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习仲勋任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对于这次工作调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
      春节过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来到绥德，开始了新的战斗和工作。他住在位于县城西门内雕阳山下的“九贞观”，这是明清时期的一座道观，当时是绥德地委的办公场所。凑巧的是，他接替的又是陕甘边区的老战友张秀山的职务。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与张秀山有过多次　职务上的交接。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2002年5月10日，习仲勋在为张秀山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作序时，依然动情地回忆起这件事情：“我和张秀山同志是老战友。我们一起参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我是在两当革命兵变后，1937年7月到耀县杨树坪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秀山同志此前在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两年多时间。…秀山是1932年11月间来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涯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来到绥德，习仲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是行社会调查，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
      从历史来看，绥德原名绥德洲，享有陕北“旱码头”的美誉。绥德城在古时候就处于陕西、山西、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区的交通要道上，商贾云集，经济较为发达。
从现实情况来看，绥德分区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全国抗战爆发以来，这里也和关中分区一样是陕甘宁边区摩擦斗争的前哨阵地。
      绥德分区，当时有人口50多万，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绥德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大门，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又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解放区的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所属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个县的大部分区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属于陕北苏区。但在1937年9月陕甘军边区成立时，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个县并未列入陕甘宁边区26县管辖区域（开展划定的行政区域为23个县，随后国民党政府又增加了镇原、环县、豫旺3个县）。同年冬，日本侵略军打到山西柳林一带，进而企图西过黄河，人侵陕甘宁边区。经国共两党双方商定，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个县划分为警备区。国民党同意把原驻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离，由八路军陈奇涵部接防，警备区司令部设在绥德城，下辖八路军七一八团、警备一团、警备三团，负责保卫河防。但绥德的地方行政由国民党反共专家何绍南出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动派，毛泽东曾当面斥责其为“摩擦专员”。在日本侵略军面前，何绍南毫无抗战之心，他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后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专事摩擦，处处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何绍南在绥德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板子”（妓女）队，对八路军驻军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唆使联保长和地主劣绅拒绝给八路军出售粮草，威胁恐吓群众不得与中共军政人员接近，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共产党和八路军，阴谋挑起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情绪，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八路军退出绥德地区，以达到其独霸绥德，截断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联系的目的。
      为了维护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对其晓以民族大议，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弃摩擦，一致抗日。但何绍南一伙视中共的善意为软弱，依然人开进行反共活动。对此，边区政府不得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这种机会无情地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并且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下乡深入群众，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1939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从晋西北抗日前线回师边区，进驻绥德警备区，担任守备任务。何绍南一面假惺惺地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一面又在会后散布流言蜚语，纠集一帮地痞流氓和反动政客出来造谣生事。1940年2月，何绍南集中13个保安队，偷袭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并占领了一部分阵地。三五九旅立即奋起反击，全歼了这批顽固派。接着，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八路军部队相继解决了发生哗变的绥德、吴堡、清涧等黄河沿线的反动保安团队，制止了顽固派的挑衅活动。
      随后，绥德警备区和特委召开了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声讨大会，揭露何绍南贪污公款，搜刮民财，沟结汉奸私贩鸦片和白银，以及暗杀抗日民众和偷袭我抗日军队等罪行，激起了地方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何绍南犹如过街老鼠，在人民群众的一片喊打声中，躲到洞中不敢出来。2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何绍南，并要求委任王震为专员同，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5个县行政权隶属边区政府，以利河防。何绍南见大势已去，就把他的专员公署搬到城外二郎山上的寨子里，准备逃跑。29日深夜，何绍南率7个保安中队在焚毁了二郎山的弹药库后向石湾方向逃跑。这批保安队被八路军追击部队歼灭大半，何绍南只带少数人逃回了榆林。从此，八路军肃清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5个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建立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春，中央军委令五震率三五九旅主力进驻延安东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等地区，进行屯垦，把守延安的南大门。习仲勋到达绥德时，八路军独立第一旅负责绥德警备区的防务，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区司令员，习仲勋任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
      通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习仲勋清醒地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绍南反动统治的破坏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绥德分区干部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据当时在绥德师范学校秋三四政学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据此，习仲勋根据中央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并结合绥德的实际，明确提出：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用党的政策方针去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同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
习仲勋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好地方和军队，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等关系。1943年，他到达绥德不久，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也从邢台迁到绥德西山寺，徐向前任校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任副校长，陈奇涵任教育长，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抗大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有青年干部，有男生，也有女生。抗大总校在绥德一面建校，一面陆续接收学员。原计划本期培养八千到一万人，结果只招收了六千余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晋察冀边区二分校的一部学员转来陕北，收生工作才告结束。
      鉴于当时绥德地区干部工作面临的局面，习仲勋及时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各方面力量，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习仲勋一方面主动进行比较全面的社会调查工作，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采取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亲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蹲点，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调查组成员包括绥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以及梅行、张力等人。春寒料峭，习仲勋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习仲勋认为，郝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家庭和睦，以身作则，带领全村农民群众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支援抗战，使这个佃户村的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圆满地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村里邻里和睦，干群团结，在各方面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个方面走在前面，是绥德地区的模范村，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经习仲勋提议，并由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共产党员、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在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他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了郝家桥村。此后，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村的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从这时起，习仲勋和刘玉厚这位农民朋友开始了数十年的深厚友谊。1995年，刘玉厚逝世，习仲勋十分悲痛，写下了“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调研工作结束后，习仲勋帮助绥德县修改经济建设计划，并要求各区乡干部帮助群众制定村民公约和农业生产计划，同时要求机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他以身作则，树立典范。从而使得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分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延文