》三篇论文。以上调查、试验、观测、报告、论文、编著,对当地林业生产、科研、教学起到促进作用,或具有理论探讨意义或学术价值。
(三)
1976年我被通知放下未竟的研究课题,调往榆林林业大学。榆林林大是地委决定成立的。当时西北农学院拥有80名计划招生指标,也决定在榆林设立林业教学基地。于是经协商合二为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一领导,一起开办社来社往的林业大学。地址在尤家峁即1974年由榆林县组建的西沙林场。开学典礼时,地委领导班子成员都光临了。会上给每位师生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修枝剪、一把铁锹。1977年7月我为学校拟写了《发展规划报告》。由于林大是在流动沙漠上一个集体单位基础上开办的高等学府,其难度可想而知。无论自然环境、工作条件、教学设施、水、电、交通、通讯都极其差。孤独的两座教室是在明沙上修建的,学生一部分挤在小土房,一部分借住在群众家,有的与羊为邻。教辅人员没一个,教师只有三两杆“枪”,基本要靠西北农学院讲师、副教授支教,分批来回飞机接送,来后短期集中授课。我负责全面教学,又带了一门主课,担任一个(有时两个)班主任,又招呼教师,向相关单位求告借请教师。有熟人见面叫我“张教授”,我说:“我的确越教越受了”。记得一次建校活动,为盖座仪器、阅览室,我在房上义务劳动时,头部还受了轻伤。另一次雨后在校园内滑到,右手腕骨折绑上石膏,仍按原计划到西安购置仪器。为节省经费,就自己背仪器回旅店,返程把经纬仪放在腿上、搂在怀中,生怕震坏了。再如1978年3月,我正开校务会议,一位教师与我同住的宿舍突然起火,两间木结构屋顶全塌,我数十年积攒的财物、书籍资料全部被焚。尽管很痛心,可我照常讲课。
1979年秋,林大改办中专,仍招高中毕业生。8月与12月份我为学校拟文上报《编制规划》与《教学计划》。当时还没教辅人员,教师只增到12人,可要开19门课。除了外聘,只能对内挖潜,鼓励一肩双挑。我带头讲两门课,第一学年讲测树学,第二学年讲森林生态学。教工们硬是知难而上,凭着励志弥坚,赶学生毕业时实际开课数由19门增为21门,理论教学课时超出计划65课时,还到黄陵县店头林区完成了教学生产实习。基本达到教育部培养目标,学生被政府顺利分配到各县工作岗位。此后办学渐趋正轨,从1980到1987年还为宁夏、陕西关中部分县和榆林各县基层林业部门200多名职工开办了五批短期或长期培训班、职工林广班。1984年我撰写了《关于教学改革之设计》一文,提出建设14个专业实验室,年底已配起5个。为提高教师队伍建设,还建议由学校选派了9门课11名专科毕业青年教师到高校进修。选送了8门课9名教师教辅参加了林业部举办的学科研讨班活动。1982年我赴山东泰安林校参加全国森林经营学研讨班。1984年赴沈阳参加全国森林生态学研讨,到长白山作科考。1986年赴南京参加为期一个月教育学理论的研讨。1984年和1988年分别出席地区教育学会年会和陕西省林业职业教育研究会年会,以《科技发展与教育跟进刍议》一文参与交流。1988年总结写出《科学学习方法谈》一文。1992年随团赴世界森林面积比重最大国家之一的朝鲜科技考察,看到这个多山国家被占国土73%的森林所装点。林业规划也科学:“树林上山,农田下川,住房盖在山畔畔”。当年,还带学生到秦岭林区教学实习。1993年完成《森林生态学讲义》编著。1994年我从讲台上退休了。退下来的2008年我还撰写了《人为资源与西部开发的思考》一篇论文。
我怀念林校,怀念亲手培育的超千名学生,他们都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不少人已身居科局级、县处级重要岗位,也有人在市级领导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2011年10月适逢79级学生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回访母校,畅述32年来学习工作的丰硕成果,令人慨叹不已,浮想联翩。
(四)
1951年我开始研习林学,至今已六十余年。来榆为治沙科研、林业教育的奉献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得到同仁支持、人民认可、组织鼓励。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担任技术员,八十年代任助理工程师、讲师、高级讲师。1983年5月在陕西省为人师表大会上获得按地区劳模对待的省级优秀教师称号。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担任榆林林大、榆林林校首任教务主任、教研室主任、职改办主任、职评会主任、校史编写组副组长、责任编辑;地区林业志副主编、地区工程系列资格评审会委员、林学会理事。系中国林学会会员、沙漠学会会员、省林业职教研究会成员、地区教育学会成员。参编出版的《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获得1978年度全国林业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参编出版的《陕西森林》一书,获得1984年省林业科技成果一等奖、1991年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协作试验的《河北杨有性繁殖技术研究》课题,获得1992年榆林行署科技进步一等奖。撰写的《森林生态灌丛——沙柳、柠条、臭柏》三篇论文,获得1984年地区首届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和二等奖。1984年3月获得中国林学会“劲松奖”。1986年4月获得省绿委会荣誉证奖。1986年4月获得地区行署荣誉证奖。1987年7月获得地直工委优秀共产党员奖。1988年3月获得地区林业局授予先进工作者奖。1991年荣登黑龙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林学家大辞典》第一卷。1993年再登华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和《中国治沙名人录》。
十五年前的1998年,榆林行署马铁山专员到医院病房看望我时说:“你来榆林四十多年,为榆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榆林是我的第二故乡,榆林人民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永远热爱榆林和榆林人民。
绿色生命的播种者
李莉霞
一个响亮的名字曾在榆阳大地到处传颂,他就是我的父亲—中共党员、榆阳区政协委员、林业高级工程师、榆阳区林业工作站原站长李作舟。
父亲李作舟,陕西眉县人,1936年12月16日出生于农民家庭,1957年8月毕业于陕西省林校造林专业,同年离开富饶的关中平原,只身来到地处沙漠的塞上榆林,先后在神木县公草湾林场、河湾林场、尔林兔农场、榆林地区林业局归德堡中心苗圃、榆林县(榆阳区)小纪汗林场、城郊林管站、林业工作站担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及林业工作站站长等职务。1998年退休。2005年2月29日因病去世。几十年来,榆阳的大地上到处留下了他的奋斗足迹,留下了他播种的绿色生命,被群众誉为绿色生命的播种人。
扎根沙漠 无私奉献
1970年,父亲在小纪汗林场搞技术工作,这个林场的苗圃地处盐碱滩,四周荒沙,立地条件非常差。他在林场领导的支持鼓励下,积极参加改良土壤,大力开挖水壕、拉沙改碱和拉土改沙工作。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经过几年的奋斗,共开挖水壕20条,全长40华里,改良土壤100亩,苗圃地由原来的150亩发展到500亩,引种培育良种30种。又选育适生品种大力推广,育苗面积由原来不足100亩发展到300亩,除满足自用外还供应了邻近乡镇的用苗,促进了滩区林网化的发展。同时营造林带48条,全长9华里,栽种乔木9万多株、灌木10万多株穴,使贫穷落后的小纪汗林场变成了田成方、林成行、渠成网、条条道路通四方的欣欣向荣的林场。
1980年,父亲调到榆林县林业站主管业务技术工作。这年,三北局下达了“灵(武)榆(林)防沙林带”工程方案,他承担了这一工程的主要业务技术工作,从规划设计、施工作业到检查验收,样样亲力亲为,经过5年苦干,圆满完成了任务。红石桥乡韩家峁荒沙滚滚,植被稀少,地下水位低,在这样的1.2万亩格状沙丘上造林谈何容易?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了几株孤独挺拔的杨树,可推广鱼河林场落沙坡栽种法。方案得到上级批准,经过4年努力,栽种杨树24万株,亩均保存20株,使这片荒沙形成了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沙丘林网,使缓坡栽种的紫穗槐郁郁葱葱,固定了沙丘,且有可观的效益。榆阳镇刘官寨西沟的流沙区,过去多次造林治理,因方法不当而失败。1983年父亲与其他同志深入调查,承担了这项工作,在总结了鱼河林场草绳搭沙障,古城滩林场沙柳条、麦桔搭沙障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一封二障三栽种”的措施,发动群众连续奋战3年,封禁沙1万亩,造林7000亩,搭草绳沙障,把固沙与造林紧密地结合起来,治沙造林推向新的阶段,使这里成为上级推广治沙造林的样板。
1980年,地县决定在风沙滩地区的马合镇搞旱柳基地建设。在北至打拉石南至马合滩,长达30华里的下湿盐碱地上,父亲与乡村干部一起搞调查规划,打桩定线,采取开壕排水、壕两侧栽植的办法,连续奋斗4年,终于使马合滩形成了片网相连、条块相间的杨柳基地。尤其是最偏远、最落后、最贫穷的打拉石滩,根据当地具体土壤条件,采用秋季开沟、冬春覆沙、夏初在覆沙的沟中栽植,成活率达90%以上,经过几年的努力,打拉石滩又形成了2万多亩集中连片的旱柳林海,群众生活逐渐改善,使这个村成为滩区农村兴林致富的典型。
1984年,地县决定在榆林北部流动沙丘上搞飞播造林种草,在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父亲与其他同志承担了飞播地块选择、规划设计、施工作业和成效调查等一系列业务技术。又与技术人员和乡村干部一起,先后在6个乡镇2个国营林场的流动沙丘地上设置27个播区,飞播面积18万亩。据调查,3年面积保存率为50%左右,每平方料有苗2.72—3.39株。1987年10月,经国内有关专家评议认为“榆林沙丘飞播造林技术又有新的突破,在同类地区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同一期间,父亲还参与了古塔乡罗硷原山水田林路配套规划设计工作;榆阳镇西南沙综合治理工作;榆林县风沙区造林立地条件类型划分和适地适树调查研究工作以及该项课题的推广工作。1989年下半年又承担了“榆林地区毛乌素沙地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示范区工程建设”的规划工作。他不但要下乡做调查研究,还要学习新的科学技术,而且要管理机关行政事业工作。但他的生活规律是工作、学习、调查、写作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白天跑、晚上写。他写下的各类工程建设规划方案和调查报告近千万字。
播种绿色 硕果累累
父亲一生热爱林业事业,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治沙造林。40多年来,为了控制全县(区)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的严重局面,他不断学习,锐意进取,经常深入农村和广大干部群众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林业战线上的同志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治理规划和措施,并创造条件付诸实施。1957年至1965年参加神木县河湾林场和尔林兔农场建设规划设计;1966年参加并主持了榆林中心苗圃新品种杨树的引种、繁育及推广;小纪汗林场沙、水、田、路总体规划及新品种杨树繁育推广;马合镇万亩草原防护林规划设计;灵(武)榆(林)防沙林带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等工作。主持制定的《榆林地区毛乌素沙地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示范区工程建设规划方案》获榆林市首届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1991年荣获国家林业部“绿色长城奖”。1992年获国家林业部授予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撰写的《林网造林技术》、《草绳沙障固沙效益及设置技术》、《浅论一封二障三栽种综合治沙》分别在国家林业部和省林业学术研究会上交流,《依据风沙运动规律,搭设不同沙障,提高防扩效益》论文,1992年在榆林召开的“沙地开发利用国际研讨会”上交流,被选入《荒漠奇迹》科技成果篇。1998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飞播治沙》,他为主要编著者之一。他还多次荣获省、市、区优秀政协委员称号等。
夕阳无限 退而不休
1998年3月父亲退休,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已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老林业科技工作者,经常关心,过问和从事力所能及的林业工作。2001年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榆(林)靖(边)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后,他被聘为公路运输绿化监理。在担任监理期间的4年中,他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试验研究出了一套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的新的沙漠治理模式,荣获国家交通部科技进步奖和工程建设生产先进个人,为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的绿化美化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005年农历2月29日凌晨父亲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他的名字像松柏一样永世长青,业绩在榆阳人民群众中传颂。父亲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从湖南邵东到陕北神木
杨红梅
徐美英,1941年10月出生于湖南邵东县板桥乡三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刚结婚那年,她便随丈夫来到了偏僻贫困的陕北神木,先后在神木县上石拉沟小学、城关小学,南关小学从事教学工作。30多年来,她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倾尽心血换得桃李满枝。她多次被评为县级“模范教师”、“优秀辅导员”;1985年5月被共青团陕西省委、省教育厅授予“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1985年10月被榆林行署评为“山区模范教师”;1989年9月又被国家教委、人事部、中国教育工会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授予金质奖章。1990年9月,神木县政协邀请徐美英参加模范人物报告团巡回演讲;1991年9月《教师报》派记者来神木采访,把徐美英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带病为学生辅导功课的照片刊登在该报9月29日的头版位置上;1992年《陕西教育》杂志第5期以《默默耕耘在黄土高原上的老黄牛》为标题刊载了徐美英的事迹;1993年被榆林地区城镇“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评为全区“竞赛女能手”……
新中国成立后,徐美英上了小学。1957年,徐美英考入邵阳跃进中学读初中。1959年,邵东县退伍军人杨容川为支援陕北建设转业到神木县委工作。同年,经亲戚牵线,杨容川回到了邵东同尚在中学读书的徐美英结婚。婚后,徐美英跟随丈夫一起到了陕北神木县,转入神木中学继续读书。1960年8月,徐美英考入榆林师范学校。1963年8月师范毕业后,徐美英被分配到神木县永兴公社上石拉沟小学任教。
上石拉沟小学离城60多里,条件极为艰苦,分配来的老师呆上一两年就想方设法调回城里去了,所以,这里的孩子一直得不到系统的正规教育。1963年,徐美英同志来校后,被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稚气和渴望的眼睛打动了,也被老乡们殷切的希望和温暖的关怀打动了。她暗暗下决心,不在这黄土山沟沟里教出几茬好苗子,决不回城!当时有一位孩子问她:徐老师,您也会很快回城里去吗?她亲昵地摸了摸孩子的头说:不,我要把你们送出这山外,让你们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徐美英同志扎根山区后,全身心投入在教学中。她是湖南人,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听懂她的话,下午放学后,早早吃完饭就来到学校旁边的黄土崖下,面对着西沉的夕阳,天天练普通话,经过努力,她的课堂语言越来越标准亲切了。为备好课,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节衣缩食省下钱买资料、订报刊。她有时为了备好一节课,要花上十几个小时,有的课文已经教过好多遍,甚至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她还是要先温习几遍,细细致致做准备,力求讲出新意,使孩子们能够获得更多。两年后,上石拉沟小学的教学质量就赶到了全县前列,在县里出了名。徐美英同志也初露锋芒,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山村教师。
1965年,徐美英的儿子出生了,为了不影响教学工作,徐美英在城里给孩子找了个奶妈,自己全身心地教书育人。1967年,女儿也出生了,徐美英把女儿带到学校哺育。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徐美英乘女儿熟睡之际走访学生家长,挽留一名面临辍学的学生。等她回到宿舍,见半岁大的女儿已经从炕上跌到地下。不得已,她回城给女儿也找了个奶妈。当时徐美英每月工资38元,支付完两个奶妈的工钱,就剩下十几元了。
那时候的陕北农村很穷困,有很多孩子交不起学费。有些家长也不想让孩子多念书,刚读两年认识几个字,他们就让孩子退学,给家里种地当帮手。看着孩子们渴望上学的眼神,徐美英心情十分沉重,她走村串户,劝说家长,并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来扶助那些因贫困而面临辍学的学生。多年来,她共资助20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成为这些孩子终生不忘的恩师。
1969年秋,中央号召教师回原籍工作,徐美英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湖南省邵东县,当时她有机会转行到邵东县供销社工作,但她挚爱教师这一行,爱那些天真的孩子,坚持仍然当教师,被分配到邵东县蒋河小学任教。蒋河小学离徐美英的老家很远,乡上看她带着两个小孩困难很大,就让她转行搞妇女工作,徐美英不忍心离开她所热爱的教学工作,再次放弃了轻松的工作环境,坚持在条件艰苦的小学任教,多次被学校评为先进教师。
1973年,由于丈夫长期不能调回湖南原籍工作,经组织同意,徐美英再次调回到她的第二故乡神木县。丈夫看她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且身体又不好,为她联系了工作轻松的商业部门,但她不愿改行,倾心向往的仍然是那方三尺讲台,魂牵梦绕的仍是那些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于是,她被安排到神木县城关小学任教。她带病坚持工作,一年四季总是一推饭碗就跑到了学校,加班加点研究教学,备课批改作业。她当天改不完的作业就带回家去,经常批改到深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徐美英坚持业务学习,坚持教学研究,坚持教学改革,不断改进学习方法,优化课堂结构,因材施教,分类辅导。她善于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她的课堂气氛总是十分活跃,学生喜欢听她讲课,并且教学效果显著。她坚持对学习差的学生给单独补课,有时让这些学生去她家中补课,并在她家吃饭;此外,还经常把自己孩子的衣服拿给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穿。为了腾出时间备课、改作业、走访家长,徐美英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常年上灶,对他们的学业也很少过问,以至让她的儿女感到母亲爱她的学生胜过爱自己,一度心生埋怨。可徐美英的爱是一种大爱,大爱无疆!
1975年,徐美英长期带病坚持工作。这年夏天,她在学校突然昏倒,同事们慌忙把她抬到县医院抢救,六小时后才苏醒。在医院的病床上,她为那些跑到医院来探望她的小学生纯洁的感情所感动,她的心里惦记着她们,怕耽误孩子们的学业,不等病痊愈,就不顾医生劝阻出了院,投入了紧张的教学中。但没过多久,身体极度虚弱的徐美英又多次腹部疼痛拖了几天直到不能坚持才去医院,医院诊断为阑尾炎穿孔。手术后,不等痊愈,徐美英又提前走上讲台,导致刀口发炎化脓。她用纱布裹着化脓的刀口,坚持上课,直到体力不支,才被送往绥德二康医院治疗。这一次,她又一次提前出院回到学校走上讲台,造成了刀口长期发炎肿痛。1976年,徐美英第三次被送上了手术台。
1981年,徐美英被调到南关小学工作,除代课当班主任外还兼任少队辅导员。徐美英同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知识传授者,也是一位高尚的品德缔造者。她在倾尽心血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引导学生做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她亲自带班上的学生给烈士军属、五保户担水扫院,给老山前线的解放军写慰问信。她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和他们交流谈心,做知己朋友。有的学生家庭困难,她就拿出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纸买笔,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有的学生学习差,且家在离城很远的农村,每逢节假日她就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家里给他们补课、吃饭。在徐美英的办公室里经常备有针线、布头、常用药品等。学生衣服破了她给补,纽扣掉了她给钉,小伤小病她给治。她善于做“双差生”的转化工作,注意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不断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用母亲般的心肠和炽热的爱,温暖和感化孩子们的幼小心灵。不管多调皮的学生,只要进了她的班,就会渐渐变成好学生。她带的班多次被学校、县、市评为“先进班集体”。
精心的耕耘,换来了满园的硕果。1987年县教育局组织城内小学五年级语数竞赛,每校参加10人,她的班就有8名学生代表学校参赛,并获得语数总分第1名的好成绩。她带的毕业班,升学率、合格率均远远超出了全县的平均成绩。1989年,上级打算提拔她担任南关小学副校长,她嫌作领导行政事务缠身,影响她研究教学,坚辞不就。1990年秋,学校考虑她身体条件差,况已年近半百,想安排她搞点轻松的工作,她执意不肯,带了全校纪律最差的一个班。3个月后,这个班班风好了,学习成绩提高了,可她却又昏倒在讲台上,经诊断为脑血栓,半身瘫痪,经治疗刚能下床,她就出院回家,以顽强的毅力练习走路、写字,为早日重返讲台做准备。一年后,她瘸着一条右腿又跨进了校门,再次走上讲台。
徐美英同志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常年都是满额出勤,一年四季都是早到学校迟回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由于教学和班务工作繁重,她积劳成疾,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2002年12月21日,徐美英同志不幸在家中病逝,享年62岁。徐美英同志的先进事迹被她的母校——榆林师范学校写进了校史。三尺讲台写人生,倾尽心血育桃李。徐美英同志用平凡的奉献,用真诚的爱心和高尚的情感,写就了自己壮丽的人生!
坚实的足迹
李军 塞北
一、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耕耘了36个年头
他叫张申有,原任神木县农业银行审计股股长。
他今年72岁,个头中等偏高,体质略显瘦弱。长期的伏案劳作,使他的背有点佝偻。他平时言语不多,见人总是笑笑的,说起话来也是和风细雨,明显有着老知识分子的那种优良传统。当选县政协委员以来,曾连续几次牵头提出提案,对全县金融管理,活跃金融市场,加强财会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18岁那年,他告别了富饶的关中平原,来到这偏远而贫瘠的陕北神木,从此,便一头沉入金融这个领域,默默耕耘,走出了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他曾30多次获得省地县各级表彰和奖励,荣誉辉煌。1993年,他又以非凡的业绩荣获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我不够格,真的,我什么也没做”。
他一再解释,态度坦诚而无半点虚假。
二、他觉得自己很平凡
1939年6月,张申有出生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淳化县大店乡。父亲在他半岁时便辞别了人世,他就在母亲嗡嗡的纺线声中渐渐长大,读完了小学、初中。1957年8月,他毕业于眉县林业中学。
分配时,18岁的张申有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青春。
8月的一天,他和其他11名小青年,乘坐大卡车告别了关中平原,热血沸腾地向陕北神木挺进。整整5天的颠簸,越走越能体会大陕北的贫瘠和苍凉。第6天.他们又从神木县城出发,向着工作单位瑶镇乡公草湾林场行进。没有车,几个人只能徒步赶路。90里的山路,他们走了两天。及至工作了一段日子,同行的一些人热血便被西北风吹凉了,激情被饥饿的肚子吞没了。他们陆续悄然离去了,而张申有留了下来。
回想起这事,张申有至今不觉得后悔。
“我从小苦惯了,加上早有吃苦的精神准备,因此一直也没什么想法”,张申有说。在林场工作不到一年,县人民银行在林业系统抽调了部分知识分子,从此,张申有便跨入了金融行业。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顽强的毅力,几十年来一直被人称道。
这个关中汉子一直在农村工作了近20个年头,足迹遍布7个乡镇,所到之处,他总是任劳任怨,默默耕耘,别说回老家走动,即便是县城,回来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
1958年,他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那些日子,他眼前老浮现着母亲憔悴的面容,耳畔总萦绕着嗡嗡的纺线声。为了工作,他还是拖了一天又一天,等到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点时间,匆匆赶回大店时,母亲早已入土了。他只有在母亲的坟墓前,挥洒些许伤心的泪滴。第二天,他便又急匆匆上路,返回了神木。
三、由“门外汉”成为行家里手
1958年调入金融系统的时节,张申有满脑子都是些与树木有关的学问,对于新的工作,纯属一片空白。但张申有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他一边购买了不少书籍细细攻读,一边多方拜师求艺,遇事认真琢磨,在实践当中反复探讨,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30多年来,他撰写了专业文章达100余篇,其中不少真知卓见被专家赏识,大部分文章被省地县各级作为经验交流或加以推广,有的被报刊登载。
他被榆林地区会计学会接纳为会员,神木县政协接纳为金融系统唯一的政协委员,并第一批获得会计师职称。
1980年,张申有挑起了神木农行会计股股长的担子,主管全行的会计出纳工作。其时,农业银行刚刚恢复,业务尚无章可循,工作人员的素质普遍较差。
张申有结合实际,制订了《会计出纳人员岗位责任制》及《会计出纳人员操作规程》。接着,他提出“以老带新,以师带徒,在职自学,岗位练兵”的工作方针,自己身先士卒,手把手地教年轻人练基本功,讲解疑难,同时,对一些重大难题常常要废寝忘食地加以攻克。
他还发起了全农行系统会计报表百分竞赛活动,定期予以奖励。三把火下去,纪律严谨了,人们的工作热情高涨了,工作能力不断提高了。
“会计这一行当,没有惊天动地的事可做,靠的就是细致、吃苦、多动脑筋”。张申有经常对人们说。这些方面,他本身就做得相当出色。
那时节,会计股加班加点工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譬如某项账务,股里的其他同志觉得已做得满可以了,看看天色已晚,就问:“张股长,这营生差不多了吧”?“行了,你们回去休息吧”,张申有说。人们走了,他自己继续在那里埋头苦干,直到满意了为止,而这时,夜往往已是很深很深了。能将理论有效地应用于具体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这在神木农行,没有谁能比得过张申有。
1982年,农行在公用经费的使用上较为混乱,存在的问题很多,而当时自上而下,没有具体参照解决的办法,因此,管理十分困难。张申有深入基层,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后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公用经费包干使用办法》,施行后,效果很好,既有效地堵塞了胡支乱用的漏洞,又保证了正常业务经费的使用。这一办法得到了地区农行的肯定,并在全区加以推广。
1984年,地区农行要抓一个基层营业所独立核算试点县,这一项目关系到全区今后的工作,责任重大。经过慎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神木县农行整体会计核算水平和核算质量皆优,非其莫属。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又落到了张申有身上。
张申有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并往来奔波做实际了解,很快拟定了《营业所独立会计核算办法》,试行后,全行各项指标全面完成,部分指标翻了一番。试点的成功,为全区推行独立核算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即便上面没有任何布置,只要事关大局,张申有就会积极去做。1984年,张申有发现银行会计科目使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他便及时写了《关于增设变更会计科目的建议》这一书面报告,提出将存贷合一管理改为逐笔核贷转入结算管理的观点,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后来,全国总行及陕西省分行调整变更的会计项目,与他的建议完全相吻合。
这些,不仅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风,同时反映出了他出众的工作能力。
在他主持会计股的短短几年间,农行会计业务量增加了5400笔,差错率则由3.2‰下降为1.1‰,在全地区报表评比中荣获三连冠,连续6年扛回了“全区会计工作先进集体”的大旗,财务管理连续两次在全省会议上做了经验介绍。由他一手培养和辅导的职员,有30多人能独立胜任会计工作,5人考入大中专深造,4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四、他有着一双鹰隼般的眼睛
1986年,中国农业银行系统成立了审计部门,神木县农行相应成立了审计股。这是一个政策性极强,专业技术性要求极高的机构,它将对全行各项业务行使监督检查的职能,同时还要对全行的经营方向以及经营策略提供决策依据,与政府审计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提高银行经济效益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农行的领导慧眼识珠,审计股股长的担子又落在了张申有的肩上。
这时的张申有已年过半百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张”。由于长期的奔波和劳作,他的身体显得相当瘦弱,相应还生出了些胃病、冠心病、神经衰弱、关节炎等等病症。当领导找张申有谈话时,他依旧是那个字:“行”。妻子儿女们对他的身体却相当担心。“你老了,不要太逞能,要少熬夜,多休息”。妻子多次这样苦口婆心地劝他。“行”。他总是笑笑地答应。可一旦跑起来,他就又成了一匹千里马,浑身绷得紧紧的,自己把自己折腾的够呛。
1990年,张申有带领一支清资突击组北上尔林兔营业所,清资工作结束后,又对该所进行了序时审计,这项工作从早晨6时干到晚上12时,连续奋战了18个小时,人们个个累得眼花缭乱,却又觉得功夫没白费。这次共审查了该所4个季度的存贷款利息16万元,挽回了损失1.2万元。
1991年夏天,张申有又带了两名审计人员,准备出发到县南贺家川营业所去搞序时审计,不巧的是他的胃病犯了,时时疼得满头大汗。“算了张股长,你这个样子,咱推两天吧”!其他人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带着药呢”。他依旧笑笑地说。在贺家川营业所忙碌了5天,审出该所对公存贷款利息差错2.9万元。
就在他们打道回府的途中,又接到复查该所个人存贷款的通知,张申有二话没说,再次返回贺家川。白天,他顶着酷暑去有关村队调查。夜晚,他依旧要在电灯下熬夜到凌晨一两点钟,间隔性的胃痛时时来袭,连同酷热攻击,他挥汗如雨,蚊虫也不失时宜地赶来捣乱。营业所同志们很过意不去:“张股长,别太玩命了!”“惯了,没事的。”他说。他细细翻查了该所1983年到1990年8年多的传票和账簿,复算了1987年以来的个人贷款利息,共查出该所个人贷款利息差错2万多元,同时,还清理出了冒名贷款者20 多户。
20多天紧张而艰苦的工作,使张申有积劳成疾,病魔趁虚而入,终于将他击倒。行领导得到消息,及时派车将他接了回来。张申有的“玩命”,已经养成了习惯。
1993年6月,他奉命审计县南部6个乡镇粮站贷款占用情况,从贺家川工作完后,他硬拉了贺家川营业所主任和信贷员,要翻山越岭,步行20余里赶往沙峁乡。这时节,北边的天空阴云密集,山雨欲来。“天怕要下雨,咱明天走吧?”营业所主任说。“不怕,咱走快些。”张申有说。他们到底还是没雨走得快,刚刚翻上一道山梁,雨便瓢泼而下,三个人一眨眼就成了落汤鸡。“真不好意思。”张申有歉意地说。“我们没甚,小心你那关节炎。”随行的人说。
张申有搞审计,不仅有一双鹰隼般的眼睛,还有着包公般无私的心胸。1990年,个别基层单位违反财经制度,擅自将应在留成资金账户中列支的个人费用打入成本,“为干部职工谋福利”,张申有发现后,及时进行了严格审查,累计查出违纪资金18000多元。这一招树敌太多,立即受到了强烈的抵触。个别人煽风点火,一部分干部职工翻白眼,说风凉话,也有一些基层领导找他,好烟好酒施以软化,张申有依旧铁心铁脸。他一方面反复解释法则条例的必要性,一方面限期予以纠正。“这不是数目大小的问题,这是维护金融法规权威的大事,马虎不得。”他说。
在执行监督检查职能的同时,张申有依然勤于思考,随时对一些与银行有较大关系的问题提出建设性、决策性的意见。1989年,他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拟定了《非正常贷款审计稽核试行办法》共13条,在全县施行后,收到良好的效果,后经地区农行鉴定后,转发全区参照执行,填补了贷款审计工作的一项空白。
1991年,张申有在反复调查反复论证之后,毅然提出撤销永兴营业所的建议。这是一个大建议,它影响到了神木县和永兴乡两级政府、财政部门、当地企业、当地村组及农民等方方面面,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农行领导对此相当重视,反复召开党组和行务会讨论并核实,肯定了这一建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与县乡两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协商,及时报告了上级行。1991年10月,上级行批准了这一报告。行里决定由张申有全盘负责撤所工作。他用了相近一个月时间,对永兴乡营业所的情况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后,拟定了《关于撤销永兴乡营业所账务、现金、财产、档案等划转交接的若干规定》,1991年12月,他率领8名同志进驻了永兴。经过一个月加班加点的奋战,于12月31日顺利完成了这一使命。
张申有的业绩是显著的。在他担任审计股股长的短短几年间,南征北战,行程两万多公里,走遍了37个基层营业所、信用社,共审计稽核各类利息40000多笔2300万元,发现并纠正差错9000多笔,计88万元,审出乱挤乱摊成本资金35万元,公款私存475万元,查出错提漏交税款及违章购置专控商品等违纪资金68000多元,挽回各种经济损失22万元,经他辅导和帮助,行内各类计息差错明显下降,截止1992年底,差错率较1988年下降了70%。神木农行审计股四次扛回全省先进集体的锦旗,多次受到地县各级的表彰和奖励,而他本人,依然连年得到他应得的荣誉。
五、情愿在银行再干一辈子
时光荏苒。张申有从关中来到陕北,转眼已过36个春秋,当年和他一同来到神木的12名热血青年,有10人回了关中。“我是不会回去了”张申有颇有感慨地说:“神木早成了我第二故乡了,根扎在这里,也就不打算走动了”。
“有这样的好干部,不仅仅是我们农行的骄傲,也是全国金融界的骄傲。”神木县农行行长郭福郎同志感慨地说。“要说张股长的事呀,那不是三天五天能说得完的。”神木农行的同志们说。
“没甚没甚”,张申有却死活不肯说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农行的领导好,善管理,会用人,象我这样的人多着哩。”他态度坦诚无半点虚假。对于金融事业的情感,他相当明朗而又执著地说:“如果能通过信贷方式借贷来生的话,我情愿在银行再干它一辈子。”
堂堂正正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
李克复
我于1936年出生在汉中市,1955年从汉中农校兽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神木县畜牧站工作。1961年神府分县时调到府谷县畜牧站工作,1986年调县科委工作,1990年县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99年退休。
恪尽职守,不计较个人恩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府谷县从关中引进沙能奶羊约200只,因羊是从市场收买的,等级不一,为了分配公正合理,站上开会研究决定,把羊的编号写在纸条上,采取拈阄儿的办法,对号领羊。然而县畜牧局某同志,出于本位思想,带领家乡接羊人直接进入羊群选了几只好羊,往出赶羊时被门卫挡住。后该同志要找我理论,站上几个同志好言相劝,一再向他说明道理,这才想通,放弃了自己的行为。
任县畜牧站站长期间,我怀着要把文革时期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的决心,带领站上的同志拧成一股劲,力争把工作做的好上加好。当时只是个吃饭财政,预算的业务费远远不能满足业务开支。于是自己掏腰包出差向上级业务部门争取项目。在我任职期间,畜牧站不仅是全县农口的先进单位,而且还多次受到中、省、地的表彰和奖励。
1984年春,县上考察县级领导班子人选已经结束,一天在街上碰着一位副县长对我说:老李,咱们一块在政府干它几年吧!没想到在开会决定的前一天,有人举报我是文革时一派组织的头头,搞过打、砸、抢。第二天会议正式研究时,我的名字被划掉了,没有通过。考察我的两位同志感到奇怪,县上责成组织部,派一名副部长尽快落实,调查结果,举报纯属虚构。于是当年县上成立县政协时,我当选首届政协常委。事后对这个举报人我丝毫没有计较,不仅没有报复,反而更加亲近了。
尽其所能,多为群众办实事
1970年春,组织上派我到庙沟门乡代家梁大队蹲点、抓粮食上“纲要”。当时我患冠心病,组织介绍上写明了我的病情,只能参加轻微劳动。没想到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让我连夜动身,直奔麻镇防治猪病。疫情如火,不容迟疑,我当即动身,辗转麻镇、大岔、海则庙、碛塄等乡,扑灭了疫情,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庙沟门蹲点时,处理了两件印象较深的事。一件是贺家梁小队,一个年迈花甲的老人患上心脏病,因病痛的折磨,寻死觅活,闹的全家不安,亲戚亦受牵连。得知此事后,我把自己治冠心病的药,全部送给了他,服药后大有好转,后来逐渐痊愈。另一件事,杀虎沟小队的一个中年男子病故后,留下四个儿子,最大的才10岁。一个晚上,他的女人趁孩子熟睡之机,跟内蒙一个男人跑了。事后队上和孩子的亲人四处打探,杳无音信。我立即召集队干和孩子的伯父母开会研究决定:这四个孩子由伯母抚养,队上除将孩子应分的口粮全部交给其伯父母外,还要经常向上级汇报,争取社会救济。当时我就向乡上反映了这个情况,随即乡上就给了30元救济款,伯父也立即给孩子们添置了些衣衫。1994年我到该乡下乡时,专程去看望了这几个孩子,均已长大成人,有两个已娶妻,老大还当了村长,当时要杀羊招待我们,被我谢绝了。我还嘱咐他要好好照应两个弟弟,更要报答伯父母的养育之恩。
1967年冬,我在田家寨搞救灾。一天中午派到小教场队贫协组长家吃饭,这家有七口人,大女儿已十八岁了,全住在一孔小石窑里,全家只有一条毡和一块旧棉被。晚上我住在一个光棍家。熄灯后,我了解了该户的情况后,方知此人是从山西兴县逃难来的,开始给财主当长工,解放后,虽然有了土地,但由于家贫如洗,加之子女又多,一直过着捉襟见肘的光景,队上因他是外来小户,从来不予关照。听后,我深表同情,点上煤油灯,爬在坑上写信给乡政府反映了这个实况,并托人亲自送到乡上交王志道书记。此事,引起了乡党委高度重视,派员查实后,对该户作了重点救济,一次发给三面新被褥、五套衣服和救济粮款。
1967年领导派我去老高川搞绵羊改良,当时群众思想阻力很大。试情公羊是沿袭用试情布的方法,有些羊倌手懒,不清洗试情布,擦伤羊阴茎,影响试情;有的羊倌不相信绵改技术,专门解开试情布,让其偷配。鉴此,我将人的计划生育中结扎输精管技术,推广到试情羊身上,作输精管截断术,取得了成功。当年作了14例,提高了试情效果,打消了人们的思想顾虑,超额完成了任务,促进了绵改进程。后来在全县绵改地区推广了这一技术。
1960年,黄甫山神堂和邻村人群中暴发了布鲁氏菌病(该病是人畜共患的传染病)。我是第一个进入疫区的兽医。该村当时就有近百名患者,见此情景,我深感惊恐,立即开展了防治,及时控制了疫情。1963年,我带了两名学徒,对疫区九个村的羊子作了普查,发现疫情严重。回县后,一方面向上级业务部门报告疫情,一方面向县上领导作了专题汇报。随后,县上抽调兽医和行政领导,成立了布防组,省、地也派来了专业干部,驻山神堂开展布防工作。省上又从全省各地抽调出80多名专业干部,成立了布防队进驻黄甫。榆林农校由教研室主任带领一个班级的学生,参加普查工作。对府谷县九个乡(镇)的人畜做了全面检查。治疗病人,全部宰杀病羊,并对人畜全面开展了预防接种。此后,县上连年坚持开展了对羊的预防免疫工作。我一直参与和负责了此项工作。1979年,全县畜禽疫病普查工作,荣获省畜牧兽医总站颁发的一等奖证书。
1980冬到1981年春,全县大批耕牛发生骨软病,轻者跛行,重者卧地不起。县上决定由站长和我各带一名专业干部,分赴黄甫和海则庙两乡开展工作。所到之处,见病状相同。经诊断我决定让他们给牛喂骨粉。回县汇报时,地区也派来专家。听完汇报后的次日,专家和我们奔赴这两个乡检查。到黄甫后,看到病情好转,专家们又到重病区大岔硬路塔队,解剖了一头病牛。经过鉴定,专家才肯定,我的诊断和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县上随即通知各基层站以最快的速度查清病情底子,从榆林调回几吨骨粉,送到各乡,无偿发放到队。实践表明,80%以上的牛程度不同地患有此病,经过短期喂骨粉治疗,病情显著好转,确保了当年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
1975年我在尧峁“五七”大学任教期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到大队猪场闲转,见猪场周围堆放了很多被雷雨淋过的白菜,已经开始腐烂。我对饲养员说:你们想吃猪肉了?饲养员反问道:李老师你怎么这样说话?我回答:这些烂白菜里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有剧毒,不敢喂。但没引起他们的重视。不出所料,次日傍晚,一个饲养员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进门就说:快!快!猪场的猪中毒了。我当即让她到大队部,在喇叭上通知一些青年担上水桶准备给猪洗澡,我简单准备了一下,带了两名学生,赶赴现场进行抢救。除已死的两头小猪外,其余200多猪全部获救。
我从事畜牧事业三十多年,为群众劁骟猪、羊数万头(只),给大家畜去势,亦近千头(匹),从未收过群众一分钱。给牲畜治病,也总是本着“一根针、一把草”的原则,尽量方便群众,减轻畜主负担。
举办技术培训班,培养专业人才
多年来我一直负责畜牧系统的技术培训工作,先后办过几期绵羊人工授精学习班;饲养鸡、兔和鸡、兔疾病防治学习班;煤油灯孵化和温水孵化学习班等。另外利用冬季业务松散时间,先后举办提高基层兽医站同志家畜一般诊疗技术和家畜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防治技术、家畜寄生虫病的检验和防治、家畜外科手术和中兽医等讲习班。中兽医讲习班上,除我教学外,还聘请了河曲、神池、静乐和榆林的几位名医担任教师,地区中心站领导也很重视,亲临我县指导。家畜外科手术学习班上,发给学员讲义,力求理论教学和现场操作相结合。实习前发给学员缝合线和止血钳,要求他们熟练掌握徒手打结和器械打结的基本功。实习时,由我主刀,一个同志搞麻醉,一个同志当助手,术后观察护理五六天后,进行屠宰解剖,一则检验手术效果,二则让学员(两个人一组)做胃肠吻合。再从屠宰场买些猪、羊的胃肠,让每个学员都能勤学苦练,直至确实掌握手术要领为止。每年还给各基层站充实常用医疗器械,一套外科手术器械。找机会派员去外地学习,引进新技术,如绵羊胚胎移植技术,在三北羊改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填补了地区一项空白。
离了岗位,离不了业务
从1986年冬我调离畜牧系统后直到现在,许多基层同志遇到疑难病例常在电话上请教,我都认真地给予答复。还常应县科协、县妇联、农工部等单位邀请,到农村举办发展养殖业方面的技术培训,并应一些养殖户的邀请到现场指导。为帮助农民朋友尽快脱贫致富,我几次去外地考察饲养獭兔的技术要领和发展前景,利用参加人代会的机会,在小组讨论会上,宣传饲养獭兔可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的信息。近年来哈镇刘乃如在我的咨询指导下,尝到了饲养獭兔的甜头,去年就出售商品兔8000多只,最少净挣40多万元。现在市场价格继续攀升,他又扩大养殖规模,决心大干一场。我在担任县畜牧站站长期间,由于狠抓防疫工作,先后有省农业厅颁发的《鸡新城疫基本控制》证书,《猪瘟基本控制》证书;1982年获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颁发的《府谷县布鲁氏菌病基本控制》证书。我个人于1982年被农牧渔业部授予“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由于长期从事畜牧工作,潜心钻研并注意积累资料,从上世纪七十年后期先后撰写过数篇学术论文,均刊登在省级专业杂志上,其中一篇题为《浅谈家畜钙磷缺乏症》的论文被选送到1980年全国畜牧兽医学会年会论文摘要选登,刊出后,先后收到国内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近200名同行的来信称赞和求教,深感欣慰。
深深的脚印
温国庆
1936年3月1日,我出生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温祺铭是晚清秀才,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在牛友兰先生创办的兴县中学受聘为教师,讲授古文。由于教学认真,讲授有方,颇受学生欢迎。受父亲的熏陶,我从小就很喜欢学习,他教导我们要“仁义守信,和善做人”,可惜在我十二岁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享受父爱的时间太短了。
我上面有姐姐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上小学时是住在姐姐家,因幼年已认会不少字,简单算术题也会计算,老师考察后让我跳班,连跳三级升入四年级,在班上总考第一。由于村里没有五、六年级,空余时间我便借了五六年级数学,历史、自然等书来自习。苦心人天不负,真还奏效,1952年以同等学历者的身份,参加了兴县初中招生考试,贴榜公布时,我被录取了,感到万分高兴,决心埋头苦学,来日报效国家。
我哥温辰寅,1944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八路军,1948年抗击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时,在陕西宜川虎头山战斗中壮烈牺牲,政府颁发烈士证书,并发给200斤小米。作为烈士弟弟的我,因尚未成年,读书时享受每月7元的助学金,顺利地初中毕业,这时成绩已跃居全班前三名。1955年升学考试时,老师说肯定能考上,结果成绩虽好,因家庭成份高,未被录取。
1956年,因在当地不好就业,听说府谷缺乏教师,我来到了府谷,当时教育科长杨志先看到我毕业证上的成绩很满意。我虽出身地主家庭,可又是烈士的弟弟,不多日,我被通知接收了,并安排在县政府教育科工作。那时教育前辈谢立业、韩方才也在教育科工作,他们常借书给我看,对我帮助很大。此后又调到古城、清水等地工作。我深感党的温暖,报恩之心,油然而生。
闲谈中我说道自己很年轻,还想深造,今后若有机会,请记着我。
两年后的1958年去绥德进校进修。那年,地区分来两名去进修的名额,但不带工资,原定的郝志先因而放弃。于是教育科把我补上,还有时任一完小教导主任的李秀峰。这次进修,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我在乐理知识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乐器风琴、手风琴也达到伴奏水平。我在学校初师班实习,成绩尚可。班主任延老师问道,如愿在绥德工作,他可引荐,我选择了回原地。
绥德进校毕业后,先在神木师范学校工作,神府分县回到府谷。先后在一完小、县文工团、教研室工作。1974年调府中任教,直到1997年通知退休,2000年办了手续离校。不论在哪里工作,我都认真勤恳,干一行爱一行,未受到家庭成份高及文革冲击的影响。学生对我的教学工作是认可的,领导也是满意的。
几十年的平凡工作中有的事早已忘怀,有些事却给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1974年初,我调府中任教,这真是充电的好时机、加水的好地方。我高兴地接受了,初到时音乐课无教材,只教一些革命歌曲,对我来说备课省时,教也自如,利用手风琴上课,教师累点,学生欢迎。其余时间便可自习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后来果然派上用场,有的教师请假,教导处让顶课,我不推辞。初中的语文、历史课都顶过。由于我认真备课,从不马虎。多次顶课使我产生了专代语文、历史的念头。
恢复高考后,还代过一年高中语文。因为当时缺乏科班出身的历史教师,我又被破格用为专职历史教师,一干就是二十年。
平时除了代课,还积极参加文娱活动。节假日县上组织的歌咏比赛,学校均取得可喜成绩。回想同李思老师文艺班的巡回演出,同李致友老师农技班在山西曲峪及府谷等地的演出,真是催人奋进,使人年轻。
自从担任专职历史教师后,凭着自己钻研教材,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地教学,学生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有的同学突破了90分(满分100)。该科成绩连续几年高于兄弟学校平均成绩,有一年高出近6分。我的教学得到同学的认可。
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断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为使学生牢记重要的历史事件及年代,把这编成顺口溜,这样既起提头唤尾之功效,也免同类事件之混淆。有些句子一般人看不懂,可对一个听过课、看过书的文科考生来说,却一目了然。编了很多,如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40年,不平南条42签。香岛广厦福宁上,20100万银元。这后领权美法取,军舰教士特权。”为了增强教学效果,我让学校配备了一块手提小黑板,根据每章每节内容设计出的选择、填空等题,写在小黑板上,下课后挂在教室后墙上,供同学自行阅读。小黑板的使用很受学生欢迎。
我任86届文科班班主任时,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民主选出了班委会,同学满意,尝试成功。干部各负其责,工作得有声有色。校内文体活动都取得过好成绩。
作为教师,就要爱护学生,关心学生,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在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里,大家才能静下心来学习。班会上我曾说,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报效国家,就得学下真本领。陶行知先生曾写诗教导他的学生:“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对我们大家同样是很有启示的啊!平时上自习时,我要提一壶开水到教室,免得同学渴了喝生水,外出走动影响学习。有两次值日生忘记拿柴,冬天教室不生火怎行,我没有责备他,忙把自己家劈好的柴拿来生好。住校生宿舍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些小事却让学生感动不已。
一次学校改善生活,灶上吃麻食,快上晚自习时,住校生中有几名同学感到头痛、恶心、肚子疼,校医说这是麻油中毒,学校正通知炊事员买绿豆熬汤。当得知绿豆汤可解毒时,我先将家里仅有的二斤多绿豆拿上,听说加点甘草更好。有的同学要去药铺买,我突然想起家里也有几根。那是早年为生产队修梯田挖土保留下来的,这时恰好派上用场。赶快让康俊秀等同学在我家熬制。中毒同学各有照应,熬好后,重的先喝,轻的后喝,也有端去让其他班同学喝的。中毒同学很快得到康复。同学间端汤送水,热情关照,体现了团结互动的精神。
恢复高考后,国家招生数量虽然每年都有所增加,但考生多,县里每年需预选,做好落选者的思想工作,非常重要。弄不好,小问题也会惹出大麻烦。有一年,从外校转来农村学生王某,安排到我班宿舍。因为预选失利,该生心乱如麻,忧心如焚。恰逢学校某领导检查,催促离校。该生外出,领导将其铺盖扔到宿舍门口。该生回来得知后,又急又气,连哭带骂,冲到我的办公室,操刀欲寻那位领导拼命,我迅速把刀夺了下来,让他坐下,递去一杯水。我说遇事要冷静,有话慢慢谈,不可急躁,更不能因小失大干傻事。他继续分辨,我耐心疏导。加之柴瑞生老师在场也帮着劝说,直到凌晨3、4点,该生的气总算消下去了。我提前做好早饭,饭后买票直送他坐上回家的汽车,方才安下心来。此事只有紫瑞生老师知情,后来也未向学校其他人提及。今天说起,实属难忘。
几十年的从教生涯,在府中留下我深深的脚印。正是:莫道园丁辛苦事,喜看桃李绽芳香。
忆王慧民老师
韩宽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府中求学。那时,我们府谷县在文化教育方面非常落后,但凡知识分子聚集的部门、单位,如农技、医务等处都是外地人在支撑局面。小学公办教师中尚有一半以上来自绥、米、佳、榆,初创不久的中学,除后勤职员外,教师中府谷人只有几个,还都是中师学历。绝大多数老师,是从关中地区调来支援陕北教育的,他们多是刚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的学生。这些老师来到饥饿的府谷,一星期难见两顿白面,只能以红(高梁)、黄(玉米)、黑(黑豆)作为主食。更不用说一年一次探亲假,与父母妻子一年一相逢的思念之苦了。他们也只是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啊!而即便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退缩、不逃逸、不消极,把火热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府谷人民。柴瑞生先生在他的诗作《逢府中校庆五十周年而作》中有“独步校园思前贤”的句子,是的,这些老师以“前贤”称之,窃以为当之无愧。对于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须终生仰视者,当属王慧民老师了。
记得是一九六一年秋,我上初三,开始有了化学课。来上课的是一位身材魁梧、阳刚气十足,却又头发蓬乱、衣着马虎、不修边幅的青年老师。他叫王慧民,西安市人,是陕师大毕业生。虽然还没有给我们带过课,可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老师中最邋遢的。同学们看着他那双皮鞋的破缝中露出的小脚趾忍俊不住,有的窃窃私语。那时候穿皮鞋是富有和讲究的标志,老师中也少有穿皮鞋的。赤脚穿一双破了又不补的皮鞋,王老师大概是绝无仅有。开始讲课了,一开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就把我们都震住了。别的老师都讲关中话,把“植物”说成“几误”,“水分”说成“费飞”,“推理”说成“腿利”,“我国”说成“饿鬼”,诸如此类。从来没有离开过府谷的我们,刚上中学过语言这一关,也得一两个月。当然,到了初三,我们不仅能听懂,有的同学还能鹦鹉学舌般地说几句关中话。西安人,在关中人成堆的学校里讲如此纯正的普通话,王老师是独一份。仅这一点,同学们便对他多了一分敬慕。一堂绪论课,便将我吸引到化学这门神奇的课程中去了。从此,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的化学课就由王老师带,我的化学课成绩也一直得到王老师的认可。
和王老师稍有接触的人说起他来,恐怕第一评价就是邋遢。是的,王老师在生活方面太不讲究了。他铺的是一块旧黄军毯包着的一个破旧的大棉絮套,没有里子也没有面子,也不缝,就那么包着摊放在炕上,被子好像也是一条旧军被,白天就那么胡乱叠一下堆放在那摊棉絮上。桌子上,书、纸、粉笔头、半截的铅笔、座灯、墨水瓶、零毛钱、硬币、几个吃过饭还没有洗的粗瓷大老碗,衣服上掉下来的扣子,还有说不上名称的一些东西,对了,有几次我还看到他的大学毕业文凭,就那么横七竖八毫无秩序地散放着。只有座椅前留一块可以容得下一本教材、一本教案的空地,那是他备课、批改作业的地方。我和同班的杨孝礼、鲍声誉等同学就常去替他“整理内务”,可过不了几天却还是依然如故。
在一般人看来,这么邋遢的人,大概工作上也不怎么吧,错!我们对他的敬佩,就是缘于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课堂上的板书,大家都看得见,字写得一笔一划清清晰晰,连一笔带笔的也找不出来,一行一行整整齐齐,端端正正。到快下课时,一节课的内容,重点、难点全部清清楚楚地显现在黑板上。哪些该放在中间最醒目的地方,哪些稍次,一看黑板一目了然。一本教材,一本教案上课时摆放在讲桌上,到下课也不动它,可从来没有发现他有忘却和语塞的时候。演示实验时,仪器的摆放、装置,中规中矩,绝无手忙脚乱,更没有操作失误的现象。课堂语言清晰利爽,绝无拖泥带水,也不重复拉杂,更没有“这个”“那个”之类的语病。听王老师讲课,那简直是一种享受。
大家看不见的教案呢?因为我常去给他收拾房子,便比其他同学有较多的机会看到他的工作。光看订教案本就可窥见一斑。那时候的教案本都是老师自己订,学校只供给整张的白纸。王老师自己特制一把裁纸刀,是用多半截小钢锯锯条磨成的。刀口的锋利程度正好适合一次裁七八层有光纸,手握的半边两侧贴两个小木条,用女孩子扎辫子的塑料绳缠出来,红一节绿一节挺受看。他给我手把手地教过裁纸:不能一次叠成所需的大小从叠缝中裁,嫌那样裁出来误差大不整齐。要边叠边裁,对折、裁开、再对折、再裁开,最后裁成所需的大小,整理、蹾齐。每对折一次,边角必须对得毫厘不差。这样裁出来的纸,就像裁纸机裁出的一样齐齐楚楚。本子钉好后,再在外面包上一页以旧《民族画报》上挑选的漂亮图片作封面,用浆糊从棱上粘牢,有棱有角,赏心悦目。(王老师自己常年订阅《民族画报》)
打开教案看,用咱府谷话说“悬也是行行,顺也是行行”。字的大小、间隔、行距、天地侧边疏密有致。你就是用尺子量也量不出忽紧忽松的地方。至于涂改,翻遍教案也找不出一处来。同学们都说王老师写教案,如果写错一个字,哪怕是一页的最后一行,也要扯下来换掉从头开始,绝不自我姑息,所以你绝对找不出一个墨水疙瘩来。这一点,我问过王老师,他是这样回答我的:“同学们说的不错,可是我写教案写错的时候是很少的,未写之前教案就在我心里了,怎么能写错呢?那种情形也只是‘如果’而已。”是的,胸有成竹又全神贯注,精神集中心无旁鹜怎么会出错呢?王老师写教案不是给教导处和检查者看的,是给自己的责任心看的。那时,全校高中三个年级三个班,初三两至四个班,一度时期,化学就他一个人带,四个头子十几节课,写教案是一件十分费神的事,可他从来没有偷懒过。我们上高中,他已经是代第三遍了,可仍然就这么一丝不苟地写,从来没有想过用旧教案凑合。
那时,学生的学业成绩是这样计算的:期终考试占总成绩的40%,两次阶段考试分别占15%和20%,作业成绩占15%。课堂提问和平时小测验共占10%。为了准确地统计学生的平时成绩,除教导处发的成绩表之外,王老师自制一份作业成绩和小测验成绩统计表,学生的每一次作业评分和小测验评分,全部登记在这个表上。这是一个非常琐碎的事,王老师有时也让我们几个同学帮他登记计算,嘱咐我们千万不要记错算错了。其实,从作业本上随便抽记几次平均一下也不会有多少误差的,可他硬要把一学期几十次作业分数全算进去。对于工作上的事,他从来没有马虎过。
王老师的专业知识功底非常扎实,解答同学们的问题,从来没有见过他稍有迟疑。他除上化学课外,在外语老师不足时,还一度给我们代过俄语课。他的书架上,摆放着好多本化学方面的精装俄文书籍,教学之余也常翻翻看看这些俄文原著。
王老师不大参加体育活动,在我脑子里,没有他活动在球场上的身影。只记得他喜欢弹钢琴。大概是六一、二年吧,学校买回一架竖式钢琴,因为没有别人会弹,就放在他的宿舍兼办公室里。闲时,他就看着几本五线谱书弹琴,常可以从他房子里流出优雅的钢琴声,虽然我们听不懂,仍觉得好听。王老师还能演戏,虽然不像李树林、李致友老师那样常演。六四年,老师们演话剧《南方来信》,他扮演美国顾问,既表现出侵略者色厉内荏的张狂,又不是漫画式的丑化。加上他的大个子、高鼻梁,头发一染,真像那么回事。
我们毕业后,“文革”初期,他被县委派来的工作组打成“黑帮”,发配尧峁劳改了几个月,年底平了反回校后,又遭到造反派学生的冲击。可他仍然在府谷无怨无悔地教书育人。七十年代初,我参加了教育局在府中举办的初中教师短训班,他给我们上化学课。这时他已经结婚了,和在西安纺织城工作的妻子,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生活依然是那么马虎,工作依然是那么执著。邋里邋遢和整整洁洁,马里马虎和兢兢业业,两种极度的矛盾反差,又极度地统一融洽在同一个人的不同生活侧面,这就是我们敬爱的王老师。
德高望重的好医生张彦
王党耀 整理
张彦,1935年生,安徽合肥市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副主任医师。曾任府谷县第八届人大代表,府谷县委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县委侯补委员、委员。
1961年,张彦从西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府谷县人民医院工作,一干就是45年,直到退休。在这45年中,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给予的很高的荣誉和评价。在这漫长的生活中,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里的善良忠厚、勤劳朴实的府谷人民。
张彦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小时候家中居无定所,他是跟随伯父在北京市长大的。1956年,年仅21岁的他带着美好的梦想,来到了西安医学院学习。196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0月,组织分配他到陕北府谷县工作。当时,他虽然没来过府谷,但听人家说,府谷地处偏僻山区,贫困落后,环境、卫生等生活条件都十分差,他犹豫了。这对于在大城市长大的他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考验。在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上,他经过再三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认为府谷虽然各方面条件差,但更需要专业人才,党和人民培养自己大学毕业,就应该到更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分配,来到了府谷。
在府谷县人民医院上班后,他结合临床,继续坚持学习,并不断总结经验,认真、热情地给群众看病,很快就得到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欢迎。他参加了县卫生局举办的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就在这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他也受到了一些牵连,但他全然不顾,只是钻研医学知识,专心为群众看病。为了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1973年,他又到西安市第二医院内科进修一年,1977年,到榆林地区西医学中医提高班学习一年。这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又加上领导对他的信任,这使他更加精神焕发,更加积极刻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从此,他决心扎根于府谷,干一辈子革命。北京的老同学、老同志和家中的亲人要他调回北京,为他多方协调,寄来了调函,他都婉言谢绝了,朋友、亲人们很不理解,可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虽然表面上看失去了很多,但在精神上却更加充实。1979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被评为内科主治医师,此后,担任了医院内科主任,1988年晋升为内科副主任医师,1993年10月又被任命为医院党支部副书记,直到1995年6月离岗。
1984年,因积劳成疾,他患上了慢性肝炎。医院领导、同事和家人都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但他考虑到医院人员紧张,人少事多,自己作为内科主任,一旦休息了,会影响病人的及时治疗。所以他坚持边工作边服药。虽然是带病上班,但他总是尽量多做工作,把方便让给别的医生,每年春节,他主动上急诊,管病房,值班。由于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学习和工作上,自然对家庭对妻子儿女的关照就少了,甚至不管。有一次,儿子发高烧,家人着急叫他回家看看,他却在病房里忙着查看病人,顾不上回去,只是在电话里说买些对症的药。女儿得了黄疸,也顾不上照料,女儿生气地给别人讲:“我的爸爸是为事业而生存的,心里根本没有想到我们。”
张彦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的职责是为病人解除痛苦,服务态度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医疗效果,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不给病人摆架子,发脾气。他理解病人的痛苦和家属的心情。只要病人找到他,就有求必应,从不贻误病人的治疗。县城官井沟有位老太太高烧40度,因无人照料不能住院,他就每天亲自到她家中给打针吃药,观察病情,经过十多天的精心治疗,老太太痊愈了。有一次,他听到五一煤矿工人刘志英,患支气管哮喘半夜病发,病情严重,他马上徒步五里路去给病人治疗,后发现病情危急,需马上住院抢救,可病人家里只有妻子和孩子们,孩子们还很小,当时又找不到车,他就主动背起病人赶到医院。因抢救及时,病人转危为安。一次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被气管异物阻塞将要窒息的患儿,他连忙抱回医院和同志们一起抢救,经过6小时的抢救,终于挽回了患儿幼小的生命。患儿的家长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是张大夫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张大夫真是一位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城关镇孙党狮因患肺心病住院治疗,由于病情危急,他顾不得休息,耐心观察病情,指导其他大夫积极抢救,一直忙到深夜,终于使患者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患者病愈后,十分感动,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亲自送到了张大夫的办公室。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他这种为病人认真负责、持之以恒的态度,寻常人是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有好的态度,还必须要有过硬的业务本领。从他来到县人民医院,兢兢业业工作,坚持不懈地钻研医学理论,总结临床经验,很快就成为本院内科的权威专家,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对一些危重病人的急救、疑难杂症的治疗,他都有独到之处,在府谷,乃至府谷周边地区,慕名而来求医的人不计其数。在他的带领和培养下,优秀人才层出不穷,身边大夫的医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位患神经根炎的病人,开始到太原治疗,由于病情恶化,随时有生命危险,又转回县医院住院治疗。经张大夫精心治疗,采取积极措施,一个月后病情好转。后由原来手足不能动,逐渐恢复到下地活动,直到完全康复。山西保德县距府谷一百多里路的一位患者,因得急性胃肠炎,脱水酸中毒休克,他家人在深夜十一点多把张大夫请到家里,当时病人已经没有了血压,在场的医生和家属都认为不行了,可张大夫检查后,立即进行抢救,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当今,社会上吃吃喝喝,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也吹到了医疗队伍中来,有些医务人员借看病,向群众索取钱物等,但正直的张彦,从没有要过病人家属一分钱,也没有收受任何礼物。因为他原则性强,不搞歪风邪气,武装部每年征兵体检时,都要求他参加并担任主检。他检查严格,从没有当兵者因身体不合格而被退回的。为此,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和嘉奖,国防部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5年6月,张彦大夫到龄退休,但他还继续上班,在专家门诊为群众看病,一直到2005年去世前一个月,他才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工作岗位。
张彦同志,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怀着救死扶伤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为府谷的医疗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也获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在几十年的医疗工作中,曾先后荣获“建设榆林”荣誉证书、省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榆林地区劳动模范、地区白求恩精神奖、地委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先后兼任陕西省医学会会员、榆林地区医学会会员、府谷县医学会理事等职。参加编写了《实用中西医结合内科手册》一书。撰写的《关于硫酸镁治疗支气管炎哮喘的初步观察》一文,获地级科技论文三等奖,其余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省、地级医学刊物上……
他是府谷人心目中最好的医生。
珠联璧合育桃李 学冠儒林奉献多
付凯顺
我上了十几年学,读过9所学校,接受过几十位老师的教导。至今对老师们的教诲仍记忆犹新,不能忘怀。在所有的老师中,我对他印象最深,留下美好记忆的要数榆林师范学校的数学老师张克继。1963年,我们进校时他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对他来说已经是可以挺起腰来做人了,讲台上,他讲的数学课,生动活泼,百听不厌;舞台上,他拉的二胡,悠扬动听,引人入胜;运动场上,他的跳高动作,英姿飒爽,全区冠军,打篮球,步伐敏捷,套路娴熟。
自从离开榆师,很少见到张老师。榆师教师两次来府谷考察调研,都错失良机未能见面,深感遗憾。回想起在榆师上学的4年间,得到张老师和他的夫人李元镜老师的教诲,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同时,为他曾经是右派而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深深的可惜。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张克继老师,1937年生,四川省闽中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教育世家。他的父母亲都是高中的数学教师。终身以教师为职业。只知道兢兢业业教书,规规矩矩做人,他弟兄姊妹5人,三男二女,他为老大。由于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和环境熏陶,姊妹5人都酷爱数学,热爱体育。他们弟兄几人,加上他们的妹夫们组成的家庭篮球队,和县篮球队打球,经常是赢多输少。让当地人啧啧称羡。他们都是大学毕业,而且是清一色的数学系。在当地实属少见。1953年高中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那时他19岁,正是风姿潇洒,书生意气,风华少年。
西南师范大学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他和李元镜同在数学系,同在一个班。李元镜也是四川人,长得漂亮,活泼好动,能歌善舞,在女生中成绩名列前茅,在学校小有名气。张克继成绩突出,有多方面的爱好。由于志趣相同,情投意合,两人关系很快密切起来,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1957年现代版的焚书坑儒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大鸣大放大辩论震动世界。这时正是张克继、李元镜毕业之时,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进行。毕业考试论文答辩都已进行完毕,凡念过师范学校的人都知道,毕业等待分配这段时间是练习板书的最佳时间。师范学校毕业出去是要当老师的,平时功课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练习板书,乘着这一段空隙时间,都在大练特练,练板书都是信手乱写,没有什么目的,写完就擦掉了。张克继和几个同学正在黑板上练字,满满的写了一黑板,这时开饭铃声响了,几个人匆匆擦了几黑板擦便吃饭去了,情敌高某蓄谋已久,趁着他们未擦净而离去,认为时机已到,在剩下的字中端详了半天,用黑板擦左擦右擦,一阵忙乱,终于让他擦出了一句不利于校领导的话。他顿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静静地坐在教室里连饭也不去吃了,等同学们吃完饭三三两两的回到教室。有人问他为啥不去吃饭,他一脸冰霜如临大敌,声嘶力竭的大声喊:我们班出现反标啦!这一喊大家如坠五里云雾,哪儿来的反标?他指着黑板上让他擦出来的半句话,说:这就是反标。大家呆若木鸡,愣住了。这件事惊动了校领导,校领导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马不停蹄,层层上报,其后自然是保护现场,找人破案。身为团支部书记的高某自然是成竹在胸,破案只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张克继的厄运从此到来,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跳到黄河也洗不净,那时党支部书记就能代表党,谁反对党支部书记,就轻轻的给你戴一顶反党的帽子,团支部书记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党,在没有党支部的班级里,团支部书记也是至高无上的。团支部书记发现并指证这就是铁案一桩。就这样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无情的戴在了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头上,任你是大学的高材生,任你是跳高冠军,任你是男篮主力,任你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这顶帽子比孙悟空的紧箍咒来的厉害,要不说你没有千变万化的能力,纵能千变万化也无济于事。
张克继头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手携亲爱的妻子李元镜来到了榆林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榆林师范学校是原来的陕西省女三师。解放后改为榆林师范学校,是当时榆林的最高学府。教师都是分配来榆林的优秀大学生,生源来自区内各县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张克继和其他老师不能相比,他是发配边关的右派,被人民改造的敌人,每月只拿28元的生活补贴,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人生的第一次搏击,在政治上已经宣告失败,人的生存本能告诉他,不管环境如何险恶,一个原则只有去适应。俗话说,愚蠢的人抱怨环境,聪明的人适应环境,伟大的人创造环境。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适者生存,不适应就会被淘汰,在理论上清楚了这样一个道理,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意志,行动上自然也就得心应手了。张克继教数学,李元镜教几何,他们上课下课很少离开学校,除了教师和学生外,很少和外边的人打交道。全区开运动会,张克继获得跳高冠军,正要代表榆林赴省参加比赛,却因右派卡了壳。打篮球是地区代表队的主力,能够代表榆林出外打球也是以后的事情,每当比赛结束,李元镜已早早的买好水果,走出赛场手拉手的回学校去了,其他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经李元镜多次斡旋,终于在3年后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总算回到了人民队伍中,那深深的伤痕、无形的历史印记是永远难以弥合的。这也是他低调做人换来的巨大收获。
正人先正己。当老师首先自己要有渊博的学识、良好的风范,才会赢得同行的尊重、学生的爱戴。榆师教书,中师班最好教,因为学生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最难教的莫过于短训班、轮训班,年龄各异,水平参差不齐,个别人30多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两位老师根据不同的水平,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授课。课堂上教,课后辅导,不厌其烦,多层次推进,多种方法并用,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不让一个家长失望。短训班一个学生数学考了20多分,几何基本什么也不知道,可能影响到毕业。春节过罢,他从家里拿来一些米和肉,悄悄的送到张老师家里,夫妇俩明白他的意思,一番耐心的劝说,那位同学很不好意思的把东西拿了回去。毕业时数学、几何成绩都达到及格标准。受他们夫妇俩人格魅力的感召,那位同学和他们夫妇俩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一次我们班上数学课,刚好张老师感冒了,他坐在讲台上讲了几分钟,然后说同学们自己翻开书看看吧,同学们打开书一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理解了这节课的内容。对数学课可谓精也,他讲数学课有他自身的特点,首先连贯,瞻前顾后、点面兼顾,以简驭繁,让无数学生由此受益。李元镜一曲金屏似的小调引得全校同学人人传唱。张克继的二胡独奏“赛马”时而悠扬婉转,时而激情澎湃,掌声不断,好评如潮。那正是他内心情感的宣泄,和久已压抑的精神折射。他们以克镜的名义多次在数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编写完成了《中学数学教程》、《中学数学辅导》等多种教学资料,被当时的教科书采用。
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伤是无法忘记的,在十年动乱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大多数知识分子日子过的都十分艰难,不是冠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个曾经是右派的知识分子,处境更是可想而知。面对无情的批判,面对疾风骤雨一般的斗争,面对今天还是坐在平静书桌旁温文尔雅的学生,明天则成为面目狰狞、翻脸不认人、失去理智的红卫兵。他一脸茫然,满肚子的狐疑,他们虽然自己没有受到冲击,但总是在胆颤心惊中渡着艰难的日子。
有一次,校长已经被批斗了三天三夜,这次批斗的中心议题是为落实一句话,有人揭发说,校长曾经在一次全体教师会上说:咱们是学校,教师主要任务是教书,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书教好了,学生学好了,任务就完成了。这句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年代,有人认为这是要学校取消阶级斗争,攻击社会主义。校长已经头昏脑胀,怎么也不承认要取消阶级斗争,红卫兵则说这就是要取消阶级斗争,并要求在交代材料上压上自己的手印,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让张克继老师说。这下可难坏了张老师。虽然校长平时对张克继若即若离,敬而远之说不上好,但此时却是奄奄一息,岂能落井下石。这一边是斗红了眼的红卫兵,说不到心坎里去,岂不是惹火烧身。平时很少在会上发言的他,似乎有些手足无措,本能的反应告诉他应该怎么说,经过张老师一番解释,红卫兵终于放弃了这场毫无意义、无休无止的批判,这是红卫兵始料未及,也是老校长没有想到的。一个学校有众多派系,各持己见,各不相让,互为仇敌,他总能以柔克刚,和谁也不为仇,和谁也不为敌,各派同学都很敬重他,他和各派都是好朋友。就这样在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中渡过了一场浩劫。
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噩梦终于醒来,右派彻底平反,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这一英明论断让无数知识分子扬眉吐气,年已半百的张克继、李元镜也是春风得意,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以充沛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投入到新的教学之中。张克继被评为榆林第一位特级教师,这一光荣称号终于实至名归,在教学之余夫妇又编写出版了《高中数学题解》、《数学教学指南》、《高中几何教程》等,其后夫妇俩同时调入陕西省教育学院任教直至退休。
梅花香自苦寒来
寇治才
我是陕西耀县人,1937年2月出生于有着24口人的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和苦难,锻造了我一生坚强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对我的人生有着深深的影响。1956年我被保送上耀县高中,后考入西北农学院农学系学习,毕业时被分配到定边工作。在定边工作生活的40年里,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参加工作起到1977年底,先后在何梁、路庄、姬畔、石洞沟、杨井、彭滩、棋杆山、向阳等社队搞面上社教、人口普查、路线教育、整顿领导班子、三夏和三秋等工作。从1978年开始到1995年退二线,为搞业务阶段(1991—1995年在县委);1999年退休至今,一直在家闲着,无所事事。
毕业分配
大学毕业分配时,按工作性质,每人填写三个分配志愿。当时我填了科研教学、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和市县农业系统。我们班的毕业生要分配在全国八个省区。凡是分配在边远艰苦地方的同学,系党总支事先都个别谈了话。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谈话的,内心感到高兴。但在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系主任宣布将我分配到了榆林地区,心里感到好大不高兴。事后到系党总支书记那儿去问,书记解释说:“首先,应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因为你是班上团支部负责人,考虑服从分配没有问题;三是毕业的同学太多,找每个人谈话没有时间。既然组织上这样定了,方案也宣布了,不好再变了,就服从分配吧!按时报到”。还能再说什么呢?拿了派遣证,领了派遣费,在校逗留了两天,整理一下行装,和同学们相互交谈,互相祝贺后就离开了我学习、生活了4年的母校。9月12日开始乘坐汽车赴榆林报到。沿途多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历时9天才到榆林。到榆林后,地区民政局的同志说:“你是关中人,定边离银川很近,回家方便;二是定边在全区各县中生活条件最好,为了照顾你,还是去定边工作吧!”听了后,我连一声感谢的话也没说,出了行署大院,直奔汽车站,乘车来定边。
到定边后,又将我分到了县种子公司,当时县种子公司在长城南街现在农技站的院子里,公司连我才4个人,一位姓曹的老经理,一位文书(关中富平人,我初中同班同学),一位会计,还有我这个关中娃。从此,在塞北高原上开始了我人生的另外一幕。
苦度生活关
我从小生长在关中,从来不吃羊肉。初到陕北,羊肉多,生活上是一大难关。
在榆林报到的当天下午,在食堂买饭,进门一看,牌子上有蒸馍和米饭,就顺便将饭票买下,端上来一看,蒸馍是黄不黄黑不黑的,又很硬,咬了一口,没有咽下,米饭也是黄的,吃了一口,感到粗糙,也难以下咽,只胡乱吃了几口炒洋芋丝,放下就走。黄米饭对我这个学农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是什么米做的?到定边后才知道是糜子做的。到定边报到后,在县农业局上灶,第一顿饭是羊油炒菜,主食仍然是黄米饭。这可难坏了我,一进灶房,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羊腥味,究竟吃还是不吃,想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吃吧!菜一口未吃,硬挣扎的吃了几口米饭,肚里感到仍然很饿,到街上去买面包和饼干吃。一问面包没有,只有饼干。七角钱买一盒,回到房里打开一看,饼干仍然又黑又硬,但还有点甜味,能凑合着吃。就这样,不在灶上报饭了,整天买吃饼干,喝开水。不多几天,嘴唇干裂,实在难受。我的同学给我讲:“这个地方羊肉多,也好吃,不吃羊肉怎么生活呢?得下决心学着吃,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就这样,又开始在灶上吃饭了。可好刚上灶的第一顿饭是炖羊肉。我闭着气,硬咽下一口,觉得胃里有点不舒服,想吐,硬忍了忍,赶快吃了几嘴米饭觉得好点了。就这样,慢慢的,一点一点,一次又一次,时间长了,能吃下去了,并觉得再没有什么不舒服感觉了。生活难关总算熬过来。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并不是一开始都是一帆风顺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实,下决心去战胜它,胜利了就成功了。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战胜的。
下乡的点滴感受
在长达14年的行政下乡工作中,虽然在业务上没有多大长进,但对影响和制约定边农业生产的一些问题,有了一定认识:因人为的乱垦滥牧,自然植被惨遭破坏,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天旱少雨,十年九旱;风多沙大,土壤风蚀、沙化、盐碱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农业产量低而不稳定,靠天吃饭,收成没有保证,群众生活困难。但定边的农民淳朴、勤劳、厚道。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世世代代,默默无闻,执着地,苦斗着,生活着。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它深深地教育了我,感动了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安心在这里工作呢?
在4年的大学里,仅仅从理论上学了一点点肤浅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如何能应用到当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和空间。这一点点知识和农业生产上博大精深的奥秘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太肤浅了。要干就得从头学习。要干好,就得到大自然里去学习,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学习,放下架子向勤劳智慧的农民群众去学习。不断探索,边调查,边实验,边总结,边提高。可以这样讲,我的许多知识,包括一些边缘科技知识,是在几十年的生产实践中学来的,是向农民群众学来的,是向书本学来的。而且是越学越想学,越学越爱学,从而坚定了我学农爱农的信念和决心。
工作中的收获
自工作以来,先后主持并直接参与农业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作物新品种26个;推广了两杂制种、间作套种、抗旱耕作、土壤培肥、配方施肥、地膜覆盖等技术22项;编写了农作物遗传育种、田间试验方法、土壤肥料、旱作农业技术以及小麦、玉米、高粱、糜谷、荞麦、油菜、胡麻、向日葵、洋芋等农作物栽培技术教材14份;撰写了比较有价值的如《定边干旱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县农业生产的几点认识及对策》、《定边干旱的成因及几种耕作措施对土壤水分的影响》、《旱作农业技术》、《三墒两抗一培肥的旱作农业技术总结》以及对武峁子公社《依靠科学技术,狠抓旱地农业》、《推行旱作农业技术,粮食连年获得丰收》科技论文、调查报告等9篇;主持了全县第一次农作物品种资源普查;第一、二次土壤普查、农业区划和省政府《陕西省长城沿线风沙区砖井镇林牧业科学实验基地》的实施工作;组织考察、论证、立项和亲自参与技术指导《定边县荞麦商品生产基地》和全省《优质油料宁亚十号胡麻生产基地》建设等项工作。
其中《定边干旱的成因及几种耕作措施对土壤水分的影响》一文,获地区科技论文一等奖,1982年被省作物学会和耕作栽培研究会收编入全省《论文选编》第一集;《对我县农业生产的几点认识及对策》一文获榆林地区科技论文二等奖;主笔撰写长达22万字的《定边县土壤、土地类型及改良利用》一书,得到了省验收专家组的一致好评(后因经费问题未报成果奖);主笔撰写的《陕西省定边县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综合区划报告》获区划成果二等奖;《陕西省长城沿线风沙区砖井镇林牧业科学实验基地》,1990年省、地第一次验收后获国家科委、省政府“陕北科技扶贫开发奖”和榆林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第二次验收后因故未直接参加省上的科技进步论证会而评为三等奖。
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受国家科委、省政府、省政协、省科委、省科协、省区划办、省农业厅等八单位,地委、行署、地区科委、科协及县委、县政府、县政协等各种奖励16项。
编写了大量的培训教材和科普宣传资料,为乡镇两级培训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技术员。县“五七大学”农作班的学生,1984年经省上统一考试,参加考试的31名同学除1名未录取外,其余30名全部正式录取并分配工作。这些学生至今有的在市级单位,有的在县级单位,有的在乡镇,有副县团级,有正副科级,大都成了单位的顶梁柱。
老牛自知夕阳晚 不用扬鞭自奋蹄
刘牧春
我是西安市人,1968年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分配到定边县。先后在县畜牧兽医站等单位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晋升为高级畜牧师。几十年来,我始终以一个普通的畜牧兽医工作者的身份,默默奉献,勤恳工作,下乡走村,为畜牧救死扶伤,为培养基层畜牧兽医工作者而呕心沥血,老百姓喜欢我,是因为我乐意为他们服务,随叫随到,从不借口推托。
我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取的“读书—求职”正统之路。上大学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一生矢志不改初衷,从不见异思迁。文化革命中身背药箱走四方,把在大学学的专业知识用到实践中,从事着绵羊改良、防疫、治疗等普通业务工作。我县办起“五·七”大学后,我一直担任主讲教师,培训基层畜牧兽医人员,出了很多学员,现在有人见了称刘老师,我竟然忘了人家姓名。
文革结束后科技工作出现了勃勃生机,我调到草原站创建了草原站历史的辉煌,走出县域,与全国许多草原科研院所建立业务联系。我的首篇论文“建草场对盐碱草场的影响”,1979年在《陕西牧医通讯》第一期上发表。此后国内许多刊物纷纷来信约稿。
我的人气、文章、业务能力被时任定边县科委主任的张震华同志所赏识,1991年3月,我调到定边县科技情报所,参与“陕西省长城沿线风沙区砖井综合科学实验基地”项目的实施工作,在技术实施组中排名第三位。技术实施组在各方大力配合下,营造防风治沙林35360亩,种植柠条36530亩,种植白刺18800亩,改良草场56350亩,推广轮作经济草田21350亩,划管更新白刺灌丛草场35000亩,推广快速养猪2.5万头,规范化养羊10万只,使畜牧业总产值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240万元增加到1995年的613.1万元,增长率为255.6%。通过鉴定验收,认为经济效益显著,起到了示范先导作用。榆林地区行署1996年8月授《陕西省长城沿线风沙区砖井科学实验综合示范基地》项目,科技进步一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1998年8月授《陕西省长城沿线风沙区砖井科学实验综合示范基地》项目,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从1991年到1995年参于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项目,在技术实施组排名第三位,该科研项目在砖井镇实施。通过建设实施,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林草覆盖率由1990年42.6%提高到1995年的48.7%,使草原超载率由1990年13%下降到1995年7.6%,初步控制了流沙移动和水土流失。1995年社会总产值达2624.8万元,实现了人均千斤粮、千元钱的宏伟目标。经省农业厅验收达到合格标准,获1997年度陕西省农业科技推广三等奖。
我每年都组织参加“科技下乡活动”,作专题发言,撰写论文。其中《建设白刺灌丛草场的初步试验》被《榆林科技》1999年第一期刊载。为了配合我县封山(滩)禁牧工作,汇集自己几十年关于舍饲养羊的经验和体会,针对定边县养羊业存在的实际问题,编写《舍饲养羊技术手册》,由县科技局打印5000份,下发到广大农村,使定边县舍饲养羊和封山(滩)禁牧工作得到了健康有序地发展。
我是一个非常爱书的人,买书、读书、藏书、爱书成癖。有人曾赠我一幅对联:人为求知瘦;家因购书贫。对借出去的书,必须索回。有人说我小气,我也不以为然。2005年我退休后被聘入老科协,适逢定边县图书馆落成,老科协倡导向图书馆捐赠图书活动,我立即捐赠各种图书200多册,为书香定边做出贡献。
2008年开始,老科协组织实施GHFM生物技术试验推广工作。我负责EM生物菌剂养猪、养兔试验,一丝不苟地按要求实施,经常深入实际观测记录并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使试验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达到预期目的。养猪业在大局不景气的形势下,每头猪实验组比对照组增值25.10元到167.00元。EM生物菌在养兔试验中,参试商品兔1065只,试验比对照增重1920公斤,增值46000多元。此项试验为GHEM生物技术在我县推广应用做出了贡献。
2008年受“三鹿奶粉事件”的困扰,加之世界金融风暴袭击,我县乳品行业遭受空前未有的挫折,产品积压滞销200多吨,市场萎缩50%,沉淀资金500多万元,潜在亏损200多万元。乳品厂资金断链,欠奶农奶款400多万元,欠职工工资20多万元。奶站收不到鲜奶,奶农的鲜奶卖不出去,造成倒奶和用牛奶喂猪喂狗现象。我自发进行调研,日夜奔走在奶农家、奶站和乳品厂,了解疾苦,商量对策,撰写出了《定边乳业的现状与发展对策》一文,印发到各有关单位,并上报县人大、县政府,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共克时艰,应对经济危机。这篇论文被《榆林科技》2009年第三期刊载。
孟子在《劝学》中有名句:“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人备焉”。一点一滴平凡小事,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自我。我经常用叶剑英元帅有名的诗句:“老夫喜吟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来自勉。县科协推荐我为优秀科技工作者,我不在意受到什么奖励,而是为了证明老科技工作者在有生之年还有着人生的价值,还有余热可发挥,还有着值得年轻人学习的美德,还有闪烁着的熠熠光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相伴农机四十年
朱 杰
我是江苏睢宁县人,1959年毕业于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来到塞北榆林地区。时间如流水,转眼40多个春秋,在这40多年中,我热爱农机,把青春年华全部贡献给定边农机事业。回忆多年的科技工作,自己感到欣慰,没有辜负党、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和希望。
培养农机人才
我到榆林不久,就被分到榆林地区鱼河峁农业机械化技工学校任教,1960年为我区培养出150名农机技术人才。1962年调定边县拖拉机站担任技术员,白天工作,晚上给驾驶员上课,传授科学技术。1969年到石洞沟乡农机站当站长。当时正是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兴旺时期,拖拉机和柴油机迅速增多,机手缺乏,技术不佳,机车趴窝的较多,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不但自己带着工具走村串户边修边教外,还建议乡政府,从1971年冬季开始,每年入冬利用两个月时间培训全乡拖拉机驾驶员和柴油机手。合理化建议得到采纳,大搞农机培训就这样开始了,6年时间共培训农民技术员1000多人次。从此机手对使用、保养、维修等技术逐步提高,机车的完好率、出勤率和班次效率都大有提高。1976年调定边县“五七”大学担任农机班主任和主讲农机教师。三年来,吃住在校,亲自动手,翻阅资料、编写教材,绘制挂图,自制教具,按时上课,深入浅出,耐心讲解,直到学员弄懂为止,上课实习由我一人独当。三年共培训农机技术人员150多人,这些学员回到各乡镇,都是各拖拉机站的骨干。1979年调农机局任农机班教师,1989年调农机管理站,1994年调农机化学校专搞培训和轮训,直到我退休后有时还到学校搞培训。同时主动给领导当参谋,想尽千方百计搞好农机科技知识普及和提高。农村生产体制改变后,我的教学形式也跟着有所变化,集中学与分散学相结合,学校学与以师带徒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几十年来,年年完成培训任务,培训各类农机技术人员近两千人次,多次被省、地县奖励。1988年在做本职工作以外,又被定边县职业中学聘请为汽车班教员,为50名学生讲制图和修理课程,得到社会上的好评。在农机管理站时,又培训农机人员节油器、小型马力测试仪和不拆卸检查仪的使用安装和调整的方法,达300多人次。在农机化学校时对学员培训玉米播种机和玉米铺地膜机的安装、调试、使用和故障排除的方法,授教学员100多人次。
国家兴旺,教育奠基。农机事业也是如此,没有大批的农机技术人员,农机事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这些技术人员必须通过技术培训才能不断提高。
推广农机科学技术
1964年,定边县新成立机械化草原工作站,全套设备有:链式拖拉机、五铧犁、41片圆盘耙、镇压器、24行播种机和收割机等,这些农具当时此地还没有人用过,所以我就积极主动安装、调试,培训驾驶员如何正确使用新式农具。两台东方红—54型拖拉机,每年完成耕、耙、播、收机械化作业,达两万多亩,我都跟班劳动,既是技术员又是驾驶员。1983年秋,带领全县农机专干去关中学习节油新技术,回来自画图亲自动手改装。在改装推广加油泵加油时,将进油管加密封套装置,和粗细滤清器芯子裹卫生纸或绸子,净化柴油效果显著。在推广金属清洗剂时,我亲自动手为农机员作清洗示范,并讲解使用和保管知识。几年共推广6000斤清洗剂,可节约很大数量的清洗用油。1988年在推广半精量播种机时,我就及早地把样机取回,安排给石洞沟、海子梁两乡农机管理站试播,并按时做好试播记录,整理上报,现已大量推广使用,深受群众欢迎。在推广130型收割机时,我亲自下农村,安装好样机,和机手做好试割,按时总结经验,汇总上报,并给县领导同志作示范表演,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好”。130型收割机在定边境内很快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在1990年,推广减烟节油器近300个,每个每天能节约柴油1—3公斤,效果显著。同时还推广使用小型功率测试仪和不拆卸检查仪及新技术修理拖拉机,都受到驾驶员的好评。在推广小麦沟播机时,我亲自参加播种,1992年一台播种机就播种1200亩,提高产量20%。同年又到山西省买来玉米播种机和玉米铺膜机各一台,亲自安排、调试、播种、铺膜。除播种机有点漏播外,铺膜机铺膜质量最好,群众非常欢迎,共播种、铺膜250亩,提高产量30%左右。
在此期间得到国家农牧渔业部“长期坚持技术推广工作荣誉奖章”和“荣誉证书”。1990年又荣获“陕西省科技推广年活动先进工作者”称号。
新产品新技术要想打开局面,销售全国,得到较高的效益,必须要进行宣传和推广工作。农机新产品新技术,更是如此,要争取农民群众认可,只有见到效益,他才买你的机器。所以,农技推广工作是我们农机人员一项光荣任务。
科学管理农机
我是学农机的,我热爱农机。如何管好用好农业机械,提高农机技术状态和机具使用率,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是我过去终日考虑的一个问题。搞好农机科学技术管理应抓什么?如何抓?根据我多年实践摸索及借鉴外地的经验,搞好“机车保养升级赛”是机务技术科学管理工作行之有效的好办法。1983年在我建议和指导下,全县开展了第一次保养升级赛活动。活动之前,召开了全县农机专干学习班,我亲自讲解“保养升级赛”的重要意义及堵油、水、气“三漏”的具体解决方法。参赛大中小型拖拉机435台,评出甲、乙、丙三等级机组,甲级车给予挂红和奖励。这年机车的“三率”有显著提高。1989年我被选聘为管理站站长,我首先抓农机技术科学管理。教育全站技术人员,树立搞好农机技术科学管理的思想。从1989年开始,在5年时间内,每年都带领技术人员下到各乡镇搞“保赛”活动,机车参赛率达95%以上,拖拉机基本达到不漏油、不瘘水、不瘘气、油净、水净、空气净、机车技术状态完好的要求。机车完好率、出勤率和班次效率均提高30%左右。1991年地区农机局又在石洞沟乡召开全区农机局和农机管理站领导参加的“农机”保养升级赛现场会,我们的经验推广全区。由于我的信心大、干劲足,在机车技术科学管理上成绩显著,被地区农机局评为先进个人。
撰写论文,研讨农机奋斗目标
有了方向,才有奋斗目标。而定边县农机事业,在过去只是按上级的一般指示来搞机械化,能否适应我县情况,那就不一定,例如过去要求乡镇建立拖拉机站,就连山大沟深的张崾先、白马崾先和胡尖山乡都建立起机站,买了大型拖拉机。由于山大沟深,道路不平,土地面积不适合大型拖拉机作业,结果机站无事干,机车放着烂,人员思想散,国家赔了钱。此种情况,再不能继续下去,非改不行。根据我多年农机工作经验和定边县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央、省地对农机系统的方针、政策,参考1982年全县农机技术普查材料,写出“定边县农机技术典型报告”;参照1983年全县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报告,写出了“定边县农业机械配备方案”和“定边县农业机械化区划报告”;1988年写出了“定边县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1995年写出“定边县农业机械化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农机“区划报告”获省区划委员会成果二等奖。
1989年我被任命为县农机管理站站长后,下定决心要把农机管理站整顿好,建立健全工作、学习、财务、生活等各种规章制度,职工们按各自的优势,有的承包,有的留站,心情舒畅地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着。三年来带领全站职工奋力拼搏,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改变了过去落后面貌,被地区农机局命名为“先进农机管理站”。
我现在虽然已退休,但要自强不息,老当益壮,在定边县老科协的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更新观念,调查研究,抓住机遇,强化服务,继续为我县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奉献余热。
丹心献林业 汗水染绿洲
孙万仁
我叫孙万仁,男,汉族,1942年7月10日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原锦西县)张相公屯乡田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62年锦西农校毕业,林果专业。本应6月份毕业,由于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提前两个月毕业,以后学校就撤销了。1962年4月分配到锦西县虹螺山国营林场工作。主要是山地造林、人工林及天然林抚育管护。两年后调到锦西县山神庙子乡(当时是人民公社)林业站工作,负责全乡造林育苗林业生产技术和下乡等工作。
1965年3月,陕西成立林业建设兵团第一师,国家林业部从辽宁省抽调200名林业技术人员支援西北林业建设。响应国家的号召,我就来到陕西。当时调到一师四团三营九连任技术员职务,住在定边县学庄乡吕小湾村农民旧窑洞里,工作任务就是种草、种柠条、挖窑洞。生活很艰苦,吃不惯陕北的黄米饭,喝不惯地窖里的水。因为一连队100多人,都是借用农民家的旧窑洞住,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全连指战员都自己挖窑洞。1965年6月我被调到一师师部规划设计队工作,任务是规划各团、营、连的生产基地、规模、范围、居住地点、道路交通等。两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定边、靖边县各林场、农场,见到了毛乌素大沙漠,看到了白于山区,黄土高坡,都是一望无际,没有边缘,沙漠上是光的,黄土坡上也是光秃秃的,什么植物都不长。风吹沙子跑,下雨黄土被冲走,水土流失严重。也走过黄龙山、桥山、黄陵山林区。到处都是密林,大部分是天然林,灌木丛生,山大沟深。大片的荒草地需要改造更新。规划设计队通过实地勘测,给师、团找到了造林用地、育苗用地和居住用地,道路交通施工设计,最终完成了各项任务。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高潮,师部各项工作暂停,部分人员分到各团工作。我分到四团生产科工作(就是东坑原新桥农场),任务是修建新桥水库防洪道水渠,两条主干渠和水库迎水面全部铺石板,目的是保护水库安全防渗。
1972年林建师解散,供给制人员都调到华阴三门峡农场工作,工资制人员全都留在当地工作。我被调到定边县乱井子机械林场工作,这个林场是全县唯一的机械化林场,施业面积9万余亩,土地类型属于沙地、碱滩地、盖沙碱滩地。
机械化造林从乱井子林场开始,经过几年的试验和实践,取得了优异成绩。机械造林的特点是:进度快,栽的整齐,深度一致,土壤镇压实,成活率高。作业时,一台链轨拖拉机可以带两台植树机,一次完成两行,每小时可植树20—30亩,适用于机械造林的树种有杨树、榆树、沙枣、红柳等高杆树苗。经过几年,造林成果好、成活好、生长好。锄草抚育也可以机械作业,比如:杜井刘二台村2000余亩的榆树造林,成活率92%;侯火场村东沙杨树造林成活率达95%;张梁南梁村杨树和榆树混交造林成活率达93%;杨油坊村碱滩地红柳造林成活率达96%。机械化造林适合在较平坦的地块,杂草大的地块和硬土地上,搞机械化造林需要提前整地,以保证土质松软,蓄水保墒。
上世纪七十年代造林苗木很缺,大部分地块造林用苗是就地取材,有什么苗造什么林。沙柳、旱柳、杨树杆平茬下来做造林材料,进行埋杆造林,成活低、效果差、生长不好。1980年我们调进合作杨、速生杨、新疆杨、沙兰杨、二白杨等优良树种(耐干旱、耐寒冷、生长快)开始育苗。几年后,解决了造林没有苗子的难题。同时还搞水桐树实生苗,落水播种育苗,樟子松、沙枣、紫穗槐播种育苗。每年育苗120余亩,产苗200万株,彻底解决造林用苗的问题,除过本场造林用苗外,大量苗子向外调出,支援各乡、村造林。
1983年至1986年底,我在定边县长茂滩林场工作,任场长,林业工程师职称。这个林场总面积26万多亩,大部分是连片的大沙漠,沙丘高大,移动速度快,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地的特点是:干旱少雨、无植被,多数属于流动沙地,流动快,风蚀严重,直接造林成活率低,保存率更低。有造林不见林现象,就是栽的树被风吹倒,吹跑了。据观察记载,沙丘受风力作用每年向前移动3—5米,根据这一类型的土地,我们的造林办法和造林经验是:在流动的沙地上造林,必须采用搭设防风障蔽的措施,障蔽分为活障蔽和死障蔽两种,搭设障蔽的材料很多,有沙柳、沙蒿、麦草等,这些都可就地取材。障蔽固沙造林是防风固沙的关键技术措施。它的作用是拦腰削顶,降低沙丘高度,障蔽间形成很多小的平台地,障蔽固沙后在行间造林成活率高。一是沙子不流动,有杂草生长,栽树后不被风吹倒;二是沙地表层有20公分厚干沙层,以下水分保持好,沙子含水量高。搭设障蔽只能搭在沙丘的2/3处以下,按沙丘走向带状排列,障蔽带间3—5米,带间造林的树种有杨树、柳树、樟子松、紫穗槐、踏郎、花棒、臭柏等。
1987年至2000年,我在定边县长城林场工作,任场长,林业高级工程师职称。长城林场地处县城东南,离城市较近,总面积22万亩,四周与城关镇、贺圈镇、砖井镇、白泥井乡、周台子乡、盐场堡乡土地相接壤。这块林业用地的特点是:周围居住群众多,饲养放牧的牲畜多,地界纠纷多,风多,干旱少雨,造林成活难,管护难,保存更难。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造林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是采用干旱地造林技术,提高造林成活率。1、提高造林苗木质量,培育苗木本身抗旱能力(旱地造林不用大水大肥培育出来的苗子),适应性强;2、细致整地蓄水保墒,特别是在草滩地、硬梁地块造林前,整地更为重要;3、合理密植,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办法,混交林,不搞纯林,有利于水肥条件供应,并能减轻病虫害的发生;4、抗旱造林的几种方法:①实施截杆造林,能减少苗杆地上部分水分蒸腾及消耗,避免风吹苗木摆动。②适当深栽,沙土地干旱表层15—20公分,深层水分好,适当深栽比较耐旱。③采取雨季、秋季造林,适合雨季造林的树种有柠条直播造林,油松小苗造林,樟子松带土造林。沙柳、红柳秋季埋杆造林成活率很高。二方面是管护好林木,保证林木正常生长,造林不管林,等于白造林。多年来我场有一支较强的护林队伍,他们“以场为家、以林为业”,能坚持工作岗位,特别是在定边县城附近马莲滩一带护林难度大,有一块4万余亩的人工林,有杨树、柳树、沙枣树、沙柳、踏郎、花棒等混交林,由于管护的好,没有受到人、畜破坏,抚育及时,生长茂盛,现已经成林成材,形成一块绿色的屏障,一个绿色景区,供人游玩、散步。三方面是坚持长期育苗生产,增加收入。造林必须育苗,没有好的苗子是没有办法保证造林成活率的,育苗是主业,但育苗也能创收。过去育苗是有任务的,按下达任务的树种去完成育苗,是大锅饭的做法,没有成本核算,所以步子小,苗子生产很慢。1988年以后实行职工承包育苗,按产苗量计算报酬,发挥了职工积极性。在育苗树种上也有了改进,引进很多新树种,新疆杨、樟子松、国槐、侧柏、桧柏、臭柏等,不但大面积造林能用,还可以用于绿化工程。总之,长期育苗没有间断,每年生产出大量的苗子,支援造林,职工经济收入也增加了,推动了定边林业事业的发展。
扎根靖边五十年
实实在在为群众
鲍登发
郗伯良,1937年5月出生,陕西华阴人,中共党员。1961年西安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靖边工作。曾先后在靖边县医院、杨桥畔、梁镇、青阳岔、小河、石窑沟、镇靖、新农村等乡镇卫生院工作。现已年过古稀,退休在家,但仍自办诊所,为群众看病。他是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员,中华医学会榆林地区分会理事。当地群众夸赞他说:“郗大夫是个大好人,学的一手好本领,扎根靖边五十年,实实在在为咱老百姓!”
郗伯良为人实在,工作认真。五十年来他实实在在为靖边人民行医看病,勤勤恳恳在靖边救死扶伤,为靖边的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获得了成就。
上世纪60年代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郗伯良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服从分配、听从指挥的老实人。他刚分配到靖边时,先被分配在县医院工作,可是没多久,公社卫生院需要人,他就被调往杨桥畔、梁镇公社卫生院。后来县医院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所以他又被调回。不久乡医院又缺人,他又被调到小河、青阳岔、镇靖乡医院。就这样来来回回三上三下,抽来调去。可是不管在县医院还是地段医院、乡医院,他都毫无怨言,总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为群众看病,尽最大努力减除病人痛苦。靖边县医院的同志说,凡是吃苦的事都少不了他。这话一点也不假,他就是这样一个吃大苦、耐大劳的人。上世纪60-70年代,红墩界、黄蒿界发生鼠疫、炭疽病疫情,情况很危急,人心惶惶。县上组织医疗队下乡,抽调人员时,有些人知道这种疫病有危险,不愿意去,有的人甚至和医院领导大吵大闹。可是当领导提出让他去时,他二话没说,就随着医疗队下疫区去了,并积极观察、治疗、喷洒药剂,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每年冬季征兵,对新兵的身体检查工作,也都很自然地分给了他,年年都有他。那时交通极不方便,县长、书记下乡都骑马、骑骡子,一般干部只能步行。尤其南部乡区,山大沟深,行走一天的确够苦够累。可是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有时不得不踏着厚厚的雪,迎着寒冷的风去赶路。一到目的地,又不得不马上开始工作。征兵年年在冬季,他年年要遭这样的辛苦罪。
有一年春季,席麻湾、石窑沟等乡发生了小儿麻疹,他又被抽调到下乡医疗队之中。一路上,他看到山上、路旁丢弃了很多病死的孩子尸体,心里很是难过,感到身为医生的责任重大,心想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治好几个孩子。每到一乡都由乡长或书记亲自带领,走村串户,逐家调查、看病。早上饭上午吃,上午饭晚上吃,有时竟没功夫吃饭。就这样多少天奔波、劳累,有多少患麻疹的孩子治愈了,有多少将要死亡的孩子被挽救了。孩子的家长们送来一面面锦旗、牌匾,感谢他们,赞扬他们,称他们是华佗再世,是妙手回春的好医生。
当时在石窑沟,一个孩子因出麻疹过早地服用了土法子药物,结果起了反作用,郗大夫赶到时已奄奄一息。他立即开始抢救,又是打针吃药,又是按摩,娃娃慢慢苏醒过来,这个娃娃就是现在已有孙女的民营企业家王永红。现在每到逢年过节,王永红都要来拜访他,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他是实在人、老实人,看病实在、认真、精益求精。在他跟前买药人放心。不论穷富、不分贵贱,只要到他跟前看病,他都下功夫,积极想办法给予治疗。
有个叫张伯刘的人,得了“嗝气痉挛”,走过西安,上过银川,吃药打针无数,但还是治不好,最后求到郗大夫门下。病人对他说,方子想遍,死了无怨,你就给我治一治。他细心观察,了解病史和病情,对症下药,最后奇迹般地将病治好了。病人感激地说:“大地方都治不了的病,郗大夫给咱治好了,真是神医啊!”
关路畔一个姓王的小孩子,抱到诊所时,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很危险。接病人时他感到非常为难,不治吧娃娃命在旦夕,治吧没多大把握。可是那人一再恳求,说他已走了很几处医院,都不接收,就盼你救救他的命。他是个软心肠人,看到病危的孩子,听着家长着急可怜的恳求,他给孩子打针、吃药,精心观察、细心治疗。第二天那人急匆匆赶来,高兴地说:“郗大夫,我孩子有救了,自你看过,孩子眼睛也睁开了,气也不喘了,有救了、有救了!”孩子病情开始好转,他又开了些药,治了几天,就这样挽救了一个濒临死亡、无人治疗的小孩的生命。
他有高超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人又厚道,看病很认真,工作负责任,是一名医德高尚的医生。在靖边这块土地上,诊治了无数疑难杂症,治愈了无数病人,挽救了无数病危的大人、小孩。人们感谢他,给他送锦旗,挂牌匾。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做,我是医生,医生就是治病,只要把病人治好了,什么都好了,再不要费心花这些钱。
郗伯良大夫来靖边时,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大学生,现在两鬓银白,年愈古稀。退休后仍然留在靖边,自办诊所,继续为群众治疗疾病,减除痛苦。大儿子的对象是铜川人,结婚后亲家想把儿子工作调到铜川,是他给儿子、儿媳和亲家做工作,把儿媳调到靖边。小儿子爱人是西安人,订婚时就提出在西安居住一个条件,也是他们老两口作细心说服工作,把小儿媳接到靖边。郗伯良常给孩子讲:“靖边这块土地养育了我和你妈,养育了你们。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不能忘了这块热土和这里的乡亲父老,一辈子留在靖边,一辈子为靖边人民服务,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郗伯良同志是一个实实在在扎根靖边的人,目前他的孙儿已上中学,他们一家三代成了真正的靖边人。
他爱好看书,尤其是有关医药方面的书,他看得非常认真。夫人李菊芬也是医务人员,对他也很支持,一见他看书就不去打扰。他也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咱是当医生的,就要多看这方面的书,做这方面的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一个医生一生下就能成才成名,要当好医生就要不断学习吸收“营养”,不断总结经验,将自己的临床实践和书报上看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创新,才能更好地为病人看病。
他是一个好医生,一个不断进取的人。1976年,他在榆林中西医结合高级班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医理论,此后又多次参加省上举办的“呼吸衰竭”、“心脏急症”等学习班。1991年又参加了“广州副主任医师知识更新班”,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他特别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治疾病,在医疗实践中对脑血管病的诊治有独到见解,并用自拟中药方剂“平肝熄风”、“涤痰开窍”、“活血化瘀”,加西药降颅压,治疗脑出血,能促进患者清醒,而不拘于见血止血。此治疗经验曾于1993年在全国疑难杂症诊治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对脑血栓的治疗,其有效率在90%以上。他对消化系统病症的治疗也很特长,用自拟“溃疡1号汤”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病,止痛快,溃疡愈合迅速;对各类型肝炎治疗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疗效显著;对慢性肾炎的治疗,用中药能快速消除尿中蛋白,取得可喜成效;对糖尿病用药治疗,可使血糖迅速恢复正常。
由于他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特殊的治疗方法,1986年荣获榆林地区行政公署颁发的“振兴榆林”荣誉证书;1999年被世界华佗医药研究院、国际华佗医药研究会、国际华佗医药杂志社评为“当代华佗”;2000年《当代中国名医特医》评选工作委员会授予“1999年到2000年度世纪名医”称号;2000年香港现代医学研究中心授予“紫荆花杰出医学成就奖”。其论文“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栓病95例临床体会”一文,在第五届国际中西医结合优秀成果交流研讨会上荣获优秀论文金奖。2001年2月获世界传统卫生组织颁发的“WTHO条塔莫尼卡明人才基层杰出医生奖”。他在医疗界的突出贡献、显著业绩,已先后被《中国高级医师咨询辞典》、《中国当代高级医师大全》、《世界优秀医学专家人才名典》等十余部大型辞书收录。
肝胆相照 难忘故人
郭延龄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自退休后,我经常思念靖中初创时期的同志、朋友,尤其是英年早逝的几位,其中周宝民同志和我私交最深,对我影响最大。
周宝民同志,陕西洋县人,靖中数学教师,历任教研组长,教导处副主任、主任。他于1957年参加工作,比我早来靖中一年。他也是无条件服从分配来到陕北的。不过他来时,榆定公路尚未修通,从榆林到靖边,骑毛驴走了六天。
宝民同志来陕北工作,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重重痛苦的。他离家时,与当小学教师的妻子张存娥结婚还不到二年,儿子周肇才刚降世。三位老人中,祖母、母亲双目失明,父亲半盲半瘸,他把老人交给妻子,自己毅然北上。后来祖母、母亲先后瘫痪,他凄然对我说“我的三位老人只剩下一只眼睛一条腿了”。为了赡养老人,不影响宝民同志工作,张存娥同志先是把儿子过继给舅家,后来又辞掉了工作。六十年代中期,三位老人先后谢世,他很悲痛,但他表现得很理智,几乎不动声色地处理了后事。我怕他出意外,也像他当年守护我一样去陪伴他,他淡然一笑说:“你不用担心,你能挺过来,我也能挺过来,更何况我是党员,又大你两岁,应该更坚强一些,我不会出问题的”。
宝民同志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家庭困难那么大,路又那样远,但是他在靖中工作的十多年间,寒暑假从未早走迟到过。他是陕南人,不适应陕北的气候,冬天未到就要穿棉鞋,天气变化时常犯胃病,风沙大常咳嗽,但是他总是按时作息,从未因病因事误课误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经常调动工作,青阳岔中学的奠基、梁镇学校的发展,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在靖中三次进出,但毫无怨言,总是调令一到就动身,按期到任。
宝民同志在工作中是个有心人。他善思慎行,崇实务本,经常能从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精辟的道理来指导行动,因此他的班主任工作做得很出色。记得有一次他所带的初59级甲班开民主生活会,有些同学提了些很尖锐偏激的意见,几乎弄得他下不了台。事后他很苦恼,可他没怨同学,而是深思自己的失误。后来他对我说:一般当老师的都爱好学生,对那些所谓差学生、落后学生往往存在厌恶之情和偏见,在教育方法上往往简单粗暴,有时甚至打击、惩罚得有些过头,更不用说尊重他们、了解他们的委屈和长处、理解爱护他们了。这次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要爱差学生,“学会爱所谓的落后学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基本功。”这一些我亦身体力行,要不然文革初我被打成黑帮时怎会有“郭延龄的宿舍是落后学生防空洞”这条“罪状”呢?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宝民同志的宿舍里赫然出现了一条座右铭,字体是工整的正楷,铭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整风时毛泽东的一个观点。宝民说,这句话可作为他数年工作的总结。这时学毛著之风还未兴起,离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还约有二十年,由此可见他读书之勤,用心之深,悟性之高。
宝民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他教学一丝不苟,循循善诱,他的板书,更是一绝。方块字写得又快又好,一堂课下来,整齐划一的文字和准确清晰的图形有机结合,互相辉映,令人叹为观止,舍不得擦去。
宝民同志还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除数学外,在没有专职体育教师时,他还代过体育课,是全校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学校初创时期,体育设施几乎为零。宝民同志来后,硬是亲自动手,和同学们一起制作了篮球架,单双杠等。他设计制作的联合器,上有数米高的天桥,左右是长长的梯子和滑板,中间有吊环、软梯、爬绳等。它雄踞靖中西操场好多年,曾是小小的张畔镇一个突出的景观。
宝民同志待人真诚谦和,行事果断,大家都愿和他来往。“交友投份,切磨箴规”,他深知我的弱点,常提醒我力戒浮躁,发挥所长。我和他相处,方方面面受益匪浅,大者如前述帮我渡过难关的事,即使小事也不例外,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们打垒球,不小心右手食指的一节指骨打翻了,当时我很紧张、慌乱,手足无措间,他笑嘻嘻地跑来说:“没事没事,”他迅疾用手一掰,把打翻的手指掰直了,我的手指幸得保全。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缘很好,校内校外都有和他交往亲善的人。这一点从他离开靖中时得到了验证。本来他对离靖回原籍是低调处理的,他一直告诫身边的几位同志和朋友不要声张。但是走的那天,凡是听到消息的人们都来了,同事、学生、家长、干部、市民,一下子聚了二百多人。不少人一边欢笑,一边流泪。喜者,于情于理,宝民同志应该和亲人团聚了;悲者,谁也舍不得这位亲密的朋友。
宝民同志临走的前夜,我们二人同榻而眠,彻夜长谈,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他给我留下的两件他亲手制作的念物;一是用三块小木板楔成的小凳;一是用细麻绳蘸上油点燃,将葡萄糖瓶子齐肩炸断制成的水杯。这两件遗物至今仍在,每当目及,就似在诉说着当年的艰辛和欢乐。
1975年,宝民同志回洋县后,先在乡下一所中学负责,由于工作出色,1979年被提升为洋县中学校长。可恨苍天不公,殒我良朋,到任未及一年,便被可恶的癌症夺走了生命。享年仅44岁。
周宝民同志是靖中建校初期的功臣,是我的良师诤友,是一个人们永远不该忘却的人。
我与胡凡常交往的回忆
姚勤镇
1960年7月,我被调到县文卫部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与县初级函校合署办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人员有刘应深、苗生圃、米凤鸣、李天义、杨世坤和我;接着榆林师范函授部撤销,中师函授下放到各县办理业务,又分配来胡凡常和高怀智两位同志。记得胡凡常同志来了后,当时文卫部部长呼延直钦、副部长李锦川给我们开了会,宣布刘应深和胡凡常为负责人,刘主管教学研究,胡主管函授教学,我们8个人都是教研员兼函授教师。
胡凡常,原名拴常,西安灞桥香胡湾人。1958年陕西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分配至榆林师范函授部工作。那时凡常同志人年轻有干劲,对工作很负责任。他来了不久后,就和刘应深同志商量,在靖中开展教学研究,分别听了郭延龄、章旭初、沈泰和、王丰庭、冯世昌等同志讲课,语文组由米凤鸣同志讲评,数学组由胡凡常同志讲评。由于这次听课事先准备得比较充分,听课后在内部作了细致的分析,所以在评讲时对优点肯定准确,对缺点批评中肯,建议富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靖中和部分小学引起很大轰动,为教研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胡凡常同志把全县的函授教育又分成四个片,初师、中师函授的面授一次进行。这样既解决了师资不足的困难,又增加了面授次数,大大提高了函授的教学质量。靖边的第一批近百名中师函授毕业在职教师,就是在1961年达标的。他采取了集中辅导、下乡讲课办法,杨世坤、李天义和我,每次下乡以前都由凡常同志集中起来辅导,用他的授课方式给我们教学讲方法。然后我们和他一起分别下乡,既搞教学研究又搞函授教学。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这件事被地区文教局认可,还在教育资料中进行了表彰和推广。
凡常同志平时在批改作业、备课中,随时辅导我们,而且经常给我们讲如何把教学研究与函授教育结合起来。我们都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关系处得非常融洽。尽管那时交通不便,下乡大都是要独人靠步行。条件虽然很苦,但心情舒畅,一天乐呵呵的。我们往往步行几十里路到事先约好的辅导点,马不停蹄地开始讲课。有时还举办教育专题讲座。除搞函授教育外,我们还检查学校工作,听汇报、作调查、听课评讲、讲意见、谈建议。每次下乡回来,还要汇报情况,再刻印下发教学研究简报。
凡常同志除教学教研工作外,还积极主动参加其他活动。记得一次为灶上到10多里外的四道海则拔沙盖,他拔的又快又多,回来背几十斤沙盖菜,累得满头大汗,还跟大伙讲故事说笑话。
1961年3月,县教研室和县函授人员配合县上,参加了原靖师附小(现张畔一小)“断粮事件”调查处理。当时是困难时期,附小住灶几位学生因欠粮被迫下灶不给吃饭,要学生回家寻粮。这件事被反映到县上,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立即批示当天由两位老同志带队,组成工作组进驻附小调查处理。我们单位大多数同志都参与了这件事的调查。当时附小校长由靖边师范校长张锦林兼任,学校工作由副校长兼教导主任陈振科主持。陈振科是陕南西乡人,由西乡师范中师班毕业分配在靖边工作。他工作能力很强。附小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工作组进驻当即召开座谈会,没说明来意,首先让学校汇报工作,陈振科滔滔不绝讲起学校取得的成绩。工作组长突然严肃的打断说:“请陈校长讲讲学校存在的问题!”会议气氛马上凉了下来,陈校长和几十名老师都不吭声了,会议开不下去了。这时胡凡常同志说关于学校断学生粮之事,是不是陈校长不知道,请总务处同志讲讲情况。于是工作组长开始了对陈校长尖刻批评,陈因为这件事很不理解很不服气,后来竟要求调回了陕南。由这件事我觉得凡常同志是想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但派去的主要领导方法极左,批评严厉,而且上纲上线,大大伤害了陈振科同志的心灵,直至离开靖边,这使我们失去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为这件事胡凡常同志内疚了好长时间。而且多次给我们说以后咱们下乡一定要多调查多了解,把事情处理公平。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后来在下乡调查瓦瑶渠小学建校劳动中压坏一名学生事件时,我牢记凡常同志的话,把事情全过程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后来县上处理这件事提供了可靠证据。
1961年8月,教研室和函校撤销,人员分配各学校。凡常同志任靖边中学副教导主任,其余大部分到其他学校任领导职务,我分到野鸡岔当了教师。那里离家又远,条件艰苦,我有些情绪。是他和孙治权同志给我进行了开导,说年青人就应该多锻炼多吃苦,于是我才愉快地去边远山区工作。以后他们还多次来信安慰鼓励我,使我在山区工作中充满了信心。
1964年暑假,凡常同志因带学生下乡搞社会调查,没有回家。我有事到县城就在他宿舍下榻。那天下午忽然倾盆大雨,传说盘龙山下来满岸洪水,县城遭灾即在眼前,他迅速组织在校几十名同学上到当时靖边县城唯一一处二层楼房,即靖中图书室。给大家说要冷静不要紧张。最后县委书记王子青由实地调查回来后,说险情并不严重,我们才回到宿舍,彻夜长谈。
凡常同志既任副教导主任,与其他几位副主任负责搞教学组织领导工作,还兼任高66级班主任。他对学生的基本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对学生格外关心,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记得那时他就给我讲过,他们班有3个烈士子弟,即刘震华、崔国雄、杨振国。我还看过一个本班学生情况一览表,对每位同学家庭住址、成份、成员、爱好等记载得非常清楚。他对我说过我们教书是教人,对人的情况不了解,怎能教好书呢?
超负荷地工作,使胡凡常同志患了疾病,在西安住院期间给周宝民同志写信,要求帮助他调回西安工作。周宝民同志很负责任,竭尽全力为他办理了调动手续。凡常同志回西安先后在长安韦曲一中、市教委函授处,教育学院等地工作。笔者多次在西安见到他,他仍念念不忘陕北和靖边。记得一次他谈起话来,说他有一个本家叔叔,原在国民党七十军高吉人部下任职,投诚后分到陕西日报社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回乡,1978年右派摘帽后收回原单位工作。他一直听说高吉人的家眷在西安,想见一面无法实现,我说高家是我的亲戚,我知道他们住址。胡立即打电话告知他的叔叔,使这个年近六旬之人,见到了他上司祖孙三代人。
2001年,是靖边中学建校45周年,校庆时胡凡常同志又回到靖边。当时我正因被诬陷在受审中,凡常同志得知消息后,专程来看望我,并给我鼓励和安慰。在谈心中他鼓励我振作精神,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其他人都对我避之不及,而他却与我促膝长谈,安慰鼓励,我想到几十年革命战斗之情谊真是来之不易啊。
2010年秋,胡凡常同志与其他靖边中学老教师一同又回到了靖边。靖边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发展、注重教育的高度来安排接待。几套班子领导亲切接待了他们,并做了靖边发展的情况介绍,组织他们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业园区、县城新貌等。看到靖边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凡常同志和其他老教师热泪盈眶,万分感动。对靖边中学新校园他们赞叹不已,对城区楼房林立他们赞不绝口,对尔德井、高渠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他们感到由衷高兴。靖边中学请他们畅谈靖边巨大变化,畅谈靖边飞速发展。胡凡常同志激动地说:看到现在靖边中学不少学生早已成为县上各级领导阶层的中坚力量,我们万分高兴。我们在靖边工作了数载,心血没有白费,汗水没有白流。我们看到了靖边县飞腾发展,跨入了全国的强县。我们相信靖边的明天会更好,靖边人民一定能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毕生精力 奉献靖边
郑明生
祝鸿德、张玉茹都是北京人,建国初来靖边医务界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们把青春年华、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靖边,在靖边成婚并生儿育女,直到退休后才迁居西安。一对出生于繁华京都的夫妇,在塞上荒漠生活工作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精神难能可贵,品德令人钦佩,人格充满魅力。
开始我们电话预约,想请他们俩写篇感受文章,他们表示:我们只是刚到靖边时的六万分之二,离开靖边时的三十万分之二,有什么值得写呢?靖边是靠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靠靖边人民的艰苦奋斗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虽然在靖边几十年,仅仅作了一点自己应该作的事情,没必要宣传。不宣传这对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靖边的夫妇,我们觉得问心有愧,于是我们决定走访他们。
2010年初秋,我们在西安警苑饭店南楼302房间,请来了他们夫妇。见到了“家乡人”,老祝、老张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他们谈起了从初来靖边的荒凉,到现在靖边的繁荣,讲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谈话中,县政协主席贺启鹏插话说:“你们是建国初就来靖边的知识分子,你们把一生精力献给靖边,是靖边县的功臣,靖边各界和靖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听了这话,一对头鬓花白的夫妇热泪盈眶,异口同声地说:“靖边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时常想起靖边的人、靖边的事。只要靖边人民还记着我们,那我们在靖边的几十年就无怨无悔,苦也值得、累也值得,我们为靖边所做的奉献,更是值得。”多么实在朴素的话语,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几句简短的话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这对老夫妇与靖边的深厚感情,与靖边人民的血肉联系。走访回来后,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决定就按走访时所谈的内容,来整理这篇文稿,以表达靖边人民对他们的感谢。
真心诚意为老区人民服务
问:请谈谈你们是怎样来靖边的?
祝: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正随亲在西安就读。我上的是陕西省卫校,她上的是省助产学校。1952年我们毕业了,我被分配到榆林专区靖边卫生院工作,她被分配在横山卫生院工作。1953年在靖边成立妇幼保健站,开始搞新法接生的宣传和实施工作,组织上又把她从横山调过来,专门搞这项工作。从此就在靖边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以后又在靖边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在靖边生活了几十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问:你们刚来时靖边的情况怎样?
张:那时的靖边是很荒凉的,十里八里少人烟,大人娃娃赤脚片。住的是土窑窑,烧的牛粪和柴禾,把家熏成黑窝窝。县城张家畔,也就是那么几道沙梁梁,盖了些平房房,点的麻油灯。机关不多干部也少,见一回面相互都认识了。回想起来,那时老百姓和干部生活都很艰苦。有句话说:穿的烂走的快,肚子里装些酸白菜;还有句话说,人口多铺盖少,家家都有一领老皮袄;再有一句是一年四季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就是那时环境和生活的写照。
问:那时生活那么艰苦,你们能生活惯吗?
张:刚来时,的确是生活不惯。可是看到老百姓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他们能过的惯,我们咋就不能呢?再加上那时候人年轻,好胜心强,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要为新中国添砖加瓦作贡献,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也就那么挺过来了。
祝:那时候把职责看的非常重要,专心致志为群众看病,就什么也顾不得想了。再就是觉得老百姓能过得惯,我们也应该过得惯。靖边在建国前只有个军民药房,有两三个人。建国后成立了卫生院,首任院长是王育鸿,卫生院也只有八、九个人。1956年改为县医院,开始作小手术并分了科室。接着妇幼保健站也撤了,老张也调回医院搞妇产,我搞内科。后来又调来了白金璧院长,人员也不断增加充实。1960年后开始有了大学生,院里也设上了书记的职务,各项工作更规范化了,医疗设备也不断更新。1959年医院买回第一台X光机,我是咱县第一任放射科大夫。由于病人多,自己只顾查病开机,忽视了铅围裙铅手套的使用,有时顾不上就不戴了,结果是查出了不少人的病,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自己却患上了职业病。尽管带着病,我仍坚持着放射工作。后来配了助手,我毫不保留地传授技术,最后慢慢地培养起了接班人,我才离开了放射科。
问:你们二位有没有产生过离开靖边的念头?
张:1957年反右时,我们的言行都比较谨慎,没受到什么冲击。但当时靖边在知识界定了些右派分子,有的还被判刑劳改、劳教。随后有些人陆续调走了,我们也产生过离开靖边的念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斗院长、书记,有时正常医务工作也受到影响。这时分配来一些医科大学生,只有一人分配到了县医院,其他都分配在乡镇医院。后来尤荃、王新岗、赵智、张宗义等10多人都调回北京、西安、银川等地,我们的一些亲朋也劝我们离开靖边。但我们想到这里人民需要医生,我们应以医生职责为他们的健康负责,我们还是留下来了。那时候我们和城乡的一些患者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的确有些舍不得离开靖边。城关有个叫李毓义的人,他与妻子余秀珍在银川结婚,身边也没有孩子。当时他俩在靖边参加工商业改造,我想尽办法,经过治疗、指导,终于促使余秀珍怀孕生产。他们非常高兴,我也觉得很欣慰。但文革中造反派要抄他的家,当时老余刚生小孩六天,老李在机械厂接受批斗,他们苦苦要求能不能迟一点抄家。但造反派那管这些照抄不误,结果小孩患病夭折,老李夫妇异常悲痛,我们也非常同情他们,这是历史造成的遗憾,至今想起来还令人痛悔。我们常常想我们能给病人解除痛苦,就能带给他们幸福,看着他们幸福,我们也享受着幸福。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们离开靖边的想法,很快就消失了。我们觉得靖边是一块红色老区,这里的人民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为老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荣幸,所以我们踏踏实实地留在了靖边,真心诚意为群众消除疾病痛苦,用我们的工作换来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心想计划生育 情系靖边人民
靖边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掀起过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这对当时遏制全县人口增长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不注重科学方法只要数量而忽视质量,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城关镇居民董英的“粘堵事故”,龙洲乡刮宫“穿孔事故”,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给患者和家庭造成了身体上与精神上的痛苦,给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和困难。就在这时候张玉茹等一批妇产科大夫,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议:提高思想认识,注重手术质量,给孕龄妇女和社会作出满意承诺,让社会、家庭、孕龄妇女都吃“定心丸”,使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在全县民众中顺利贯彻执行。县委、县政府及时采纳了张玉茹等同志的合理建议。县上召开了专题分析会,卫生、计生部门多次召开了现场培训会,县医院相继召开了事故剖析会。县上主管计划生育的冯桂莲和张玉茹大夫都参加,在会上讲事实摆道理,通过列举典型事例说明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对事故剖析说明计划生育的科学性、规范性要求。接着他们分别带医疗手术队深入乡镇,逐一排查摸底,依照科学态度,能就地做手术就地做,有疾病有炎症的先治疗先消炎再作手术。治疗中百般精心,手术中分外细心,把计生对象当亲人。治疗、手术前开导治疗、手术后走访慰问,大大改善了大夫与计生对象的敌对情绪,彻底改变了以往“搞运动”、“一窝蜂”现象,全县的计划生育又纳入了正常规范的轨道。全县各乡镇结扎、上环、刮宫、引产等计生对象纷纷主动赶到县医院做计划生育手术。一时县医院的床位、手术房、专业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又成了新的困难。冯桂莲和张玉茹两位同志向县领导提出设置临时病房、手术室,抽调基层有技术有经验医务人员来解决燃眉之急的建议。县委、政府立即采纳了她们的建议,把县委常委会议室改为临时手术室,把县委各大小会议室改为临时病房,抽调基层医务人员与县医院人员相互配搭,组成了靖边县医院“第二妇产科”。张玉茹在两处奔波,作业务技术指导,冯桂莲负责后勤保障。第二妇产科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既满足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也提高了医务人员的责任心,至今在靖边县还流传着这段“县委设病房”的佳话。
问:你那时候,是怎样指导县上人口和计生工作的?
张:可以说我这一生就是搞计划生育的。因为和老百姓处的期间长了,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心上老想着这件事情,可以说一心钻在了计划生育上。记得一次下乡,大女儿靖芳发高烧,我只简单留了药就出发了。等回来后不仅高烧未退,而且诱发成了小儿麻痹,造成了终生残疾。因为心里思谋百姓的事多,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造成了这一大缺憾。那时我注重依靠领导广泛宣传教育,精心技术指导,夯实基层基础。特别是向领导积极建议,管理好流动人口,强化激励机制,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所以创新了管理,调动了积极因素。同时加强业务人员技术培训,要求工作人员要优化服务,提高为百姓服务的水平。记得一次在席麻湾作计划生育手术中,由于过度疲劳,血压突然升高,我晕倒在手术床边,稍事休息了一下,又坚持去做。开始主要业务骨干是西安医学院毕业的苟文丽大夫,后来她调回了西安。我又千方百计向领导建议调来了李春茹、李青香、薛缀花等人,不断辅导培训,使他们成为新的业务尖子、技术骨干。其中李春茹是个佼佼者,她不仅业务精通,而且还启发孕妇与医生配合,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有一套迅速止子宫出血的方法。孕妇和患者都很喜欢她,我也很器重她。后来她调回西安,又返回受聘县中医院妇产科,继续为靖边人民服务。直至现在年过花甲,仍在靖边办诊所,为靖边广大妇女排扰解难。我在搞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依靠的就是群体力量。古人云:众人是圣人,什么时候都是人多力量大,人多智广啊!
问:常听一些老同志讲,你有一个铁铲子铲锅的比喻,那是怎么回事?
张:(哈哈大笑)那简直和笑话差不多,事情就是在“县委设病房”那次。当时县上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层干部,他的老婆一年内作了三次刮宫术,可就是不愿上环,更不同意扎管。基层卫生院同志说这样会刮坏你老婆的,他还是半信半疑。正好县上举办学习班,他在会上向我提问说,刮宫多了是不是对女同志身体损害大?在场不少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那肯定损害不小,这还要问?这位同志两眼直照着我说:还是请张大夫讲讲。我当时心里盘算,这正是教育一个人的好机会,因为我了解他已有两个女儿,一心想遇计生政策稍松动时再生一个儿子,以传宗接代。受这种思想支配,他宁愿让老婆刮宫,为今后偷生留下机会。我深入浅出地讲了子宫的作用和机能组织情况,然后讲了刮宫时对子宫壁的伤害可能,特别是不规范操作会带来穿孔危险,最后小总结时就引用铁铲铲锅的比喻。没想到这个比喻竟流传了这么多年,还没被人遗忘!
花环是一时的荣耀 人品是永久的名声
张玉茹同志和祝鸿德同志分别是在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县防疫站副站长的岗位上退休的。老张在靖边工作时,曾被评为全省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早在1963年靖边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老祝也曾任过县人大代表。但他们把荣誉看得并不怎么重要,而看重的是业务的钻研、技术的提高和品德的修养。
1965年12月靖边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县上没有安排她当代表作委员,但她没一点怨言。仍然兢兢业业奋战在她的工作岗位,当时全国开展向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学习活动,她以李月华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精神对待病人,医院里称她为好职工,病人称她为好医生。她自己也说:“我把荣誉只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把群众对自己的评价看的同样至关重要!”
1984年靖边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张玉茹再次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并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7年靖边县召开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由于个别人做手脚,她没有当选代表,自然也没有当人大副主任。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了解到了她当时的真实想法——
张:人民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都是靖边县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给我的荣誉和赋予我的责任。这也是靖边县人民给我头顶上戴的花环,我认为花环只是一时的荣耀,而人品才是永久的名声。当时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不够完善,我也没把这当成回事,由于个别人对我有意见,在代表产生的系统会议上作了手脚,结果我没有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当时我也很生气,为什么就这样由人摆布没人管呢?但又想到自己是个搞业务工作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何必为这些伤脑筋。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开了,我没有参加也没去列席,县委、人大和政府主要责任人也找我谈了话,安慰和鼓励我继续好好工作,告诉我以后组织会妥善处理这件事。当时省人大副主任刘力贞来靖边视察工作,因县上正开人代会,组织上让我陪同刘力贞同志,我没带任何情绪,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1988年3月,县上又通过召开例会补选人民代表办法,恢复了我的人民代表资格,接着在例会上又补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由于我认真负责地工作,在县上领导和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大家对我比较信任。后来县委书记李三原主动找我谈心,对我几十年在靖边的工作给予肯定,说我是为靖边人民勤恳服务的“老黄牛”,也询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所以我把残疾女儿靖芳没工作的事提了出来。领导对我孩子的事非常同情,而且表示尽快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县上把我女儿安排在防疫站上班,我非常感激,请你们回去替我向领导表示再一次的感激之情。记得当时李三原书记给我说:“就以你们夫妇在靖边几十年的苦劳,和你们在全县人民群众中的声望,我们是应该为你们解决这件事情的”。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靖边,我们是无怨无悔的。
祝:正因为我们比较重视人格品德的修养,我们有一个做人的准则:注重气节、自有良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在文革中尽管我们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臭老九”成了革命对象,但是我们也没受到大的冲击。我们懂得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事实求是,正派做人,扎实工作,对人对事无愧于心。改革开放后,在美国的二兄曾邀我们去美国,他们想让我们留在美国,后来见我们执意不肯,又说把子女送来一两个。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在靖边这块土地上干了多半辈子。靖边人民养育了我们几十年。他们在靖边是祖祖辈辈,而我们只是一生一世,我们有什么理由离开靖边?我们有什么理由离开靖边人民?用我们的精力换来靖边人民的安康幸福,我们高兴。看到靖边日新月异的变化,成了全国百强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我们欣慰、我们自豪!我们在靖边几十年心里是坦荡的,我们在众人面前腰杆是挺直的,而且我想我们在离开人间时,心情也会平静的。我们虽没在靖边有过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们用良心的奉献,赢得了靖边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和靖边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为靖边人民奉献了青春年华,甚至全部精力,靖边人民至今没有忘记我们,就这点来说我们是心满意足的,我们是甘心情愿的。请你们回去带上我们的真诚祝愿,祝全县人民幸福安康,万事如意,祝靖边的明天更加美好!
横山几十年 无悔作奉献
方振业
1936年3月,我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孟村乡蒋寨村。1952年考上中师,1955年考入陕西师范学院(陕师大前身)化学系本科。按当时我的品学情况,1959年7月毕业分配完全可以留在条件较好的关中地区。为了回报党和人民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响应组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献身的号召,我选择去条件艰苦的陕北老区。交了申请后,辅导员特意提醒我:“商洛也是山区,离蓝田县又近,你为何不申请?”我回答说,老区更需要我,也最能锻炼人。最后组织将我分到榆林地区。当时陕西师院分到榆林的本、专毕业生共有40多人。8月下旬,我们集体包一辆大轿车,经过四天的长途颠簸到达榆林,住在地区招待所等待分配。我们有四人分到榆林县(当时是榆横合县)。榆林县教育局长通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谈分配情况,他说:“你们四人的去向有榆中、榆一中、横山中学、还有镇川中学。”他特别说明横山中学在榆横合县后,仍保留原县级中学的待遇,那里很需要一名化学专业的教师。现在的化学课,是由一名学历史的老师担任。我当场表态,横山中学需要我,我就去。尽管当时在我们四人中还有专科生,我完全有去榆中或县一中的可能,但我仍坚持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因此当即拍板我去横中。
1959年9月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跨进了横山中学的校门,开始了我献身老区教育的工作。领导和老师说我是到横中工作的第一个本科生,对我非常热情,让我感觉到进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决心努力工作予以回报。刚开始工作没有经验,每课都要详备,作业要全批全改,时间不够用。我只能早起晚睡,埋头苦干。领导经常问寒问暖,所以我虽忙,却心情舒畅,劲头十足。1960年我入了党,担任了理化教研组组长。1961年成为全校唯一的参加校务会议的教师代表,1964年被选为校工会主席。1965年春,经校务会议研究,党支部同意,上报我为教导处副主任。时过半年,黑义忠校长又告诉我说:“上边打了招呼,现在组织停止发展,干部停止提拔,大概是在酝酿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因此你的提拔一事只能暂停。但希望你不要因此影响工作。”我立即明确回答:请领导和组织放心,我的工作态度将同过去一样,我自愿申请来老区,是为锻炼自己和更好地回报组织对我的培养,不是为当官。
我老家原来是“上中农”成分,社教中被补捞为“地主”成分。于是,文革之初,我也因此受到批斗,成了所谓的“黑帮”。我当时很委屈,认为我自愿赴陕北老区为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工作上也是一直坚持勤恳自律,怎么会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呢,我非常痛苦,但又无奈,只好接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好在刚刚当了两个月“黑帮”,就被学生平反了。
横山中学13年,是我成长的13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13年。特别是遇到老校长黑义忠,他那平易近人、知人善任、惜才爱才的高尚品德是我们每个教师的学习榜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我,也更坚定了我扎根横山这片土地的信心和决心。
1972年我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老婆又是横山高镇乡民办教师。因为家庭的困难,我不得不同高镇中学的化学教师商量对调事宜。1973年春,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13年的横山中学,对调到高镇中学任教。该校领导、教师很团结,大家一心搞好教学工作,学风也很浓。在这样的环境工作,我心情非常舒畅。我加强教学改革,在重视实验教学的同时,试制沼气,于1975年建成一个40立方米的沼气池,获得良好的产气效果。当年县教育局召开了一个流动现场会,将参观高镇中学的沼气作为流动现场会的一个亮点,听了我给学生上的一节沼气课,吃了一顿用沼气做燃料蒸的馍。我还进行了腐殖酸铵的土法生产试验。除给学生上专业课外,还在高镇公社举办了一期腐殖酸铵的土法生产和使用的学习班。在校内组织了兴趣小组,进行肥皂、雪花膏和红、蓝墨水的试制。生产的墨水除学校自己使用外,还向临近学校销售。由于当时批“回潮”,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影响,我深感愤怒。为什么想好好教书也这么难?就在我百思不解的时候,因为办沼气有了一点成绩,横山县计委想调我去工作,并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既然书也教不成,那就同意吧。1977年春,我调到了县计委科技组。随着“四人帮”被打倒,拨乱反正,科技教育又被高度重视了。县里成立了科委,我成了科委的主办干事。1978年教育局动员我归队,我审时度势,觉得自己热爱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还比较熟悉,在那里也更能充分发挥我的才能。因此同意归队。就这样,我于1978年秋又二返高镇中学,任教导主任。我全身心地协助校领导组织教学工作。同时仍然兼几个班的课。1984年榆林地区科委首届论文评比中我的化学实验教学论文获得二等奖。
1983年秋,组织又调我到横山二中任校长。从教导主任到校长,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我只有更努力的工作。二中的8年时间,是我在陕北老区几十年压力最大、负担最重、最为艰辛,同时也是工作最有成效的8年。进入二中时,发现图书、仪器少得可怜,理化教师竟然没有做演示实验的习惯,教具利用率很低,甚至被当成教师孩子的玩具。教风学风不好,学生千方百计往横中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从听课入手。我要求教导主任和我一起进教室,连续听课3周,每天听3节,下马观花,深入教学第一线。3周下来,既了解了教师也整顿了教风。此后,我在全面抓学校工作的同时,着重地抓了初中两个毕业班,并亲自兼任初三的化学课,同班主任、科任教师,共同苦战整一年,获得良好的效果。1984年全校一举考取7名中专(1983年仅考取一名),升高中考试成绩也在全县名列前茅。通过一年的努力,打响了第一炮,师生均受到了鼓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加强教学管理,制定规章制度,强调要面向全体学生,特别是要加强后进生的教育。我大胆提出:以班级为单位开展评优评差活动。由于措施得力,从而获得了良好的评比效果。一年下来,校风进一步改善,教学质量又获提高。1985年高中升学率获全县第二,小中专升学率则在全县遥遥领先,考取了27名。这一成绩震动了全县。仅用了两年时间,横山二中向前迈了两大步。二中翻身了,气好出了,群众也说“二中不一样了”。二中学生转横中的现象自行消失。1985年秋,多名横中初三学生要求转二中就读,基层学校学生要求转二中的更多,就连邻近的米脂、镇川、靖边、榆林,还有延安、内蒙的学生也有多人要求来二中就读。随着教学管理日趋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从1985年秋开始,试行“教职工岗位责任制”。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实行两定、五奖、一考核。从而使二中的教学管理工作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二中在不断加强教学管理,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也在稳步提高。1989年和1990年二中连续两年参加全国数学联赛,两年均获得省级优胜奖,这在全区的学校罕见。1989年的全国生物联赛中,全区前10名中,二中占了7名,第一和第三都是横山二中的,成绩遥遥领先于全区所有中学。1990年榆林地区数、理、化教师首届优秀论文评选中,二中教师论文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在全区名列前茅。因此地区教委决定我和榆中的李修平老师、吴堡的一名年轻教师,代表榆林地区去汉中参加省教育厅召开的实验教学调演交流大会。
客观地说,我的工作能力并不超群,工作成绩也不算优异,但我响应组织号召,自愿奔赴艰苦地区,安心教育工作,坚持时时按政策办事,处处从工作出发,公正处事,不谋私利,兑现了大学毕业时对组织的承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了党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献身陕北教育,我无怨无悔。要说还有点遗憾的话,就是对生我养我的故乡,我付出的太少了。
最后我想用几句话概括我的人生:
师范七载铸师魂, 愿为祖国育良材,
别离故土到榆林。 喜看桃李正芳芬。
倾心教育因承诺, 两鬓斑白人渐老,
献身老区图报恩。 无悔人生写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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